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1）

作者謝幼田，明鏡出版社出版

第一卷 自序
   
    改革開放以來，與毛澤東時代相比較，經濟生活獲得了相當多的自由。現在的年青人已經很難想像，那時就是從家裡拿一個雞蛋到外面去賣，也會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可怕罪名；對於從事研究社會科學的知識份子來說，也與地獄般的毛澤東時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時除了歌頌毛澤東和中共，任何其它的題材或說法，都會被打上反黨的罪名。鄧小平所開啟的時代，到底使得中國人的日子好過許多。
   
   

   　　這比較寬鬆的環境，使得研究近代歷史的大陸同仁，在抗日戰爭領域，在1980年代，寫出了一批在毛澤東時代可能會有坐牢之禍的書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幾本《中華民國史研究叢書》、《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史》，甚至連解放軍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反映中國軍隊英勇抗戰的書籍。於是第一次在大陸中國人的眼前呈現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抗戰中不是賣國，而是積極抵呈現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抗戰中不是賣國，而是積極抵抗，呈現出中華民國軍隊浴血抗戰的可歌可泣的歷史──呈現出中華民族不屈的靈魂。
   
   
   　　但是對於抗戰史的研究來說，“國民政府在抗日”只是問題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國共產黨在做什麼？以上著作往往仍然提到：“抗日戰爭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比較毛澤東時代的鐵論：“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已經向前跨進了相當大的一步。可是中國共產黨究竟怎樣領導呢？而且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中的史跡，反反覆覆只提到有平型關大戰和百團大戰，其它的大戰好像都是國民政府領導的軍隊打的，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做什麼？中共軍隊是怎樣在抗戰中壯大的呢？
   
   
   　　本着這疑問，我開始研讀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時期和後來在台灣出版的有關書籍，但是我懷疑，其中的自我歌頌和宣傳成份大概比較多；於是我改讀主要由北京近年出版的大量有關抗戰的史書，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獻，以及元帥、將軍們的回憶錄。在我眼前展現的竟然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歷史事實，任何一個中國人知道這些都會憤怒地拍案而起。
   
   
   　　這裡要說明，在1949年以前，說中華民國，就代表當時的中國或者國民政府；說中國，就代表當時的中華民國或國民政府，並非今日台灣的中華民國。
   
   
   　　本書能夠完成，得到了極有社會責任感和民族意識的賴先生及其夫人蕭女士的鼎力支持，這裡深表謝意。
   
   
   　　斯坦福大學前胡佛所東亞圖書館戴天禾女士、胡鏡宇先生、胡音因女士對寫作本書提供很多幫助，特在此致謝。
   
   
   　　謝幼田於斯坦福大學
   
   第一卷 一、“九一八”以後
   
   　　狂熱的日本軍閥失去了理智，在1931年9月18日發動了對中國的武裝攻擊。中華民族立即面對生死存亡的最根本問題
   
   
   　　在對待日本侵略方面，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深謀遠慮的戰略和策略堅決抵抗，還是把某一政黨的私利和外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九一八”到“七七”事變中國政治的基本內容。
   
   
   　　中國的執政黨是中國國民黨，自始至終擔負着正面戰場抵抗日本軍隊的任務。所以在研究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的作為時，首先要弄明白國民黨在“九一八”發生以後的基本戰略和策略。
   
   
   　　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發生的時候，雖然力量微不足道，只控制着江西省南部的一小部份山區，可是在抗戰結束的時候，卻擁有將近一百萬正規軍和一百二十萬民兵，為以後打下江山奠定了基礎。所以國內政治的主題仍然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角逐。
   
   
   　　日本軍國主義份子爭奪世界霸權的對象，是英國、美國和蘇聯，從來不是中國。以為中國不堪一擊，打算在滅亡中國以後，利用中國的各種資源，再與其它列強爭霸。
   
   
   　　日本人看見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西方的戰爭從來是敗績。看見了辛亥革命以來，由於武人割據而長期混亂；看見了北伐雖然統一中國，執政黨內部紛爭沒有停止；看見了中國仍然非常的貧窮落後，談不上任何基本的國防。以為他們眼中的東亞病夫只能夠被列強宰割……。
   
   
   　　日本人犯根本錯誤的一點是，忽視了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作為地球上的文明古國，中國人保持了穩定的生活方式，這生活方式根源於普通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即重視以家庭為着落點，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在艱難的人生享受着親人之間的天倫之樂，追求着宇宙和社會生活的和諧。這種生活方式形成民族的自信和自尊，自然對於步西方殖民者後塵的“倭寇”是鄙視的。所以一旦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會很深刻的引起全民的民族主義反抗情緒。這種情緒是不需要當政者的提醒教育，是不待而然的。從歷史看，這樣一種文化心理，使得中華民族在與異族的衝突之中幾乎不可能被戰勝，哪怕在軍事上失敗了，最後征服者也要被中國文化所同化。淺薄而瘋狂的日本軍閥怎麼能夠從理性上認識這一點呢？所以日本軍隊一開始戰爭，就陷入了深不可拔的泥淖，把企圖與英美爭霸的“能量”消耗了許多。
   
   
   　　代表中華民族精神而與日本正面抗拒的，是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和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正是由於中國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使得在“九一八”以後的特殊時代，分裂的中國國民黨幾乎神奇地立即團結起來，各個領袖們拋棄了一切前嫌，一致掩護已經下台的蔣介石重新主政。而蔣介石以他的智慧、堅忍和毅力，採取了正確的戰略決策，
   
