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的毛澤東和江青

　　當聽說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即將從蘇聯回國時，江青方寸大亂，便急忙習慣性地來到康生辦公室求教。康生雖然也覺得此事比較棘手，但還是勸慰道： “你怕什麼，木已成舟了，賀子珍還能把你擠走嗎？”“這我也知道，”江青這才稍冷靜了一些，但仍不無憂慮，“可是，她將來要是也到北京，我心裡就彆扭。” “這好辦，咱們可盡一切力量，不讓她同毛主席在一個城市裡。”於是，康生如此這般一番面授機宜，終於使江青喜上眉梢。

　　1975年12月1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的一則訃告稱，一個被譽為“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光榮的反修戰士”的中 央某要員因病去世。但時隔僅僅四年，黨中央就於1980年10月16日做出開除其黨籍、撤銷對他的悼詞、將其骨灰從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取出並向全黨公布其 罪行的決定。隨後，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確認，其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責任。這個被歷史無情嘲弄了的人就是混跡於中共 黨內長達半個世紀的陰謀家、投機家和政治惡棍——康生。

　　康生以其工於趨炎附勢、善於見風使舵、慣造冤假錯案、擅長亂中獲利的“精湛”技藝成為我黨歷史上一個令人聞之色變、見之驚悸的政治幽靈。儘管他 平生興風作浪，禍國殃民，但卻始終官運亨通，直至盤踞黨的高層，並在一片“哀榮”之中壽終正寢。作為寄生在我黨肌體上的一顆大毒瘤，他留給當今人們的是綿 綿無盡的反思和深刻沉痛的教訓。

　　投靠李立三，一躍調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

　　康生那變色龍的本領與生俱來，這從他的不斷改名便可略見一斑。1898年冬，康生出生時，其父張發祥取張家人丁興旺之意，為他起名張旺。 1914年，他因在本鄉打架鬥毆而被其父禁閉在家，後由把兄弟陳舜庭保出，在兩人同去青島禮賢中學讀書之際，他第一次改名張宗可。1917年，他第二次更 名張裕先，併入讀山東諸城教師講習所。次年，他在諸城高等小學校執教期間，第三次換名張叔平。1924年夏，他離家抵達上海，就讀於由中共主辦的上海大學 社會科學系，第四次易名張耘，並於次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漫長的投機政客生涯。

　　康生先後參加了上海“二月罷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並嶄露頭角，相繼擔任了中共上海大學獨立支部書記，中共上海滬西、滬東區委書記，中共 江蘇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等職，期間，他又化名趙容。大革命失敗後，在革命陣營內部發生分化之際，熟知中國歷史並醉心於封建社會權術之道的他，便眼觀六 路，耳聽八方，暗自尋找着下“注”的機遇。

　　在1928年6月至7月召開的黨的六大上，平庸的向忠發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黨的最高權力實際掌握在時任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手中。瞄準這棵“大樹”後，康生便開始苦下功夫。在1930年的一次黨的會議上，當李立三被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書記 何孟雄指責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時，康生卻針鋒相對、擲地有聲地說，“李立三同志是正確的”，並拍着胸脯氣勢洶洶地威脅道：“誰反對李立三同志，誰就 是反黨，李立三同志是我們的好領導，我堅決擁護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線。”就在這一剎那間，李立三牢牢地記住了康生其人。不久，康生便被調任中央組織部秘書 長等職，成為中央官員，實現了康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跨越。時年32歲。

　　然而，當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在1930年9月召開的黨中央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上遭到嚴肅批評時，康生立即反戈一擊：“我早就看出李立三這 一套，是左傾冒險主義的東西；在領導作風上，他惟我獨尊，夜郎自大，誰的意見也聽不進去……”只此一舉，他不僅保住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後來還意外地被任命 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中央職工部部長等職。

　　攀附王明，二躍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與李立三劃清界線後，康生就仿佛一根寄生的藤蔓，很快又緊緊地纏上了具有共產國際背景的被他所看好的未來中央的實力派人物——王明。果不其然， 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全力扶持下，王明在1931年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青雲直上，一躍而進入中央政治局，並很快把持了黨中央的領導權。

