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鴉片的來歷

　　毫無疑問，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源頭，它總會引起中國人的痛楚：屈辱的時代由此開始。然而，這並非事情的全部。

　　鴉片，是罌粟的初級產品。而罌粟確實上帝賜予人類的一個大家族：它有28屬，250多種；主要生長在北半球幾乎整個溫帶和亞熱帶地區。而這個地方幾乎是全人類文明的發祥地。在瑞士發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時代屋村遺址中，考古學家便發現了“鴉片罌粟”的種子和果實的遺蹟，並且屬於人工雜交種植的品種。到公元前3400年，如今伊拉克地盤的兩河流域，人們已經大面積地種植這種作物了，而且給它以“快樂植物（joyplant）”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鴉片已經成為獸醫和婦科藥品。已經發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鴉片”已經屬於高級品牌。延續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臘已經把鴉片作為普遍的飲料。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賽》裡，鴉片被描述成為“忘憂藥”，上帝也使用它。至少在公元前兩世紀的古希臘名醫加侖（Galen），就記錄了鴉片可以治療的疾病：頭痛、目眩、耳聾、癲癇、中風、弱視、支氣管炎、氣喘、咳嗽、咯血、腹痛、黃疸、脾硬化、腎結石、泌尿疾病、發燒、浮腫、麻風病、月經不調、憂鬱症、抗毒以及毒蟲叮咬等等疾病。

　　繁亢的列舉我們不再繼續，總之一句話：鴉片幾乎伴隨着人類的全部歷史。17世紀的英國醫生、臨床醫學的奠基人托馬斯.悉登漢姆（Thomas.Sydenham）歌頌道：“我忍不住要大聲歌頌偉大的上帝，這個萬物的製造者，它給人類的苦惱帶來了舒適的鴉片，無論是從它能控制的疾病數量，還是從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來看，沒有一種藥物有鴉片那樣的價值。”“沒有鴉片，醫學將不過是個跛子”。這位醫學大師因此也獲得“鴉片哲人”的雅號。

　　我們的祖宗也早就熟悉鴉片。文字的記錄是貧乏的，但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張張騫出使西域時，鴉片就傳到了中國。三國時名醫華佗就使用大麻和鴉片作為麻醉劑；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鴉片進口的記錄，唐代阿拉伯鴉片被稱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開寶本草》中，鴉片定名為罌粟粟，這後一個“粟”當蒴果解。當成吉思汗的鐵騎踏遍歐亞大陸以後，鴉片也成為社會商品的一個重要種類，但那都只是入藥佳品。大約1600年代，荷蘭人通過台灣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煙斗連同煙葉傳入中國，中國開始有吸煙者。其廣泛程度令中國的統治者恐慌，崇幀皇帝下令禁煙。因為曾經有人把鴉片混入煙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煙草被禁卻導致了吸食純鴉片的泛濫。直至18世紀中葉的清朝官員黃喻普才首次記錄了台灣人吸食鴉片的具體過程。他斷言：除了殺掉吸食鴉片者，否則無法令其戒除惡習。

　　2.鴉片貿易在中國的興起

　　17世紀末，康熙皇帝恩准外國人在廣州經商，附加了八項嚴苛的限制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須經戶部批準的“公行”方得以從事對外貿易，它成為官方特許的商行，於是就有了腐敗的門戶。廣東的地方官員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過賄賂獲得特許，戶部官員則獲得賄賂。整個18世紀中外貿易在發展之中，英國人逐漸取代了葡萄牙人、荷蘭人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角，貿易的範圍十分廣泛：茶葉、糖、蠶絲、瓷器、紙張、珍珠母、樟腦、肉桂、銅、明礬、金銀、絲製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黃等商品換回歐洲人帶來的棉花、羊毛及製品、鐵、鉛鋅、鑽石、辣椒、鐘錶、珊瑚、琥珀、魚翅、魚、米等商品，鴉片也躋身其中。

