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網上看到一個資料，是對美國胡佛研究所郭岱君博士的一個採訪。郭岱君博士是宋子文檔案、蔣介石日記開放的主要推手，也是宋子文問題的專家。郭 岱君博士通過引用資料告訴人們：宋子文地形象被嚴重扭曲了；作為傳說中“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其實並不是億萬富豪。對於這個結論，我個人 並不十分吃驚，但卻十分感慨。
我們這一代人，是所謂“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從小就在教科書中了解到：舊中國“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搜刮民財，壟斷、掌握了中國經濟的命脈，財富如何如何集中在四大家族手中，云云。相信大家與我一樣，幼小的心靈中充滿了對“四大家族”的憤怒和仇恨。
但是後來，隨着年齡的增長、社會認識的成熟和信息渠道的多樣化，慢慢感覺到情況可能有些不同。
首先是陳立夫。前些年，關於陳立夫的一些情況漸漸浮了出來。1949年冬蔣介石逃到台灣後，先拿黨務系統陳立夫開刀。
陳立夫去了美國，隱居在新澤西州湖林鎮。為了維持生計，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萬美金，買了一個養雞場。他自己動手，餵食、撿蛋、買飼料、賣雞 蛋、清理雞糞，肩挑背扛。他自學養殖專業知識，學會給雞餵藥、打針。養雞讓陳立夫擺脫了經濟上的困窘。這可不像今天的一些貪官惺惺作態。
首先，他當時噎被蔣介石拋棄，流落美國（即化外），作態已無必要。其次，許多人可能不明白，養雞不完全是辛苦的事。時間久了，身上任何時候都會有雞 屎味，洗之不去。想一想，不要說陳立夫這個海歸背景、擔任過中央秘書長、教育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的“黨國要人”，就是今天普通一城裡讀書人，但凡有條路， 大概也不會選這個臭烘烘的營生來度過餘生吧？所以我可以斷定，至少陳立夫、陳家恐怕是沒有什麼錢的。
然後是蔣家。蔣家的情況，可以在宋美齡在美國的住處看出一些端倪。蔣介石過世後，宋美齡去了美國。在美國的20多年裡，宋美齡一直住在長島羅卡斯山谷藍丁頓市的一個宅子。這是孔家的宅子。
雖說宋美齡與孔家是親戚，但中國人是講面子的，況且宋還是“國母”，怎麼也得自己買個豪宅撐撐門面吧。看看後來從大陸去美國的那些個貪官，一擲百 萬、千萬在紐約、在加州用現金購買豪宅（有的還一口氣買幾處），我開始有點懷疑橫跨蔣、宋兩大家族的她是否真如國內傳說般那麼有錢。後來，宋美齡因年齡大 了、就醫不方便，搬到了紐約的一所公寓。問題是這所位於曼哈頓格雷西街10號的公寓，也是孔家的一處房產。據 郭岱君博士講，“蔣家非常清廉，蔣介石和蔣經國都很清廉”。難怪宋美齡只能住孔家的房子了。（據說，宋美齡出嫁時，宋家倒是有一處氣派的別墅作為陪嫁。可 是這處別墅位於上海，今天要是還在的話，相信房產證上的名字也鐵定不姓宋（或蔣）了）。
這處1932年建在東平路9號的“愛廬”，是宋子文送給妹妹宋美齡的結婚禮物。
再說宋子文。郭岱君博士是專門研究宋子文的專家。郭博士接受採訪時說：“我記得2006年一次國際會議中，有一位美國學者叫Donald Jordan就講，他非常認真地在找宋子文貪污的證據，找不到。
他說他希望學者提出證據，但是到今天都沒有人提出來。”郭博士說，“那現在所有的檔案幾乎都公開了，沒有任何一個學者，能夠找到宋子文貪污的證據”。
而台灣學者陳立文教授，根據宋子文的檔案，發現宋包括房產在內的總資產為七八百萬美元，絕不是什麼億萬富翁。宋檔還顯示，他對自己持有的有價證券的 市價波動情況非常敏感，經常記錄漲跌的具體數字，“這些對財產細微變化的關注，也可以從側面說明他並不是一個巨富。”當然，七八百萬美元對於今天一個尋常 百姓而言，也不是小數字，但對比中國大陸潛逃境外幾千名貪官（都是“一窮二白”、光着身子參加革命的）每人平均1億人民幣以上的金額而言，這位頗有點家底 （其父親（也是宋慶齡、宋美齡之父）宋嘉澍是美南監理會（今衛理公會）的牧師及富商、 早期資助過孫中山）、擔任過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長、外長的“黨國要人”而言，這個數額也看不出其利用權力掙了多少錢。
剩下只有孔家了。孔家倒確實有錢，但郭博士說，“ 那孔家本來就是巨富啊。孫中山革命的時候，孔祥熙就是孫中山的金主嘛。”但是，“ 孔在戰時的所謂“美元公債”的問題上確實是有，所以，蔣介石日記裡面很清楚，蔣介石後來叫孔祥熙辭職”。
這樣算來，“四大家族”只能算一族——孔家，而這孔家還原本就是資助孫中山革命的巨富。有可疑之處只是在“美元公債”一單上，還讓蔣介石叫辭了職。那麼，讓我們（我、你、一代人、或者不止一代人）義憤填膺的“四大家族”搜刮民財、壟斷中國經濟的說法又從何來而呢？
原來，這是擔任過毛澤東政治秘書、後來在文革中擔任政治局要職的陳伯達的傑作。郭岱君說：“《四大家族》這本書是那個誰寫的？陳伯達。他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學者，所以，他基本上是個宣傳品。”而且，“《四大家族》裡面有很多謬誤”。
這下我總算有點明白了。
我倒沒有指責陳伯達的意思。無論其被安上什麼樣的重要職務，陳伯達終究只是搖搖筆桿子的御用文人（一如文革中的姚文元)。向對手潑潑髒水，也算是其 職業範圍內的事（所謂professional）。至少，這也是潑向爭奪江山的敵人。比較後來文革中潑向自己的同志、戰友的“叛徒”、“內奸”、“工賊” 之類的超級髒水，編出“四大家族斂財巨富、壟斷中國經濟”的謠言，這算是溫和、有分寸多了。但技巧性更強、也更能欺騙人。
其實，“四大家族”或者中間誰誰誰被栽贓、被潑污水，原本不干你我這些草民的事。問題是我不能釋懷：我（可能還有列位）在從小到大幾十年的時間裡，如何可以讓不是事實的“事實”所長期包圍，而時時地被激發出填膺之義憤呢？
我想起了流傳的戈培爾的名言：
“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
“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
“宣傳如同談戀愛，可以做出任何空頭許諾。即使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
夜深了。我環顧黑洞洞的四周，不由地打了個寒顫：
究竟還有多少真相，我們一無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