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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周恩來和林彪都從符號中解脫出來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12月12日15:35:1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在歷史研究中,特別要避免“符號現象”:周恩來,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良相”符號,林彪,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的“陰謀家、野心家”符號。二人做了同樣一件事,在周,人們就說成是“忍辱負重”“違心”之言;在林,人們就說是“心懷鬼胎”——雙重標準,莫此為甚!




用嚴謹邏輯和實證精神還原周恩來(上)

高伐林,《新史記》第9期



  “半路出家”這句話,用在從山東農村一個農民家庭走出,年紀輕輕就成為美國有機化學博士,並在美國從事科技工作的司馬清揚身上,十分貼切。十年前,他絕對想不到自己會成為中共黨史專家,竟在短短兩年多內一口氣出版了三本關於林彪和周恩來的研究專著:
  《新發現的周恩來》(與歐陽龍門合著,明鏡出版社)
  《找尋真實的林彪》(與丁凱文合作,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近50萬字的上下冊《穿越歷史的迷霧——周恩來與林彪》(明鏡出版社)
  司馬清揚坦承,最開始,是在網上看見有些人寫的黨史人物和事件的文章,覺得論點和論據大有可議,於是跟帖質疑、討論。慢慢地,在辯論中激起了興趣,一發而不可收了——那時,他用的一個網名,叫“蓑笠翁”。
  司馬清揚現居加州。2012年6月30日,《新史記》記者撥通了電話,對司馬清揚進行專訪。

《新發現的周恩來》(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明鏡出版社)


我的書被當局列為要嚴加管理

  高伐林:您是從什麼時候、由於什麼契機,對林彪和周恩來問題發生興趣的?
  司馬清揚:我來自農村,爸爸媽媽都在農村。在國內讀了中科院的研究生,到美國來讀有機化學的博士。在美國的工作都是科技方面的,基本上與文科不搭界——在國內時,考歷史、政治,我都是不及格的(笑)。
  2003年、2004年左右,在海外中文網站上,我讀到署名為“溫相”的談中共黨史的文章,覺得他講的有些內容不合乎邏輯,就去反駁他。反駁過程中,我查資料,對黨史尤其是林彪問題也就慢慢發生興趣、積攢了一些資料。後來我回中國或者旅行時,每次都採訪一些人、結識一些人,又認識了丁凱文、汝信、何蜀這些研究黨史的學者,也認識了專門研究林彪問題的舒雲。其中,尤其是澳大利亞來自台灣的學者孫萬國(莫納什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教授——老高注)對我幫助很大。
  我覺得,應把過去歷史寫錯了的,正過來;把人們認為是正的歷史,翻過去——這兩者其實是一回事,就是尋求歷史的真相。我先與歐陽龍門寫了關於周恩來的書,又跟丁凱文合作寫了林彪的書,最後獨自寫了周恩來與林彪對比的書。有了前兩本書,寫這第三本就比較容易了。
  高伐林:我們看到您的書中按照學術規範,列出了大量的註解,一一標明資料來源。您是怎麼弄到這些資料的呢?除了標出的這些,您是否還有不便列出的獨家第一手資料來源?
  司馬清揚:對,我儘可能註明了資料來源。這些資料,多是我去哈佛大學、去柏克萊大學等查到的——我住的地方離柏克萊不太遠,柏克萊關於“文革”的資料是相當豐富的。
  有一些是獨家通過某些比較特殊的渠道獲得的資料。比如我引用過部隊的一種內部文件叫《工作通訊》,寫林彪時用得很多,寫周恩來時也用上了。這是軍隊發到師或團以上單位的,他們內部出了一套書,我搞到了這套書。
  2012年5月29日,中央有關單位又發了一個通知,列出了要求各地嚴加管理、加強注意的書目,上面又有我和我的書---值得指出來的是,我寫的有關林彪的書籍並不包括在此通知內。顯然國內對於林彪的討論已經相對寬鬆;但是周恩來的研究,尚屬外人不能涉入的“禁區”。
 
