知情人講述中共1981《歷史決議》起草內幕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5月06日15:24:4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中國能不能走上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關鍵在於能不能擺脫毛澤東的陰影，使這個國家從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和毛澤東思想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在“四五”運動中，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在理論務虛會中，在四千人討論中，都有重大的認識成果。但是，鄧小平“一句頂一萬句”，利用強權，扼殺了這些積極的成果 　　老高按：1981年6月27日，當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際，我是武漢大學四年級學生，正處在為應對迫在眉睫的期末考試，沒日沒夜、不管不顧地突擊複習的白熱化階段，對這麼重要的決議，幾乎無暇分神關注。對當時官方、學界字斟句酌地爭論、推敲（用“推”好還是“敲”好）的許多“定論”以及微言大義，我們作為一般學生，也沒有那麼敏銳的感覺；只是大略知道，這個歷史決議，主要要解決兩個問題：一，要對毛澤東蓋棺論定；二，要對“文革”一槌定音——也就是說，中共中央要對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一個人、一件事，欽定一套最標準、最權威的答案，以便在日益鬆動、日益活躍（在鄧小平看來就是日益混亂）的意識形態領域，有個定於一尊的口徑，此後就不得越雷池一步。 　　當時雖然沒有精力去打聽，還是不斷有真的假的、好的壞的各種傳聞，刮進我們的耳廓。例如，聽說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在這個決議的討論起草、徵求意見階段提出：對毛澤東的全面評價中不能少了兩條：一是毛澤東玩弄權術、迫害戰友；二是毛澤東的生活作風問題。但後來讀到官方公布的決議，還是沒有這兩條。王光美是否提出過上述意見，無從證實。 　　我們還聽說在歷史決議起草過程中，遇到一個巨大的難題：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1976年毛澤東辭世，27年中，毛澤東從五十年代中期（從1957年“反右”算起）就開始犯錯誤，直到“文革”達到頂峰造成全黨全國的浩劫——錯誤領導的時段（1957～1976，共19年）遠遠長於正確領導的時段（1949～1957，共8年），那麼寫起來，勢必讓人感覺毛澤東“過（罪）大於功”，如何還能讓人們接受決議中關於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結論？ 　　我們又聽說，鄧小平出了一個奇招，一下就化解了這一難題：將從建黨到建政的28年（1921～1949）引進來，合在一起總結，毛澤東正確領導的時段（1921～1957，共36年），長度、份量不就超過了錯誤領導的時段了嗎？記得我當時聽說之後，對舉重若輕、遊刃有餘的鄧小平佩服不已。後來才知曉，這個思路的知識產權，屬於陳雲。 　　2011年從夏到秋，這個歷史決議發布30周年，中國各地舉行了各種紀念會、研討會，尤其是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所主導的討論會，影響較大。 　　這裡我要介紹的，是去年10月中旬，由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首都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的，沒有任何宣傳，在中國大陸影響相對來講較小，不很為人所知。不過我覺得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批判，值得關注。 　　在這個座談會上發言者有：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官員鄭仲兵、李洪林，中國媒體人盧躍剛、著名律師張思之、《炎黃春秋》首任主編盧弘、江青的首任秘書閻長貴、前湖南人民出版社編審朱正、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孟繁華、蕭冬連等多位專家、學者。 　　《新史記》第6期全文發表了這一座談會的發言紀要，有三萬多字；前不久又分段刊發在“明鏡歷史網”（www.mingjinglishi.com）。這裡我摘錄其中主要內容，分成上下，轉貼於此，供關心那個時代、關心毛澤東評價、“文革”評價，也關心鄧小平歷史功過和地位的朋友參考。 鄧小平強加給全黨的1981年《歷史決議》（上） 北京學者座談發言紀要，2011年10月，《新史記》第6期 《歷史決議》與三中全會精神相悖 　　鄭仲兵：今天邀集朋友們來評說30年前出台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意在回顧和反思那段歷史，自然是不帶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純史學意義的、民間的自由討論，也無意針對其它機構召集的有關討論，請大家隨意發言。 　　本人不是這個《決議》的參預者，但當時在中宣部理論局工作，對前後一些歷史情況不能不有所了解，為拋磚引玉，我想說些對《決議》的看法。 　　