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既是毛澤東發動、推行“文革”極左路線的工具，為毛澤東“保駕護航”，最終卻成為埋葬毛澤東“文革”路線的積極執行者。林彪在“文革”中曾說過“毛主席的話一句頂我們一萬句”，但林彪還說過“毛主席要負一萬分責任，我們只負一分責任！”這說明，林彪對毛澤東“文革”責任問題有清醒的認識

　　“毛澤東在文革前夕對軍隊的部署”“總參‘八二五事件’與賀龍的倒台”“林彪葉劍英等對軍隊幹部的保護”“‘二月鎮反’及‘軍委十條命令’的出台”“‘王關戚’的倒台與毛澤東對各地軍頭的安撫”“軍隊製造的大屠殺血案”“軍委辦事組與江青集團的關係”“林彪對中央文革滲透軍隊的防範”……
　　拿起這本沉甸甸的大開本《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丁凱文著，明鏡出版社），封底提示詞撲入眼帘。44萬字的專著，揭示和論述的是，毛澤東麾下“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解放軍，與二十世紀中國史無前例的大浩劫、大動亂，這二者“剪不斷，理還亂”的緊密又複雜的關係。
　　“文化大革命”掛名“文化”，運動之初，確實許多人誤以為這是“筆桿子”的事。但後來才醒悟，不對了，“文化”只是毛澤東的“藥引子”，其實他是對中國政治、社會、思想等等方面的全局性大手術，而其中“槍桿子”最是須臾不可缺。
　　談到“文革”中的解放軍，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系列看似相反的現象：
　　沒有解放軍效忠，大動亂未必發動得起來；然而，沒有解放軍出面，大動亂勢必不可收拾；
　　林彪主管的解放軍受到毛澤東嚴格的管控，然而，林彪又恰恰嚴防毛澤東最信任的江青等“文革”極左派插手軍隊；
　　毛澤東自己說了，“文革”的矛頭，是“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卻又反手一掌打下幾個秉承他旨意“揪軍內一小撮”的“文革”功臣，要求“還我長城”；
　　……
　　軍隊在“文革”的表現和作用、以及與各種勢力的互動，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和軍內眾多人物的種種表演，在丁凱文的這本《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中都有詳盡的描繪；而上述一系列矛盾現象，在丁凱文看來，也有其一以貫之的內在邏輯。
　　現在，這本書已經上市，說是“填補了軍史研究和文革研究兩方面的空白”，也不為過。我以《新史記》記者的名義，向旅居美國紐約長島的作者丁凱文先生提出專訪的請求，丁凱文慨然允諾，用書面形式回答了我的下列提問。

從研究林彪到研究解放軍

　　高伐林（以下簡稱“高”）：丁凱文先生，你好。我們已經是老相識了，採訪過你很多次。我們知道，你很早就對林彪問題感興趣，投入了很多心力，獲得了很多成果。你為什麼會對“解放軍與‘文革’”這一課題感興趣？
　　丁凱文（以下簡稱“丁”）：我從2002年開始從事林彪事件的研究，2004年主編出版了《重審林彪罪案》（上下，明鏡出版社）一書，2007年主編出版了《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一書，2011年與司馬清揚合作出版了《找尋真實的林彪》一書（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林彪在“文革”中被毛澤東樹為接班人、副統帥，被譽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是“文革”發動後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同時又是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負責為毛澤東掌管解放軍，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研究“文革”中的林彪就離不開對軍隊的研究。

　　然而，眾所周知，“文革”的研究在國內仍然有著種種的限制，仍然被鄧小平“宜粗不宜細”的緊箍咒所束縛。因而，不僅有關林彪的研究難以開展，軍隊與“文革”之間的關係同樣難以開展。正是由於國內學術界受到政治上的限制與束縛，學者們難於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即使某些學者不畏艱難、冒著風險寫作，也難以在國內發表，更談不上暢所欲言。
　　此外，有關軍隊方面的研究還有可能事涉軍事機密，這方面的資料披露更加有限，更限制了這方面研究的深入進行。然而，總體而言，政治上的限制是這一研究課題難以進行的最主要因素。正如中國大陸學者何蜀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所說：“中共宣傳部門經常用一句自欺欺人的話來掩飾自己對輿論的鉗制和對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的踐踏：‘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好像他們對獨立的、自由的學術研究還十分寬容，並未設立‘禁區’。然而，他們把所有的報刊、出版、廣播影視直至網絡都統統視為‘宣傳陣地’捏在手中，根本不容違背他們意志的研究成果有自由發表、出版的機會，這樣一來，研究還有什麼‘無禁區’可言？”所以，軍隊與“文革”的關係一直缺乏系統、認真的研究，仍然屬於一片空白。
　　有感於此，2011年《找尋真實的林彪》出版後，我就思考在這方面下功夫。可以說，正是因為林彪事件的研究，促使我將目光集中到解放軍與“文革”的關係；在思考林彪在“文革”當中的所作所為時，也思考林彪在這場運動中是如何處理、解決軍隊與“文革”複雜的關係。由此，也自然而然地涉及到解放軍在整個“文革”中的活動與作用。

