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表面上看，歷史之所以好玩，是因為它的創作者是一位把“偶然”運用到了極致的戲劇大師。不過，歷史的深奧或者悲哀實際上在於，每一個偶然背後都隱藏着巨大而沉重的必然。

　　因為 “一個夢的家當”而起義這種異事，並不是只發生在洪秀全身上。我們隨手翻撿史書，在他之前和之後，都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

　　乾隆三十九年山東清水教起義的領導人王倫在起義之前，曾經“夢見是龍”，因此預測自己“將來大貴”(《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略》卷16)。這個夢堅定了他起事的決心，後來又被廣泛宣傳，成了教徒們信心的來源。

　　嘉慶年間天理教起義的重要首領李文成，之所以始終堅信自己能成大事，也是因為一個奇怪的夢：“夜夢魔神語之曰：君乃十八子明道震宮九教主也，得東方生氣，居河洛之中，協符大運。文成驚異，益自負”。(《靖逆記卷五》)

　　甚至在洪秀全的偉業煙消雲散一百多年以後的新中國，這種事還曾經多次重複。比如一九八O年左右，四川巴中縣青山鄉曹家溝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農民曹家元做了一個怪夢，夢見他爺爺墳前坐着一位白須老人，老人頭上有一條一丈多長的金龍騰飛。老人說：“我是你爺爺，把這個罈子給你吧!”他打開一看，裡面都是黃澄澄的金子。

　　不久之後，他又做了一個怪夢，夢到他進了縣劇團，演出“黃袍加身”的戲，宮娥彩女排成兩排，站在他的身後。

　　這兩個夢使他相信他有皇帝之運。因此自命不凡。後來一九八二年春節掃房時，他又在木倉中偶然拾得《五公經》一本，讀了這本書更加相信自己就是書中的應運之人。從此遂不再勞動，專心研究《五公經》，投入民間宗教事業，學會了“出神”，“走陰”，在發展了一批信徒之後，於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六日在曹家溝自家院中舉行了登基大典。信徒八十一人跪拜在地，在小小山村里場面相當壯觀。當然不久後此事就被公安機關偵知並迅速剿滅。(《帝夢驚華》)

　　二

　　洪秀全經歷背後隱藏的另一個規律是，那些民間宗教的創立者，起初往往都是在俗世的奮鬥中屢屢受挫的“LOSER”。

　　在解放之後破獲的許多起會道門案件中，這個規律表現得很明顯。一九九O年代初在蘇北鹽阜創立了黃壇教的朱良美，在創教之前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光棍”。他因為長相肥丑又不務正業，被人稱為“豬郎公”。被命運逼到角落後他狗急跳牆，宣布自己是觀音菩薩的兒子，創立黃壇教，以此奇招一舉扭轉了人生的頹勢。他以 “狐仙附體幫人治病”的方式，發展了附近六十戶二百五十餘人入教。原本娶不上老婆的他成為教首後給自己設了三宮六院，在信徒中挑選“娘娘”，前後封了“正宮娘娘”、“東宮娘娘”、“西宮娘娘”及“貴妃”共計十七人，過上了帝王級的豪華性生活。(《帝夢驚華》)

　　一九九一年在河南嵩縣老曼場創立“萬順天國”的李成福命運與朱良美異曲同工。他因為家境貧困又不務正業，一直沒娶上老婆。直到三十四歲，才和一個帶着孩子的寡婦訂了婚，訂婚不久，那個水性楊花的寡婦又移情於他的弟弟，成了他的弟媳。悲憤之下，李成福離家出走，背井離鄉，發誓要改變自己的命運，衣錦還鄉。在挖了兩年山藥之後，他憑着自學的看風水算卦的本事在異鄉獲得了山民們的尊重。他手持幾本《奇門遁》、《推背圖》，向山民們宣布，這個朝代快完了，他要執掌江山。巧舌如簧的他居然成功地發展了一批骨幹，創建了“安民黨”，籌建“萬李起義軍”，並在一九九O年正月的一個晚上宣布“萬順天國”正式成立。可惜他遠沒有洪秀全走運，天國成立不久就進了監獄。

　　當然，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例子，還是嘉慶年間天理教起義的總導演林清。這次起義因為義軍傳奇般地攻入紫禁城而垂名青史。起義總首領林清的命運轉折，生動地向我們演示了民間宗教是如何“變廢為寶”、“點石成金”的。

　　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生於北京近郊。父親是一名衙門裡的書吏。他的前半生幾乎完全是由大大小小的失敗串連起來的，這些失敗之間甚至沒有什麼緩衝地帶：

　　林清“少無賴，(其父)先本捶撻之，不克悛，屏處藥肆。”(《靖逆記》)讀了幾年書後發現不是讀書的材料，於是在十七歲那年，父親把他送到一家藥鋪里當學徒。三年學習期滿，他學了點中藥知識，“並略懂醫病”，於是走上了社會。