   
   　　領導中華民族戰勝了外部的強敵。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首先是盡力避免戰爭爆發，日本政界的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也認為中日之間的戰爭對雙方不利。在日本狂熱的軍人的鼓動下，軍人浪人不斷地在華挑釁，局面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國民政府不得不進行戰爭的全面準備，包括物質的準備和精神的準備，也開始了“攘外安內”的策略，來解決有蘇聯的國際背景，並且掌握有軍隊的共產黨問題；同時儘量延緩戰爭的全面爆發，即在抵抗日本侵略軍的同時，遵守“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則，忍辱負重，以換取準備戰爭的時間。這是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期間的基本戰略和策略。歷史已經證明蔣介石所制定的戰略和策略是成功的，只是“西安事變”的出現，使得“攘外安內”的策略半途而廢，而有抗戰勝利以後的劇變。
   
   
   　　但是蔣介石的策略與蘇聯和中共的追求相悖。俄國在上一世紀就和日本爭奪遠東的利益而你死我活；蘇聯建立以後，其遠東的頭號敵人仍然是日本。因此，特別需要用中國人的抵抗力量，來減緩日本的壓力。所以，從“九一八”開始，蘇聯和中共鼓動立即抗日的調子最高。中國共產黨的靈魂是外來的，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具有煽動階級鬥爭的蘇聯文化特點，這與以“仁”為核心的求和諧的中華文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中共組織活動也受蘇聯的直接指揮，和那時候全世界的共產黨人一樣，把蘇聯當做他們（無產階級）的祖國，這與中國人的基本利益相悖。中共的黨的利益，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蘇聯的國家利益，從來是置於民族利益之上的。
   
   
   　　例如：按照蘇聯的指令，對於國民政府的任何阻止和延緩戰爭爆發的做法，全部被罵為“賣國”，至今的官方所書寫的歷史仍然如此，這就造成中共是抗日戰爭的唯一正確代表者；又如，在民族最危難的時候，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才兩個月，在江西的瑞金，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堅持以暴力推翻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危其基本宗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容忍嗎？中共是國民政府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根本內部大患。這是一段被中共篡改的歷史。
   
   
   　　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的幾年間，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軍隊放過一槍一彈，他們所做的，就是用紅軍打擊國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抗日熱情，與別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動立即抗戰，破壞國民政府的戰爭準備和戰略決策。
   
   
   　　抗戰之中，國、共之間的一切糾葛由此而起。或者為了全體中華民族，或者為了中華民族中所謂某一個階級的利益（實際為了蘇聯的利益），兩個政黨或明或暗地一直在進行着全面的較量。所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的戰爭準備工作分為兩個部份，即一方面直接對外的物資和精神準備；另一方面則是間接對外的，即欲消滅內部的隱患，這就是蔣介石提出的“攘外安內”的政策。
   
   
   　　直接的戰爭準備分為幾個方面：
   
   
   　　在財政上，需要統一幣制。北伐成功雖然獲得了國家的統一，但是許多方面仍然是表面的。許多地方在軍人主導下，財政支出不受中央政府的限制，而且地方截留國稅，甚至擅自鑄造貨幣和濫發紙幣，從曾國藩時代開始的徵收厘金，仍然使得各個地方有變相的徵收稅的權利。國民政府在1930年獲得了關稅自主權，為財政改革奠定了基礎；肥厚的鹽務稅也在此時收歸國民政府，在戰爭爆發的1937年度，鹽務稅收入高達兩億一千八百萬元；甚至租界的洋人也開始繳納統稅，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統稅收入達到一億二千五百萬元；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在1935年實行幣制改革，廢除銀元，實行法幣:“法幣有充分的準備金，其價值定為美金三角。……法幣雖則一次發行了十八億九千七百萬元，而準備金高達百分之六十七。國民政府確實在準備抗戰。有了法幣，政府便可以應付公開或秘密支出。事實上，孔祥熙劃出了十億三千四百萬法幣作為秘密專款，作為1936至1937年這三個年頭，購買兵器與彈藥、建築鐵路公路、改良水利設施等等與抗戰有關的工作之用。”（注1）國民政府的財政統一和幣制改革的成績，是備戰的重要部份。
   
   
   　　在交通方面，加緊進行着公路、鐵路和通信建設，以便於調兵遣將。“九一八”開始的時候，面積廣大的國土上，只有公路四萬多公里長。經過努力，到1937年，中國的公路達到十一萬一千多公里，增長了一倍半；
   
   
   　　武漢到廣州的鐵路大動脈雖然早就在南北兩頭修築，但是工程最艱鉅的部份，始終未完成。經過七年的努力，終於在1937年貫通；隴海鐵路原來只修築到河南的靈寶，也在這幾年之中延長到西安和寶雞；浙贛鐵路是東南鐵路的主幹線，由蔣介石親自加以督促，在1936年完工；同時，南北縱貫山西省的同蒲鐵路也完成。幾年的時間，在那時的經濟和技術水準下，鐵路由八千公里增築到一萬三千公里；
   
   
   　　全國的郵政局在1931年不足一萬所，到1936年，增加到一萬五千三百多所，郵路則從四十萬里增加到五十九萬八千餘里；並且在全國普遍設立無線電電報通訊，在全國普架電線約十五萬里；（注2）

為了振興中國國民的精神，在1934年2月，蔣介石發起了新生活運動，欲將中國固有的禮、義、廉、恥美德在生活中具體實施，並且提出國民生活軍事化，以便適應戰爭的需要；新生活運動的更深一層的含義，是用中國文化精神對抗共產主義文化在中國的傳播。
   
