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復旦一大學生為表忠心 將毛澤東像別在肉上
    
    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陳四益
    
    核心提示：他要實現身不離像，像不離身。怎麼辦？就試着把像章別在肉上。別在肉上自然很痛，所以一次不行再來一次。這樣試了多次，據說每次失敗後都要“鬥私批修”，檢討自己對毛澤東是否忠誠，然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終於成功。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報》2012年5月8日RB21版，作者：陳四益，原題：《陳四益：造像的悲喜》
    
    一場“文革”，在當時是作為正劇搬演的，據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何等義正詞嚴。
    
    但是，十年的“命”革下來，弄得瘡痍滿目，哀鴻遍野，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教育敗壞，科技停滯，經濟也弄到了崩潰的邊緣。這樣看，“文革”又是一場特大的悲劇。
    
    然而，如果從“文革”中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種種表演來看，從人性的扭曲與瘋魔來看，它又像是一場無窮無盡的鬧劇。(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關於“正劇”，有當時官方種種決定、指示、講話、社論大加闡述；關於“悲劇”，有“文革”結束後的傷痕文學以及後來民間的許多回憶、追記、調查、史料詳作披露；唯有鬧劇，較少見諸筆端。
    
    電影評論家鍾惦棐生前曾作一文，題目是“有個莫里哀，該多好”，記述了“五七幹校”一位“校友”的故事。那位校友每到星期五，照例要到幹校連部向“牛政委”坦白，交代一段編造的“罪行”，然後到月末的那個周末，就可以因“認罪態度”良好而取得同“革命群眾”一樣回家一次的待遇。鍾先生本來不值其人，但在一次同去街上買毛筆的時候，他聽到了這位“校友”的肺腑之言：“你當我願意搞這樣的政治遊戲麼？我在這遊戲中扮演了多麼可憐的角色！可我怎麼辦？你替我想想，我老伴兒風癱在家裡，拉屎撒尿都要人侍候。這大夏天，渾身臭得快長蛆了，我得回去給她洗澡呀！”他本不想欺騙，但必須欺騙；那位“牛政委”呢？他又何嘗不知道這位每周來交代一次的“反動分子”其中有詐？但從他的“政治”考慮，恰需要不斷有這樣的“交代”才能證明這“革命政治”的合理。因此，精明的“牛政委”儘管不想被騙，卻又需要被騙。從這段既可笑又可悲的經歷中，鍾先生發現了絕妙的喜劇素材。
    
    這樣的喜劇素材，可惜無人發心收集。聊記數則，希望能勾起廣聞博見者的興趣，使這些素材不致湮沒。

造像悲喜
    
    “文革”風起，對毛澤東的崇拜達到頂峰。上海、北京各大學都建造毛澤東的塑像以表尊崇。每天早請示、晚匯報，對着塑像山呼萬歲，好不虔誠！雖然曾傳達毛澤東說：“他們好殘酷喲，叫我日曬雨淋，站崗放哨。”但誰敢真箇拆除？所謂“一句頂一萬句”，不過是句空言，就像儘管毛澤東生前在中央領導中，帶頭親筆簽下死後火葬的倡議書，但真箇歸去，他的最最親密的戰友們卻沒有一個敢說要遵從死者遺願火化，反而要用玻璃棺、防腐劑永久保存，為此還特地造了一個保存遺體的紀念堂。
    
    直到“文革”過後，才感到舉國塑像林立並不表示崇敬而只意味着愚昧，於是紛紛拆除，但因餘悸尚存，多於夜間施工，並圍以布幔。路人有不知者詢問幔中所施何工？答者不敢直言，但模糊應之曰“把那玩意兒敲了！”鼎盛時顛倒眾生，寶相莊嚴；風頭一過，又成了挨敲的“玩意兒”，可知個人崇拜也如冰山，難於久恃。