首部專著填補這一課題空白

　　高：以你所知，國內外有關這一題目有哪些研究成果？
　　丁：國內外全面、系統、客觀地研究解放軍與“文革”關係的書尚沒有。據我收集，只找到一本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的書。該書出版很早，1989年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該書完全按照鄧小平欽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調子曲解歷史，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描述林彪與江青的勾結，泡製《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瘋狂從事破壞活動，製造“揪軍內一小撮”，打倒劉少奇等“黨內走資派”，殘酷迫害軍隊老幹部，如朱德、彭德懷、賀龍、陳毅等。此外，該書還特別渲染了林彪、江青是如何妄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而他們的陰謀活動如何遭到黨內軍內老幹部的抵制和反對，他們的反革命企圖又是如何被毛澤東、葉劍英們所識破和粉碎。
　　該書的下編，則涉及解放軍的“三支兩軍”、武器裝備建設、保衛國家安全、支援國家經濟建設、援越抗美等。在軍隊與“文革”的關係問題上，此書僅在涉及“三支兩軍”部分略有價值。所以，通觀該書，作者隱去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主要責任，將“文革”的全部罪責歸咎於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如此之作只能視為曲學阿世、混淆視聽的範本，與他們口口聲聲強調的實事求是毫不相干。
　　雖然如此，國內外仍然不乏學者就軍隊與“文革”的某些具體事件上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如：
　　何蜀關於四川重慶地區武鬥事件的研究；
　　吳迪關於內蒙古地區“文革”的研究；
　　丁抒與孫言誠關於青海“二二三事件”研究；
　　徐海亮關於武漢“七二〇事件”的研究；
　　何蜀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研究；
　　曉明關於廣西“文革”的研究；
　　余汝信關於軍隊與“文革”關係的研究；
　　舒雲有關林彪事件的探索……等等。
　　這些成果都豐富和推進了軍隊與“文革”這一課題的研究。
　　此外，國內學者卜偉華、史雲主筆的、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第八卷（第七卷尚未出版），在有關軍隊與“文革”的部分也都有較為精彩的論述。這些成果都是我在研究、寫作之中不可或缺的參考著作。

將帥受迫害，都歸罪林彪？

　　高：這一課題比“九一三”事件、比林彪問題，涉及更廣泛的範圍、更浩瀚的資料、更複雜的情況，你針對的誤區、你想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丁：確如你所言，解放軍與“文革”的關係，相比起林彪事件的研究所涉及的面要更廣泛、更複雜，要作一番全面、客觀的論述頗為不易。我們面對的是幾十年來官版歷史的老套套，即“‘文革’是領導人錯誤發動、被兩個‘反革命集團’所利用”那一套陳詞濫調。在這種情況下，不少歷史的真相被遮蔽、民眾被誤導。歷史成為官方御用文人們的調色板，根據不同時期、不同的需要而任意加以塗改。“文革”中許多軍內重量級人物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諸如羅瑞卿、賀龍、楊勇、廖漢生、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官方無一例外地將他們的倒台歸因於林彪、江青的陰謀活動，刻意隱匿了毛澤東、周恩來在其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
　　再比如，“文革”中的軍委辦事組，其主要成員是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官史在論及“文革”中的軍委辦事組時，總是將他們歸進“林彪反革命集團”，將他們視為林彪篡黨奪權的工具，將他們的所作所為視為反革命陰謀活動，而無視黃吳李邱等人正是由於“二月逆流”黨內、軍內元老被毛澤東趕下台後，得到毛澤東的批准而參與中央碰頭會的活動，成為這些元老們離開中央政治舞台後的延續，更無視他們日後成為抵制江青等“文革”極左派的政治力量。黃吳李邱等人日後被打成“林彪死黨”、或曰“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完全是中共政治上的需要。這些都是官史上所沒有或刻意曲解的。通過對這段歷史的論述，我希望讀者能夠重新認識這段被嚴重扭曲的歷史和這些歷史人物。