　　走上社會之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里河一個藥店裡當夥計，本來這是一個不錯的職業，不幸因為他剛走上社會就染上了嫖娼的惡習，得了梅毒，長了一身的毒瘡，“被藥鋪逐出”。

　　他的第二份工作收入又低，又不體面：在順城門外大街打更。這一般是老頭們幹的活兒。不過也有好處，打更都是深更半夜出來，不怕人瞧見他的毒瘡。不久之後，父親去世，他的毒瘡也好的差不多了，就回鄉頂替父職，任黃村巡檢司書吏。

　　書吏雖然工資低微，有的甚至沒有工資，但是因為充當着官僚體系與民間社會的連接劑，擁有操縱潛規則的空間。那些心黑手狠而又“門兒清”的書吏中，不乏發財致富者。可惜林清發財之心過於操切。當上書吏不久，他就因為私扣民夫工資而被革退。這是他第二次失業。

　　被“開除公職”之後，他並不服輸，決定自己創業，投身商業，用沒被官員查出的那部分貪污款與他姐夫一起在黃村合夥開了個茶館。一開始，他跑東跑西很賣力氣，茶館經營的勢頭不錯。怎奈他做事只有三分鐘熱度，事業剛開頭，他就開始陷入賭博之中，不久把自己的這份本錢輸得精光，被姐夫攆了出去。這是他第三次失業。

　　遭遇了這連續三板斧後，他對人生並沒有失去信心。他的長處就是從不服輸，“大不了從頭再來”。他懷着“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偷越邊牆，潛入滿清皇帝們圈為禁地的熱河。在那裡他憑着一張三寸不爛之舌頭和曾經經管河務工程的“工作資歷”，獲得了一位管理皇家工程的“汪巴大人”的信任，參與管理“布達拉石作工程”。工程項目自古至今都是貪污腐敗的最佳渠道，這次工作是他職業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很快他就賺了一大筆錢，“衣錦還鄉”，大搖大擺地在人們驚訝的目光中回到了黃村。

　　然而好景不長，財主日子沒過幾天，賭博和嫖娼很快把這筆錢敗光了，他再一次成了窮人。

　　不過見識過花花世界的他已經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於是他再度外出，南下蘇杭。在蘇州他謀到了一份在“四府糧道衙門”當長隨的工作。《靖逆記》記載： “清有口給，能營賄賂所得，即散去若糞土。及事覺，官繩以法，清潛逃”。也就是說，他又一次因為過於大膽地貪污枉法而失業。這是第四次。

　　這次失業的後果十分嚴重，因為這是遙遠的他鄉，舉目無親，他連家都回不了。想來想去，只好靠記得的幾個藥方當了上遊方醫生。遊方醫生其實比乞丐強不了多少，居無定所，飢一頓飽一頓，更談不上能攢下錢了。沒辦法，他平生第一次當了苦力，在糧船上給人拉縴。這份工作的好處是他可以沿運河一路北上，回到北京。不過當糧船到達北京時，他已經形同乞丐。

　　回到北京之後，他又賣過鵪鶉，當過鳥雀鋪店員，也因為好吃懶做，都沒幹長久。還因為將鳥雀店本錢花光，“險些被人送官”。只好灰溜溜回到黃村，落腳在外甥董國太家。

　　總結前半生，林清換了十來種工作，除了在熱河一次外，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這一方面固然說明“大清盛世”中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況並不如王朝自己宣傳的那麼安穩，另一方面也說明林清本人性格中存在着致命的缺點：好逸惡勞，性情浮躁，做事沒長性，大手大腳，花錢散漫。

　　直到加入民間宗教後，這個“屢戰屢敗”、“百無一能”的“廢人”的命運才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重大轉折。嘉慶十二年(1807)，三十七歲的林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加入了榮華會(即“八卦教”中的坎卦教)。

　　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林清加入榮華會是因為真正的信仰，《靖逆記》說“清之初入教也，意圖斂錢無大志”。這個說法是根據林清自己的供詞：“我起初倡會，原是意圖斂錢。”

　　然而林清馬上就發現他終於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終身事業。他發現他簡直就是為宗教而生的，他具有成為一個偉大民間宗教家的一切條件：

　　第一，他有極好的口才。《靖逆記》說：“清有口給”，知道怎麼講教理講得深入淺出而又神乎其神，非常適合傳教和辯論。走南闖北的經歷，又使他的三寸不爛之舌更加油滑熟練。

　　第二，他見多識廣，腦筋靈活。又生性慷慨，善於結交。如前所述，《靖逆記》記載他得來的錢，“即散去若糞土。”

