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位敢講真話的人
[原創]仙湖水澤
兒時媽媽教我
假話不能說
從小課本上寫着
講真話沒錯
然而,五千年血淋淋歷史
謊言統始着中國
魯迅在《無聲的中國》中說:“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因為中國(大陸)沒有經歷過民主社會,中國文化民主的東西很少。謊言是制度的產物,謊言是專制的靈魂。家喻戶曉的“指鹿為馬”這樣荒唐的故事只有在專制獨裁的社會裡才會發生,然而類似事情已經成為常態。從周厲王止謗,到秦始皇焚書坑儒,從清王朝的文字獄,到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毛澤東時代達到登峰造極。一批說真話的人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劉少奇、賀龍、陳毅、彭德懷、王實味、胡風、馬寅初、梁漱溟、劉志丹、張國燾、王明、等等。他們一個個是怎麼死的?林昭、張志新、吳含、鄧拓、老舍、吳祖光、李達、儲安平、馬連良、等等。一個個是怎麼死的?字字血、聲聲淚書寫了一個個故事。當然也有把“鹿”說成“馬”的人,郭沫若在《迎春序曲》中,唱出他高昂頌歌:“趕上英國只需要十五年,農業綱要七年就可實現;一個大躍進連着一個大躍進,英雄氣概可以覆地翻天。看吧,要把珠穆朗瑪剷平!看吧,要把大戈壁變成良田!勞動人民歷來就是創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嚴。”數學家華羅庚曾為畝產萬斤提供理論支持。當然我們不能對把“鹿”說成“馬”的人,求全責備。當丁玲多少年後一說起毛時就渾身嚇得發抖,當時我們每一個人填表時都必須寫,“擁護三面紅旗”。白紙黑字,餓死幾千萬我們沒有責任嗎?
敢講真話的人中間,我最尊敬的人有兩位,第一位是胡耀邦。在突出政治的時代,一切都要講政治,大家必須說,游泳也要突出政治。胡耀邦卻說:“游泳要突出鼻子。”這是一句普普通通的實話,突出鼻子能呼吸才不被淹死。他敢說,馬就是馬,鹿就是鹿,難能可貴。就是這位胡耀邦,粉碎四人幫以後,他於1977年三月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十二月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發布11號文件,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未提“改正”和“恢復待遇”問題。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號文件採納了組織部的意見。公安部、中央黨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將本單位錯劃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報》刊發評論員文章給予讚揚。“兩個凡是”思想被瓦解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變得順暢了很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國媒體上,“平反”是一個頻繁出現的關鍵詞。從“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到“惡攻英名領袖華主席”的李九蓮,從“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到“伊瑪尼黨”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新華社資深記者戴煌提供的數據是,僅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2877人。 1978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中紀委第三書記,隨後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長。這一期間,他組織與推動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改革開放作了理論準備。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提出了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和批準的,都要改正過來。他堅決平反冤假錯案。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革命家、幹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表現出非凡的革命膽略和勇氣,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主持制定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80年二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他當選為政治局常委、總書記。1981年六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九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代表中央作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總書記。1983年十月,兼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主任。胡耀邦同志擔任黨的主要領導職務後,為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胡耀邦把中國從經濟崩潰的邊緣解救出來,把中國人民禁錮的思想解放。他是解放後第一位穿西服的大陸人,他是思想解放的先驅。他是改革開放的倡導、推動、實施者。因為反自由化,使我國的改革開放成為爛尾樓。現在的幹部腐敗、干群矛盾等一糸列問題就是爛尾樓工程留下的後遺症。因為農夫救了毒蛇,農夫被毒蛇咬死了。薄被毛打成“六十一個叛徒”,在毛的監獄裡蹲了15年大牢,是胡耀邦為他平反冤假錯案,才重返人間。對於薄而言,胡是有大恩大德的。不料薄患有“狂權病”,恩將仇報,里勾外聯,組織策化,以非程序手段打倒我黨最優秀的總書記胡耀邦。1987年1月15日,薄代表元老主持中央黨組織生活會,實際上是對胡耀邦逼宮的公開政變。薄在會上率先發飆,惡語相加,當眾斥責、辱罵胡耀邦三四個小時,還歸納了“六大罪狀”。迫使胡耀邦在第二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辭職”下台。把胡正在醞釀的全面政治改革扼死於母腹之中,一步步把胡耀邦逼死。薄是胡耀邦至也死不能原諒的第一人,他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第一罪人,他是中華民族的第一罪人。
敢講真話的人中間,我最尊敬的人有兩位,一位是胡耀邦,另一位是汪洋。“烏坎事件”照亮了中國未來的道路,中國的希望在南方。
徹底否定“文革”,是寫入中央決議的。但是,“文革”的幽靈,卻一直在中國徘徊。“唱紅打黑”就是“野心家”“狂權病”,篡黨奪權的手段。因為鄧小平刻意迴避,毛問題一定要拖到下一代解決。2003年7月21日在民主黨派座談會上何魯麓、成思危直言要求撤銷毛澤東記念堂。並說:“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曾對各民主黨派說,現階段,我們這一代只能對毛澤東一生功過這樣評價,黨內不少同志不接受,上層建築各界、各民主黨派、工商聯更難接受,也是有道理的。我只能說:請諒解,我難承受赫魯曉夫的處境,還是再過十五年、二十年再做較嚴謹、科學的評價好,也能經受歷史檢驗。現在很多年過去了一直沒有解決。” 使很多年輕人對那段慘痛的歷史全然不知,甚至對毛時代有莫名其妙的景仰與緬懷。以史為鑑,是要吸取歷史教訓。胡耀邦直接推動和實施了改革開放,中國才有今天。GDP世界第二,人民生活大幅提高。民生問題列入各級黨委的議事日程。毛時代你要敢說個民生,立即槍斃。你敢提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全家人永世不得翻身,再踏上一萬隻腳。元朝中國人分為四等,毛時代中國人分為一百多等。下下等公民,沒有煙票、醋票、油票的中國農民,如今有了社保、醫保,住醫院可以 75%報銷。真是天壤之別。
2012年5月9日中共廣東省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白雲國際會議中心隆重開幕。汪洋在報告中指出,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體,也是建設和享有幸福廣東的主體。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權利;造福人民,是黨和政府的責任。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切實維護並發揮好人民群眾建設幸福廣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尊重人民首創,讓人民群眾大膽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汪洋“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的講話,否定了黨賜民眾幸福關念,顛覆了我黨幾十年一貫的宣傳口徑,是一次化時代的講話。開創了一個地區黨代會上講真話的先例。改變了“爹親娘親不如黨親”的模式,把我黨幾十年來故意扭曲的政黨與民眾之間的關係,恢復正常。為進一步創建服務型政府,提出理論根據。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領導幹部,把“服務權”掠為“所有權”;有利於阻止權利無限膨脹惡劣風氣。有利於扼制“官本位”的社會潛規則。進一步改變 “大政府、小社會、小小百姓”的現象。進一步使我黨和政府與民眾同心,與時代共進,與世界接規,使我們的執政黨合法化,科學化,先進化。實現魯迅先生所說的“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