   
   　　在1932年，秘密成立了“國防設計委員會”（後來改名為“資源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翁文灝為秘書長，內設國際組、軍事組、教育文化組、經濟與財政組、土地與糧食組。三十九個委員中，絕大多數是全國知名的學者、專家和實業家；並且聘請二百多名各界人士在各個小組擔任專員。一大批著名的知識份子因此投身到國民政府領導的抗日“國防設計”的工作中。最近中國大陸出版的有關著作中說：“這些調查統計工作雖然是初步，甚至可以說是粗糙的，但是它們在當時和抗戰期間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卻不能忽視和低估。許多基礎性的調查統計在中國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也可以說它是中國近代第一次比較系統和大規模的國情調查。設計委員會所編列的許多計劃如《戰時燃料及石油統制計劃》、《糧食存儲及統制計劃》，在抗戰中特別是抗戰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專門人才的調查為以後資源委員會招募技術人員提供了方便，資委會初期從事工礦建設所需要的技術管理人才，很多都是據此招募的。”資源委員會制定“重工業五年計劃”，擬定興建冶金、機械、燃料、化學等工業。這些措施對於後來的持久抗戰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堂堂中國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來防止外來侵略，在自己的國土上，卻不敢公開進行，怕激怒日本軍國主義者引起戰爭的提前爆發，因為國力非常弱小的中國，需要時間準備以便與世界一流軍事強國作戰：“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地點在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舊址，南京三原里二號。由於它是個‘秘密機構’，信封上不印機關名稱，一切活動都不公開，對外只稱‘南京三原里二號’，由蔣介石從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秘密經費中每月撥款十萬，作為活動經費。”（注3）這一件事可見中國國民政府處境的艱難，也可以見到蔣介石秘密準備抵抗日本侵略的決心。
   
   
   　　最重要的，是陸海空三軍的整建。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中，將國民政府進行的國防建設分為四個部份：
   
   
   　　第一，“1935年1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軍事整理會議，布置整軍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陸軍整理處，任命陳誠為處長，負責全國陸軍的整頓和訓練。同時，還對特種兵進行了整建，整軍建軍工作至‘七七事變’時雖未按計劃完成，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國陸軍已整建和未整建的部隊，除各種特殊部隊外，共計步兵一百八十六個師又四十六個獨立旅，騎兵九個師又六個獨立旅。炮兵四個獨立團，共約一百七十萬人，居世界各國之首。”（注4）
   
   
   　　第二，在1936年底，空軍幾乎從無到有，總計各類飛機六百餘架，飛機場二百六十二個；海軍也開始建設，有大中艦艇一百餘艘。整理和修建了一些江防和海防要塞，江陰、南京等要塞區，還裝置了新從德國購買的重炮。
   
   
   　　第三，確立戰略大後方，蔣介石在1935年視察川、滇、黔三省以後，確定“四川應作為民族復興的基地”，並開始建設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後方的工作。四川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物質和人力資源都極為充沛，是理想的戰略大後方。
   
   
   　　第四，制定國防規劃，確定國防區域，將全國劃分為三道防衛線和四個大區。並且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統帥機關。
   
   
   　　除了以上的直接戰爭準備以外，還有間接的準備，就是安定內部，特別是處理既有蘇聯背景，又有一點武裝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問題。
   
   
   　　要抵禦日本人的侵略，必須有一個內部團結安定的環境，即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和全國各個階層民眾的團結。有了安定的內部，憑着中國的眾多的人口和廣大的國土，哪怕日本軍隊一時的強大，中國也一定能夠獲取勝利。
   
   
   　　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大團結，在1931年“九一八”剛剛發生的時候，就立即卓有成效地進行了。10月，胡漢民和居正等國民黨重要元老被南京釋放，所有的國民黨人都聚集起來，共同謀劃國民黨的團結。1931年12月5日，分裂的南京、廣州兩個中央分別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12月22日，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在南京開幕，選出了包括各方的中央執監委員會。到了1935年，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分裂的“西南”終於取消了黨和政府的各種組織，大家一致擁護蔣介石領導全面抗戰，真正實現了全黨一致的大團結。
   
   
   　　但是國家最重大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中共有自己的政府、軍隊、貨幣，有自己的政治綱領，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從來以推翻國民政府為基本宗旨。
   
   
   　　當1931年“九一八”日軍開始正式侵略中國，抗戰發生的時候，國軍不得不從江西抽調部隊北上布防，中共紅軍立即擴張，攻陷了贛南的數縣，威脅南昌；11月，正式在瑞金成立蘇維埃國家和臨時中央政府；12月，當“一二八”抗戰爆發，中共乘機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的七個省全面出擊，威脅武漢，控制地區達到大約二十萬平方里左右。
   
   
   　　內外受敵的國民政府怎麼辦呢？
   
   
   　　蔣介石在1932年6月在廬山提出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著名政策。蔣介石根據歷史的教訓，非常明白中共統帥武裝力量的嚴重性。他說道，明朝末年內有李自成叛亂，外有清朝準備入關，後來包括多爾袞在內，都承認滅亡明朝的是李自成，滿清並非得天下於明朝。蔣介石認為目前的情形很像那時候，內外交困的結果，很可能會重演明朝亡國的故事。蔣介石說道：“攘外必須安內，是古來立國的一個信條。如果內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禦外侮，而且是誘致外侮的媒介。……我們想要攘外，必先安內，必須看到我們內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麼地方：第一、是我們內部的政見不一致；第二、是赤禍的紛擾。今天我們可以說：，日本不配做我們的敵人。我們當前的敵人還是赤匪。如果我們在內部把赤匪的禍亂消除了，對日是沒有問題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認定目標，對外是日寇，對內是赤匪。我以為如果赤匪的禍亂能夠消滅，我們國內就可以安定；如果國內安定，我們一致對外，那麼，日本就沒有問題了。”（注5）面對一心一意以暴力推翻中華民國的有國際背景的政治勢力，能夠有其它的選擇麼？
   