　　第三，他略懂醫術，而免費治病是民間宗教傳教的最好方式。他經常走街串戶，以行醫為名進行傳教活動，比一般人更容易獲得成功。

　　所以入教不久，他在教內地位就節節上升，迅速取代了原來的教首郭潮俊，此人雖然資格較老，然“性怯懦，遇事畏葸”，教門一直打不開局面。林清做事有魄力，敢闖敢幹，在他成為教首後，因他“有大刀闊斧和勇於進取的作風，從而改變了以往教門的保守勢態。使坎卦教不再囤於大興縣農村、鄉鎮的一隅之地，走向了北京內城、京邊諸縣以及直隸地區;教徒也從單一的農民，發展到各個階層。”

　　林清雄心勃勃，很快就依仗實力，統一了這一區域範圍內的白陽教、紅陽教諸教派，成了冀魯豫三省交界處最大的宗教首領。他把自己宣傳成是“彌勒佛轉世”，全稱是“掌理天盤八卦開法後天祖師”。教徒們認為他是“文聖人”、“就同孔聖人一般”。他向每個教徒收取“根基錢”，迅速成為巨富，過上了“食有魚出有車” 的生活。

　　林清第一次嘗到了真正的成功滋味。他在民間宗教中，不但獲得了溫飽和金錢，更重要的，是獲得了地位、尊重和信任，體會到了以前世俗事業中從來沒有體會過的成功感。這種感覺實在太甘美了，人們驚訝地發現，原來的二流子林清幾乎變了一個人。《董國太供詞》稱“自從掌教，據說他不嫖賭了”。他的眼裡燃燒着輝光，他的身上籠罩着嚴肅。他不再賭博，也不再嫖娼，舉手投足，完全是成功人士的模樣，渾身上下，一派威嚴的“聖人”風度。

　　三

　　民間宗教或者迷信與農民起義的結合，自始至終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定勢。東漢末年黃巾軍大起義，憑藉的是張角創立的“太平道”。北宋的方臘起義和鐘相、楊幺起義，利用的是“摩尼教”。元末紅巾軍起義的主要精神力量是白蓮教。這一宗教後來生命力如此強大，以至於明清兩代的所有農民起義，幾乎都有白蓮教背景。

　　但我們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那些創建宗教的人，都想推翻政府，稱王稱帝。雖然欲望是沒有邊界的，但理性卻使教主們不得不小心從事。事實上，在歷史上更多的教主滿足於“溫飽”。他們穩健而謹慎，狡猾而現實，把教門經營成了一樁興隆的“地下買賣”，境界最高者甚至成了子孫世襲的“地下王朝”，既迴避了風險，又獲得了最大化的利益。這其中的典型就是清代中前期“八卦教”(也就是“榮華會”、“天理教”的前身)首領劉家。

　　山東單縣人劉佐臣在康熙初年創立了八卦教。這個教門雜糅儒釋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為主旋律。劉佐臣宣傳，宇宙三世分別由李老君、釋迦如來佛和孔夫子掌管。他說自己是孔子轉世，也就是宇宙的最後主宰。

　　這一教門的最大特點是特別善於斂財。它的組織體系實際上就是一個龐大的斂錢系統，其原理與傳銷異曲同工：各地分支機構象地主收租一樣，定期收取教徒的“會費”，說是“以出錢多寡定來生福澤厚薄”，說這些錢是“往西天取金沙費用”。這些會費層層盤剝，層層上交。誰發展的下線兒多，誰抽的頭也多。當然，最大的抽頭者是劉佐臣，所有的錢，最後都有一部分成成會匯總到山東劉家。

　　配合這種斂錢體系，劉佐臣在教門內部推行“儒教專制化”。他用儒學綱常為教內紀律服務，強調分尊卑、明長幼，要求信徒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在教內建立了嚴格的層級體系，按官位大小，依次分肥。到嘉慶年間，這個教派的層級體系發展完善到與一個王朝相似：“秋仕”相當於秀才，“麥仕”相當於舉人，“號官”相當於縣官，“法官”相當於知府，教主當然就相當於皇帝，教內成了專制小朝廷。教主到各地視察，有專人打前站，見面時“文武大臣”分列兩旁，山呼“萬歲”，對“皇帝”之命唯命是從。甚至“皇帝”說自己流下的鼻涕是玉漿，信徒們也搶着吃。

　　這一教門的另一個特點，也是最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一個世襲的宗教。劉佐臣精明無比，一開始就將這一教門設計成劉氏家族的“吃飯本兒”。他既稱自己是孔子轉世，又稱孔子世世代代在劉家轉世下去。因此從康熙初年至嘉慶二十二年間，雖然屢遭政府打擊，但他的後代始終充當八卦教教首，傳承六代，歷時一個半世紀，幾如一個王朝。

　　為了保持既得利益，這一教派一直保持地下狀態，從不公開活動。它滿足於事實上的“小王朝”而絕不對現實秩序發動任何挑戰。不但不挑戰，它甚至還地上地下兩不耽誤。劉佐臣死後，他兒子劉儒漢繼續經營，劉家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財富，劉儒漢已經不再滿足於充當地下“邪教”教首，還想獲得現實世界的“功名利祿”。於是他在康熙四十五年捐官，花了銀子一千七百兩.外加一千零四十擔大米，共合四千六百餘兩白銀，“旋由捐納選授山西榮河縣知縣”，走馬上任去給大清朝服務去了。直到康熙五十八年“犯案”，“參回原籍”，他一共做了十幾年清朝的地方官。