　　在李立三與王明之間的權力鬥爭中，善於“保駕”的康生，曾兩次重創王明，使王明先後受到警告和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如今時過境遷，康生不得不夾起尾巴，主動上門負荊請罪。

　　一天深夜，他敲開了王明的家門，屁股還未坐穩，便拘謹而又誠懇地說：“我今天是向你道歉來了！”見王明始而驚訝，既而無動於衷，他又歉疚地嘆了 一口氣，聲音低沉地繼續說道：“李立三當權的時候，我跟他一道，曾經給過你兩次處分，我水平不高，沒有看出問題；就是看出問題，也沒有勇氣頂，結果冤枉了 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內疚，我誠懇地向你認錯，希望你能原諒。”

　　既然康生已把軟話說到了這個份上，王明也就不能不擺出一幅寬宏大量的高姿態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去的事，算不了什麼，今後咱們要好好合作。”

　　“哪裡，哪裡，”康生誠惶誠恐地說，“不是合作，是領導。有什麼要我做的，你就多指示吧，我一定盡力去辦。”就在這種越來越投機的談話中，兩人 往日的舊怨如冰雪般消融，王明臉色也由冷淡而轉熱情。此後不出一年，他便被王明提攜為中央委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中央組織部部長，成為宣傳鼓吹、推行 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和組織路線的得力幹將。他口若懸河、下筆千言，僅在1932年到1933年6月的一年半時間內，就以謝康、駱駝為筆名，發表了 20餘篇吹捧王明路線的文章。

　　後來，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康生也於1933年6月溜到蘇聯，追隨王明做了副手，並從此改用康生其名。期間，他與王明形影 不離、瀣沆一氣：一是通過頻頻給中國留蘇學生和國際上的一些兄弟黨做報告及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等手段，為突出美化王明和欺騙共產國際大造輿論；二是於 1935年夏串聯留蘇學生給共產國際上書，聯名要求批准任命王明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三是為了捍衛王明宗派、清除異己分子，積極策劃在由留蘇學生組成的中共 旅莫支部中的“鎮反肅托”運動，使許多被他和王明看不順眼的黨員幹部被冠以“漢奸”和“托派”等莫須有的罪名遭到審訊、監禁、勞改乃至含冤而死。康生甚至 對已被解除了中央領導職務、正在蘇聯反省檢查的李立三也極盡落井下石之能事，除了百般刁難之外，還向蘇聯肅反機關誣告李立三是托派，想借刀殺人，只是由於 周恩來的多次交涉，蹲了兩年牢的李立三才被救回國內。由此，康生也得以借王明的極力推薦而再上新高，於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被缺席選為中央 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康生兼任中央黨校校長等職。在黨中央駐地延安這個高層領導人云集的地方，康生給自己定下了一個因 人制宜的為人準則：對待手握大權的鐵腕人物，要學會號脈，要摸准他的脈，對症下藥，投其所好；對待同級，要和藹可親，熱情友好；對待下級，要平易近人，禮 賢下士，左右逢源，八面玲瓏。在積極支持王明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張的同時，眼見得王明漸漸 陷入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境地，康生便又開始琢磨着更換門庭的問題，轉而將目光盯上了毛澤東。

　　在1938年9月至11月相繼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黨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先後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明確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批判了王明的錯誤路線，撤銷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職務。因形勢所迫，康生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有關王明的內幕情況，搖身一變而成為揭發、批判王明 的急先鋒，甚至於在任何公開場合下都刻意把自己裝扮成反對王明錯誤路線的積極分子。因此，他又騙取了信任，被委任為中央社會部部長等職。

　　“保護”江青過關，三躍升任黨中央副主席

　　下定了踹開王明的決心後，康生就千方百計地積極向毛澤東靠攏，一方面採取不斷地向毛澤東報告王明的思想、言論動向以及賣力地反擊王明和表明堅決 擁護毛澤東的鮮明態度等手段，來爭取毛澤東的青睞；另一方面，他又採取迂迴技術，極力促成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以此做長線投資。