多年來，官方和一些學者的著述，都把《決議》說成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產物，說它是在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搞出來的。 其實不然。恰恰相反，它是鄧小平繼1979年3月30日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所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報告後反“自由化”的產物，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歷史版，完全是鄧小平意志的反映，與“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相悖的。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帶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9年1月—4月（中間休會一個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的胡耀邦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務虛會以實踐檢驗真理以及理論、政策、是非的標準，對中共建政30年的歷史，特別是“文革”十年，以及毛澤東的責任和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我認為這是中共歷史上僅見的生動活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會。 鄭仲兵 　　但是，在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鼓譟下，鄧小平把它看作是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在務虛會的第二階段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腰斬了理論務虛會，從而也腰斬了方興未艾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此同時，還取消了民眾表達自己思想和訴求的“西單民主牆”，抓捕了魏京生、傅月華等人，取締了從反對“四人幫”暴政而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和刊物，從而也扼殺了從“四五”運動、“四人幫”垮台到三中全會以來產生的自由、民主的萌芽。 　　當時，這一系列違背三中全會精神甚至違反憲法的言論和行為，給予正處於思想解放運動高潮的理論界和知識界的打擊，更甚於“兩個凡是”的社論和凡是派對真理標準討論的壓制。因此，在黨內黨外引起了強烈的反彈。 　　為此，10月下旬，鄧小平提出三項動議，並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做出決定：一，修改黨章，把“四項基本原則”寫入總綱；二，修改憲法，取消公民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權利；三，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用他的“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用四項基本原則，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三箭齊發，異曲同工，都是為深入反自由化。 　　中央文件說，《歷史決議》“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其實《歷史決議》自始至終都是完全在鄧小平個人掌控中進行的。而具體負責文件起草和修訂工作的，也是反自由化最積極的胡喬木和鄧力群。如鄧力群在《12個春秋》中說的：“起草工作由胡喬木負責。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繫、交流都由我負責”。起草小組的筆桿子主要是鄧力群挑選的，有關人員有鄭惠、盧志超、滕文生、鄭必堅、廖蓋隆、袁木、邵華澤、石仲泉、李洪林、龔育之等，前四名都是鄧力群主政下的書記處研究室的幹部。李洪林因著文評析“長官意志”與胡喬木觀點相左，便不讓他參預執筆。鄧小平、胡喬木、鄧力群形成嚴密的三位一體，胡耀邦根本插不上手。鄧力群說：“每次稿子送到他（按：指鄧小平）那裡，都看、都想，都提意見。大多把胡喬木和我找去，講他的意見。我把他的意見記下來，回來向起草小組的人傳達，有的還在書記處研究室傳達，每次傳達後，都由衛建林幫助整理。前前後後，鄧小平發表意見有十五、六次。” 　　據不完全統計，從197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做出正式決定起草《歷史決議》，到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歷史決議》，中經一年零六個月。鄧小平指示性的談話有19次之多（其中直接找胡喬木和鄧力群談話有6次），再加兩次和外賓的談話，涉及《歷史決議》講話共21次。 