　　及至乾隆年間，劉家的財富積累得更多。乾隆皇帝打擊這個教門，抄家時起獲大小貯銀罐二十七個，共計白銀12427兩，黃金一小錠，二兩五錢。此外，還有“田莊數處，地數十頃。”這當然都是教徒們的奉獻。

　　當然，世襲現象並不是八卦教的專利，明清時期這樣的教門層出不窮，比如黃天教的李家，江南齋教的姚家，清茶門的王家等。他們的家族統治有五代有十代，長達一二百年甚至二三百家之久。和王朝的統治者一樣，這些世襲宗教教主都熱愛穩定，既使在動亂之時，這些家族也很少有揭竿而起者。這種不參與事實證明是十分明智的。林清等少數幾個違背八卦教傳統舉起造反大旗的人，最後的結果無一不是隕身滅族。

　　四

　　在開始創立上帝教時，洪秀全並沒有想到要公開造反。王慶成在《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中令人信服地證明，洪秀全首次去廣西傳教時，並沒有任何革命思想，他 “所宣傳的並沒有超越《勸世良言》的範圍。誰都承認，《勸世良言》不是一本革命的書;相反，它實際上是一本教人不革命的書。”(《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第14頁)回到花縣之後，洪秀全寫了一些闡述其教義的文章，比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與我們猜測的不同，這些文章宣傳的不是造反，相反，它們批判造反。王慶成說，(《原道救世歌》)“糅合了基督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語，苦口婆心地勸世人拜上帝，學正人，捐妄念。如詩歌的題名所示，這是當時的洪秀全為了拯救邪惡社會的‘救世’方案。這個方案，也沒有任何反對現存統治秩序的革命傾向。”(歷史和思想，16)這首詩歌中甚至謾罵李自成、黃巢、項羽這些起義領袖為草寇，詛咒起義和戰爭：

　　嗜殺人民為草寇，到底豈能免禍災?

　　白起項羽終自刎，黃巢李闖安在哉!

　　……

　　很顯然，第二次進入廣西之前，洪秀全還是只想收徒斂錢，建立秘密天國，以地下溫飽富貴為滿足。但是第二次入廣西後，形勢與前次已經大有不同。

　　道光三十年的大清王朝，從各個方面都已經顯露出徹底崩潰的徵兆。特別是在天高皇帝遠的廣西，政府的控制力已經下降到極點。廣西本來就是會道門遍地之處，國勢衰微，越來越多的人試圖一逞。“道光二十七、八年間，楚匪之雷再浩、李元發兩次闌入粵境，土匪陳亞潰等相繼滋事，小之開角打單，大之攻城劫獄，浸成燎原之勢。”(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見太平天國史料從編簡輯，第2冊，第3頁。)道光三十年夏秋，陳亞貴等起義軍一度攻占荔浦、修仁、遷江縣城。廣西形勢大亂，各地鄉紳紛紛組織團練，鎮壓本地的會道門。“拜上帝教”也在團練們敵視的範圍之內，數次發生衝突。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拜上帝會”想安安靜靜地建設自己的地下天國已經不可能。

　　不過洪秀全及其高層幹部還是權衡了很長時間。畢竟，造反的風險每個人都知道，前車之鑑更比比皆是。比如天理教起義就是一個錯誤。林清本來可以像他的前輩劉佐臣一樣，己廣置妻妾，吃香的喝辣的，把天理教經營成世襲教派。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過度膨脹的結果是他被凌遲處死。

　　但是，此時的形勢和林清之時確實有所不同。大清王朝的滅亡已經是可以預見的事，而這時拜上帝教信徒已經發展到了一萬多人，趁亂起兵以圖大事，似乎已經有了資本。更何況，洪秀全的“皇帝夢”和高級部下的“將相夢”潛伏多年，此時像一頭躍躍欲試的小獸，早已經按捺不住了。

　　五

　　“做皇帝”恐怕曾經是舊時代每個男子的白日夢的內容。這是中國人塵世夢想的極峰。這不足為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男人恐怕都夢想過當皇帝當國王。問題是，將這個夢想付諸實際操作的中國人，肯定多過世界上其他國家之總和。事實上，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每一個朝代，不管是國力強大還是空虛，統治清明還是混亂，都有許多被“皇帝夢”所驅動的人試圖一逞。清末民初有一個叫張相文的人，搜索歷史上的成王和敗寇，寫成兩卷的《帝賊譜》。他草草搜羅的結果是七百餘人。我們可以確切地說，這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過去的一千多年中，中華大地上每年都會有將皇帝夢付諸實踐者。這個論斷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之上：在早已推翻了帝制，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的“新中國”，每年操作“皇帝夢”的人仍然數不勝數。我們僅舉其中幾例：