業餘研究的專家

　　高：我們知道，你有一份全職工作，只能業餘寫作，那麼你是怎樣查尋、搜集海量的史料的呢？
　　丁：我從事林彪事件與“文革”史方面的研究，確實都是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白天要上班，下班後還要忙家務事，寫作基本上是靠晚上、周末和假期，可以說是抓緊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來進行，從2002年起到現在已經走過了十個年頭。我在這十年當中不斷地積累有關方面的史料，有不少資料是自己花錢買的，有一些是朋友們送的，另外紐約法拉盛圖書館有很多中國大陸和港台出版的中文圖書，借閱方便，還有一小部分是從互聯網上下載而來。
這些史料大致分為幾部分：
　　第一類是官方出版的傳記、年譜和官史；
　　第二類是回憶錄，如《吳法憲回憶錄》、《李作鵬回憶錄》、《邱會作回憶錄》、《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王力反思錄》、《徐向前回憶錄》、吳德的《十年風雨紀事》、《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徐景賢的《十年一夢》等；
　　第三類是資料匯編、論文集，如宋永毅主編的“文革”光盤、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李德、舒雲編的《林彪日記》、宋永毅主編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啟之、何蜀主編的《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也有我本人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和《百年林彪》；

　　第四類是研究型著作，如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何蜀的《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啟之的《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徐海亮的《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和《東湖風雲錄》、宋德金《真實的林彪：林彪秘書最後的回憶錄》、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司馬清揚、歐陽龍門的《新發現的周恩來》、舒雲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等等；
　　第五類則是散見在各個雜誌、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以及一些電子雜誌，一些網站保存的資料。
　　通過長時間的搜集，我積累了大量的有關軍隊與“文革”方面的資料，雖然還談不上全面、完整，但是我們不能在等待中蹉跎掉寶貴的時光，只有一步一步地先幹起來，對眼下能夠搜集到的這些資料進行認真的分析，從而描繪出一個軍隊與“文革”關係的大致輪廓。也就是何蜀先生在序言中所言：篳路藍縷、填補空白。

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有玄機

　　高：能否對我們的讀者講講你研究寫作中的典型例證，例如，你如何通過研究，否定了某一種陳說，或者，怎樣通過比較，驗證了某一條證據？
　　丁：1973年底毛澤東搞了一次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我相信很多人對此都是知道一星半點的。但是毛澤東為何要在此時搞這麼一個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毛澤東到底想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的？這卻是官史方面所隱匿不提的，似乎只是毛澤東一個人心血來潮，於是就讓這些大軍區司令員大搬家。
　　但是，這其實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之後搞的一次“削藩”活動，它針對的是這些大軍區司令員們“藩鎮割據”和“擁兵自重”。
　　林彪事件後，1972年的清查過程中，江青發現了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曾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分別給毛澤東和林彪寫信，提出“犯錯誤的人”不能參加中央工作，要下放基層勞動，矛頭實際上對準“文革”極左派的代表人物張春橋。只是由於後來廬山會議的風向轉變，這些信被送給林彪而壓在林彪處，沒有上繳。江青發現這些信後，告狀告到毛澤東那裡，這三位上將不得不在中央的壓力下作檢討。雖然毛澤東後來表示不再追究此事，但是卻在1973年夏安排姚文元找了上海市委的寫作組，重印了《史記》中的一些人物列傳，如《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等。

　　毛澤東發現他所鍾愛的“文革”極左派們，乃一幫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即使給了王洪文、張春橋等人軍隊的職銜，也根本駕馭不了這些“驕兵悍將”，而這些人未必與“文革”極左派一條心，毛澤東百年之後難免他們不會擁兵自重，不聽調遣。只有採取“削藩”的手段，使他們脫離原有的地盤，才能打散他們的勢力。這次對調，只調司令員，不換政委，這幾位司令員到了新的地方後也不再兼任地方的黨政一把手。這的確是毛澤東的老謀深算之處。
　　毛澤東搞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不僅僅是針對許世友等人，也是針對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過去人們一直不解，為何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要被調到瀋陽軍區當司令員，而且毛還派紀登奎和李先念找李談話，要求李“辭去中央副主席”一職？王洪文在秦城監獄裡向邱會作談及事件的原委，由此我們得知李德生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卻遭到來自江青陣營的反彈，江青、王洪文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潛在威脅，故要求毛澤東調開李德生。但是李德生是毛澤東“文革”中發現的支持“文革”運動的軍隊將領，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又是十大上剛剛當選的黨中央副主席，貿然拿下李德生頗有不便，而搞這麼一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正好可以瞞天過海地將李德生從北京軍區司令員的位子上調開，放到瀋陽去，由毛遠新督管，也為張春橋騰出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位子。毛澤東正是通過這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藉以達到培植“文革”極左派的目的。

