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讀過一本名為《胡適還是魯迅》的書，這本書是諸多學者對於魯迅和胡適研究的短篇文集，其中包括像殷海光、季羨林這樣的老一輩學者。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他們，對那個時期的人與事，都有着相當重的回憶。

全書以殷海光先生寫的《胡適思想與中國前途》為開篇，文章首先將中國近代思想分類為：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而社會主義思想中又分為：接近自由主義的溫和社會主義思想和演變成極權主義的激進社會主義思想。然而，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胡適思想卻受到了來自保守主義和集權主義這左右兩種勢力的聯合打壓，作者對此緣由進行了細緻地分析。

首先，作者總結了左右兩方面思想的共同點，其絕對性，權威性，不擇手段性，群體至上性，以及自我為中心性。作為一個八十年代出身的人，是可以感同身受的。然而，我想我們這個社會走到今天這一步，與我們所實行的這些注意思想的性質是密切不可分割的。從這些主義思想 入手，去理解我們所處於的社會現狀，會有一個更清晰明了的觀點。例如作者對於“群體至上、組織至上”的論述是很難不讓我們這一代產生共鳴的。這也讓我越發的感到，我們現在這一代所爭論和所質疑的東西，前人們都已經深刻地研究過，探討過。然而，自恃甚高的我們卻仍是『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地活着。殷海光先生這樣寫道：“依此說法，群體是目的，個人是手段。價值只寓為群體之中，個人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於是，個人應當為群體犧牲。許多人以為這種說法有什麼‘哲學基礎’。其實，一句話說穿：這種說法是少數搏取權力的野心人物為了從神經細胞的活動方面驅策人眾從事大規模的政治鬥爭而編造出來的。狂激分子口裡所說的"群體"是非歷史性的橫斷面的集體。保守分子更在這種橫斷面的群體之上增加了歷史的因素。”正是這種群體至上的理念抹殺了中國億萬個個體的價值，然而，最終獲益的卻是那些少數搏取權利的野心人物。

同樣的道理可以被應用在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上。詩云：『邦幾千里，惟民所止』，非民而無以為國，正如胡適先生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說的話：“現在有人對你所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看到這裡，想到有文人說胡適先生是溫和的，妥協的，其實也不盡然。不過魯迅先生說得更加激烈一些，他講：“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而另一段常被諸多學者引用的話便是：一個奴隸掙扎，掙扎沒有成功，不過還是奴隸；如果他從奴隸的生活中尋出美點來讚美撫摩，那他就是萬劫不復的奴才。

讀到這裡，心裡難免有一種自我憐憫的悲哀，你說我們現在的社會自由嗎？我只能說是一種相對的不自由，卻又可以說成是一種相對的自由，由於參考點的不同，邏輯上不會有錯。這時，我又要質疑是我們自己被奴役的皮實了，還是一種歷經磨難的“不在乎”，因為有的時候，一些自由對一些人來說，可以為之拼撒鮮血，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便是一種“不在乎”，以至於這種 “相對”的背後蘊含了一絲絲的悲涼。其實，魯迅先生的另一句話也許給出了答案：“革命是並非叫人死，而是要人活的。”也許真的要像孫子說的那樣：『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殷海光先生在其文章的後半段，則談到了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胡適思想的性質。首先，胡適先生主張社會變革的漸進性，其實歷史和社會的演變也具有這種性質，並且同樣伴有不確定性和倒退性；其次，胡適先生並不主張過分地談主義，而應該將重點放在具體問題上，知道了問 題，一個一個解決才具有價值；同時，對於主義和學理，“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並且，以個人為本位，提倡個體人格的塑造和個性自由的追求；另外，胡適先生提倡治學應存疑，重實證，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故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優點，但是他卻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而給予胡適先生這樣一段評價的則是羅素先生。

殷海光先生的此篇文章寫於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