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黨史縱橫》2011年第03期，作者：魏德平，原題：《習仲勛與“陝北肅反”》。

　　1935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西北革命根據地，包括陝甘邊和陝北兩部分，發生了嚴重的“左”傾錯誤肅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通過不同的途徑得到西北革命根據地“問題嚴重”的報告，遂派遣朱理治、聶洪鈞等人赴西北解決問題，加強領導。1935年，朱理治、聶洪鈞先後抵達西北革命根據地後，結合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某些地方領導人，依靠剛剛開赴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紅25軍，秉承上級有關肅反的決議，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發動了一場主要針對陝甘邊根據地和紅26軍黨政軍領導的肅反運動。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等陝甘根據地的開創者，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領導者被逮捕，並遭到殘酷的刑訊折磨，“凡是原紅26軍營以上的幹部和西北軍委機關、陝甘邊縣委書記和縣蘇維埃主席以上的幹部幾乎全部被捕”，其中230多人被殺害。這次肅反造成了當時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嚴重危機，並使西北根據地老幹部間發生了長期的爭論。時任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府主席的習仲勛也受到酷刑的刑訊折磨和“莫須有”的政治污衊，甚至生命威脅。正如他自己後來回憶這段歷史時，痛心地說：“毛主席不到陝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說 ‘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們(指‘左’傾機會主義者)已給劉志丹和我們挖好了活埋坑。”那麼這場殘酷的內部肅反是怎麼發生的?習仲勛在這場生死攸關的錯誤肅反中又經歷了怎樣的磨難?

　　西北革命根據地內部的歷史積怨及其對陝北肅反的影響

　　陝北肅反之所以會以如此慘烈的方式出現，革命者內部自相殘殺，且手段極其殘忍、後果貽害無窮，都與西北革命根據地內部的分歧長期得不到解決，且逐漸激化有密切關係。

　　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是比較複雜的，陝甘邊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是從各自獨立戰鬥，後來慢慢走向聯合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領導人曾擔任陝北紅軍27軍81師師長的賀晉年說：“1935年前，陝甘邊和陝北是被敵人分割開的兩塊根據地、兩支革命武裝，因而也就存在兩個領導關係。陝甘邊根據地和武裝屬於陝西省委領導;陝北根據地和武裝則受中央駐北方代表的領導。在革命鬥爭中，兩支革命武裝雖然常有聯繫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進行活動的。”陝甘邊根據地的重要領導人曾擔任陝甘邊特委書記的張秀山也說：“1934年7月，謝子長、郭洪濤帶領陝北游擊隊來到南梁，老戰友相見非常親切。……在此之前，陝甘邊特委與陝北特委有些聯繫，但是因受敵人包圍和阻隔，往來不多。兩個特委又分別屬於兩個上級機構領導，陝甘邊特委歸中共陝西省委領導，陝西省委歸黨中央直接領導;而陝北特委歸中共北方局，其後為中央駐北方代表領導。”“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雙方逐步互相聯繫，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後在劉志丹、謝子長同志的領導下，於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達到了完全統一。”

　　但是，西北黨和紅軍在發展中也產生了很多分歧，留下了一系列難以抹平的矛盾。1932年1月發生的“三甲塬繳槍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陝西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武裝全國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指示，將南梁游擊隊改稱為‘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兼第二支隊隊長，朱李愷任參謀長，師儲傑任第一支隊隊長，楊仲遠任參謀長。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後，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軍到西安附近活動，以擴大影響，劉志丹不同意，他主張在陝甘邊活動。在這期間，部隊進行整頓。有人主張整頓要繳械，劉志丹主張整頓要加強教育，貧苦農民出身當過幾天土匪的要改造，也能夠改造。但是，沒有經過西北反帝同盟主要領導成員的討論，沒有請示省委，就委任執法隊長以突然襲擊的方式製造了‘三甲塬收槍’事件。執法隊打死了劉志丹帶領的二支隊的一個骨幹，收了二支隊的槍，也繳了劉志丹的槍。根本沒有革命準備的師儲傑獲悉發生此事，極為恐懼，帶領部隊投敵。一支七八百人的隊伍，轉瞬間只剩下100多人。”策劃和主持這次繳槍行動的人是謝子長，閻紅彥是殺死劉志丹二支隊骨幹趙二娃的執法隊隊長。劉志丹當時被繳械軟禁，直到第三天陝西省委巡視員到來後才被釋放。為此，當年3月下旬，劉志丹還親自到西安找到陝西省委申訴，陝西省委去信批評了謝子長和閻紅彥。