毛澤東把軍隊拉進了泥淖

　　高：你這本44萬多字的書剛剛出版，很多人還沒有來得及閱讀。你寫到了“文革”對解放軍從人事、宗旨、構架、軍事思想、作風甚至指揮系統等等方面，有哪些影響，造成哪些改變，解放軍的介入，對“文革”又起了怎樣的作用。這裡你能否簡要說說，本書最主要的新意、最挑戰過去成見的是什麼？
　　丁凱文：以往的官史在論述解放軍與“文革”的關係時，主要強調的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相互勾結和對軍隊的破壞，軍隊元老們對軍隊的穩定所起的作用，特別是著力渲染了“二月逆流”中老帥們如何與“文革”極左派對抗，還有就是毛澤東如何一舉粉碎林彪篡黨奪權的圖謀，以及葉劍英等人如何撥亂反正，在毛澤東死後一舉粉碎“四人幫”……等，官史可說是千篇一律。然而，證諸“文革”史，我們卻發現正是毛澤東本人把軍隊一步一步拉進“文革”的泥淖。“文革”之前，毛澤東就號召“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惟毛澤東並未直言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什麼，而是籠統號召。解放軍在林彪的領導下大搞造神運動，學習毛主席著作，神化毛澤東思想，對毛本人大搞個人崇拜，毛澤東對此甘之如飴，他號召全國學解放軍，就是要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按照毛澤東的意志將中國變成一個烏托邦式的國家。

　　“文革”開始，林彪採取了不介入的態度，不許軍隊介入地方“文革”運動，但是不久毛澤東就嚴令軍隊必須介入地方的運動，要支持左派，即“支左”。特別是在“三支兩軍”的過程中，軍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碰頭會的領導下，軍隊參與了地方政權的重組，也就是搞了“三結合”、“大聯合”，各地軍管會、革委會大都是軍人。這一時期，黨就是軍，軍就是黨。軍隊是毛澤東手中的得力工具，既要支持造反派奪權，又要維護社會的穩定。然而，毛澤東卻從未制定過任何一個可供識別的標準——誰是革命派？誰是保守派？全憑軍隊指戰員自己摸索。如此一來，軍隊陷入地方的派性鬥爭，導致軍隊無所適從，動輒得咎，許多軍隊幹部卷進鬥爭漩渦不能自拔，此後他們也是命運多舛，不少人被批判、清洗、打倒，甚至死於非命。解放軍為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保駕護航”，沒有軍隊的介入，全國大亂；有了軍隊的支持，毛澤東則一步步推行他的“文革”大業。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軍隊既是毛澤東發動、推行“文革”極左路線的工具，可最終卻成為埋葬毛澤東“文革”路線的積極執行者。在毛澤東死後不久，在葉劍英、汪東興等軍人的支持、操控下，華國鋒發動了宮廷政變，一舉擒拿了“四人幫”，終結了毛式“文革”路線。毛澤東如地下有靈，不知該作何感想？

課題太大，難以完整體現

　　高：寫這本書，與你以前所寫的書相比，有什麼特別的難點嗎？
　　丁：我以前的著述主要是圍繞林彪和林彪事件，相對說來研究對象比較集中。而軍隊與“文革”的關係，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本書有44萬字，但也沒法包羅萬象。雖然我們對“文革”中軍隊高層的動向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有關方面的研究也較為深入；但是放眼全國，特別是鑑於各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情況各異，發展嚴重不平衡，軍隊介入“文革”活動也千差萬別，甚至千奇百怪，我們無法用“一刀切”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其實，軍隊在每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以及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支左”和軍管的過程，都可以寫出厚厚的研究專著。研究不僅需要深入到軍隊參與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的籌建，介入各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活動，完成各項工農業生產計劃等，還要深入到各個部委、機關、廠礦、企業、廣大的農村和學校，那些大大小小的軍宣隊、軍管會以及軍代表們在“文革”中的具體活動、演變等。此外，各地的野戰軍、地方部隊，乃至各區、縣人武部門在“文革”期間的活動也都是值得研究者們關注的。所有這些，皆非一本書所能完整體現。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於更多史料的披露，更多當事人的回憶，以及更多的史學研究者的參與。
　　高：對，我本來還想問你，你覺得還有哪些問題沒有論述清楚，打算如何進一步探討？你剛才的回答也已經涉及這些了。
　　丁：比如說軍管，是與“文革”造反奪權相伴而生的，在中央認為不適宜造反奪權的省、市或國家機關部門，大都實行了軍管，如中央機關、國務院的各個部委，特別是那些涉及國防工業的機關、部門等；還有不少地方派駐了軍代表，日後又演變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些軍宣隊、軍代表是如何選派的？他們在革委會、軍管會又是如何工作的？他們後來的結局以及是非功過的評價，等等，這部分的研究顯然還是相當薄弱的。毛澤東在“文革”中樹立的典型“六廠二校”，由於缺乏相關的資料和當事人的回憶，儘管我們在大的輪廓方面有所了解，但是卻缺乏深入、細緻的研究。
　　“文革”的前三年是解放軍介入“文革”運動最直接、最集中的階段，軍人奉命參與“三支兩軍”，參與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的革委會的成立，書中對此作了論述，但只能挑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省份予以評述，這也算是一個遺憾吧。
　　解放軍在“文革”中參與了“鬥批改”運動，這一時期主要是各地的軍管會、或軍人主導的革委會執政。這個問題目前研究也尚嫌薄弱。我在書中專門開列一個章節予以論述，主要涉及“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一六集團”運動，此外，還有各地軍管會、革委會對群眾組織的鎮壓。由於這些運動都是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各地軍人都是具體執行者，這些運動導致大量無辜的民眾遭受迫害，株連甚廣，持續的時間也很長。由於這方面所披露的資料有限，我在寫作過程中只能盡我所能加以論述，希望今後能看到更多的史料，以便日後對此書有所修訂。