   
   　　於是，對於中共中央的江西根據地，連續進行了五次圍剿，第五次成功了，中共不得不逃往到四川西部的極為荒涼的地區，後來毛澤東率領一部份紅軍到達陝北，與劉志丹、高崗會合，得以繼續生存；由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在鄂豫皖失敗以後，也到達川西；賀龍領導的第二方面軍也不得不到達川西與他們會合，後來都開拔陝北。
   
   
   　　1935年中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以後，國民政府領導下的軍隊也空前地團結起來，一致取得共識，各路的幾十萬大軍已經三面將陝北根據地包圍起來，並且準備一舉殲滅的時候，西安事變發生了。西安事變完全終止了蔣介石的即將成功的安內政策。
   
   
   　　除了進行以上兩方面的戰爭準備以外，國民政府領導的中國軍隊，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不得不正面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因為戰爭準備才剛剛開始，中國的國力遠遠不足以和日本人對抗，所以對於日本的每一次新的進攻，在抵抗之餘，總是委曲求和，以便換取準備的時間，這即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這樣做，在後來常常還要忍受被中共罵為“不抵抗”、“賣國”的罪名。
   
   
   　　有名的松滬抗戰和長城抗戰，打破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也粉碎了日本軍閥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夢想。
   
   
   　　日本人在上海製造事端，1931年1月28日在上海閘北發動進攻，十九路軍在蔡廷鍇、蔣光鼐、戴戟的指揮之下奮起抵抗。第一天就阻止了日軍的進攻，奪回了北上海車站；然後連續幾天，雖然日軍兵力達到一萬多人，日軍一無所得，而不得不更換指揮官；接着以爭奪吳淞要塞為中心，展開了激烈戰鬥，雖然日本軍隊有飛機、坦克、戰艦，中國軍隊卻以血肉之軀阻擋日本的現代化武器，使得日本軍隊付出了慘重代價，卻仍然不能占領吳淞炮台，於是日本軍隊繼續增兵，再度撤換司令官。蔣介石則命令精銳的第五軍，由張治中率領開赴上海增援。日本軍隊在閘北、江灣、吳淞全線發動大進攻。經過激烈戰鬥，根據日方後來的統計，僅僅在中路，日本軍隊第九師就傷亡八百餘人，中國軍隊則傷亡一千餘人，日本人發動的兩次總攻擊都失敗。日軍再次更換司令官，兵力增加至八萬人，在3月1日，日軍再次發動總攻擊，中國軍隊側翼受到威脅，補給線有被切斷的危險，為了免於被包圍，全線撤退。
   
   
   　　這次戰爭，雖然中國軍隊付出的生命代價要大得多，但是打擊了日本軍閥得囂張氣焰，破滅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神話，在全世界面前顯示了中國人的尊嚴和氣節。而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開始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日益消耗着其各種戰爭準備的能量，而不能用在與其它西方列強爭霸世界的基本目的上，最終導致失敗。
   
   
   　　不久之後，在1933年初，日軍占領熱河，中國軍隊在長城各個重要關口抵禦，爆發了著名的長城抗戰。
   
   
   　　在長城的榆關，即山海關，在1933年1月1日，日軍蓄意一再挑釁，戰爭隨即開始。中國守軍為何柱國所指揮的第九旅，竟然以一個團的不足兩千人，與日本的現代化武器所武裝的三千多日軍，激戰了三天三夜，再次顯示了中國軍人的英勇獻身精神，振奮了全民族的抗日熱情和信心。
   
   
   　　在占領山海關以後，日本軍隊迅速占領熱河全省，並且進一步南進，在熱河、河北交界處的長城各隘口，與中國守軍發生激戰。
   
   
   　　在1933年3月10至11日，在喜峰口，宋哲元指揮的第二十九軍與日軍第十四旅展開肉搏戰，雙方死傷慘重。在11日凌晨，大刀隊潛入敵人炮兵和騎兵陣地，用大刀猛砍，斃傷日本鬼子六七百人，阻擋了日本的前進。雖然中國軍隊傷亡達五千餘人，中華民族同仇敵愾的精神，震驚了全世界。
   
   
   　　在羅文峪，日軍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向國軍猛攻。英勇的中國軍隊卻等日軍接近時，用大刀與日軍肉搏，使日軍敗退數公里。
   
   
   　　古北口之戰，關麟徵中將連挫日軍的攻勢；南天門之戰，黃杰將軍率部奮戰六晝夜，陣地巍然不動；由商震統帥的三十三軍，在冷口與日軍第十四旅團反覆爭奪，最後將日軍驅逐到十幾公里以外。只是由於日軍改變策略，從山海關越過長城長驅西進，中國守軍不得不放棄長城。經過松滬抗戰和長城抗戰，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日本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美夢粉碎了，大大提高了全面抗敵的信心。
   
   
   　　但是，在松滬抗戰換來的，是妥協的三條停戰協定，上海成為了不設防的城市；長城抗戰的結果，是簽訂塘沽協定，同意了日本軍隊對東三省和熱河的占領。
   
   
   　　這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決定，許多青年不理解是理所當然，但政客卻乘機鼓譟，中共的各種書籍至今仍然在責罵蔣介石“不抵抗”、“親日”、“投降”等。
   
   
   　　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對日本宣戰，就等於自殺。當時相當多的知識份子如丁文江、蔣廷黻等都理解和贊成國民政府的政策，他們的理性的見解大多發表在《獨立評論》上，胡適着文寫道：“我們此時也許無力收復失地，但我們決不可在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贊助我們的時候先就把失地簽送給我們的敵人。我們也許還要受更大的侵略，但我們此時已被‘逼上梁山’，已是義無反顧的了。……1914年時比利時全國被占領蹂躪之後，過了四年，才有光榮的復國。1871年法國割地兩省給普魯士，過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我們也許應該等侯四年，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侯四十八年，在一個國家的千萬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的了什麼？”（注6）
   