搞黨史的人,最好是理科背景

  高伐林:您作為研究者,採訪過黨史知情人嗎?例如,“913”當晚在場的林彪女兒林豆豆和她的丈夫張清林?
  司馬清揚:沒有見到。說實話,我也不覺得見他們有多大的意義。
  高伐林:為什麼會這麼覺得呢?
  司馬清揚:因為……林豆豆從個人身份、精神狀態、情感傾向上來看,使她透露出來的信息,有一種強烈的個人因素在內。所以照我個人看法,可信度不是特別高。所以我一直沒有去找他們,覺得沒有多大用處。
  高伐林:哦!這就牽涉到一個大問題了:您是根據什麼,判斷資料的真偽來決定取捨?
  司馬清揚:拿到一份資料,怎麼判斷它可信不可信?有些東西很好判斷,根據史實、考證,以及根據邏輯,就足以推斷。例如,林豆豆說,賀龍死了之後,林彪大哭了一場。以賀龍和林彪的關係,林彪是不會為賀龍的死而大哭的。最開始代表毛澤東出來整賀龍的,就是林彪出面;林彪在1966年9月8日軍委常委會議上宣布賀龍罪行,傳達毛主席說的賀龍這個人“靠不住”,“他會造反”等等——他怎麼會為賀龍大哭呢?
  在賀龍平反的過程中,周恩來去找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廖漢生,要他寫一個關於賀龍沒有犯過原來被指責的錯誤的證明。其實,從法律等各個角度來看,以廖漢生與賀龍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不應該要他來寫這種證明,他當這種證人,沒有公信力。同樣的道理,從歷史研究的意義上看,像林豆豆作為當事人的親屬,對她講述的情況要更加審慎地核查。
  國內出的《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儘管動用了好多人力、好長時間去編寫,但是中間還是有好多錯誤。例如,《周恩來傳》中說,周恩來和鄧小平對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滿,在杭州會議上,當毛澤東向周恩來和鄧小平試探問起彭真的事,周、鄧都做了否定的回答。在高文謙的書裡也這麼講。其實這根本是沒有的事:鄧小平沒有參加杭州會議,他那段時間到西北去了。
  將許多人講的時間、地點一聯繫、一對照,就能判斷很多事情的真假。


《找尋真實的林彪》(丁凱文、司馬清揚著,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我一直認為,黨史是很有邏輯性的學科,搞黨史的人,最好是理科生——需要邏輯嚴密麼。寫史要注意兩點,第一是轉述別人的話,千萬不能跟自己的分析、推測混為一談;第二,一定要註明資料來源:任何一個說法、一個邏輯判斷,都不是憑空而來的,不能閉門造車。

  寫黨史,我從來不認為要“十年磨一劍”,十年寫一本書——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時間!我這幾本書,都是八九個月就寫成了。
  現在有人寫歷史,就像寫小說,把密室里兩人私下對話都聽見、都寫出來了,不僅寫出對話,甚至寫出人的神情、姿勢、動作……好多人都犯這種錯誤,包括辛子陵。
  歷史,絕對不能這麼去想象。我不認為趙無眠那本《真假周恩來》是本史書;甚至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也不能算一本史書——裡面心理的描寫、推測太多。同樣,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也脫不了這個窠臼。大致是我國的史學寫法之傳統,《史記》就是一個典型。
  高伐林:中國和西方史學界從源頭開始,包括被視作“泰山北斗”的中國的太史公司馬遷、古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著作中都有極多的文學描寫甚至虛構,在對史實的描寫中,夾雜著神話、傳說、或是那種在現今歷史學家看來根本不能算是歷史的寓言故事,甚至有時還添了些由作者創作的虛構故事。古人之所以把這麼多非史實放進歷史著作中去,是因為他們對“歷史”的理解和看法與我們大為不同,不光是記敘某個歷史事件本身,而要透視涵蓋產生那種事件的文化。
  現代西方史學界也有不少著名學者十分重視敘述,例如柏克萊大學魏斐德教授、耶魯大學史景遷教授,但是一旦“講故事”,就難免受到“虛構”之譏。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
  司馬清揚:胡適說過:“歷史家需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力。”但是如何運用想象,是很大的一門學問、技巧。我並不是說想象力在歷史研究中不重要,考古中更要運用想象力。但這種想象力,一定不能是具體的史料,比如說,林彪出走,到底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從林彪自己上車、上飛機……等史實,我可以推斷他是主動的;但是不能用想象力去嫁接、去虛構,這二者有明顯的區別。很多人就犯了這個錯誤,居然有林立果在蘇州的密室對話!又不註明資料來源,就這麼寫出林立果怎麼講怎麼講。
  我不認為司馬遷的古老做法是正確的,不認為歷史是個任人解說的小女孩。我想用一個最簡單的劃分方式:你不是當事人,你怎麼知道他的心理活動?我想還是要用“實證”的方法。一個人吃了蘋果,寫下他吃了蘋果就是符合歷史的,要說他吃了蘋果很高興,或者其實他並不樂意吃蘋果而更想吃橘子……他心裡如何如何想,這些若沒有充分依據就不能寫到書裡去。如果周恩來沒有講出來自己的內心感受、思想鬥爭,你就不能寫——你不是周恩來嘛。各人有各人的觀點,這是正常的,但是不能違反這個規則。
 
