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库恩（《江泽民传》作者）认为，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的薄熙来事件表明中国的权力过渡已经成熟。作者讲述了与习近平交往的亲身经历，并给予习近平赞扬和厚望。

有些人认为，薄熙来这个备受争议的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的免职，是中国权力过渡陷入麻烦的信号。正相反，此事件表明权力过渡已经成熟，并且正按其所需地进行着。

今年秋天总书记的选举和明年3月国家主席的选举，习近平被内定为候选人，他也将是第一位非上届领导人独断选择的中国领导人。相反，习近平由党内官员广泛投票选择。虽然既不透明也不匿名，但这已经是中国迈向“党内民主”的重大进步了。

媒体知道，薄熙来在宣传“重庆模式”上已经给自己建立了相当的声誉。“重庆模式”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左派民粹主义式混合物，其中包括唱红歌，打击黑社会力量，促进生产力和财富再分配领域的平等。

这件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使薄熙来到达了他的权力巅峰，他也不会被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前一半。更何况，一些所谓的支持者并不赞同他的左派观点。中国的精英政治不是简单化和直线性的。政治家们要研究政治哲学，也要经营个人关系，而围绕特定的事件，各类同盟有起有落。

许多人赞扬薄熙来惩治贪官污吏（甚至判处死刑），赞扬他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而在这个时候很多官员却担心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兴起，担忧社会混乱的可能性。文化大革命是疯狂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在中国进行了有十年之久，镇压了数百万人，它就像一个赶不走的恶魔一样久久盘旋在中国人心头。

在上个月王立军离奇“造访”美国驻成都领馆之后，薄熙来被免职了。未来政治局九常委中，所有人都必须管理过大的地理片区或国家部门，其中六到七人需领导过至少两个省或直辖市，所有人都要曾经与西方企业领导或其他重要外国领导共事过。

与他的同事相仿，习近平对重大的改革没有偏爱。在薄熙来事件之后，习近平呼吁保持领导干部的纯洁性，并劝告老同志们“不要追逐名和利”（3月16日《求是》杂志），这不是偶然的。他写道：“凡是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依靠集体智慧和严格程序来决定。”

习近平在政府的各个级别部门工作过：农村，郡县，城市，省。他曾领导过三个充满活力的区域：福建省、浙江省和上海市。这三个省市在人口、经济重要性和社会复杂性上堪比三个欧洲国家。

与他的同僚们不同的是，习近平年轻时吃过苦头：他的父亲习仲勋曾经被毛泽东打压了16年。当时还是少年的习近平被发配到贫困偏远的山村，在那里度过了6年时光，割草，割麦，放羊。他住在山洞的屋子里。

这番严酷的经历锻炼了习近平。尽管他是中共元老的后代，是一位“太子党”，习近平却拥有普通平民的感受。他曾经说过：“我的实际观点中，许多出自那段生活，它至今每分每刻影响着我。真正地理解老百姓和社会是最基本的。”

习近平一向个性谨慎，2006年他与我会面时，曾经告诉我：“我们不应该高估自己的成绩，不应该沉湎于自己的成就中。”他强调，中国应该要看清“中国现在的位置和目标之间的距离”。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并将其运用在中国，习近平访问了47个国家。

习近平向我建议：“要理解我们对振兴国家所怀的奉献精神，一个人应该先要懂得我们对中国悠久文明的自豪之情。”他说：“我们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拥有过长期的繁荣，之后，因为国家的孱弱，我们受到了压迫和羞辱。我们强烈的奋发图强之心正是因为我们爱国，我们为国家感到骄傲。”

从习近平上月访美就可以看出这种强烈的决心。我和我的同事亚当·朱一同与习近平的高级官员为访美作准备。习近平厌恶“讲空话”是出了名的，他责备他的官员说：“不要跟我说你认为我想听到的东西，告诉我你真正的想法。”习近平认为，参与国际事务不仅仅是与领导人会面，因此他的访美之行有一个很明确的三分结构：在华盛顿谈外交，在艾奥瓦谈人民，在洛杉矶谈商业。在这次行程中，习近平是一个很自在的人，他能发起活跃的谈话，给人强有力的握手。他在美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自豪不自满，昂扬不张扬，务实不浮躁”，这是习近平的座右铭。习近平对权威感到舒畅，他从不会因自己身居高位而散发出高官的气息。当然，习近平全心全意拥护党的领导。但他也意识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建议官员们准备迎接更大的变化，“解放思想，克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落后保守，骄傲自满和畏首畏尾。”

尽管有人认为习近平会加快政治和经济改革，他更希望前进得慢一些。稳定将依旧是中国的检验标准。高期望是习近平的一大挑战。一位高级助理坦言：“习近平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不会轻松。”

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的同事们将要把中国带向何方，这还不清楚。清楚的是，他们不会后退到怀念毛泽东和个人崇拜中去，他们将通过务实和改革的步骤向前进。

作者罗伯特·库恩是一名国际企业的战略投资银行家，中国领导人的长期顾问，《中国领导人怎么想》和《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