胡耀邦搞出來的方案，被鄧小平個人粗暴否決 　　這中間有一個重要插曲，即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做出決定，同意華國鋒辭職，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 　　1981年2月上旬，胡喬木他們搞出準備交六中全會討論的決議稿，胡耀邦看後十分不滿意（《12個春秋》中說：“胡耀邦同志看後認為這種思路不行”）。不得已，提出由他組織人再搞出一個決議稿。鄧力群即報告鄧小平。鄧小平口頭上表示：“好嘛，兩個攤子，各搞各的嘛。”但是，當胡耀邦在一個月後，真的拿出新的決議提綱時，鄧小平竟沒有經過政治局或常委會討論比較，就粗暴地把耀邦的方案否了。 　　經過是這樣的：3月初，胡耀邦完成了《口頭匯報提綱（草稿）》（鉛印本）。耀邦以實踐的標準對歷史問題的是非曲直做出明確判斷，並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當前的任務和今後的做法。應該說，這是對歷史問題應有的比較正確、負責的態度。耀邦把題目也改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共分九個部分。 　　鄧力群即把耀邦的方案報鄧小平和在外地休息的胡喬木。胡喬木即表示不贊成。 　　3月7日，鄧小平把鄧力群找到家裡，說：“胡耀邦的第二方案不考慮了。”也不說明任何理由。而表示保留前面提到的，胡耀邦十分不滿意的胡喬木、鄧力群搞出來的送六中全會審查的決議稿。鄧小平對已任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採取如此輕蔑的態度，可見其跋扈和專權的地步。然而我們的一些朋友至今仍以為決議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搞出來的。 　　本來歷史已經給那些“問題”做出了結論，現在卻倒過來了，“決議”要把結論強加給歷史。對起草這個決議，鄧小平不僅劃了框框，定了調子，而且正是鄧小平一連串講話內容的集中，可以說，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鄧小平個人的意志。首先，鄧小平反覆強調，“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鄧小平甚至還用了三個最——“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來強調這一條。 　　眾所周知，對於中共歷史，特別是“文革”十年的反思的成果，第一步，也是出發點，就是認識到要打破政治以及經濟、文化思想上的專制主義，這也是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領袖和國家、領袖和政黨、領袖和人民的關係，這就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中國能不能走上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登上現代化的殿堂，關鍵在於能不能擺脫毛澤東的陰影。這也應當是回顧中共歷史的根本出發點。從這個出發點來反思，就必須打破現代迷信對人們思想的奴役，搬掉毛澤東的神像，使這個黨和全國人民一起，從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和毛澤東思想的奴役下面解放出來。這個問題，在“四五”運動中，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在理論務虛會中，在四千人討論中，都有重大的認識成果。但是，鄧小平堅持“一句頂一萬句”，利用強權，力排眾議，扼殺了這些積極進步的認識成果，堅持自己創造的“準確完整”。這樣既可以把“非毛化”的責任，推給實踐派——批毛者；又可以承繼毛的專制主義政治道統，為自己進一步專權鳴鑼開道。 　　在敘述和總結歷史過程時，鄧小平還公然用詭辯和謊言來糊弄事。 　　1，接受陳雲謀略，增加建政前28年的敘述。鄧小平雖說不提“路線鬥爭”，但事實上是按著路線鬥爭的思路，把28年的歷史曲折都推給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等當年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左”或右的錯誤。從而神化了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共產黨。 　　2，要求把1957年以前寫成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完全正確無誤的歷史。連“三大改造”，都說成是“偉大成就”，成為之後“一切進步的基礎”。 　　3，1957年“反右”運動被說成還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的問題。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被說成“急於求成”，“沒有經驗”的問題，而且為了掩蓋錯誤，鄧小平提出先寫成績，再寫錯誤。在此之前，連起草人胡喬木都覺得為難，他說：“唉呀，不寫缺點通不過啊，造成這麼大危害，不寫，怎麼說服黨內外呢？”鄧小平這麼一支招，鄧力群說，“稿子的全貌有了改觀，總算解決了問題。”（《12個春秋》166頁） 　　鄧小平甚至把毛澤東完全錯誤估計形勢的《1957年夏季的形勢》一文當作“完全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要人們去繼承和發揚。