“林彪”已不再是禁忌詞

　　高：從你最開始編纂《重審林彪罪案》到現在，已經十年了，對林彪以及林彪領導的解放軍，在你和眾多人士努力下，人們的認識有了相當大的改變。
　　丁：沒錯，林彪事件研究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突破和進展。就在本世紀之初，在國內“林彪”還是一個不能隨意碰觸的名字，甚至還是網上的一個禁忌詞，都不能隨意提及或評論，人們只能按照官方定下的調子人云亦云，抑或根本就是以訛傳訛。人們被官方幾十年來的宣傳所薰陶、洗腦，要想全面認識真實的林彪頗為不易。所以，我們要做的首先就是還原那段真實的歷史。這方面明鏡出版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陸續出版了《重審林彪罪案》、《林彪與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百年林彪》、《林彪畫傳》、《百問九一三》、《林彪元帥最新相冊》、《林彪日記》，《穿過歷史的迷霧：周恩來與林彪》，以及《林豆豆口述》等，正是由於這些書籍的出版，有關林彪的研究得以推向深入。這幾年香港出版了原林彪手下大將吳法憲、邱會作和李作鵬等人的回憶錄，使得我們可以更深一步地研究“文革”中的林彪。我在2011年與司馬清揚合作出版了《找尋真實的林彪》，試圖將這些年來有關林彪與林彪事件的研究作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如今在互聯網上，網民可以對林彪和林彪事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我們所寫的關於林彪和林彪事件的文章，也廣為流傳。雖然國內官方的各種報刊尚不敢對“文革”中的林彪有全面、客觀的評論，但是已經無法阻擋互聯網上人們對林彪的熱議。當年毛澤東、鄧小平給林彪扣上的“篡黨奪權”、“陰謀政變”、“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等罪名現在成了網民譏諷的笑柄，除了正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還維繫著這些搖搖欲墜的陳詞濫調，人們在心目中早已不把它當回事了。

林彪從“文革”助力變阻力

　　高：研究了解放軍，是否有助於進一步認識林彪事件真相、林彪功過，撥亂反正？
　　丁凱文：搞清楚解放軍與“文革”的關係，林彪在其中的作用就能得到更清晰的認識。“文革”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林彪在“文革”發動前後曾大力吹捧毛澤東，在製造個人崇拜的造神活動中出了大力，也被毛澤東硬拉上“文革”的戰車，樹為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在“文革”初起時推波助瀾，起了很壞的作用，不可否認這是林彪的一大污點。
　　但是林彪還有其另一面，即保持軍隊的穩定，不許軍隊介入“文革”，後來在毛澤東的嚴令下，軍隊不得不參與“文革”，而林彪一直處於被動地位，從不主動出頭，一切具體的工作都是周恩來領導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來操作。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大家不妨讀讀我和司馬清揚合著的《找尋真實的林彪》，和司馬清揚寫的《穿過歷史的迷霧：周恩來與林彪》。
　　“二月逆流”之後，林彪成為抵制江青等“文革”極左派的重要力量，這種抵制和鬥爭在中共九大前後就已開始，九屆二中全會上達到高潮。正是由於毛澤東發現林彪在“文革”一事上並非與毛一條心，林彪不僅不是毛澤東思想上的繼承人，甚至也不是毛組織上的繼承人，毛澤東在世時就敢於出手收拾張春橋這個毛澤東的“文革”紅人，那麼一旦毛澤東去世，毛的“文革”大業就會被徹底清算，此時的林彪，在毛澤東看來，已經從“文革”初起時的助力變為阻力。
　　所以，林彪的倒台不是林彪要“篡黨奪權”，而是毛澤東要在有生之年扶植起“文革”極左派，搬掉林彪這塊擋路的“石頭”，於是就有了1971年8月毛澤東的南巡和由此而引發的“九一三事件”。這個大致的輪廓應該是較為清晰了。當然，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還可以繼續深入下去，如毛澤東在南巡過程中，是否得到了有關林彪一家活動的情報？如確有此類情報，是些什麼內容？林立果在當時都有哪些具體活動？當事人是否還留有回憶？如時任空軍副參謀長的王飛、前南京空軍政委江騰蛟，還有林立果身邊的心腹李偉信等，他們的回憶將有助於我們更深一步地了解“九一三事件”的具體情況。