   
   　　蔣介石在一片謾罵聲中，始終堅持退讓、妥協、交涉，以便準備戰爭，歷史已經證明了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着深刻而長遠的戰略眼光的。當事人之一的何應欽幾十年以後，以戰略觀點總結道：“領袖處此內外交攻之下，而不輕言宣戰者，絕非冀圖苟安，或個人有所畏懼，實以內亂待平，國力未充，不容以國家安危，作貿然之舉措。其苦心孤詣，應欽知之最審。誠如本書所言，若非領袖不計個人毀譽，但求有利於國家，忍天下之所不能忍，何能換得自‘五三’至‘七七’九年備戰時間，從事政治、經濟、心理與軍事建設！倘若無此九年國力建設，何能持久抗戰？抗日勝敗之關鍵，端視中國能否‘持久’；而‘持久’之根基，實奠於領袖之忍辱負重，換得備戰時間。”（注7）但是當時的青年人並不理解。
   
   
   　　在“九一八”剛剛發生的時侯，熱情的學生當然不可能理解政府秘密備戰，爭取時間的苦心，他們要求立即對日本宣戰。“九一八”過後幾十天，京滬的請願學生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打成重傷；北京各學校有二千學生欲南下請願，他們占領了車站上所有的列車，使得站長不能辦公，交通也隨之中斷；北京、上海的學生甚至成立組織，要步行到東北參加馬占山所領導的義勇軍；青年學生所敬重的蔡元培，一直出面勸導學生，他也在12月15日被北平南下的學生按在地上毆打，等等。
   
   
   　　如果蔣介石沒有理性而冷靜的戰略眼光，如果沒有對全體民眾的責任感，就會討一般民眾之所好，撈取政治資本。蔣介石敢于堅持自己的戰略構想，哪怕付出被辱罵的代價。其實中國的學生何民眾是很識大體的，在上海的“一二八”抗戰開始以後，大家的熱情就變成支援前線的實際行動，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抗戰，反政府的學潮也平息。
   
   
   　　在“九一八”發生之後的幾年之間，國民政府一面準備戰爭，加強各方面的建設，一面忍辱負重，延緩戰爭的爆發，同時進行“安內”，對付因為日本侵略而乘機擴大地盤，並且仍然要推翻國民政府的中國共產黨。國共之間從來沒有停止過武裝對抗。
   
   
   　　在國難當頭的時候，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如此呢？必須先要弄清楚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性質和宗旨。
   
   
   　　我們以至今發表的史料，主要是中國大陸發表的史料，實事求是地研究一下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為、貢獻或過失。
   
   
   　　【注釋】：
   
   
   　　1、黎東方著：《中華民國簡史》第401-403頁，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中華民國79年，台北。
   　　2、蔣緯國總編：《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一卷第93-96頁，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行，中華民國67年。
   　　3、李學通著：《書生從政──翁文灝》第109,116頁，蘭州大學出版社發行，年。
   　　4、王秀鑫、郭德宏主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第11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北京。
   　　5、蔣緯國總編：《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41-42頁。
   　　6、雜誌《獨立評論》第44號第4頁，胡適文題目《我們可以等侯五十年》。
   　　7、蔣緯國總編：《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一卷第3頁。
   
   第一卷 二、第三國際中國支部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團體像中共一樣，由外國人來操縱籌備成立，再由外國的專門機關發布行動命令，而這個外國一直侵略中國，還占領着幾百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而且這個政黨的靈魂，即黨綱黨章，都是這個外國文化的變種，這個政黨不遺余力為外國服務。
   
   
   　　十月革命勝利侯的俄國，在西方世界極為孤立，急切地需要擺脫困境。不僅僅如此，蘇聯繼承着沙皇俄羅斯的侵略傳統，繼續不停地進行擴張。因為打着“無產階級革命”的旗號，就獲得了新的藉口和動力。最初擴張的對象仍然是歐洲，在德國和波蘭都一敗塗地後，不幸的是，他們把注意力轉向了東方，試圖在東方打開突破口。中國首當其衝，由此上演了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近一個世紀的空前悲劇。
   
   
   　　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是赤裸裸地為了殖民地利益，但是蘇聯的侵略，卻是以幫助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為口實進行的。例如：斯大林在1918年11月，以《不要忘記東方》為題發表文章指出：“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打破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農民，掀起他們來和帝國主義作鬥爭……不這樣作，就休想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休想對於帝國主義的完全勝利。”斯大林把東方被壓迫者反抗西方列強，作為俄國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在1920年，列寧在他起草的《巴庫宣言》中說：“只有八億亞洲人民堅固地和我們站在一起的時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們攜手的時候，只有全世界無數人民準備接受共產主義的時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歐洲之路是通過亞洲（中國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門。”（注1）列寧在這裡也把俄國政權的成敗與東方的革命緊密聯繫起來，把東方當做征服西方的橋梁。
   