就是這篇文章提出：“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才有了殘酷打擊近百萬知識精英的反右運動。還提出“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於是十年之後出現了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於是出現了延續20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極權獨裁政治局面。 　　4，承認“文革”“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算是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但是，鄧小平還強調“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而把責任都推給所謂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後來覺得不夠，又加上康生、謝富治兩人。《決議》給文革的定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裡竟然連毛澤東的名字都捨不得點，只含混地說是“領導者”。更嚴重的是，究竟是誰利用誰的問題。這個問題，閻長貴先生已作了很好的論證。 方毅：毛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 　　5，根據鄧小平意見，決議後來還加了一個部分：“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的歷史”。完全是鄧小平的權術，即通過起草《決議》達到一箭雙鵰的功效，既打擊整肅了“自由化”的勢力，又能逼宮——逼使華國鋒下台。 　　華國鋒被迫提出辭職是1980年12月，而在1980年9月，鄧小平個人通過胡喬木將華執政四年的問題，作為專門一個部分寫進決議稿，並送常委會“審閱”。 　　華國鋒表示反對。他認為沒有經過常委會討論，不符合組織手續。他還援引毛澤東在七大的做法——七大隻總結抗日戰爭以前的問題。華的反對顯然是合情合理的。鄧小平不僅沒有理睬他的意見，還把稿子下發，發動四千高級幹部大討論，為華下台製造輿論。鄧力群在《12個春秋》中承認：經過四千人的大討論，把華國鋒問題寫上決議，“這對於華能否繼續當黨的主席成為一個關鍵。”（171頁） 　　不僅如此，鄧力群在9月下旬，先後在科學院黨委、中辦和中直機關黨委借談歷史決議，專門講了華國鋒問題。一次是半天，一次是三個多小時。 　　11月16日，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華國鋒，華國鋒被迫提出辭職。12月5日，政治局會議同意華辭職。最豈有此理的是，鄧小平在六中全會預備會上說：“華國鋒的名字這裡需要點（按：指寫入《決議》），因為合乎實際。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 　　官家媒體總是冠冕堂皇地說：《歷史決議》是按民主程序、自由討論的產物。不僅吸收了三中全會以來思想認識的成果，而且聽取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先有四千高級幹部的討論，最後又有幾十人的討論，幾易其稿，最後才修改落實定稿。其實這都是假象。 　　四千人（加上中央黨校1500學員，應有五千多人）大討論，40多位同志討論，確實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認識和意見，而且對毛澤東問題和毛澤東思想的看法，占很大分量，但都被排斥掉了。四千人大討論是在1980年10月份進行的，11-12月初鄧力群在中央黨校做題為《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的報告中，就嚴厲斥責黨內高級幹部在討論《歷史決議》稿時“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化言論”。 　　我記得，方毅說：毛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萬里說，如果誰敢對毛有不同意見，那麼你站著進去就會爬著出來——大意如此。 　　王若水主張不寫“毛澤東思想”，只寫“毛澤東的思想”，這樣可以包括他正確的思想和錯誤的思想。胡喬木就予以否定，他堅持說，毛澤東晚年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和對立。周揚不贊成。陸定一寫信建議：“要作歷史問題的決議，需要把這些年來的路線鬥爭編一本書”，“不然，有些人將要來翻案的。”鄧小平也予以否定。 鄧小平要糾糾錯的“錯”，撥正返亂 　　許多人認為，決議的目的，是接受毛澤東錯誤歷史的教訓。就是糾毛的錯，所以叫“歷史問題決議”。其實，鄧小平的意圖與此完全相反。是要糾糾錯的“錯”。鄧小平直言不諱地說，寫決議“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第二，我們32年，特別是文化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他的意思，當然都是前者）。現在的《歷史決議》，鄧小平是如願以償了。鄧小平說：“這個稿子是根據一開始就提出的三項基本要求（是鄧小平提出的——鄭）寫的。