在“文革”中有過也有功

　　高：那麼，你今天如何看待林彪、解放軍的歷史功過？
　　丁：林彪早年作為中共軍隊的卓越將領和其對中共建國的作用，中共官方現在基本上還是承認的，並不諱言林彪的主要貢獻；1959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發動的各項政治運動也很少見到林彪的身影，這點應該也無異議。1959年後林彪開始主管解放軍的工作，但是到六十年代初期，林彪身體不佳，除了主要關注於軍隊的建設，國防戰備和政治思想工作等事宜外，鮮少涉及其他政治活動。林彪是在1965年底才一步步捲入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和“文革”運動。
　　林彪一生最大的爭議點，在於製造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捲入“文革”漩渦，林彪領導下的軍隊為毛澤東的“文革”大業保駕護航。林彪在“文革”中曾說過“毛主席的話一句頂我們一萬句”，但是林彪還說過“毛主席要負一萬分責任，我們只負一分責任！”——我向聽到林彪此話的人核實過。這說明，林彪對毛澤東“文革”責任問題有清醒的認識。
　　林彪對“文革”的認識，對江青等人的認識，也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林彪與江青極左派的明顯對立，始於1967年初，在防止江青等造反派插手軍隊事務上，林彪幾乎是寸步不讓，哪怕不得不犧牲自己的重要手下。九大報告稿的分歧和爭論是林彪、江青政治理念對抗的一個高潮，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則是矛盾的徹底公開化，廬山上的鬥爭實質上是1967年初“二月逆流”的翻版。應該說，林彪對江青集團的認識，在中央高層內部是比較早的。他們同江青極左派的對抗，雖然失敗了，但其歷史功績不能被人們所遺忘。江青等極左派勢力一直無法有效地控制軍權，即使林彪倒台，江青等人也無法找到現成的人馬及時地填補軍中空白，而軍隊的力量成為日後粉碎“四人幫”的堅實基礎。因此而言，林彪“文革”中有過也有功。
　　關於解放軍在“文革”中的歷史功過問題，我們必須看到，軍隊是“黨軍”，始終處在毛澤東的絕對管控之下。解放軍是在被動的情況下執行了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命令，介入了“文革”運動。在那個混亂的年代，軍人們幾乎無所適從，按照自己的理解“支左”，卻常常是支持了“保皇派”，而非“造反派”，可以說動輒得咎，軍隊領導人也如走馬燈般地換來換去，軍隊的正常工作被嚴重打亂，軍事訓練無法完成，軍隊院校工作受到嚴重破壞，軍隊作風敗壞，軍民關係惡化等。但是由於有了軍隊的介入，國家在動亂中還是逐步趨於穩定；在工農業生產中，軍人也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諸如軍隊每年派出大量官兵參與“三夏”和“秋收”的農業活動，對農業生產貢獻極大。特別是在毛澤東死後，在軍隊領導人主導下一舉粉碎“四人幫”，終結了毛澤東禍國殃民的“文革”運動。沒有軍隊的參與，中國不知道還要再混亂和沉淪多長時間。