　　一九五O年二月，山東人李懋五在北京召集九宮道道徒開會，宣布：“我是太陽，日光菩薩，明年日出，太陽出頭就是我出頭”，於當年五月五日，李的生日那天就任“明道大皇帝”。

　　這只是五十年代鎮壓會道門時破獲的“皇帝案”中的一起。這些案子數以千計，內容雷同，從解放初一直持續到文革中。而“改革開放”後的“皇帝案”內容往往更為離奇：

　　一九八一年，盲人丁興來在大別山區創建了道德金門教，不久後稱帝，封 “正宮娘娘”、“西宮娘娘”、“宰相”等21人，賜“仙印”41枚。由於交通閉塞，在山區當了十年“皇帝”後十年才被發現並被鄉政府處理。

　　公元一九八二年，四川省巴中縣六十多歲的老農民張清在巴中川劇團大樓稱帝，張清安任“正皇帝”，另一位叫廖桂堂的人出任“副皇帝”，宣布建立“中原皇清國”。他們的政治構想規模甚為宏大，甚至遠及台灣，故精心準備了一道冊封諭旨，將蔣介石先生(他們不知道蔣老先生已經駕鶴西遊)冊封為“威國王”，給他準備了《皇清聖詣(旨的別字)職字第五號》文件，準備通過郵局寄到台灣，聯合蔣老先生起事。當然，還沒等郵寄，他們就被縣公安局給滅了。

　　一九八四年，四川一名讀過幾本古書的農民曾應龍，因為對計劃生育政策強烈不滿，率眾建立了“大有國”。他穿上了用白布染就、農婦描成的龍袍，率領千餘名牴觸計劃生育政策的“臣民”，殺入縣城，攻陷縣醫院，俘全部醫生、女護士，將所有計劃生育用品搜出並銷毀。後被我人民解放軍迅速平定。我人民政府念其無知，從寬判處無期。這位老兄還不服，在獄中不斷申訴。不過同時改造頗為積極，在獄中讀了“四川函授大學”，準備出去後為人民服務云云。(《帝夢驚華》)

　　一九八六年，山東人濰坊農民的一個前婦女隊長、小學文化的晁玉華自創“青華聖教”，建立了“大聖天朝”，自稱“女皇”，招童男，建“後宮”。後被縣人民政府鎮壓。

　　直到一九九一年，還有一貫道徒龔賢哲憑《金母血書》招徠信眾，在雲南鄉下建“中華國”，改年號“頂古永和”……

　　僅僅解放後幾十年間，這些案件加起來就不止千百。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將皇帝夢付諸實踐者的數量當然更為驚人。

　　閱讀其他國家歷史，我們極少發現類似的“皇帝案”。王學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一位同事從日本遊學回來，談到日本民俗時說到，他曾問過日本學者，日本人有沒有想當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驚訝，說那怎麼可能呢?天皇是神啊。”歐洲歷史上也出現過許多次農民或者說農奴起義，但是這些農奴起義的領導者極少稱王稱帝，“他們的理想是回到古老的農村公社去，以恢復被農奴制度貶低和摧殘了的自身價值。”而不是像中國農民這樣，建立新的王朝。我們也許有充足的理由說， “皇帝夢”是中國這塊土地的“特色”之一。

　　六

　　中國社會自秦始皇以後，就與眾不同。用程歗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中國農民和歐洲農奴的反抗鬥爭就具有不同的心理基礎。歐洲農奴的生活方式產生不了以奪取皇權為目標反抗意識，而中國的農民起義，……無不是企圖依照傳統王朝的權力模式，建立農民的理想王朝。”(《晚清鄉土意識》，第52頁)

　　世界上其他傳統社會，大多缺乏流動性。無論是西歐和日本的封建社會，還是印度的種姓制度，各階級都藩蘺森嚴，大門緊閉。貴族永遠是貴族，農奴永遠是農奴，武士永遠是武士。人們缺乏奮鬥意識，更願意聽從命運的擺布。

　　而中國獨不然。秦始皇早在兩千年前就掃滅了貴族階層，除皇帝外，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唐太宗又成功地運行了科舉制，建立了最“公平”的官員選拔機制。因此中國傳統社會很早以前看起來就十分“現代”，存在着社會垂直流動的大量機會。“就傳統官僚專制社會所具有的社會流動程度而言，中國可以說是人類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具階層開放性結構的社會。”(潘維《中國黨政體制——現行政體的由來》)

　　這種流動性，用文雅的詞彙說，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則是“富不過三代”。相對其他文明來說，中國社會中沒有不可突破的森嚴壁壘，每個人都有通過自己的奮鬥改變命運的一線之機，所以中國人奮鬥意識是世界最強的。