現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項基本要求的。”《歷史決議》是以鄧小平個人的意志代替十億中國人對歷史的反思。這種以一個人的思想來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一個人的頭腦替代十億人的頭腦的作法，本身就是專制主義的。 　　顯然，決議不是三中全會精神的產物。恰恰相反，它是與三中全會精神相悖的。它是阻滯人們解放思想的，哪裡找得到一點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是撥亂返正，而是撥正返亂。 　　六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後，政治思想領域的形勢便開始逆轉。 　　過了一個月，1981年7月，鄧小平就開始批《苦戀》，胡耀邦被迫承擔渙散軟弱的罪責。 　　1982年鄧力群在鄧小平縱容下，奪了中宣部的權，變思想解放部為思想壓制部。不久王震也奪了黨校的權，並橫掃黨校胡耀邦勢力。 　　1983年，鄧小平指使胡喬木、鄧力群借茬兒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報告會，批判周揚、王若水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整肅《人民日報》。 　　同年，十二屆二中全會後，鄧小平發動、由鄧力群出面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被稱為“小文革”），大批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遭整肅或邊緣化；直到1985年學潮、1986年學潮，鄧小平藉機整掉了胡耀邦。 　　這就是《歷史決議》所開闢的道路。 　　最後，我想到李洪林先生最近說的令人振聾發聵的話：“寫歷史決議就是人為製造歷史。為什麼要造出決議？決議就是要人服從，讓思想服從決議，這怎麼行？” 鄧小平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全黨 　　李洪林：我是那個《決議》起草組的成員。當時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較忙，只是起草組開會的時候去一下，具體寫東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對批“長官意志”，說“長官能沒有意志嗎？”我寫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僕，不要長官》，在《人民日報》發表，批評了為“長官意志”辯護的人。胡喬木看了這個文章很不高興，就把我找去談話，讓我再寫一篇文章，強調領導的重要性。其實我批的是以長官自居的幹部，並沒有批領導，所以我沒有再寫。他很生氣，專門開了一次起草組的擴大會，請了一些理論界的名人來參加。胡喬木專門講話批評我那篇文章，說我只強調民主，不強調集中，會助長極端民主化。他特別強調“人民也會犯錯誤”。但那個會開的不怎麼好，他發言後，別人並沒有跟著起來圍攻我，我也沒有痛哭流涕地檢討，但也沒有起來反駁他，因為我一直對他還是尊重的，雖然不同意他的觀點，也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裡“洗耳恭聽”，概不表態。結果這次批判會只得不了了之。批判會以後，他就不再給我分派寫作任務，不過開會時起草組照樣通知我，我也照樣去參加。 　　後來開四千人大會，對決議草稿徵求意見。我作為起草組成員，也參加了。當時起草組成員分別參加各組討論，我參加人大常委這個組，彭真是組長。我還有個發言，主題是批評“宮廷政變”。我說，粉碎“四人幫”是一次宮廷政變，這是不合法的。當時“四人幫”已經是眾叛親離，打倒他們，大家當然都高興。但是那種做法是不對的，這會給黨內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造成一個很壞的榜樣。所以我說這只能是最後一次，以後千萬不能再用這種突然襲擊的手段去解決問題了（可惜這些話說了也白說，不但《歷史決議》裡頭沒有採納，而且政變手段以後還是照用不誤，兩任總書記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參加《決議》起草的過程就是這樣。 　　對於這個《決議》本身呢，剛才仲兵也講了，我覺得他對這個決議實質的分析，可以說一針見血，的確是那麼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會已經確定的改革開放的方針往前走，而是鄧小平講了四項原則以後，要用一種決議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全黨。如此深刻地發掘出這個“歷史決議”背後的政治動機，30年來還沒有人做過。 　　1945年在延安通過的那個《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把毛澤東的地位正式樹立起來。1981年在北京通過的這個《歷史決議》，是把已經垮掉了的毛澤東重新樹立起來。因為毛澤東是中共一黨專政的化身，要堅持一黨專政，就必須維護毛澤東這座尊神的形象。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其實就是毛澤東的衣缽，這是中共的傳家寶，和賈寶玉佩戴的那塊“通靈寶玉”一樣，是萬萬丟不得的。