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                    孫臏  

在紙張發明之前，古人將文獻書籍書寫在竹片、木片、布帛上，今人稱之竹簡、木牘或帛書。因為這些文獻載體易於腐朽，至今不見傳世品。20世紀以來， 隨着考古學的誕生，出土了一批批珍貴的簡帛文獻，時代上迄戰國，下至三國，不僅可以補缺現有歷史文獻，也是不可多得的書法藝術品。

現藏於山東博物館的《孫臏兵法》與《孫子兵法》竹簡，於1972年4月10日發現於銀雀山漢墓。解開了歷史上關於孫子和孫臏其人其書有無的千古之 謎，被列為“新中國30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2011年3月17日，被評為山東博物館“十大鎮館之寶”。

漢代古墓里埋藏千年秘密

1972年4月10日上午，“臨沂文物組”工作人員接到群眾報告，說在臨沂地區衛生局基建工地上發現了一座古墓。基建工地位於臨沂市南部的一座名為 銀雀山的山崗上，這裡原是一處漢代墓地。於是有關工作人員迅速趕到，並和工地負責人協商有關發掘事宜。

4月14日，“臨沂文物組”工作人員正式清理先前已被建築工地挖開的一座墓葬，4月17日清理完畢。這是一座岩墓，墓坑直接在岩石上開鑿而成，長 314厘米、寬226厘米；墓坑內有木質棺槨，木槨長264厘米、寬176厘米；木棺在木槨內西側，棺內放置人體屍骨，已腐朽，另放置少量的漆木器、銅鏡 等隨葬品；木槨東側為器物箱，放置大量的陶器、漆木器、錢幣等隨葬品。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兩部《孫子兵法》竹簡就放置在器物間隙之中！

4月14日，是這次發現值得銘記的日子；楊殿旭、劉心健等人的名字同樣值得銘記在冊，他們來自臨沂文物組，是他們首先發現竹簡。

據參與當時挖掘工作的人員回憶，楊殿旭在墓葬中清理器物時，看到一根竹片從水中漂浮上來，不經意地漂洗了一下竹片上的泥漿（清理墓葬時，墓坑內有積 水），並說：“你們看，這上面有字。”他把竹片遞給了墓坑上面的人。劉心健經仔細辨認後，確認竹片上寫的是“齊桓公問管子曰”的字樣，他就興奮起來，大 呼：這是古代的竹簡！在發明紙張之前，古人把書籍文字寫在製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別稱為“竹簡”和“木牘”，也就是說，“竹簡”就是古代的“文書”。文 物工作人員當即要求施工人員停工，並安排人員保護現場，同時上報山東省文物部門。山東省文物部門隨即派遣山東省博物館有關專家前來發掘指導。該墓被編號為 “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不久在一號漢墓的西側又發現二號漢墓，也出土一批竹簡。事後經初步整理統計，一號漢墓出土竹簡4942枚，大部分為“兵書”；二 號漢墓出土竹簡32枚，為《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

墓葬發現之初雖然是偶然的，但墓葬中竹簡“兵書”的發現卻驚天動地。在《文物》1974年第2期發表《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 法〉等竹簡》的簡報及新華社在1974年6月發表了臨沂銀雀山發現竹簡消息的新聞通稿後，很快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並掀起了孫子兵法研究的新一 輪熱潮。

鑑於這次考古發掘的重要性，20世紀70年代，該考古項目被評為“新中國30年影響最大的考古發現”之一；20世紀90年代，又被評為“新中國影響 最大的考古發現”之一；21世紀初，該項目再次被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發現”之一。

臨沂漢簡本《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發掘出土後經保護處理，至今一直存放在山東博物館。2011年，此批竹簡被評選為“山東博物館十大鎮館之寶” 之一。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竹簡（西漢）

漢簡兵書解疑千年歷史懸案

漢代以前的正史文獻雖然多次提及孫武、孫臏及其兵法，但均極簡略而零碎。最早記載孫武、孫臏的文獻有《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可見戰國、秦代之時 兩位孫子的“兵法”均為世人所熟知。兩漢時期的《史記》《漢書》也均有所記，《漢書》“兵書略”中將《吳孫子》排在第一位，《齊孫子》排在第二位，並明言 《吳孫子》有八十二篇，《齊孫子》有八十九篇，可見兩位孫子確實均有“兵書”流傳於世。但不知什麼原因，戰國重要文獻《左傳》中沒有此二人的記載，並且漢 代以後的文獻也不見《齊孫子》的記載。由此，引發了一場聚訟千年的懸案。

從漢代至唐代，對《孫子兵法》的作者一直沒有人提出異議，但宋代以後，開始有人對這兩部兵書及其作者產生諸多疑問，大致有以下幾種論斷：其一，支持 《史記》中的記載，認為孫武、孫臏各有其人，並分別著有“兵法”流傳於世。其二，認為歷史上並無孫武其人，只不過是一位戰國時期“山林處士”所作的“兵 法”而已，以其為吳王所用乃是誇大之詞。其三，不否認歷史上有孫武這個人，但《孫子兵法》不是孫武自己編著的，而為後世之人偽托“孫武”之名而作的。其 四，《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孫臏，孫武和孫臏是同一個人，“武”是其名，“臏”是綽號。其五，歷史上有孫武和孫臏這兩個人，但現存的《孫子兵法》作者是孫 臏。其六，認為《孫子兵法》是三國的曹操所著，“兵法”中提到的“孫子”是春秋時期的伍子胥。直到1972年臨沂銀雀山竹簡出土之前，各方各執一詞，爭論 不休，近代甚至還有外國學者也參與其中。

臨沂漢簡本《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同時問世，使得這一場曠日持久的歷史大討論一下子戛然而止，歷史原貌不辨自明。臨沂漢簡的出土，向世人昭示， 孫武和孫臏不但是歷史上真實的兩位人物，而且分別有“兵書”流傳於世，同時也證明了《史記》、《漢書》等早期文獻記載的真實性。

臨沂出土的兩部竹簡本“孫子兵法”是現存最早的《孫子兵法》版本，大約成書於西漢初期，是最接近作者原始思想的版本，為校勘和研究《孫子兵法》提供 了寶貴的資料，文獻價值非同一般。竹簡本《孫子兵法》現存200餘枚竹簡，記2300餘字，對照宋代版本的《孫子兵法》，竹簡本“兵法”所保存內容約占全 書三分之一。儘管是殘書，竹簡本仍然與宋代版本有100多處不同點。此外，竹簡本還保留了少量的佚文，十分值得研究。竹簡本《孫臏兵法》使得該兵書失而復 得，其價值不言而喻。

直到今天，《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依然閃耀着耀眼的光芒，對現代軍事理論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