林江之間是“權力之爭”嗎？

　　高：很長時間以來，有一種說法：林彪與江青兩個集團又勾結又爭奪，彼此之間是“權力之爭”，那麼你所說的林彪對江青一夥的抵制，難道不是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解讀嗎？
　　丁：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就“文革”中林彪與江青的關係，作了如下闡述：“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因而決議的結論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由於中共官方的這個定性，林彪與江青之間的關係就被定格為“相互勾結、相互矛盾”。最新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如是說：“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都是在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在黨的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的條件下，為爭奪權力而發展起來的。……但是，野心家、陰謀家的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總是短暫的。”“隨著九屆二中全會的臨近，兩個陰謀集團的鬥爭愈來愈尖銳和表面化了。”（見該書下卷第835頁）
　　把林彪與江青的關係片面地解讀為“兩個陰謀陰謀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最符合官方的觀點，官方決不會把周恩來、葉劍英等老幹部或軍內元老與江青的關係解讀為“爭權奪利”——原因無它，周恩來、葉劍英們屬於好人範疇，按照“歷史問題決議”，周、葉等人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顯然，這是對歷史的歪曲。評論歷史人物，我們只能用一個標準，而非多重標準。“文革”中的林彪、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同屬老幹部陣營，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林彪等人屬於中共的功臣集團，而江青、張春橋等人猶如毛澤東的外戚、內侍等近臣集團。“文革”開始時，他們全是毛澤東的支持者、擁護者。一來毛澤東在中共歷史上形成了很高的威望，二來在意識形態上他們並無根本的分歧。但是隨着運動的深入發展，局勢越來越超出想象，越來越混亂，越來越難以控制，林彪這些中共功臣集團成員的認識就發生了變化，逐漸認識到這個運動是國家的災難，應該設法及早給運動剎車，使國家回復到正常的發展道路上。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江青等毛的近臣集團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從“二月逆流”、“軍委八條命令”、“廬山會議”，乃至鄧小平上台後搞的整頓等等，都與毛澤東的極左路線格格不入。
　　林彪集團對“文革”的認識，對江青等人的認識也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問題，我在書中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他們與江青集團的明顯對立始於1967年初，九大報告稿的分歧和爭論是兩個集團政治對抗的一個高潮，廬山會議則是矛盾的公開化。林彪嚴防江青等人把手伸進軍隊，就是防止他們在搞亂全國的同時再搞亂軍隊，有了穩定的軍隊，即使國家再亂也出不了大問題。實際上，中共在九大之後就沒有再發生大規模的動亂了，從這一點上而言，軍隊功不可沒。此外，軍隊從沒有主動擴張自己的權力。軍隊的職責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林彪和中央軍委在“文革”期間從未給下級部隊直接下過奪權的命令，各省、市、自治區的奪權都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進行，由江青主導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主持，軍隊僅僅是在中央表態之後隨大流而表示支持。事實上，在奪權初起時，軍隊大都支持了保守派而非造反派，引起毛澤東、江青的不滿，不少軍隊領導人還慘遭厄運。
　　評價林彪及中共的功臣集團，要看他們與毛澤東、江青等極左派們產生分歧和對立的原因是什麼，看他們的政治主張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毛澤東、江青推行的是蘇聯斯大林烏托邦式的極左路線，而林彪則希望國家回復正常，而非一味堅持“繼續革命式的路線鬥爭”，在這一點上，林彪與江青等人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林彪與江青等極左派的鬥爭與“二月逆流”中的葉劍英、與日後搞整頓的鄧小平是一樣的，值得充分肯定。如果我們承認葉劍英、鄧小平等人與江青的鬥爭是正確之舉，我們有何理由把林彪與江青的鬥爭劃為“另類”，說成是什麼“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權力之爭”呢？我相信，如果林彪按兵不動，在廬山會議上養精蓄銳，不去發動那場批判張春橋的鬥爭，那麼日後毛澤東一旦撒手人寰，林彪一定會主動出手一舉粉碎“四人幫”，開創中共的新局面。可惜的是，歷史沒有給林彪這一機會。