　　1933年5月，紅26軍南下創建渭華根據地失敗後，西北根據地主要領導在追究失敗責任時，又發生分歧，加大了矛盾。在“三甲塬繳槍事件”以後的大約兩年時間內，西北革命根據地在曲折中逐漸得到了發展，尤其是陝甘邊發展尤其迅速。陝甘邊根據地的發展與陝甘邊根據地領導人劉志丹等的探索是不開的，在艱苦的對敵鬥爭中，劉志丹慢慢找到了革命的正確道路，取得了許多輝煌的業績。1932年7月，劉志丹對當時搞“兩黨(地名，在今甘肅東部)兵變”失敗的習仲勛說：“幾年來，陝甘地區先後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託，搞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迴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1934年5月28日，陝北特委也得到恢復。陝甘紅軍隊伍，不久也從創建渭華根據地失敗的陰影中沖了出來，恢復了紅26軍 42師，到1934年10月“紅42師已擁有五個團的建制，其中包括郭寶珊率領的抗日義勇軍，兵力近千人，游擊隊發展到1500餘人。”

　　但是，在此期間，西北革命根據地內部“左”傾錯誤也在惡性膨脹。當時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杜衡來到陝甘邊，推行“左”傾路線就是典型的例子。杜衡來到陝甘邊後即改組紅26軍，自任軍政委，火燒始建於唐代的照金著名廟宇香山寺，進攻與陝甘邊有統戰關係的地方武裝，不切實際地提出建立新的渭華根據地。在1933年5月，在杜衡的強迫和煽動下，劉志丹只能率領當時組建不久的紅26軍2團開往渭南、華縣一帶創建新的根據地，在開赴新根據地的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傷亡累累。此時的杜衡畏懼困難，以回西安匯報工作為名離開這支隊伍，不久在西安被國民黨逮捕，隨即投敵叛變。劉志丹率部到達目的地的時候，隊伍也被衝散，劉志丹藏身終南山，後在當地黨組織幫助下，歷盡千辛萬苦才輾轉返回陝甘邊根據地與留在那裡的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等匯合，繼續開展革命的武裝鬥爭和根據地建設。

　　紅26軍南下創建新的根據地失敗了，而且大傷元氣，那麼為什麼會失敗?誰應該對失敗負責呢?毫無疑問，杜衡及其推行的左傾軍事路線，不顧紅軍實際情況，盲目行動是造成這次失敗的主要原因，而且杜衡的叛變更加重了紅26軍的損失。但是到了1934年前後隨着謝子長、郭洪濤先後回到西北革命根據地後，對失敗的原因和責任有了新的“解釋”。1934年7月28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和紅42師委員會，在南梁堡附近的閻家窪子召開了連以上的幹部會議，西北軍事特派員謝子長傳達北方代表的指示，並邀請中共陝北特委委員郭洪濤和陝北紅軍游擊隊各支隊領導幹部參加會議。“謝子長在會上宣讀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給紅26軍的兩封信。信中對紅26軍的戰略轉移指責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梢山(西北地區人民對山區的稱呼)主義’、‘槍桿子萬能’，說部隊組成帶有‘濃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濤在會上也作了嚴厲批評紅26軍和陝甘邊特委的發言。

　　“郭洪濤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從國際講到國內，從無產階級發展講到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又講到陝甘邊區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紅 26軍不能正確執行黨的路線，重複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頂大帽子’。”隨後，郭洪濤在陝北特委的機關報上發表《紅二十六軍長期鬥爭的主要教訓》，照抄照套上海臨時中央和北方代表給紅26軍的兩封信，批評指責紅26軍和陝甘邊特委。1934年8月26日，謝子長在清澗河口戰鬥中負了重傷。9月5日，謝子長在病榻上給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寫信，對紅26軍42師及其領導人劉志丹等進行了尖銳的批評：“42師一貫的是軍事亂竄，不能在艱苦的群眾工作中完成西北蘇區的任務。渭北與照金的失敗，紅26軍不能擴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線的緣故。雖然聯席會議暫時要我代理42師政委，但是我在軍事上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難。聯席會議一致的要求中央派軍、政同志領導42師，把老右傾同志另外調換工作，才是根本轉變26軍的辦法。”“聯席會一致的認為，領導關中、陝甘邊、陝北、甘寧等的實際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組織西北代表團，或組織西北工作委員會，領導西北全部工作。”稍後，10月26日，陝北特委郭洪濤也致信“中代”(這裡指的是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他在此時負責領導北方中共黨的工作)，指責紅26軍是機會主義、梢山主義、逃跑主義等，同時要求“中央派代表駐西北，統一領導西北工作。”