　　貿易的發展導致西方文化、宗教、道德觀念等意識形態也滲入中國，朝廷擔心這會嚴重衝擊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而動搖朝廷的統治；民間也對於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宗教與文化產生牴觸，於是必須加以限制。迂腐的皇室認定西方貨物包含着誘惑，限制的措施一方面嚴格控制外國商人僅限邊遠的廣東；另一方面禁止以貨易貨的實施。於是官員們隨心所欲地認可允許進口的貨物，且規定出口必須換回金銀。由於中方市場有限，嚴重的出超使英國為主的商人難乎為繼，此外，以英國商人為主的外商，更垂涎三尺於中國內地廣闊的市場。

　　由於中國的茶葉同樣使英國人上癮，商人們必須用現銀購買茶葉導致巨額逆差，而內地市場嚴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貿易額不足以彌補這個逆差。為了彌補這種逆差的商人們很快發現，只有兩種商品官員們從不禁止進口：棉花和鴉片。棉花主要產出於埃及和印度，埃及的運輸成本導致無利可圖；即使印度的棉花也獲利菲薄；而產於印度的鴉片卻有暴利可圖，官員們特別需要它來發財。中國雖然已經盛產罌粟，但鴉片質量卻不是印度鴉片可以比擬的，何況國產鴉片遠不能滿足需求。

　　鴉片導致不良後果的證明在於：雍正皇帝1729年曾下令禁止鴉片貿易。處罰包括100軍棍、三個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處死。但對於吸食鴉片者免罰，也沒有限制鴉片進口的任何規定。對種植和生產鴉片的嚴處，無異於鼓勵鴉片進口貿易，僅禁令頒布當年，就合法進口鴉片200餘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達4000箱。不可思議的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來解釋。而且另一個原因顯然是，進口鴉片要支付給朝廷執照稅，朝廷珍惜這筆收入。這個稅一直到1796年還在徵收。

　　一個苦澀的故事是，1793年英國首任外交公使馬戛爾尼（MaCartney）率七百餘人的龐大使團攜各種禮品抵達北京。使團的規模與禮品之豐厚表明了英王的重視程度。在英皇喬治三世給他的授權書裡，不僅有自主做出讓步決定的權力，而且還有必要時同意禁止東印度公司把鴉片輸往中國的英王允諾，以符合中國的鴉片禁令。英國特使謀求中國開放內地市場。但馬戛爾尼拒絕了必須對乾隆皇帝行跪拜禮的要求，於是被視一切外國均為夷、禮品必是貢品的清朝認定為大逆不道，清廷遂限期逐其出國門。

　　而他所贈送的大批先進的科學儀器和機器都被安裝於皇宮當做玩物，所提議的建立中英兩國外交與商業聯繫，亦未討論即被拒絕。英王促進英中正常貿易全面開展的企圖壽終正寢。非但如此，馬戛爾尼卻通過與滿清官員的接觸得出結論：“清王朝已經腐敗衰弱，不堪一擊。”稱之為“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他提議英王注意清王朝的垮台，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使團來華，以繼續馬戛爾尼未完成的使命。結果在跪拜禮問題上又僵持住了，這回清廷乾脆連對話也不考慮，直接把他們遣送出境。

　　進口鴉片導致國庫銀兩劇減，1799年嘉慶皇帝頒布了禁鴉片令，禁止進口、銷售鴉片和種植罌粟。這使原來就依靠種植和加工本國發財的清國皇室及官僚很傷腦筋。他們陽奉陰違，一方面隱秘地繼續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進口而加入走私，因為走私連稅也不必交。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產鴉片就超過進口。到1830年代，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官僚與皇室都掩護罌粟種植與加工，產量大大增加。而進口鴉片被禁又使鴉片價格劇增，走私則使皇帝的禁煙令成為一張廢紙，朝廷原來收取的稅銀全部落入官員和買辦的腰包。他們與外國――主要是英國――鴉片商互相勾結，走私鴉片如入無人之境。

　　魏源追述：廣東水師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水師副將韓肇慶專門護送走私，走私鴉片乾脆由水師包辦運輸，每萬箱抽數百箱報功，韓竟因此“保擢總兵，賞戴孔雀翎”。福建水師居然全靠協辦走私鴉片為業，甚至“夷船之鴉片一時不能進口，往往寄頓於炮台附近”。浙江官軍也不甘落後，英國政府藍皮書稱：“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高級官吏與政府人員，對於鴉片走私公開地默許，前任和現任巡撫都從中取利，聽說北京的軍機處也暗中允許。”“他們縱容煙販從外國船上取走鴉片，有時甚至將官船藉以轉運。”馬克思也在美國報紙上發表評論：“那些縱容鴉片走私、聚斂私財的官吏的貪污行為，都逐漸腐蝕着這個家長制的權力，腐蝕着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精神聯繫。”