從“符號”中解脫周恩來林彪
 
  高伐林:您能否用比較簡明的語言,對我們的讀者,概括您對周恩來的看法,對林彪(及林彪事件)的看法?
  司馬清揚:我因為比較喜歡林彪,就去看關於他的許多史料;他與毛關係密切,於是我又看了關於毛的許多史料。林彪對個人崇拜,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我發現好多事情後來發生了扭曲:好事情明明是林彪做的,放到周恩來頭上;壞事明明是周恩來做的,放在了林彪的頭上。
  記得有一次我與一位朋友爭論,我問他,你說林彪搞個人崇拜,他講了哪些話?他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林說了:“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我說:“一句頂一萬句”確實是林彪講的;但是“句句是真理”,是周恩來最先講的——《解放軍報》一個編輯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有人打電話來發指示”講了這句話,這位編輯沒有提名字,但我經過採訪,確認他說的“有人”就是周恩來。再如,稱頌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這句話,周恩來也比林彪先講。
  至於迫害劉少奇、迫害賀龍,都張冠李戴栽到林彪頭上。而像“解放”老幹部這些好事,都安在周恩來頭上。
  我在歷史研究中,特別注意到“符號現象”的問題。
  何謂“符號現象”呢?“文革”初期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該校紅衛兵打死,人們都相信後來被毛澤東接見的宋彬彬涉案,這就是將宋彬彬當成了“文革”紅衛兵暴行的符號了,而並不去真正了解她在打死卞仲耘上是否有具體罪行。周恩來和林彪,事實上也成為了這樣的符號:周恩來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良相”符號,林彪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的“陰謀家、野心家”符號。從符號出發,遮蔽了對其複雜言行的真實了解。如果二人做了同樣一件事,在周,人們就說成是“忍辱負重”“違心”之言;在林,人們就說是“心懷鬼胎”“別有用心”。人們認定的這種“符號”是否真實?就得要史料證明,不能大帽子一扣就了事。對任何一個黨史人物,我們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標準,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我不認為黨史“說不清”,黨史很多事件是可以說清的。
  關於資料的運用有兩點,有一次我去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做報告,在聊天時就問陳永發所長:你寫《中國共產黨七十年》那本書的時候,怎麼區分浩如煙海的史料的真偽?舉一個例子,鄧小平出訪蘇聯,遇到了匈牙利事件,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建議“出兵鎮壓”。我問:你怎麼知道這條史料是正確的?他回答:憑直覺。寫一本書,有上千個資料,不可能一一查證。我寫這三本書,每一本都超過兩千個資料來源,我不可能都查。多是憑直覺。像鄧小平建議出兵,我覺得是可信的,可以聯繫到“六四”,他有這個思想基礎;後來他說的“不爭論”,也是一脈相承——不跟你辯論,就是對不同意見就壓下去。他骨子裡就是這麼一種人。
  所謂“直覺”,雖然當時只是瞬間選擇,但卻是建立在讀了很多資料、懂得很多歷史資料的辨認方式這個基礎之上的,並不是憑空判斷。
  關於資料,還有一個例子。《毛澤東傳》中說:毛澤東1976年6月15日講:“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但實際上, 這句話是1976年元月15日講的,到了6月15日,毛澤東已經無法說出連貫的整句了。為何將之推後整整五個月?這裡面是有玄機的。玄機就在華國鋒地位的變化:
  元月15日,中央副主席還是王洪文排名在華國鋒的前面,而到了6月15日,就是華國鋒排名第一了。毛澤東這句話是告訴身邊的人,我死了之後,國內要發生動盪。傳閱件有個傳閱名單,第一給誰,第二給誰……在元月份,王洪文排在傳閱件的第一位,說明毛澤東對他還是推心置腹的。國內中共寫黨史的人說,毛澤東從1974年就不相信王洪文、對他失望了云云,事實上,不是這麼回事。如果照實說是元月15日講的這番話,人家就會發現,王洪文直到這時還是受到毛澤東信任的,就透露出國內黨史界的說法並不真實。所以,要改成6月份,來突出華國鋒才是毛澤東最信任的,這就圓了過去的謊。
  國內黨史資料很多都有這類問題,包括“毛傳”這樣應該最權威的書,為了政治原因,改動一下時間、地點,很常見。就需要有洞察力,需要有一定天賦。做任何事情,需要有興趣,也需要有天賦,這兩者缺一不可。

  高伐林:作為數本關於周、林著作的作者,您認為,哪些問題上發前人所未發,最具獨到創見?
  司馬清揚:我覺得恐怕要算對周恩來的揭露。對周恩來,有些人有一種一廂情願的看法,說他布了一個局,埋下了後來逮捕“四人幫”的伏筆,還有人說毛周之間怎麼怎麼斗。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所謂“布局”、“毛周有鬥爭”的說法沒有史料依據,是將周作為一個“聖人”來神化。
  實際上,周對毛非常恐懼,唯唯諾諾,一切都遵照毛的意旨、經過毛首肯才去做,周對毛是徹底的奴化。這裡我舉兩例吧。(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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