　　原來，一回到延安，康生就與同鄉江青相遇相交了。一來二往中，江青對康生這位身居要職的老鄉十分尊敬，而老謀深算的康生也很快從漂亮、伶俐的江 青身上發現了她那特殊的價值。因為他已捕捉到了江青有追求毛澤東之意，而毛澤東對江青也頗有好感。故而，有一天晚上，當時兼任延安魯迅藝術學校學生輔導員 的江青等正在彩排京劇《打漁殺家》時，喜歡京劇的康生也來觀看了。演完後，他走到江青跟前，豎起大姆指誇獎道：“你今天演得真好，畢竟是科班出身，你都把 蕭桂英演活了。等你們正式演出時，我一定請主席來看。”

　　《打漁殺家》公演那天，康生陪同毛澤東坐在延安中央大禮堂的前排，他不時地用手指點着、介紹着。江青則在台上演得特別賣力，毛澤東也看得津津有味。不久，江青便成為了毛澤東的夫人。

　　1938年冬，在上海領導地下工作的劉曉、王世英等，曾來電報告江青有叛黨變節等歷史問題，建議認真審查。但這封電報卻被康生扣下來秘而不宣。 1942年延安整風時，黨內幹部均要人人過關，江青也不例外。在一次審查會上，當江青談完了她在上海的那段經歷後，有人就嚴肅地提問道：“你被捕過沒 有？”康生見江青有些心虛，就一把將問題攬了過去：“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這段歷史情況，組織上了解過。我清楚這個情況，沒有問題。江青在白區工作表現得很 好，如果是江青同志思想不進步，能放棄上海這個花花世界的大城市生活，來到延安吃帶沙子的小米嗎？”審查小組的其他人面面相覷，只得草草收場。江青輕鬆地 度過了“整風”關。

　　建國前夕，當聽說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即將從蘇聯回國時，江青方寸大亂，便急忙習慣性地來到康生辦公室求教。康生雖然也覺得此事比較棘手，但還是 勸慰道：“你怕什麼，木已成舟了，賀子珍還能把你擠走嗎？”“這我也知道，”江青這才稍冷靜了一些，但仍不無憂慮，“可是，她將來要是也到北京，我心裡就 彆扭。”“這好辦，咱們可盡一切力量，不讓她同毛主席在一個城市裡。”於是，康生如此這般一番面授機宜，終於使江青喜上眉梢。

　　這天，江青突然當着毛澤東的面捶胸頓足、大哭大鬧。不一會兒，她忽然又轉為狂笑不止，看起來簡直就像是精神病人似的。康生恰於此時走了進來，望 着江青頗為同情地說：“主席，這件事對江青同志精神上刺激很大，她對主席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略微停頓了一下，他又望着毛澤東：“賀子珍同志確實神 經上有毛病。蘇聯把她放在瘋人院裡，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有不少例子說明，一個瘋子，在國家的主宰人身邊，這是不祥之兆，國家是不會平安的。”就這樣，在 康生的一手導演下，賀子珍回國後連北京都沒讓進，從此便永遠地離開了毛澤東。也因此，江青對康生感恩戴德，永誌不忘。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兼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為毛澤東的副手，但實際上卻是整風運動的全權具體操作者。在“懷疑一切”的思想指導下，他 擅自移花接木、篡改宗旨，將其轉變為以審幹肅特為內容的“搶救失足者”運動，製造了大批的冤假錯案，加之以往他在延安的“肅反”工作中大搞逼供信，影響不 好，積怨甚多，因而於1944年受到中央領導的批評，並致使在1945年4月至6月召開的黨的七大上，很多代表都不願意投他的票。經毛澤東做說服工作後， 康生雖然被免去了中央社會部和中央情報部部長之職，但仍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善玩“左”傾之火的康生也偶有被燒的時候。他先是1949年秋在與饒漱石競爭華東局第一書記的權力角逐中失手，後又於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 上由中央政治局委員降格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那是由於1946年至1947年間，他奉命在晉綏、山東渤海等地領導土地改革工作時，大搞“左”的一套，擴 大打擊面，將一些中農甚至下中農也劃成地主、富農，影響惡劣，被毛澤東怒而疏遠所致。