　　鴉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熱，原因在於市場有巨大需求。當時人士蔣湘南調查：京官中吸食鴉片者達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達十之五、六；長隨、吏胥不可勝數。林則徐報告：“衙門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親、長隨、書辦、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奏稱：“現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鴉片之人，而各衙門尤甚，約計督撫以下，文武衙門上下人等，絕無食鴉片者，甚屬寥寥。”皇室內部也是鴉片鬼成群。神機營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煙鬼；甚至連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鴉片吸食者。乃至清廷禁煙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員、六十歲以上人士列入禁煙行列之外。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軍機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鴉片走私的受益者。

　　由於清國官府與軍官的參與，走私鴉片的數量甚至比禁煙前的進口更甚。英商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印度的鴉片，他們運至珠江口的伶仃島批發給中國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1790年代每年進口約4000箱鴉片，禁煙令以後1810年代達4494箱；1821-1828年擴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達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資怡和洋行的郭士立醫生（Dr.KarlGutzlaff）每年賄賂欽州官員2萬美金，鴉片就得以長年累月平安登陸欽州港。走私導致鴉片輸入大增，乃至東印度公司急忙擴大印度的罌粟種植，增加鴉片產量，否則就供不應求。據統計，在鴉片戰爭前四十年裡，中國輸入鴉片達三億元以上。

　　3.英國對鴉片的爭論

　　英國的鴉片貿易也並非只針對中國，在當時的世界，鴉片貿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但因中國市場需求導致貿易額巨大，1830年代，鴉片占英國對華貿易總額的一半！唯利是圖的英國政府可以獲得大額收入。鴉片貿易在英國本土也屬於正常貿易，只是沒有吸食鴉片的市場。直至1868年英國才制定《毒品藥店法案》，這個法案只不過對英國本土的鴉片貿易給予一般性限制而已，真正的禁止鴉片一直到1914年。英國甚至製造相當多鴉片產品，例如一種常見的兒童鴉片糖“巴拉高利”（Balagoli），直到20世紀20年代還是使嬰兒安靜的家常藥物。而1885年美國才立法禁止美國本土的鴉片貿易，但禁令並不嚴密。一個典型的事例是，著名的可口可樂飲料直至1903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

　　但這並不意味着沒有異議。英國許多有識之士早在1780年代就十分強烈地譴責並呼籲政府取締鴉片貿易，而且這個呼聲一直不斷。如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宣布：“我充分相信這個國家慫恿這種罪惡的交易是極壞的，也許比慫恿奴隸貿易更歹毒。”托.阿諾德（T.Arnold）博士稱英國允許鴉片貿易“如此邪惡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對於第一次鴉片戰爭，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說：“就我所知和我所讀過的，這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一場使國家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處理中英關係的官員喬治.斯當東勳爵（GeorgeStaunton）也在國會聲明：“我們不否認這個事實，要不是鴉片走私的話，就不會有戰爭。”就連東印度公司鴉片代理處經理賽蒙（Sam）也寫道：“鴉片產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淪喪。哪裡種植鴉片，那裡的人就吸鴉片，種得越多，吸得越多。”但多數人不贊成禁止鴉片貿易，一些人屬於對鴉片沒有正確的認識；另一些人則完全因為鴉片帶來的巨大利益。那時英國報紙對反對和擁護鴉片貿易的意見統計大約在1:5，於是英國議會長期通不過禁煙法案。


　　4.林則徐、義律其人其事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指揮打響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英國政府全權代表查爾斯.義律(CharlesElliont)本人就是一個堅決的鴉片貿易反對者。他原任英屬圭亞那醫療艦《奴隸護神》號艦長，前任英中聯絡官羅賓遜爵士也是鴉片貿易的反對者，他報告英國政府：“無論什麼時候，英國政府要我們制止英國船隻參與鴉片非法貿易，我們都能夠完成。但更確實的辦法是禁止英屬印度的罌粟種植和鴉片生產。”這個建議導致印度當局的強烈反對，他終於被免職，臨時委任義律擔當此職。義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國政府改變在中國的歷史航向，敦促政府採取措施制止鴉片走私。他個人認為這種貿易是一種罪行，是大英帝國的恥辱。在給倫敦的報告中，義律寫道：鴉片貿易“給打着天主教旗號的國民丟臉。”