   
   　　在1919年和1920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加拉罕兩次發表聲明，宣布放棄沙皇俄國時代在中國所獲取的一切利益，包括領土、中東鐵路、庚子賠款等等，極為廣泛地贏得了中國知識界的好感；甚至奠定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基礎的“孫文─越飛聯合聲明”，其第二點就是蘇聯重申對加拉罕聲明的承諾。加拉罕第一次聲明說：“凡是從前俄羅斯帝國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勞農政府把中東礦產、林業的權利，及其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所取得的特權，都返還給中國，不受何種報酬。勞農政府並拋棄庚子賠款……。”第二次聲明時，蘇聯的困境已經有所緩解，所以在中東鐵路問題上，已經有所改變和保留，但是仍然聲明：“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宣言，所有俄國如前政府與中國所締約皆屬無效，放棄侵略所得之中國領土與中國境內之俄國租界，並將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者，皆無報酬的永久歸還中國。”（注2）可是現在根據蘇聯解密的中央委員會檔案知道，正是與孫中山發表聯合聲明，並且重新確認加拉罕聲明繼續有效的越飛，早就已經得到斯大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指示，不要承認加拉罕的聲明。為此感到在外交上有點難辦的越飛，致蘇共中央加拉罕、斯大林、列寧、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信中說道：“我們不明白，不能從我們1919和1920年的宣言中做出直接指令指的是什麼……當然，如果要耍一點‘靈活手腕’可以把這些宣言化為烏有。但是我認為，這將是我們對華政策的失敗，而最終成為我們全面失敗的開始，因為在外交政策中，一旦我們以最普通的帝國主義的面目出現，我們就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失去世界堡壘的作用，這個損失要比在對內政策中做出重大經濟讓步重要得多。我是新經濟政策的堅決掩護者，不過我認為把我們的外交政策引入‘商業上斤斤計較’的方向，將會成為我們的全面失敗。”這是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二十四次會議記錄的節錄。（注3）越飛當然不可能改變蘇共中央的決定，老練而狡猾的越飛只好欺騙孫中山先生，欺騙所有中國人，繼續做出空口的承諾。不僅僅老沙皇在中國強占的利益沒有放棄，而且蘇聯做出了沙皇在中國所不敢做的事情，在1922年派兵占領外蒙古，終於使得這塊土地從中國分裂出去。
   
   
   　　蘇聯的侵略企圖再明顯不過。比較老沙皇不同的是，蘇聯憑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將侵略的意圖包裝起來。信仰馬列主義的中國知識份子，則不自覺的成為了蘇聯的工具，成為了蘇聯利益的代理人。中國在二十世紀前半個世紀的歷史，基本上都是蘇聯的勢力通過在中國的代理人，而在中國造成的震盪。而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中，由於繼承老沙皇侵略利益的蘇聯，在遠東頭號爭奪者是日本，蘇聯為了繼續謀求在中國的利益，時而對抗日本，時而與日本妥協，就使得中國的抗日戰爭格外複雜，最基本的是：蘇聯的利益，通過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來，成為了中國的內部問題。
   
   
   　　由於蘇聯的擴張轉向東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幹部到中國宣傳馬列主義，和組織為蘇聯利益服務的政黨。
   
   
   　　現在公布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表明，籌組中國共產黨，是由蘇聯共產黨直接派人進行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東方民族部就本部組織與活動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12月21日）”這份文件中透露“‘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由五人組成：魏金斯基和四名中國革命者。’上海革命委員會有三個處，第一是出版處，大量印行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國的大城市散發；當時已經有十幾個蘇聯共產黨幹部負責在中國工作。其次是情報處，在中國上海成立俄華通訊社，在北京建立分社，收集各方面的情報。第三方面是組織工作：“組織處在大學生中進行工作，力圖把他們的活動引向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繫，並將學生們組織起來。為把革命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已經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由於我們在中國一些大城市裡召開了一系列學生的代表會議，結果於8月17日在北京舉行了北京、天津、漢口、南京這幾個學生的代表會議，會議最後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剛建立的青年團的代表參加了我們的革命委員會，這樣我們就可能直接而積極影響學生運動，並且引導他們朝着務實的對工人和士兵進行工作的方向發展。”（注4）後來這個“上海處”被蘇聯駐北京的外交代表接管，再由第三國際派出馬林，在上海直接領導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現存在荷蘭的馬林檔案中，有馬林在1922年7月，就他在中國的活動，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以下摘錄有關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段：“在第二次世紀代表大會之後，我奉命赴上海，研究遠東各國的運動，與之建立聯繫並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魏金斯基同志（按：曾經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在上海期間，在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小組。陳幾年來一直編輯《新青年》雜誌。這個小組劃分為七～八個中心，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五十～六十人。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展開工作，魏金斯基同志離去了，那裡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暫時停辦。陳同志在廣東擔任省里的行政工作，受委託主管教育。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成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的支部，雖然建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會更好一些。黨只能秘密地進行工作，黨要求陳同志放棄廣州的工作，擔任政治領導。出版了一種共產主義月刊，在上海、廣州和北京重新開始了工會組織的有計劃的工作。”（注5）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輯第20頁、21頁中，有廣州代表陳公博在中共成立大會上的報告，說明蘇聯通過建立通訊社，然後在廣州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的經過：“去年年底，B同志來到廣州，建立了俄國通訊社，對組織工會採取了措施，並在‘勞動界’周刊上發表了文章。黃凌霜同志把他們引薦給廣州革命界，這樣一來，他們就被無政府主義者包圍了。……一月，陳獨秀同志來到廣州，與他們同時來的還有B同志。他們進行過非常熱烈的爭論，認為必須擺脫無政府主義者，就在這時，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黨。於是，我們開始成立真正的共產黨，並宣布《社會主義者》日報為從事黨的宣傳工作的正式機關報。黨員共九人，包括陳獨秀、米諾爾和佩斯林在內。”（注6）
   