鄧小平不愧是毛澤東當年親手培植的總書記，他深深懂得：在毛澤東的威信徹底崩潰之後，在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之後，如果不趕緊祭起毛澤東留下的傳家寶，擺脫了毛澤東陰影的中國人民就會進一步擺脫一黨專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會閉幕剛剛三個月之後，就發表了“堅持四項原則”的講話。其實四項原則沒有一點新東西，全是毛澤東的遺產，但它又是通過鄧的潤色，並且用鄧的語言表述的。 　　這個決議整個起草過程，鄧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緊，曾多次向起草組面授機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幟不能丟”。在這個決議里，雖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卻用更濃的色彩去粉飾毛澤東。所以更確切地說，第二個歷史決議所呈現的“聖像”，就是鄧小平在高舉毛旗。“聖像”是要人們膜拜的，專制體制是要樹立個人權威的。“聖像”上雖然有兩位尊神，但是老的權威已經不在人間，所以真正樹立起來的是新的權威。新的權威是誰？自然是高舉毛旗的鄧小平。這就是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莊嚴通過的這個決議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理論務虛會是胡耀邦在思想領域的絕唱 　　鄧小平講的那個“四項原則”，我也是起草組的，“四項原則”是他在理論務虛會上講的。理論務虛會應該說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長的第一個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領域的一個傑作——確切地說是絕唱。這個會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執政以來絕無僅有的一次。理論務虛會剛開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喬木就把我找去，讓我起草華國鋒的講話。因為那個會是中央召開的，所以原來的安排是華國鋒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閉幕式上講話，以表示這個會議的規格之高。當時他們就找了我一個人來起草講話稿，沒有成立起草組。胡耀邦和胡喬木都講了講。他們整個調子都很解放，講的很詳細，我記的也很詳細。後來我一邊開會，一邊抽空起草講話稿，基本都是按照他們講的大意寫的。 　　務虛會第一階段開了一個月，胡耀邦的開幕詞講得非常好，大家情緒高漲。開會不久，周揚到鄧小平那裡去，又帶回來鄧對務虛會的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因此會議開得更加活躍。在這種解放思想的氣氛下，我有一個長篇發言《領袖和人民》，主題是：“不是人民必須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通篇發言都是批毛的，同時也批評了華國鋒。這個期間我已經起草好了華國鋒的講話稿，胡耀邦和胡喬木兩人看了一下提了點意見。我又寫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務虛會就休會了。 西單牆一張大字報令風雲突變 　　沒想到，這個期間“西單牆”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使局勢突然逆轉。“西單牆”是1978年夏天開始的，1979年1月份，魏京生貼了一張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這個大字報本來也沒有什麼出色的內容，但明顯是針對鄧小平的。他寫這個大字報的時候，西單民主牆的積極分子，包括劉青，都不贊成。劉青當時是《四五論壇》的，他們好幾個人都勸魏京生，別寫那個大字報，鄧小平正在搞撥亂反正，你批他幹嘛，轉移目標嘛。但是魏京生堅持把這張大字報貼出去了。本來鄧小平是支持西單牆的，原來有些老幹部反對“西單牆”，但是鄧小平支持。他說，不要鴉雀無聲。葉劍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單牆”辦得很興旺。一些人雖然不高興，也沒有辦法。然而魏京生這個大字報是個轉折點。1月下旬，彭真把這個大字報送給鄧小平，鄧小平一下子火了。結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來，“西單牆”也被取消了。 　　這個事情是胡耀邦告訴我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之後不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銘找去幫他搞一個文件。我們說魏京生寫了一張大字報就判了15年，怎麼能這麼處理？太重了。胡耀邦說，我也不贊成，但這是小平定的，我也沒辦法，彭真拿著魏京生的大字報去找小平，把小平說服了。 　　促進鄧小平轉變態度的因素，當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報。不過這張大字報很像足球場上的“臨門一腳”，把比分扳過來了。當時上海、四川等地紛紛給中央打電報告急，說我們這兒辦不了公了，亂套了。這些告急電報都在向中央施加壓力。所以，如果說魏京生貼大字報是“臨門一腳”，那麼社會上的亂象就是足球場上的混戰，這場混戰剛好使足球滾到了魏京生跟前，這才成全了他的“臨門一腳”。 