　　林則徐則是中國方面嚴禁鴉片的代表人物。當道光皇帝發現庫銀已從7000萬兩下降到不足1000萬兩時，啟用了林則徐任禁煙欽差大臣。林下令收繳鴉片時，義律未經請示倫敦也沒有任何討價還價就命令英國商人交出所有存貨20283箱鴉片，並代表英皇承諾賠償英商的損失。此舉令林則徐都感覺驚訝和滿意，卻令英國朝野憤怒。只是中國歷來的宣傳都不提義律個人在收繳鴉片中的決定性作用；而英國則忽略了他在割讓香港問題上所起的作用，至今連《英國名人大詞典》仍未提及正是義律首先提出割讓香港的要求，並且實施占領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一階段後，義律在提交《穿鼻條約》時，又未經倫敦批准。這個條約的主要要求是：a,將香港讓與英國；b,賠款六百萬元（這是琦善主張的數目）；c,英中官員平等相待；d,限於（1841年）春節後十日內恢復廣州貿易。該條約琦善僅以割讓香港須皇帝批准，其他照准。而英國政府並不滿意，他們認為更重要的是打開中國的貿易封鎖，獲得在中國全境自由貿易的權利。1841年8月，義律被免職，璞鼎查（HenryPottinger）接任。維多利亞女王稱義律為：“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爭取最短任期的人”。義律被調往北美得克薩斯任英國代辦，就算是與林則徐被充軍新疆扯平吧。

　　說鴉片戰爭的導火索是鴉片，這原本不錯。但這次戰爭的本質卻並非鴉片。鴉片是顯示劑，它把中國專制統治的腐敗暴露無遺；鴉片又是腐蝕劑，使這個本來就已經腐敗不堪的體制更加腐敗。恰如馬克思所說：“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偷偷運進了天朝。”以林則徐為代表的忠勇之士憂患於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儘管范文瀾尊林則徐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以他們的能量而言，無力回天。

　　林則徐於1839年5月18日收繳鴉片完畢；6月3日開始銷毀。此時英國只有二十餘艘商船由唯一一艘小型護衛艦《英王拉尼》（HMSLarne）號保護。林則徐沒有堅持讓這些鴉片商人簽署契約保證停止鴉片貿易；當義律命令商人按照中國官方要求繳出全部鴉片時便滿足了。而英商馬地臣、查頓則向英國政府狀告義律，因為中國官員有人偷偷告訴他們：只需繳“六七千箱足矣。”

　　銷毀鴉片時，林則徐邀請一位美國商人金（C.W.King）、一位美國傳教士埃利加.布里奇曼（ElijahBridgman）到場觀看。金告訴林則徐，英國正應那些商人請求，派出的蒸汽炮艦已在途中。林則徐對這個情報顯然沒有足夠的重視，沒有意識到他銷毀的只是鴉片，並沒有銷毀中國巨大的鴉片市場，更沒有銷毀鴉片商們對暴利的渴望。他也沒有採取足夠措施，使正當貿易的商人與鴉片走私商分開。直到7月7日，一夥英國水手划船到九龍尖沙嘴的小酒館酗酒，搗毀了村民一座神龕，引發鬥毆。結果村民林維喜傷重不治。林則徐要求按大清律將水手中一人償命；義律則同意賠償死者家屬，懲辦所有參與此事的水手，但拒絕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極刑頂罪。大清律與英國法律在此衝突，它也是後來治外法權的由來。

