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貼標籤無助於真正了解汪精衛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8月29日15:55:2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舊金山一作者反駁余英時和葉嘉瑩兩位教授對汪精衛的評價說:汪先生年輕時是革命志士,又是風流才子。壯年以後,誤入歧途。正是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還有人譏諷兩位教授是“曲線救汪”。而大陸一位民間學者則聲稱“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汪精衛”
老高按:汪精衛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中,不能算深受關注的熱門人物,一頂“漢奸”帽子,讓許多人研究此人的興趣缺缺。也正因為如此,最近幾個月來連續讀到好幾位學者,其中甚至有餘英時這樣的重量級學者談汪氏的萬字長文,不免讓我詫異。 82歲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是為汪氏《雙照樓詩詞稿》重新出版作序,從汪氏詩詞剖析他的心路歷程和心理動機;而後有台大文學院邀請葉嘉瑩教授的專題演講《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葉教授所說的“精衛情結”,也就是“烈士情結”。而後有舊金山的陳雪丹對上述兩人的看法不能苟同,寫了一篇《淺談所謂“烈士情結”》文章,發在明鏡旗下各網站上。陳雪丹寫道: “‘做個才人真絕代,可憐生在帝王家’這是前人對李後主的評語。汪先生年輕時是革命志士,又是風流才子。壯年以後,誤入歧途。正是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我們固然賞識他(汪)的才華,但也不敢苟同他的恬顏事偽”。 余英時、葉嘉瑩的看法在網上論壇引起的討論更多。有人譏諷說:汪精衛是“曲線救國”,而余、葉則是“曲線救汪”!——因為他們是從汪的詩詞談起,而汪的詩詞的造詣確為文壇詩苑內外公認。 余英時、葉嘉瑩畢竟都是中國大陸以外的學者,國內民眾怎麼看汪精衛?以前我曾經介紹過,我的一篇談汪精衛在河內遇刺經過的專訪,國內報刊發表後上網,從網民跟帖看,對汪的看法相當多元化了,贊、彈意見差不多是勢均力敵,還有表示要更多地了解、認為對其應該一分為二的多種看法。 最近還讀到一位名叫王思想的大陸作者,寫了《千古奇冤汪精衛》的一組文章,“九評汪精衛”。這一組文章還挺長,文中有些觀點還有點意思,有機會了我當做些介紹。 這裡我想介紹的,是中國大陸一位著名網人信力建的文章《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汪精衛》。原發於他的博客,後來被若干網站轉載。 這位作者筆頭挺勤,而且興趣廣泛,開了多個博客,網上時見他的大作,而且多系原創。他的情況,我從網上查到是這麼介紹的: 信力建,民辦教育專家、信孚教育集團創辦人及董事長,兼任廣東省人文學會副會長、廣州市白雲區政協委員、《看世界》雜誌社名譽副社長、浙江大學民辦教育中心理事、《新快報》專欄作家。是中國民辦學校第一人。 他下面的這篇文章,首先標題就讓我感到不是很切合內容。而他的大部分看法,我都很難認同。涉及的史實,也不盡全面、準確。“不認同為何轉貼?”無它,因為它能啟發我們思考。簡而言之:不很贊同他發表的看法,但我贊同他發表看法。 文中最後一段,“歷史評價只看結果,不問動機。”這句話我尤其不贊成。政治鬥爭嘛,或許用得上這句“只看結果,不問動機”,但歷史評價若“只看結果,不問動機”,那還要歷史研究幹什麼?信力建緊接着說的一段話,直接否定了他自己的這八個字,我百分之百贊同:“作為個體研究,我們卻不能不深究他行為後面的一些原始動因與想法——要之,歷史是複雜的,人性也是複雜的,因此,我們在理解歷史人物時,就應該更全面更細緻一些。標籤式的評價,無助於了解歷史,也無助於了解人性”。 當然,馬上會有人反詰:對“漢奸”,理解他幹嘛?!要怎麼“更全面更細緻”?!呵呵,對這些朋友,我就不打算“雞同鴨講”了。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汪精衛 信力建,博客中國 說到汪精衛,我們腦海里第一時間跳出的恐怕就是“漢奸”二字,我們翻開任何一本介紹汪精衛的書,其中談到他在抗日戰爭中表現時,大都是這樣: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汪精衛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12月潛逃越南,發表“艷電”,公開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布“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1940年3月,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這種說法當然不錯——有歷史事實做證據。然而,我們知道一個人做事的動機是非常複雜的,三言兩語,標籤式的總結,無助於我們真正理解歷史人物。 談到汪精衛組織南京政府,我們必須首先明白這樣一個背景——那就是:實際上,這是一種在各個帝國主義勢力中進行的一種選擇。二戰前世界上有兩大陣營:“英法美”和“德意日”。從人口、資源、工業生產能力等“物”的方面來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國占絕對優勢。但戰爭就是一種賭博,在“物”方面的劣勢者就象口袋裡沒有多少錢的賭徒,他們要想賭贏腰纏萬貫的闊佬,只能採用“孤注一擲”的賭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輸。“德意日”孤注一擲向“英法美”挑戰,也就抱着這種大嬴大輸的心裡。當然“德意日”的確有戰勝“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將領們少犯一些錯誤,如果“英法美”的將領們多犯一些錯誤,二次大戰的勝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勝利其實不過是一種“險勝”。 在中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陣營正處於緊張的對峙中,當時人們根本無法預測哪個陣營會取勝。蔣介石賭“英法美”取勝,堅持抗日戰爭;汪精衛賭“德意日”取勝,主張對日講和。如果我們不以“勝者王侯敗者賊” 的歷史觀來評判汪精衛的話,當時汪精衛對日講和的行動並不是什麼賣國行為。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取勝的話,中國如果站在“英法美”陣營一邊,就不可避免要作為戰敗國受到割地賠款的慘烈制裁,那時中國可能真要被併入日本的一個省,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就要劃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與日本講和,中國就可以避免成為戰敗國的割地賠款苛刻制裁,還可以讓中華文化苟延殘喘下去。