佩戴悲喜
    
    造像，是大工程，只能以公家之力完成，若要人人都“請”一個(“文革”時都興說“請”而不說“買”，讓我頓時想起侯寶林的相聲《請佛龕》)，則只能仰仗小巧的像章了。
    
    周恩來在“文革”中始終只戴一枚“為人民服務”的徽章，我想，那恐怕是為了委婉地表達他的信念不在於對某人的崇拜，而在于堅持為國人服務的精神。但多數人那時都用佩戴一枚毛澤東像章來表白“紅太陽”時時都在心中———不管表白的是真情還是敷衍。為了表達“感情之深厚”，像章越做越大，越做越精緻，材質也越來越考究，鋁質之外更有瓷質、竹質、塑料等品類。直到據說因大量消耗鋁材，毛澤東說要“還我飛機”，才稍有收斂。不過，那時早已差不多人人胸前有“紅太陽”了。
    
    幾乎人人都有像章的時代，若要表現一種與眾不同的非凡感情，佩戴者還會以某種怪異的方式來凸顯“忠誠與敬愛”。復旦大學一位“革命派”學生，做過一次“講用”———這個詞後來者多已不明，其實就是自己講述怎樣“活學活用”毛澤東的著作，同今天的宣講團大同小異，不過那時更加普遍而已———講自己佩戴像章的“心路歷程”。他的像章原本同別人一樣，佩戴於胸前上衣，但是，上衣脫去，像章也便離身。大概也如陶淵明“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不忍須臾分離吧，他要實現身不離像，像不離身。怎麼辦？就試着把像章別在肉上。別在肉上自然很痛，所以一次不行再來一次。這樣試了多次，據說每次失敗後都要“鬥私批修”，檢討自己對毛澤東是否忠誠，然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終於成功。說到這裡，他把衣服一脫，那像章赫然別在肉上，看得聽講的人惶然、駭然。可惜他做“正劇”表演的，在聽者只覺得近乎走火入魔，只是當時都噤聲不說而已。後來他像章的別針是否生鏽？不太發達的胸大肌是否發炎？那像章這樣掛在肉里究竟保持了多久？雖然晝夜不離但也不能時時脫去上衣讓人觀光，他那份忠心又有多少人知道？這些問題因他的離校，再沒了消息，對我就成為不解之謎。

碎像悲喜
    
    同像章有關的另一個故事，就帶有些悲劇的氛圍。
    
    上海的公交車總是很擠的。因為擁擠，常常要車下的人拼命把那些吊在車門外的乘客推進去，才能勉強把門關上。那一回，一名年輕的女子在售票台側，手扶台邊鐵管站立，胸前佩戴一枚瓷質的毛澤東像章。那時瓷質像章還少見，得到一枚不易，我想她是很喜愛也很珍惜的。因為擁擠，她被擠得緊緊貼在售票台前。不料胸前的瓷質像章正靠着鐵管。後面一擠，只聽啪的一聲，像章破裂。今天的人大約最多覺得惋惜，但在特殊的年代，那女子的反應令我吃驚。她先是驚慌，繼而恐懼，然後不管車中擁擠，力排眾人，跪在地上，撿起破碎的像章捧在胸前，大哭起來，一邊哭，一邊喊：我有罪呀，我對不起毛主席！我有罪呀，我對不起毛主席！喊聲漸漸變成喃喃自語，周圍的人都不敢相勸，只是默默聽着她的呢喃，直到車子到站，看她捧着像章，失魂落魄地哭着下了車。
    
    經歷過“文革”，看到過因為一個排字的失誤(把“萬壽無疆”的“萬”排成了“無”)“革命派”大舉圍攻報社，定要“砸爛狗頭”場面的人；見到過因把舊報紙貼在收音機後面的擋板上，恰恰被人發現那報紙上有一張毛澤東的照片而被當做“反革命”慘遭批鬥的人，都會理解那女子為何因一次無心之失，那樣的驚慌與痛苦。對領袖的尊敬或愛戴，如何化為一種恐怖與悲愴，今天的人是無法理解的了。他們不懂，怎麼會有一種熱愛叫恐怖；怎麼會有一種忠誠叫野蠻。
    
    陳四益，雜文家，著有《繪圖新百喻》《亂翻書》等，現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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