   
   　　經過了蘇聯共產黨人在中國幾個大城市的活動，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了好幾個，在此基礎上，再由馬林主導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一書中馬林的傳記部份說，馬林在中共的成立大會上，做了幾個小時的報告。這與另外一位中共創始人之一的陳公博的回憶一致。陳公博回憶道：“因為張國燾去過短期俄國的關係，故推他做大會主席，國燾那時不免趾高氣揚，然而國燾在那時是沒有主見的，一切都惟俄國代表馬林和吳廷斯基的馬首是瞻。……可是到了第二晚開會，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為什麼大會通過的議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思。”（注7）成立大會在上海市一共舉行了一天，馬林的報告就占去了兩個半小時，而且他可以取消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可見其主導地位。
   
   
   　　作為中共第一次大會代表的周佛海在回憶錄中也指出，中共的成立是俄國人直接命令的：他去拜訪陳獨秀時，俄國代表也在座，這是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魏金斯基，他“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
   
   
   　　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在1957年在北京的《新觀察》雜誌上，以棲梧老人為筆名回憶道：“魏金斯基最初化名是吳廷康，中等身材，態度沉默，說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由鮑立維的介紹，會見了李大釗同志，還會見了一些與五四運動有關的其他同志。經過李大釗同志的介紹，他又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魏金斯基和他們會談過好幾次……，於是他們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草案，成立了中共臨時中央於上海，推陳獨秀為總書記。”後來中共的宣傳機器，特別是奪取了政權以後，起碼億萬次歌頌中共如何光榮成立，其實翻開史實一看，不過是在外國人導演下的一幕為俄國國家利益服務的戲劇。
   
   
   　　中共的經費從何而來？主要從俄國。
   
   
   　　在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一開始就是《黨員及經費》部份：“去年（1921）開常會時，只有黨員五十餘人，現在黨員人數計上海五十人，長沙三十人，廣東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東九人，鄭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國二人，留德國八人，留美國一人，共計一百五十九人；內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蘇聯給的錢占中共全部經費來源的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完全依賴蘇聯供給經費無疑。現在再舉出另外的例子。
   
   
   　　其一、現在解密的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檔案中，給中共錢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號文件·1923年中國共產黨費用預算》（1922年12月，莫斯科，絕密）。“項目：支持《嚮導》周報，每月費用，二百金盧布；……中央委員會兩名委員旅差費，一百金盧布；總計每月一千金盧布，總計每年一萬二千金盧布。”再如《第七十九號文件·維傑里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年7月26日，上海）“……5月我通過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英鎊，其中二百七十八英鎊是用於紅色工會國際工作的；撫恤罷工受難的中國工人──一千美元；給中國共產黨4～6月的預算──一千五百美元；招開代表大會──一千美元。所有的錢都已轉撥到位並按規定予以使用。據我收到陳獨秀同志信知，7-9月預算款，現在十分需要。”（注7）那時候，中共黨員人數很少，平均的費用是很高的。
   
   
   　　其二、在北京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所記載的數字也可以證明：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第五章是《經費》，“第二十六條：本黨的經費的收入如左各項：（一）黨費黨員月薪在五十元以內者，月繳黨費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繳黨費按月薪十分之一計算，無月薪及月薪不滿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繳費二角；失業工人及在獄黨員均免繳黨費。（二）黨內派捐。（三）黨外協助。”（注8）這好像是獨立自給的政黨，其實不然。這時候，中共有黨員一百三十人，若以全部黨員都是上等的五十元計算，每個月能夠上繳黨費總數也不過二百元。
   
   
   　　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記載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由陳獨秀在會上做的報告，關於黨的經費問題說：“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按：講話的時候是上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沒有共產國際給錢，中共不僅僅不可能活動，連代表大會也開不成。中共是由蘇聯派人操縱成立，再花費大量金錢養育，不用再舉例。
   
   
   　　其三、據中共創黨人之一的周佛海回憶：“當時共產黨經費，是盧布所換的鈔票。當時陳獨秀被推為委員長，尚在廣東，由周佛海以副委員長代行職權。馬林每月給生活費八十元，尚略有活動費。九月中旬，陳獨秀返滬，與馬林大鬧意見，不與見面，因馬林謂：一年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款二十餘萬，而成績如此，責中國同志太不努力，而陳獨秀謂：中國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國際代表任意揮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員長不足兩月期間，確經手用去一萬二千元，而張國燾組織之‘勞動組合書記部’經費，直接經領，尚不在內。”（注9）對照北京中共中央檔案錧編輯出版的原始文件資料，證明周佛海說的基本屬實。
   

   　　沒有蘇聯的經費支持，這個黨完全不可能活動和生存。前面引用的馬林報的告中說，魏金斯基一離開，共產主義小組沒有經費，就垮台了。
 
   
   　　由蘇共中央委員會一手籌備、主導、和給經費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確定其性質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能夠不為蘇聯的利益服務嗎？現在看看在中共最早的黨綱、黨章裡面，蘇聯的意識形態如何成為其基本組成部份。
   
   
   　　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按：在本章中以下引用這同一書者不再另加【注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綱的第一條是：“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第二條是：本黨黨綱如下：
   
   
   　　（1）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至社會的階級的區別消除為止。
   　　（2）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
   　　（3）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4）聯合第三國際。
   
   
   　　第一條中“革命軍隊”的提法肯定直接抄自蘇共的文獻，因為當時這十二個玩弄筆桿子的人，離“槍桿子”十萬八千里。第一、第二條中完全是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這在一切中國的古代文獻中是沒有的。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是全民的革命，而不是一個階級的革命，民權主義更與專政的概念格格不入。第三點主要是消滅私有制。而中國古代的自秦、漢以後，已經是私有制的天下，宋代更有張居正制定“一條鞭法”，將私有制用法律固定下來。這由第三國際代表所主持制定的黨綱、決議和宣言，都是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這是在陳獨秀等人長期對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否定以後，所引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中共綱領表明，這個政黨的靈魂是外來的。
   
