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事件之際，中國科學院長盧嘉錫正在大阪大學訪問。我因為對前任科學院長周光召印象不太好（他原是我們的系主任），覺得那個位子上的人遠離科學精神，沒有去見盧嘉錫。後來，聽姚同學（他與盧同一專業）講，盧不愧為一科學家，他不僅讚揚“八九”民主運動精神已經超越“五∙四”，還糾正在會的同學們：“鄧小平不是老糊塗，而是發瘋了！”。盧歸國之際，他的秘書請我們“包涵”，我們同學中也沒有人去密告。

我現在回憶起這個情節，表示出一個正直科學家當時的樸素感情，由此可以想象我們絕大多數在日同學的情形。後來，我們陸陸續續地知道：當時的三位最高權力掌握和執行者中，鄧小平的後人試圖為鄧小平減輕責任，直接調動軍隊鎮壓的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另有意圖，而宣布戒嚴的總理李鵬為了洗刷自己，甚至把“正指揮”（屠夫）的頭銜安在北京市長陳希同的頭上。今年，被江澤民關押後釋放的陳希同在仍然能夠公開抗議“六∙四”鎮壓的香港出書為自己叫冤，並承認“六∙四”鎮壓是一場不應該發生、也可以避免的悲劇（我主要是根據Wall Street Journal的報道來源。華爾街日報的中文版常沒有翻譯出版一些敏感的英文報道）。我也相信，英國金融時報等外國媒體關於當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現任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內部提議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報道是有根據的。不承認“六∙四”民族悲劇、阻擾解決“六∙四”悲劇的，已經不是直接鎮壓民眾和平請願的決策和執行參與者，而是靠民族悲劇發跡的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團。在日本，日本政府提供了一個“神戶大學法學部副教授”的殘羹給一個“披着人皮的學奸”，出賣、鎮壓了我們的民主、人權運動。

我在1995年底逃離日本之前，不斷地批判文部省、大阪大學、神戶大學、外務省、出入國管理局、國家公共安全委員會（秘密警察）、東京警視廳、兵庫縣警等日本當局機構不要踐踏自己的國際宣言和國會諾言把我們留日學生作為交易籌碼。直到2009年9月23日，我還致函剛上台的日本總理鳩山，要求他公布“六∙四”時期自民黨執政的相關資料（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今天，我也再次呼籲當時的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鐵映、駐日大使楊振亞、駐日公使唐家璇，至少也要向陳希同那樣，拿出勇氣，回復我當年對你們的敦告和要求，公開你們當年與日本當局合作把我們趕出日本的資料。只有這樣，才能翻過當代中日關係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2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