　　對此，康生隱忍以待、處心積慮，很快地發現毛澤東在1952年至1955年期間的許多講話中一再強調農業合作化的問題，於是他也開始翻看有關農 村問題的一些材料，搞起了農村調查，花了很大功夫和精力，給毛澤東寫了幾封關於在農村擴大集體化的建議信，令毛澤東刮目相看。1956年，當看到毛澤東對 周恩來、陳雲提出的在建設上反冒進的意見不滿意時，本來對此漠不關心的康生也立即亮出了不同意反冒進的態度，再次博得毛澤東的好感。1959年7月至8 月，在廬山會議期間，當康生收到中央辦公廳對“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印發本時，頓時感到這是一個向毛澤東邀功請賞的千載難逢之機。於是，他立馬給毛澤東 寫了個大意如下的條子：彭德懷這封信絕不是偶然的。這次，他的矛頭，就是對準主席來的。這是一種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的行為，我斗膽建議，不能姑息…… 爾後，他又在小組討論會上惡語攻擊彭德懷“和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搞俱樂部，搞陰謀活動，組織反黨小集團”。接下來，他故伎重演，又在1962年8月召 開的北戴河會議上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帶頭誣衊習仲勛是“利用小說(指《劉志丹》)反黨……是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指責鄧子恢是“同毛主席唱對台戲…… 鼓動安徽、河南搞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道路……”以後不久，康生被擢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隨着國內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康生摩拳擦掌，又進一步尋覓着點火放炮的機會。1964年5月，當康生從《光明日報》上讀到由中央黨校教員 艾恆武等人撰寫的理論文章《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時，頓覺如有神助。他立刻組織人員寫了一篇與之針鋒相對的題為《“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的文章，也發表 在《光明日報》上。隨之，他一邊冷眼旁觀着社會上的反應，一邊通過江青“傳書”，很快得到了“尚方寶劍”。解除了後顧之憂，他便公然指示《光明日報》專門 組稿深入引發對“合二而一”論的爭鳴，以便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然後，他又調動寫作班子炮製出了題為《就“合二而一”問題和楊獻珍同志商榷》一文，發 表在《人民日報》的顯要位置上。他通過該文攻擊批判“合二而一”論是反對毛澤東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思想的論調，大肆鼓譟鬥爭哲學，並進一步向全國理論界、文 藝界和教育界開刀，不僅打倒了時任中央直屬高級黨校副校長的楊獻珍，還使上萬人受到株連迫害，客觀上為“文化大革命”作了輿論準備。

　　1962年，當根據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創作的劇本《海瑞罷官》改編而成的同名京劇正在熱演時，康生和江青便“英雄”所見略同，都看 出了其中的“問題”和利用價值，只是適值我國經濟困難，康生認為火候未到，於是就壓抑、等待了三年。直至1965年年初的一天，康生徑直來到中南海毛澤東 的書房，向毛澤東誣稱：“《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鳴冤叫屈，為彭德懷翻案哩！”事後，康生和江青通過對毛澤東聽了“匯報”後的表情的分析，認為已得到毛澤 東的默許，倆人便謀劃由江青出面到上海去找“筆桿子”寫批判文章，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由此出籠，一下子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引 信”。而於1966年5月和8月先後被重用提升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康生，則赤膊上陣，與江青遙相呼應，並暗中靠上林彪，大肆鼓動全 國造反派奪權，組織圍攻朱德和陳毅等老帥，羅織“新疆叛徒案”和“六十一人案”，夥同林彪、陳伯達炮製“天才論”語錄，幫助江青策劃借批孔之名影射批判周 恩來等等，使劉少奇、張聞天、彭真等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蒙冤負屈，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借着排斥、打擊異己分子及全國混亂的局面，他又連上新台階， 繼在黨的九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後，最終在黨的十大爬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黨中央副主席的高位，達到其政治生涯的 頂峰。

　　康生在病入膏肓、氣息奄奄之際，依然困獸猶鬥，在毛澤東面前告了鄧小平一狀。同時，當他對成不了氣候的江青大失所望的時刻，便又反水了，假借別人之手，向黨中央檢舉江青等人的歷史問題，為金蟬脫殼、保全自身而找了個墊背的。(熊坤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