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要員叛變，中共主要領導人死裡逃生

　　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在上海工作站的重要負責人，負責共產國際在遠東的信息流、人員流、資金流等工作。牛蘭夫婦被捕，使得共產國際在遠東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打擊。

　　當時，牛蘭夫婦隱蔽非常深，身份無法查實，工作性質也無法查實，租界當局無可奈何。

　　那時的上海有個特點，全世界的各種投機者使用各種合法的、非法的、地上的、地下的手段，淘金的、騙錢的，在上海比比皆是，遍布租界內外，見怪不怪。牛蘭夫婦被捕，從口供、身份辨別不出來要害證據。案子雖然棘手，但查無實據，只好放人。

　　但就在這個關鍵點出了大問題——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

　　顧順章在大革命時期擔任過上海工人武裝力量糾察隊副總指揮，一度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他在1927年八七會議被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六大”以後擔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領導特科工作。特科負責人是時任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周恩來，第三人就是顧順章。顧順章對黨的秘密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的叛變使中國共產黨面臨嚴重損失。

　　幸虧打入敵人內部、給徐恩曾做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在顧順章叛變的第二天獲得情報，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當機立斷，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的協助下，連夜布置中央機關和人員向外轉移。對此事聶榮臻同志有段回憶，說：“那兩三天非常緊張，恩來和我們都沒合眼，終於搶在敵人之前完成任務。”

　　當國民黨軍政人員按照顧順章的口供撲到上海，把各個據點一掃而光，絕大多數據點都沒有找到。後來，據說國民黨“中統”負責人陳立夫仰天長嘆：“活捉周恩來只差了5分鐘。”當然他說得太絕了，哪是差5分鐘，周恩來同志其實早就轉移了。

　　後來周恩來多次講過，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反動派的手中。

　　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中共中央大轉移，直接促使周恩來於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蘇區。雖然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顧順章叛變的影響被減到最低，但損失還是難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脫，已被關在國民黨監獄的，危險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惲代英。

　　惲代英於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當時機智地抓破臉皮，化名王某，在監獄中並沒有暴露身份。在周恩來的指揮下，中央特委的營救工作頗見效果。老閘巡捕房的探長被塞上一筆厚禮“打招呼”，使惲代英獲得從輕發落，轉押蘇州陸軍監獄。江蘇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關節，準備將惲代英提前釋放。

　　周恩來已經派人到蘇州去給將出獄的惲代英送路費了，恰在此時顧順章叛變了，直接指認即將釋放的蘇州陸軍監獄“王某”是中共重要領導人物惲代英，導致惲代英最終遇害。

　　顧順章指認的另兩個人物就是牛蘭夫婦。

　　顧順章與牛蘭夫婦打過交道。1931年年初，共產國際派遣兩名軍事人員到上海，準備去中央蘇區做軍事顧問。牛蘭夫婦將此二人裝扮成傳教士，中國共產黨方面則由顧順章安排這兩人潛入瑞金。後來行動沒有成功，兩人返回上海後，牛蘭夫婦迅速將他們送上外輪離境。顧順章叛變後，立即指認了這件事。但由於牛蘭夫婦行事謹慎，不直接與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觸，也包括顧順章本人。顧順章傾其腦袋瓜里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負責人是個綽號叫“牛軋糖”的德國人——牛蘭(Noulens)的發音與德文牛軋糖(Nougat)相近。

　　當時國民黨方面正苦惱跑掉了周恩來這條大魚，一聽有共產國際的“洋人俱樂部”，馬上高度興奮起來，迅速認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語、國籍得不到確認的牛蘭夫婦，就是顧順章所說的“牛軋糖”——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洋人俱樂部”負責人。

　　1931年8月，牛蘭夫婦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下由上海前往南京。

　　國民黨方面力圖以此為突破，一舉切斷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聯絡渠道，使共產國際的遠東聯絡體系癱瘓。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被迫做出反應，開始組織營救牛蘭夫婦。組織具體的營救工作，交給了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遠東情報局的上海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