　　中國人改變命運，無非以下幾種方式：一是通過克勤克儉的努力，發家致富，由貧農而富農而地主而大地主。二是通過供孩子讀書，“十年寒窗”後一朝中第，“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帶得全家雞犬升天。三則是奇蹟般的“發跡變泰”。這是宋代以後流行於民間社會的演義評書中最受聽眾歡迎的內容。

　　而“發跡變泰”故事中，最為刺激的當然是由一介平民而成為天子。事實上，這種故事由劉邦第一個講述後，歷代效法者無窮，特別是唐代以後，中國的皇帝們多是起自底層。這種示範效應令“發跡變泰”故事在民間四處流傳，導致了“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流傳。

　　事實上，“做皇帝”以及“擁立皇帝”已經是傳統中國人的奮鬥途徑之一。

　　中國歷史上重複過無數次的一個雷同情節是，一些人發現身邊的某人 “有異相”，遂死心踏地地跟隨他謀大事，以圖“潑天的富貴”。

　　馮雲山這個有一定文化素養的人那麼迅速地成為洪秀全最堅定的信徒，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洪秀全的面相。馮雲山會相面，他“少與洪秀全同學，嘗謂秀全多異相，豁達大度，有王者風。因歷舉古今成敗事說秀全，教以起事。以故二人深相勾結。”

　　王倫之所以起義，除了“夢見是龍”外，精於相面的梵偉對他的持續鼓動也功不可沒。史載梵偉“妄談天文讖緯”、善於巫術，他經常對王倫說：“予閱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即若輩位至督撫，衣錦食肉，能生殺人，亦徒擁虛名，按其才與貌，終出君下。予以君擘畫，十年當為君姓上加白，毋自棄也。”

　　前面我們提到的河南嵩縣老曼場“萬順天國”皇帝李成福，他用來宣傳自己神異的僅僅是兩個證據，一個是他姓李，所以他是唐朝皇帝的後代。另外一個他手相特殊，“一隻手的紋是命子旗，另一隻手紋是武砂帽，這是天子相”。僅靠這兩個證據和幾本《奇門遁》、《推背圖》，再加上巧舌如簧，他就成功地網羅了高峰村前任生產隊長譚振軍、會計譚某、村醫張某以及另外一個村的前民兵營長萬玉忠等骨幹。酷愛詩歌的共產黨員萬玉忠還在李成福的筆記本上“題詩”四句，以示忠心： “我與富貴處今春，相互情誼滄海深。四海為家幹事業，萬里征途永鵬程”。

　　與皇帝夢相配套的是“將相夢”。皇帝只能出一個，大臣的職位似乎更“現實”一些。亂世之時，投身軍旅，擁戴新君，由布衣而為將相，那也是相當地誘人。在新中國發生的“皇帝案”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是這些人都頗有“群眾基礎”。一九五O年，自稱“紫微星”的山東人石東林“出世定國”，參與的各路會道門徒多達三萬多人。一九五五年的“浩天尚國”事件，封了一百多官高級官員。一九八三年的“農合佛國”，分封了一百九十九名“宰相”、“國師”、“娘娘”。許多農民為了將來享受福貴，爭相投靠，爭做“宰相”、“國公”、“保國將”、“九省元帥”等大官，更有不少婦女，主動投身，爭相做“妃子”、“娘娘”。一九七八年，四川人蔡昌誠以“驗體選妃”為名，使得二十多名婦女主動投入他的懷抱。(《滌盪塵埃：新中國反邪教鬥爭》)而晁玉華的大聖天朝，她的第子五百人中，既有黨員、廠長，警察，更有縣團級幹部、正營級軍官。

　　七

　　閱讀了多如山積的原始資料之後，我不得不說，正統歷史教科書過多地強調了歷代起義者的天理，有意識地忽略了他們的人慾。似乎每一個起義者都是懷抱着“民胞物與”、“解放全人類”的雄偉理想揭竿而起的。

　　事實上，幾乎每一次農民起義背後的主要推動力都是對財富和地位的嚮往。這種嚮往光明正大，順理成章，本也無庸諱言。人慾就是天理。當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秩序不能滿足大多數人的溫飽之時，他們有天然的權利來改變這種秩序。

　　雖然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上帝教和基督教的精神實質幾乎沒有任何關係。基督教的落腳點是彼岸，而上帝教和所有中國民間宗教一樣，神秘的外衣下隱藏着的是熾熱無比的現世欲望。

　　經過反覆衡量思考，洪秀全終於決定起事。道光二十九年，他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近世煙風大不同，知天有意啟英雄。

　　……

　　明主敲詩曾詠菊，漢皇置酒尚歌風。

　　古來事業由人做，黑霧收殘一鑒中。

　　明主指朱元璋，漢皇指劉邦。這兩位由布衣而為天子者，是天下所有男人的超級偶像。

　　道光三十年，正當廣西各教門紛紛聚眾起事之際，洪秀全發布“團方”令，要求所有信徒攜帶所有家口，燒掉自家房子，到金田鎮集合。所謂“團方”，是“團圓”、“團聚”之意，洪秀全發布團方令時只是說要他們來參加宗教儀式，並且恫嚇說：