　　雙方僵持不下，林則徐向所有“海外夷人”發布通告，命令他們順從天朝。8月15日，林下令禁止一切貿易，封鎖外國在廣州的全部企業，並派兵開進澳門。義律則命令香港、澳門的英國商人及其家屬登船，駛離海岸；林進一步命令嚴禁村民供應英船任何日用品，並且派戰船封鎖英船，一旦發現上岸的外國人，一律就地正法。9月5日，義律派英商郭士立作為特使，交給林的信件之一，要求解除對英國船隻的封鎖，恢復正常貿易關係；之二則要求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處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林拒絕了。下午兩點，義律發出最後通牒，得到的是置之不理。3點，英國軍艦向封鎖的中國戰船開火，以圖突破封鎖。《時代周刊》稱之為鴉片戰爭第一槍。其實這頂多只是一場局部的武裝衝突，稱不上任何戰爭。

　　5.鴉片戰爭始末

　　衝突結束之後，無論正常貿易仰或鴉片走私，在整個過程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區別僅在規模縮小了許多。銷毀鴉片的一個“副產品”就是鴉片價格飈升，鋌而走險的大有人在。雙方僵持數月卻沒有積極的解決不能不是林則徐的一個失誤，這種僵持除了導致英國軍艦陸續到達以增強實力之外，還被英國那些反對禁止鴉片貿易的勢力利用，致使武力解決問題的主張逐漸占上風。11月4日，英國軍艦與中國水師在穿鼻、官涌海面開始武裝衝突，至13日，此類衝突共發生六次，雙方各有損失。連同9月5日那一次衝突在內，林則徐報告朝廷稱之為“七戰七捷”。道光皇帝大喜，在朝廷昏官的一片讚揚聲中，道光皇帝12月下令禁止廣東口岸的全部對外貿易。林則徐於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斷絕中外之間全部貿易往來。

　　這種全面的禁止一切貿易一直持續了四個多月，矛盾的焦點已經不再是鴉片的問題，而是閉關鎖國與自由貿易的衝突。腐敗僵化的清政府與實行炮艦政策的英國政府已經到了非戰爭不能解決分歧的地步。

　　但林則徐與義律之間的函件往來並沒有中斷，義律提出了運輸、貿易以及限制鴉片的各種方案。不過林則徐堅持除林維喜案的要求外，其他一概不予理會。僵持至1840年5月，抵達珠江口的英國軍艦已達48艘，大炮540門，軍隊25000人。英軍反向封鎖珠江口。5月9日夜，林則徐派火舟10艘主動出擊，焚毀英國辦艇11隻；義律並不在防備森嚴的廣州還擊，率艦40艘北上，攻廈門、陷定海，於7月12日抵大沽口訛詐清廷。道光皇帝眼瞧英艦威脅京畿，連忙派大學士署直隸總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議和，皇帝詔曰：“禁煙措置失當，大皇帝早有所聞，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現已派欽差大臣，定能代伸冤抑。著即返棹南還，聽候辦理可也。”

　　琦善明確對義律表示只要英艦返還廣州，朝廷一定查辦林則徐、鄧艇楨等。英國軍艦於是南下。8月道光委任琦善為欽差，9月28日免林則徐、鄧廷楨職，11月29日琦善抵達廣州。義律提出賠償戰費及沒收商品包括鴉片損失費；重開商埠；給予英商專用碼頭；規定稅則；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權的14點要求。琦善答覆賠償六百萬元；除廣州外另開一處商埠。英方堅持在福建、浙江、江蘇另選兩處商埠。琦善報告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大怒，他原本以為革林則徐職、重開貿易即可解決問題，如今英國人決心打開中國自由貿易的大門，這是絕無可能的。於是，1841年1月20日，皇帝以最緊急件命令琦善，立即停止談判，調湘、川、黔諸省兵援廣州，準備一戰；同時命令兩江總督伊里布，見英船即開炮，痛加剿洗。

　　1月6日，義律獲知中國將拒絕英方要求，馬上照會琦善，一切待戰後再商。並命令英國軍艦掛紅旗。琦善復照義律，警告英國勿輕舉妄動，否則一切已答應之要求將化為烏有。7日英艦20隻、兵員1500餘人，進攻沙角、大角兩處炮台。清軍二千人不敵，兩處炮台均陷落。20日，義律停止作戰並通過澳門當局致琦善《穿鼻條約》草案，要求割讓香港。琦善於正月初三簽訂該條約，但保留待上奏批准後方有效的尾巴，道光皇帝得奏後嗤之以鼻，謂為“一片囈語”。26日，英軍不等皇帝批覆，即遣《硫磺號》軍艦登陸香港，並發文告稱香港居民為英國子民。廣東巡撫怡良2月10日報告朝廷，其實道光皇帝已經於1月27日詔告中外，義正詞嚴地對英國宣戰了。此時再聞報，即授喻內閣：“琦善擅與香港，辜恩誤國，著即革職鎖拿，押解來京嚴訊，所有家產查抄入官。”