鄧小平說變就變，又是絕對一言堂 　　那個時候是中國的思想最活躍的時候，也是社會上最亂的時候。壓制了幾十年的矛盾，一下子鬆開，當然什麼都要泛起了，這是難免的。那個時候有一種說法是“四過頭”：“發揚民主過了頭，引起了社會秩序混亂；思想解放過了頭，引起了思想混亂；落實政策過了頭，引起了階級陣線的混亂；重點轉移過了頭，丟了綱和線。”反對三中全會路線的人，抓住這種“四過頭”的說法，指責三中全會是“逆風千里”。正好在這個時候，務虛會上颳起的思想解放的旋風席捲全國，所以這個會必然成為眾矢之的。 　　務虛會復會的時候是（1979年）3月下旬。這時，事情已經完全變了。原來是華國鋒要在閉幕會上講話，現在改成鄧小平講話。其實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都是別人起草，他們拿到會上去念，誰念都一樣。但這次卻不一樣，因為政治風向變了。原來我給華國鋒起草的稿子，已經不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所以另外給鄧小平專門成立一個新的起草組（吳江，我，滕文生，宋振庭），由胡耀邦和胡喬木帶領，到鄧小平家裡聽他的指示。 　　這次鄧小平對我們談話的調子，和他先前“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是180度的大轉彎。他一方面批評社會上的亂象，一方面批評黨內，就是他常說的“一手硬一手軟”那個意思，同時也批評了理論界。他整個談話的基本精神就是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當時一邊聽一邊想，政治家轉彎真快！說變就變。我還發現鄧小平真是“鋼鐵公司”，絕對的一言堂。連胡耀邦到他面前，都不可能有二話，更不要說別人了。記得1962年我隨田家英去湖南調查的時候，毛澤東曾在武漢接見調查組。他看上去一點架子都沒有，談笑風生，大家毫無拘束。可是到了鄧小平跟前，只能規規矩矩接受指示。這兩個人都是扭轉中國歷史的領袖人物，都是說一不二的“一言堂”。鄧小平是表里如一，斬釘截鐵，毫不含糊。然而毛澤東這個“馬克思加秦始皇”，看起來卻是那樣慈祥，那樣平易近人！難怪田家英生前長嘆：“伴君如伴虎。”毛的城府如此之深，真是深不可測！ 　　這個新起草組從鄧小平家出來之後，再就沒有事了，根本就沒有開過會。鄧小平的講話稿實際上是胡喬木一個人給他寫的，連起草組都沒有討論過。我是一直到人民大會堂聽鄧小平講話時，才知道它的全文。 　　鄧小平白天剛剛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來京參加務虛會的各省宣傳部長馬上連夜把這個“新精神”傳回本省，於是全國的風向立刻變了。我在河北呆過，聽河北的朋友講，省委聞風而動，人民公社剛發還給社員的自留地，又收回了。 　　如果用左右搖擺來形容中國政局的話，就是“左易右難”。往右擺，得費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擺，如順水推舟。就跟彈簧門一樣，總是向著左邊，你要往右拉開一點很費勁，可是你一撒手，它馬上就彈回去了。其實“左比右好”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左是“正路”，“寧左勿右”就是黨性強。“四人幫”往左邊跑得太遠了，搞的太厲害了，所以叫“極左”。因此才要“撥亂反正”。什麼是“正”？左就是“正”。就是這麼個局面。鄧小平的講話，中央根本沒有討論過，他個人拿出去就講，卻比中央正式通過的三中全會決議更有權威。一篇個人講話沒有經過中央討論做出決議，自然沒有法定效力，然而卻能風行全國，可見黨內左的傳統是多麼深厚，可以說已經成為這個黨領導骨幹的本能。 　　“文革”中有一句“表忠心”的流行語：“把毛澤東思想融化到血液里”。在毛澤東領導下成長起來的這些高幹確實達到了這個境界，“黨性”特別強，聽到風就是雨。三中全會剛剛使中國進入溫暖的春天，“四項基本原則”掀起的反右風暴就橫掃中國大陸，政治形勢很快就逆轉了。 　　第二個《歷史決議》我認真看過，還參加了中央組織的傳達組到河北省傳達過。我分到滄州地區，在全地區三級幹部大會上講了兩次。第一次講中央人事更動，集中說明胡耀邦對中國歷史轉折的偉大貢獻，當選黨的主席是眾望所歸；第二次針對與會者強烈反映的左傾流毒，著重講解三中全會路線，支持大家解放思想，批評了農村的左傾回潮風。但我沒有傳達鄧小平反覆強調的“毛主席的旗幟不能丟”。 　　鄧小平的“宜粗不宜細”就是為了文過飾非而掩蓋歷史。寫歷史要有“史德”，中國的史學傳統是秉筆直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都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是我們中國史學最可貴的傳統。歷史無非是寫真實，按照事實老老實實寫出來就是了，做什麼“決議”呢？決議是政治性的東西，要大家都來服從。對歷史作個決議，這本身就是按照某種政治需要來改寫歷史，粉飾歷史，抹殺歷史，或者憑空捏造歷史。所以，不論第一個《歷史決議》還是第二個《歷史決議》，都是為當時領導者的政治需要服務的。當初我參加起草組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經過30年的風風雨雨，現在才明白過來。 　　（未完待續。原載《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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