官方學者怎麼自圓其說？

　　高：十年來，你研究林彪提出了若干不同於官方幾十年來定論的見解，反響如何？是否也受到質疑和非議？
　　丁凱文：研究歷史是追尋真實的過程，我們當然不能說我們的研究就一定是完美的，其中會受到史料、思想認識等方面的影響。但是，官史卻絕對是有問題的。我們說，歪曲和篡改歷史，雖然一時有用，但終究還是有限的。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押送河南開封，被中共中央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出黨，此時的劉少奇無疑是黑暗政治中的最弱者，而毛澤東玩弄權術整倒對手則處於最輝煌的巔峰。但是劉少奇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道出了一個簡單而深刻的真理：歷史不是毛澤東寫的，也不是哪個最強勢的領導人寫的。那些強加的污垢遲早會被清理乾淨，那些寫在各種“通知”、“報告”和“決議”上的白紙黑字必然成為歷史的罪證，玩弄權術的人最終會被歷史無情嘲諷和揭露。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我們的觀點和看法，迄今為止我還沒看到過具有官方學者背景的人正式發表過與我們商榷的文章，我想一方面他們可能仍然受到無形的約束，不能暢所欲言，另一方面那些史學工作者們必然面對一個尷尬的局面，即在官史與眾多新史料和觀點面前如何還能自圓其說，其困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還不如乾脆保持沉默。
　　實際上，我回國時也接觸過一些史學工作者，從他們對我的友善而認真的態度中，我能體會到他們的真實態度和想法。《炎黃春秋》雜誌的一位副主編劉家駒在文章中這麼評價我們的書：“這些年來，研究林彪的人越來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門，我是來者不拒，都誠心接待，告之他們我的所得，提供資料，安排介紹對當事人的採訪。他們中大多是國內外讀者十分信賴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孫萬國，他的《古有竇娥，今有林彪》較真實地反映了‘913’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學者丁凱文，經他多年搜集匯編的《重審林彪罪案》，集納了國內外知名學者對林彪事件提出的質疑和評述，引起世界輿論的強烈反響；還有一位是從未謀面的美籍華人司馬清揚，他是化學博士，用業餘時間從大量史料中研讀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凱文合作寫出《找尋真實的林彪》，又獨立著述了《周恩來與林彪的終極對比》（該書出版時定名為《周恩來與林彪》——老高注），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獨到真實地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眾多記敘林彪的著述中，我認為他的書令人折服。”有了這樣的評價，夫復何求？
　　當然，我們也面對了一些攻擊和謾罵。某些海外激進文人對林彪與“文革”缺乏認真、紮實的研究，而沉溺於道德方面的指控，指責我們關於林彪的研究是“封建流毒還沒有肅清的體現”，是“進行一種政治宣傳”，是“熱衷於對政治人物進行打倒或翻案”等等。因此，我們被戴上了犯有“文革病”的帽子。還有人甚至乾脆說“為野心家翻案不得人心”。這些人的指責絲毫沒有涉及到我們在“文革”和林彪事件研究中的具體問題，而是泛泛而談地否定我們的研究成果。我要對這些人說，你們難道不能堂堂正正地寫出一篇學術性的文章，讓我們在學術上作交流或商榷，而非躲在某個角落裡放冷箭？我還想說，站在政治正確和道德正確的制高點上所做的批判，並不能代替歷史的研究，還不如真正靜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從事學術研究來得更有意義。

為什麼我感到責無旁貸？

　　高：你下一步研究寫作什麼？可否簡單介紹一下你的背景？
　　丁：我想我還會繼續從事“文革”史方面的研究吧。我出身於一個史學世家，從小在北京大學長大，上小學和中學時正處於“文革”期間，雖然那時年齡尚小，但對北大的“文革”運動已經有了很多感性的認識，如北大的紅衛兵運動、兩派鬥爭、“文攻武衛”、父母“文革”期間下放參加“五七幹校”，批林批孔、反對師道尊嚴等，再加上那時小學的一個班主任也是個極善搞極左運動的年輕人（現在據說該人當了北京市某區的區委書記），整人頗有一套，因此我從小對“文革”的極左運動就有切身的體會和感受。上了大學，當了研究生仍然感受到極左思維的陰魂不散，那種對學術的踐踏、封鎖，愚民政策，不能講真話，只許唱讚歌，以及無所不在的“文字獄”，都令人倍感窒息、深惡痛絕。
　　舉個例子，我在上大學時為了寫畢業論文，需要了解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對美政策，需要參閱北大圖書館藏有日本人古屋奎二所寫的《蔣總統密錄》，該書存放在北大圖書館內部閱覽室，不開放給學生。但是為了寫好論文，不得不找系裡開證明，再找圖書館有關領導簽字，即使如此仍然受到諸多刁難。區區北大的一個內部閱覽室尚且如此，就更不用提國家檔案館、中央檔案館了。由此我更看清了中國的所謂“學術”的真面目。
　　到了國外後，終於有了一片自由的天空，也更開闊了眼界，對於歷史的研究，我有一種責無旁貸的感覺：國內無人敢研究的人物，我們在國外可以研究；國內無人敢問津的研究課題，我們在國外也可以涉獵。這裡沒有學術禁區，沒有三令五申，沒有“秋後算賬”，更沒有文網高懸，唯一的“紅線”，只是學術的良知。也許我的研究還不夠完善，有些問題的深入還有待更多史料的出現，但是只要認真去做，就會將其向前推進一步，拋磚引玉總是會有結果的。所以，我相信只有不斷持續下去，“文革”歷史的研究就會有越來越多的成果。

　　（原載《新史記》雜誌第12期，2013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