   
   　　最後一條是與第三國際的關係。這次代表大會的提法是比較含糊的。在“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也是如此：“六、本黨與第三國際的關係：中央組織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呈報告一份。如有必要，得派一正式代表前往第三國際設在依爾庫茨克之遠東書記處，並派代表赴遠東各國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計劃。”到了1922年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與第三共產國際之隸屬關係才明確起來，專門做出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全文如下，以便了解中共的性質：
   
   
   　　無產階級是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世界的，況且遠東產業幼稚的國家，更是要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現在代表世界的無產階級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大本營的，只有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以後新興的第三國際共產黨。第三國際共產黨，是和一方面利用無產階級，一方面供資本主義利用的第二國際，正立在對抗地位。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共產黨之中國支部。
   
   
   　　這是中共一開始就聽命於第三國際的鐵證。
   
   
   　　根據《共產國際章程》第一條：“共產國際是各國共產黨的聯合，是統一的世界共產黨。共產國際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運動的領袖和組織者，是共產主義的原則和目的的擔負者。”第十二條規定：“共產國際兩次世界大會之間的指導機關是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給共產國際各國支部以指令並監督其行動。”在這裡明文規定，共產國際是“領袖”、“組織者”、，對於各國支部要“指令”和“監督”，中共當然不可能例外。這初期最明顯的一件事情是，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委員會，都反對加入國民黨，提出的理由也頗有理論依據，陳在1922年4月6日，曾經專門寫信給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負責人魏金斯基，反對共產黨及青年團加入國民黨，而且武漢、長沙、北京，以及張國燾、蔡和森等重要人物都反對加入國民黨；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舉行，反對聯合的意見主導了大會，在有關的決議中，只是要邀請國民黨“互商”。但是馬林帶着莫斯科的加入國民黨的指令來，於是8月在杭州西湖再次召開會議，推翻了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立即加入國民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立即服從了更高的權力機關莫斯科蘇共中央的命令。可見中共的隸屬情況。這種情況周佛海在《寒風集》中有一段回憶：“不知為了一件什麼事，仲甫（按：這是陳獨秀的號）和馬林雖然沒有見面，意見卻不一致。仲甫是一條硬漢，一定要馬林認錯，才肯見面，而馬林卻不認錯。”“馬林托我帶一封信給仲甫，竟把第三國際代表的頭銜拿出來，信中對仲甫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陳獨秀只好屈服。陳獨秀是中共的教父，是黨的總書記，連他也不能夠絲毫的對抗第三國際，足見俄國對中共的絕對控制權。
第三國際表面是一個共產黨人的國際組織，實際上是由蘇共中央政治局領導的。1990年，蘇聯和東歐共產政權崩潰，蘇共檔案得以公開，其中有許許多多文件都顯示，共產國際完全是在蘇共中央的領導之下工作的。關於中國部份的文件由三個德國專家和四個俄國專家選擇出版，這些專家在《編者前言》中說：“眾所周知，蘇維埃外交政策在各方面都是由黨的最高領導決定的。蘇維埃外交機關活動的特點，在於其外交的總戰略和策略和策略都是循着兩條不同的道路進行的；通過所有國家慣常的外交機關──外交人民委員部，還通過共產國際。表面上共產國際是一個獨立的共產黨人的集體組織。事實上，它處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嚴密的思想、政治組織和財政的控制之下，共產國際所有最重大的政治舉措和幹部的任用，都預先在政治局討論過並且經過政治局批准，政治局還要協調共產國際和外交人民委員會的活動。本集所收錄的政治局會議記錄和其它檔案文獻充份說明這一點。”（注10）非常清楚，蘇聯為了自身的民族國家利益，為了蘇維埃政權的生存和發展，以各國無產階級利益為名，建立了第三國際。然後以第三國際為名發號司令，推行世界赤色革命，聲稱是為了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中國首當其衝。
   
   
   　　中國從十九世紀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二十世紀的辛亥革命，基本動力都是民族主義，就連“五四文化運動”也是為中國尋找出路。但“五四”的文化運動卻以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為基本訴求，即為了愛國必須否定自己民族的歷史精神文化，只保留空空的軀殼。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以後成立，由中國人組成，靈魂卻是蘇聯的，組織和活動方式是蘇聯的，經費是蘇聯的，指揮操縱也是蘇聯的。中國共產黨自然成為了蘇聯利益在中國的直接代表者。在堂堂皇皇的意識形態掩飾下，作了許多隻為“無產階級祖國”服務的事情。
   
   
   　　弄清楚了這點，才能夠基本弄清楚為什麼中共在日本人慾滅亡中國的國難當頭的時候，採取了那麼多作為一個中國人很難理解的行動。當然，中共在抗戰期間的各種作為的另一個原因，是傳統中國的農民暴動，為了推翻舊有的政權，而只顧自己的生存發展，而根本不顧及民族的利益。例如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他們成為了清朝入關的馬前卒。而抗日戰爭還有更複雜的一層。
   
   
   　　【注釋】：
   
   
   　　1、解放社：《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北京，1950年。
   　　2、司馬璐編：《中共黨史資料集粹》第264頁、282頁，自聯出版社，香港，1978年
   　　3、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一卷第86頁，大東圖書公司，台北，中華民國86年（1997年）
   　　4、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29-30頁
   　　5、李玉貞主編、杜魏華副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62-63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北京，1989年。
   　　6、中央檔案錧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
   　　7、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145頁。
   　　8、中央檔案錧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8頁。
   　　9、陳公博、周佛海著：《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第33-34頁，躍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北，1988年。
   　　10、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1頁。

(中共壯大之謎（1）（作者謝幼田，明鏡出版社出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