　　道光皇帝對英國宣戰，軍事衝突升級為戰爭。義律立即於2月26日進攻虎門；27日進攻烏涌。至3月3日，英軍已經兵臨廣州城下。腐敗的清朝政府，公開宣戰之後一個多月，非但沒有戰爭準備，就連委派接任的官員亦未到任。3月5日，接替琦善的大臣之一楊芳始抵廣州；18日，義律委託美國領事提議調停，楊芳同意，雙方於20日結束戰事恢復貿易。楊芳與廣東巡撫怡良奏報：“虎門既已失守，近省獵德、大黃滘等處亦被闖入，省城別無屏障可以控御。陸續調到之官兵雖有八千，但皆不習水戰。旬月以來，英軍所以沒有攻打廣州，實戀通商。英貨船有九隻滿載洋米九萬擔，粵東產米無多，可見英人並非包藏禍心，莫如權作變通，允許英商到廣州貿易。”道光皇帝答覆：“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徵調？又何必逮問琦善？”4月18日將楊芳、怡良革職交部嚴處。沒幾天，23日，又諭革職留任。

　　4月14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抵廣州，經過一番謀劃，從5月10日起開始進攻英軍，至21日夜，燒毀英船兩隻，英軍退守南岸。楊芳與義律經營的停戰、恢復貿易局面亦不復存在。已經停下來的戰爭進一步升級。22日英軍開始反攻，清軍傷亡慘重，至24日上午，廣州城郊各據點係數被英軍占領，廣州完全暴露於英軍火力之下。儘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發參戰，並殺傷英軍若干，終究難挽頹勢。27日簽署《廣州和約》，繳納“贖城費”六百萬元、賠償英商損失三十萬元，清軍撤離廣州六十里，英軍亦退返海上。

　　但英國政府對於其全權代表義律的舉動並不滿意，5月3日林則徐離開廣東流放新疆，隨後，義律也被免職。接任義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國政府的要求下指揮英國軍艦北上，要一鼓作氣徹底打開中國大門，在廈門、寧波、定海、鎮海、吳淞、上海、寶山、鎮江等地連續打敗清軍，1842年8月，英軍兵臨南京城下；29日，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被稱為中國近代史開篇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這個條約規定：一，中國賠款兩千一百萬銀元；二，割讓香港；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四，協定關稅，即英國進出中國海關貨物之稅率，要由兩國共同議定；五，中、英兩國商人可以自由貿易。無可否認，這個條約遠比《穿鼻條約》、《廣州條約》苛刻得多。

　　《南京條約》尚不是鴉片戰爭的全部結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又增加了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

　　6.鴉片後話

　　我們縱觀整個鴉片戰爭的前因、過程及後果，不難看出，鴉片並非戰爭的全部。鴉片並不是英國人帶來中國的，它早就在中國存在巨大市場。不是鴉片導致腐敗，而是腐敗已經造就了鴉片市場；反過來，鴉片又進一步促進腐敗。如果尋找一點安慰，那麼清朝政府是世界上最早意識到鴉片的危害，並且最早頒布禁止鴉片令的政府。

　　在那個年代，人類對鴉片的認識遠不同於今日。世界各國，包括英國本土在內，都沒有對鴉片設立限制。問題在於，只有中國社會吸食鴉片泛濫成災，乃至於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場。英國商人如同獵狗，逐利而來。如果沒有中國官員的配合，英國鴉片商跟本無法從事走私鴉片的任何活動。西方從那時起將近百餘年的“黃禍”說，也根本不是我們現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樣的野蠻入侵，而是“鴉片鬼”之禍害。