　　道光三十年，我將遣大災降世，凡信仰堅定不移者將得救，其不信者將有瘟疫，過了八月之後，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

　　為了躲避這場“大災”，這些人才被各路教首帶領來到金田，他們根本想不到自己這次團方要潑上身家性命。直到和官兵打仗的前一天，他們還不知道自己將要參與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一次起義。一萬多人的隊伍中，只有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等六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人，都是稀里糊塗就成了偉大的“造反”者。

　　要把這樣一群毫無準備的“順民”變成英勇的“革命戰士”，洪秀全的動員方式是許諾這些追隨者，起義成功後，他們都將是世襲的官僚：

　　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動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威風無比……享福無疆。

　　太平天國教育幹部的《天情道理書》說得更明白：

　　試問爾等，當凡情在家之時，或農，或工，或商賈，營謀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胝胼，辛苦備當，孰如我們今日頂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東王列王鴻恩。升及榮光，出則服御顯揚，侍從羅列，乃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後擁，威風排場，可謂蓋世。

　　在入“拜上帝會”之初，許多信徒把家產賤價出售，破釜沉舟全家入教。鄰居們表示不理解，這些廣西老兄弟解釋說：“我太守也，我將軍也，豈汝輩耕田翁耶!”其妻子也說：“我夫人也，我恭人也，豈汝輩村婦女耶!”(《紫荊事略》)顯然，美好的藍圖引導他們毅然走上了革命之路。

　　這也是“傳統式中國革命”的基本規律之一。用金錢、土地、爵位對農民進行誘惑，遠比宣傳空疏的“天下大同”更有效果。

　　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林清加入的“榮華會”的主要宗旨就是使信眾“榮華富貴”。教首們向教徒口授“真空”八字訣，並叫他們每日朝太陽叩頭。聲稱只要念“真空”八字訣，一可以消災免禍，二可以不受窮。

　　“榮華富貴”的念頭迷惑了許多人，其中甚至有一位大清帝國的高級武官。曹綸加入榮華會，被嘉慶皇帝稱為漢唐宋明以來從未有的“奇之又奇” 之事，因為此人出身名門，曾祖、祖父和父親都是品級不低的官員，曹綸本人也是大清王朝的四品武官。這樣一個高級武官入教，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想擺脫窮困。曹綸的父親在知府任上死於苗民起義，家產也毀於戰火。曹綸攜父柩回京後，囊中盡空，家徒四壁，甚至“衣衫襤縷不能出門當差”。嘉慶十六年升任正四品的獨石口都司時，因為這個官位沒有什麼油水，仍然窮困潦倒。林清在這個當口及時出手接濟，讓他能有體面的衣服和車馬去官府當差，又宣傳說“榮華會”的咒語可以對抗窮神，使他的財運迅速改變。曹綸遂拜林清為師入了教。天理教起義失敗後，曹綸交待自己的入教動機時說：“實在窮極無奈，貪圖富貴，料得林清事成後，自然給我一、二品。”(清代八卦教，218頁。)

　　事實上，林清的事業發展得如此蓬勃，主要就是因為他抓住了人們改變命運的渴望，在傳教手段上有所創新。開始他宣傳，加入他的宗教是一種一本萬利的投資。如果你交一份“根基錢”，那麼將來，你會得到這個數額十倍的回報。後來他更敏銳對抓住普通農民對土地的渴望，承諾如果你交一百個大錢，那麼以後就會“得地一頃”。

　　這個辦法“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河南和直隸的農民“相從者眾”(《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二十五)，只河南滑浚一帶“於號簿內按名登記”者，就“共計男婦大小三千八百餘名”(《軍錄》，《劉第五供詞》)這些對未來充滿幻想的人成為日後起義的中堅力量。

　　林清的“條件”不光吸引了普通農民，甚至對一些富人來說也極有誘惑力。天理教為壯大勢力，利用富人們對權力的渴望，許諾交“糧食數石，許給官職，填寫號簿，並開寫合同紙片，交與本人做據。”有的財主出銀 100 兩，得到了將來事成後可做總督的許願。清代宗室黃帶子海康，也是因為聽到“如林清事成，給伊大官職”的承諾慨然入教。

　　這種手段並非林清的獨創。發放原始股並承諾巨額回報，在中國革命史上屢見不鮮。乾隆初年馮進京、王會的收元教，直接和教徒們簽定“合同”。“合同”的內容是根據徒眾交款多少，承諾將來的官職多大。那條件真是極其優惠：交二兩到十餘兩者，將來成事後就可以封王。交一千錢，就可以封大將軍、總兵。交幾百文者，就可以封兵備道。由於分封太濫，以致“有婦女幼孩而稱總兵者，有給錢數百兩而稱為王公者”，其荒唐把清政府官員都逗樂了，地方當局認為，這實在“有類瘋顛，其非素蓄逆謀可知”。 (《硃批檔》，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三日直督總督方觀承奏摺。)