這就是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從歷史上看,汪精衛也不是一開始就主張對日妥協,他也曾是一個堅定的抗日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與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衛是主張抵抗的主戰派。當時的愛國學生把汪精衛當作愛國領袖,1931年12月5日全國愛國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請當時正下野的汪精衛還政,他們打出的標語是:“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即日收復東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12月6日汪精衛在接見全國高校學生代表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衛進一步闡述他的對日方針說:“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汪精衛在高呼抗戰的民意之下,再次還政擔任行政院長。汪精衛當時所以主張抗日,是因為希望中國軍隊的積極抵抗,會引起英美法等列強的出面干涉,譴責日本違反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為。然而英美法只是口頭上譴責了一下日本,並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這也變相地鼓勵了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使日本更加無所顧忌地侵略中國。此後汪精衛開始對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失望,同時中國軍隊在“九一八”後的怯戰表現,也讓汪精衛深深失望,使汪精衛的對日方針從“主戰”一百八十度轉變為“主和”。特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汪精衛應國民黨中央之邀緊急歸國。1937年“七七事變”爆 發後,日軍全面入侵中國。英美法等國不但沒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為,甚至還拒絕向中國提供武器。由於中國是窮國,沒有現錢買武器,只能通過借款的方式買武器。當時只有德、意和蘇聯肯向中國提供借款,賣給中國武器。抗戰爆發後英美法對中國的冷漠態度,以及中國軍隊的屢戰屢敗,使汪精衛產生了只有對日妥協才能救中國的思想。在1938年,中國的抗戰根本看不到勝利的影子。當時誰能預料到1940年美國會經濟制裁日本?誰能預料1941年美國會向日本宣戰?誰能預料1945年日本會戰敗投降? 1938年6月武漢廣州陷落後,國民政府退守重慶。汪精衛開始公開批評抗日派,他說抗日派是“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汪精衛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地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地承認打敗仗,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當愛國華僑陳嘉庚提出:“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的提案時,汪精衛辯說:“總理(孫中山)常說和平救國。如果談和就是漢奸國賊,那麼總理也是漢奸國賊了”。汪精衛說:“抗戰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游擊隊。抗戰只有一條路:亡國。此外還有一條‘和’的道路,我們應該拿出抗戰的決心和勇氣來講和。”從此,走上了不歸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汪偽政權的存在,的確在某種程度上給中國抗日力量的存在發展提供了緩衝地帶。因為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了和平條約,滿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戰條件,才使日本沒有繼續向蔣介石發動進攻。如果沒有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日軍不可能找到一個有面子的停戰理由,必須繼續進攻直到消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後再沒有對退居重慶的蔣介石政府發動大規模進攻,就是因為汪精衛已經代表中國與日本講和。有人說1939年後日本沒有發動大規模對華軍事行動,是因為日本的戰線太長,兵力不足。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後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幾百萬兵力全線出擊,大舉進攻東南亞。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華戰爭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過七、八十萬。只要日本再投入200萬軍隊,打下重慶延安根本不是什麼問題。正因為汪精衛代表中國與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關係,日本才沒有繼續進攻重慶。蔣介石和共產黨能在八年抗戰中生存下來,靠的並不是國共兩黨軍隊的頑強抵抗,而是靠汪精衛的“賣國”解圍。此外,其政權下的人民也多少得到喘息的機會:敵占區人民在汪精衛政權下的生活還過得去,基本生活物質供應穩定,市場物價平穩,沒有聽說老百姓吃不上飯,大量餓死人的事件發生。而蔣介石“還都”以後,倒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衛時代還下降了一塊。沒有汪精衛政府和日本人爭物資,保證敵占區人民的吃飯穿衣,敵占區人民怎麼可能捱過八年的漫長歲月?假如當時沒有汪精衛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敵占區的物資全部搶光燒光,敵占區老百姓即使逃過日本兵的子彈,也逃不過餓死凍死的命運。汪精衛政府與日本人爭物資,至少拯救了上千萬中國老百姓的性命。 當然,歷史評價只看結果,不問動機。就此而言,汪精衛頭上的漢奸帽子是不會落下的。然而,作為個體研究,我們卻不能不深究他行為後面的一些原始動因與想法——要之,歷史是複雜的,人性也是複雜的,因此,我們在理解歷史人物時,就應該更全面更細緻一些。標籤式的評價,無助於了解歷史,也無助於了解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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