　　大致在1820年代，廣東、福建沿海華工（苦力）便以一定規模開始輸往海外，俗稱“賣.仔”。他們中約95%屬於契約勞工，待遇是非人的，在遭受層層盤剝之餘，他們還必須償還國內“蛇頭”的欠款。於是為了解除煩惱，帶去了吸食鴉片的惡習。在東南亞一帶吸食鴉片不是華人首創，卻因大批華人抵達而擴大了這種嗜好。華人占95%以上的新加坡，三分之一男人鴉片上癮；菲律賓有190餘家鴉片館，只為華人服務；在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區內，鴉片成了廣泛的消遣方式，乃至於白人排斥華人甚至包括那些親近華人的白人婦女。1888年一艘叫“阿富汗”的船隻抵達墨爾本，當地居民自發組織糾察隊不許船上250名華人下船，理由僅為抵制鴉片侵入墨爾本；在美國因為南北戰爭大量使用鴉片作為醫治傷員的藥物，鴉片已經被廣泛使用。華工到來使之更趨嚴重。凡中國社區必有中國人開的鴉片煙館，它使華工收入的幾乎一半消費在鴉片煙里。1885年一項調查顯示，僅舊金山唐人街便有26家鴉片煙館，每館可以同時容納24人吸食。不止吸食鴉片，賭博、賣淫、高利貸都在這些煙館裡蔓延開來；在秘魯，鴉片與華工同時輸入，那些發現暴利唾手可得的中國商人很快就構築了一條把中國鴉片經美國運到秘魯的黃金途徑。

　　鴉片戰爭的一個結果是中國從單純的鴉片輸入國變成輸出國，與中國苦力同時輸出。隨後便發展到這些國家。例如1888年澳洲的鴉片輸入便達17684磅，到1890年4月，僅維多利亞一個州，歐洲裔鴉片吸食者便達700餘名；1875年《舊金山晚郵報》統計，全美共計有12萬鴉片的“癮君子”。該報特別聲明：此數據尚不包括華裔在內。1885年輸入美國的鴉片達208152磅。美國的排華法案，鴉片是根本原因。

　　對此，美國參議院牧師紐曼博士（J.P.Newman）1874年的演說具有代表性：“中國人作為家僕、洗衣工、體力勞動者、礦工等大批到來。我們盡我們所能使他們文明和基督化（我們給他們學習的學校和宗教的殿堂）。但他們到來時都已經虛弱不堪，鴉片使他們渾身無力。我們需要他們做體力勞動者；我們需要他們做僕人；我們需要他們做市民。因為從密蘇里到金門的廣闊土地上，只有不到100萬白種居民。我們歡迎他們，但如果他們是鴉片吸食者，我們無法歡迎他們。”

　　也許鴉片的禍害恰是全球化的先聲，毒品對全人類都是一視同仁的，它不會只傷害一個民族或一個人種。1898年美國打敗西班牙獲得菲律賓的統治權，那裡的鴉片泛濫使美國占領者頭疼，於是一個委員會於1903年成立，採取了取締煙館、禁止輸入鴉片的強制性政策。美國認識到如果沒有全世界的共同行動，鴉片是禁不住的。1906年這個委員會的布倫特主教致函羅斯福總統，美國正式開始號召全世界起來反對鴉片走私及其他毒品。1909年2月，人類首次禁毒的國際會議在上海召開，13個國家參加這次國際鴉片委員會會議。略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會議因對慈禧太后駕崩表示尊重而延期一個月，慈禧正是一個鴉片鬼。這次會議雖然沒有實質上的制約能力，但它畢竟是人類首次國際意義上共同討伐毒品的宣戰：“國際鴉片委員會渴望能力促各國政府在自己的領土內採取措施，控制嗎啡及其他或能帶來相似結果的鴉片衍生物的生產、出售和分銷。”

　　1924年出版的英國女作家艾倫.拉.莫特（AllenLaMott）《鴉片民族》一書，她強烈譴責了殖民國家對待毒品的態度之後，又預言：“假設鴉片是為了東方而生產，可是多餘的產出必然會回流到歐洲和美洲。”後來的毒品歷史證實了她當年無心的預言，這是否證實了這樣一個哲理：任何針對部分人類的歧視與傷害，都是對全人類的傷害？或者用簡單的中國俗話表述：害人終害己。這個毒品之害，延續至今也為禍不淺，成了人類文明的恆久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