　　八

　　“皇帝案”的製造者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他們想像力特別發達，特別享受沉醉在無邊無際的白日夢中的感覺。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顯得特別幼稚，特別急功近利，迫不急待。在起事之初，他們就沉醉於大封爵位、大訂“禮儀”，而把更重要的“革命準備”置於腦後，使驚天大事淪為一場場笑話。

　　一九五O年“明道大皇帝”山東人李懋五是一個頗肯浪漫主義氣質的幻想家。起義之前，他做的最主要準備工作是規劃新朝代的國號和國旗以及行政區劃。他經過冥思苦想，想出了“大順國”和“日月龍鳳旗”為國號國旗。又籌劃在河南河北方圓八百里左右的地方建立一座中京和十道城。他花費了許多時間，津津有味地為自己設計了九宮十八院的皇宮，並畫好了藍圖，設計了建築細節，準備日後細細興建。他還在廢寢忘食地為自己構想了二百一十六名妃子，設立了九相十八卿，以及二百一十六名群臣的後宮及官僚體系。同時修定了日曆，設計了新朝的服裝，消耗了無數腦細胞。在設計這一切的時候，他一定沉浸在了做白日夢的巨大愉悅之中。(《北京市人民法院案例選編》)

　　“中原皇清國”的老皇帝張清在起義前也已經詳細制定出新朝的法律和制度。他於6月22日至28日間，以毛筆寫出了新王朝的大綱大法，即四萬多字的《天律森吏》。這部文件分為國令、國法、國政、國史、信財、三乘九品、薪玉案等七個部分。國令說：“清鋒(金字邊加郾的左邊)鋮安天下，無忠不孝要斬殺。還清山河不完稅，天下同胞世(應為是)一家。”國法則設“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條。國政中把人分成十一等，畫成“安位天下圖”。接着他又寫出《三乘九品》、《五律歸親》、《四祖禮本》、《古玉觀》等關於新朝禮制、文化建設的許多大作。

　　另一個重要的準備就是給骨幹們大封官爵，讓他們提前享受一下“發跡變泰”的快感。他不光封了一個建築公司工人為“副皇帝”，還封了“武侯王”、“西蜀王”、“巡府”(當是從巡撫聯想來)、“國翁”、“通天師”等一大批官。此外他設立的官員體系中還有“賢臣”、“清相”、“先行”等聞所未聞的名目。封高興了，他甚至順手把遠在台灣的蔣介石封為“威國王”(他不知道蔣介石已死)，並發布了《皇清聖詣(旨的別字)職字第五號》，全文如下：

　　奉

　　天承命 准此 蔣中正為中原皇清國威國王一職

　　右給 蔣中正 執存

　　贊曰

　　威國享民 八方服心

　　國泰民安 天下太平

　　中原皇清國歲次元年 秋望日(印)准給

　　封完爵後，張清又興興頭頭雕了十八顆大印，發給各級重要官員。皇帝的玉璽璽文為“皇清玉帝”，二寸見方，由心靈手巧的張清親自設計親手雕成。其餘十七方，按級別尺寸有嚴格區別：朝廷一級的一寸五見方，府州一級的一寸見方，縣鄉級點八寸見方，材質皆為梨木。

　　九

　　洪秀全的心理狀態，與上兩位異曲而同工。做為一個社會最底層從走來的落魄童生，洪秀全在革命過程中最關心的就是劃分等級，明確身分，顯示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做這些事，他可以說是迫不急待，心醉神迷，完全不管軍情緊急不緊急，形勢允許不允許。

　　起義軍攻占的第一個“大地方”是一個叫“東鄉”的小鎮。占了小鎮後，雖然四周已經被清軍圍得水泄不通，整個東鄉鎮忙忙碌碌，熱熱鬧鬧，原來，洪秀全正忙着舉行登基大典，正式登基，做了天王，自稱為朕，群下對他稱“主”。起兵不到三個月，剛剛占領了一個小鎮子，在敵人日漸合圍的艱險時刻，就開國登基，樹起大招牌，實在稱不上明智之舉。

　　太平軍攻占的第一個城市是縣城永安。一萬鄉下人進了城，感覺自然和東鄉大大不同。洪秀全仍然一如前例，關上城門，準備固守，一心一意做起天王。一進永安城，他就命令人們把州衙改為“天王府”，大加修繕，牆上用杏黃紙裱糊，地上鋪滿紅氈，廳前排列着花盤。“天王府”的各門分別懸掛“第一朝門”、“第二朝門”、“第三朝門”、“第四朝門”的牌子，門上都塗上皇帝專用的明黃色，畫上龍虎圖案。

　　住進“天王府”，洪秀全先給自己選了三十六個女人，封為三十六個娘娘，然後就開始大封王爵。封楊秀清為東王，“管制東方各國”，蕭朝貴為西王，“管制西方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