　　謝子長、郭洪濤給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的信，導致了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以及主管中共白區工作的上海臨時中央對陝甘邊根據地的不信任。同時，按照謝子長、郭洪濤的請求，中共駐北方代表孔原、上海臨時中央局分別派出了朱理治和聶洪鈞，奔赴西北根據地加強領導。由於這樣的緣故，不管是朱理治還是聶洪鈞，在抵達西北根據地前就都已經對陝甘邊和紅26軍主要領導成員有了偏見，帶着“改造”、“整肅”紅26軍和陝甘邊根據地任務而來。

　　當時陝北根據地主要領導人之一(時任陝北特委組織部長)的郭洪濤給朱理治、聶洪鈞等反映的關於陝甘邊和紅26軍的大量負面材料對肅反的發生產生了極大的誘發作用。郭洪濤後來在回憶錄中談及自己在陝北肅反中的責任時說：“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來到陝北後，我向他講過我誤信別人反映的陝甘邊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實的情況和錯誤意見。……造成了對紅26軍老幹部的不信任。”當1935年7月5日朱理治抵達西北根據地後，“郭洪濤向朱理治介紹了西北蘇區的歷史和現狀，在介紹主要負責幹部時，既說到他們的長處，也說了他們的短處。在介紹陝甘邊和紅26軍的幹部以及部分陝北幹部時，較多地介紹了他們的 ‘短處’：劉志丹家是地主，父親是民團團總，他一貫的右傾，是白軍軍官，帶來了不少白軍的影響;1933年紅26軍搞垮，不僅是杜衡的錯誤，也是劉志丹的責任;劉志丹、高崗恢復紅26軍以後的路線是錯誤的;他們是梢山主義、逃跑主義、富農路線;高崗政治上弱，沒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調皮搗蛋，開過小差;馬明方(陝北根據地主要領導人之一，時任陝北特委宣傳部長)執行富農路線;張秀山、習仲勛是老好人，沒有什麼能力;賀晉年是軍事冒險家、英雄主義;馬文瑞被派到三邊去，一年多沒有回來，沒有寫過信或寫過報告;高朗亭貪污了八十塊錢;西安來的都不可靠;張文華、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過紅26軍和西安的關係來的等等。”“因為‘中代’(這裡指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要求朱理治到西北後要信賴郭洪濤，解決陝甘邊和紅26軍‘右傾’問題，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也因為郭洪濤的介紹與上級的交代在總體上一致，加上他是陝北人，長期在陝北工作，朱理治相信了他的介紹。朱理治沒有與被認為有問題的陝甘邊和紅26 軍負責人談話了解情況。”1935年9月1日，上海臨時中央派遣的聶洪鈞抵達西北根據地永坪鎮後，聶洪鈞也聽到了基本相同的說法：“在西北工委半個多月時間，從郭洪濤、朱理治同志的口中，幾乎隨時都可以聽到這樣的一些讒言和說法。”由於這些原因在朱理治、聶洪鈞一抵達西北根據地就對陝甘邊和紅26軍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這就是日後肅反展開的時候，主持肅反的領導核心一致推行肅反的思想政治根源。

　　紅25軍抵達陝北後，西北革命根據地內部力量對比的變化

　　朱理治、聶洪鈞先後到達西北根據地後，由於不了解當地實情與原主持西北根據地黨政軍工作的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發生了一系列衝突，加深了朱理治等人對陝甘邊和紅26軍主要領導的“成見”。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驛幹部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講了兩三天。從國際講到國內，從中央蘇區的偉大勝利(實際這時中央蘇區已經丟失了)講到陝甘，當着我們的面(這裡指紅26軍和陝甘邊特委主要領導)，說我們在政治上是‘右傾機會主義’，在軍事上是‘槍桿子萬能’等等。在講到陝甘蘇區當前進行的第三次反‘圍剿’鬥爭時，提出要‘全線出擊’，‘不讓敵人蹂躪蘇區的一寸土地’，要紅軍配合‘地方暴動，消滅在蘇區內敵人的支撐點(即敵人重點固守的城鎮)’，要紅軍‘去打延安、清澗和瓦窯堡’等城市，‘開展敵人側翼及後方的廣大革命戰爭的戰線’，‘運用基本的運動戰的策略，配合着陣地戰’，粉碎敵人的新‘圍剿’。還提出，‘爭取神府和吳、綏、川南蘇區打成一片，鞏固宜川一帶的蘇區向韓城發展，恢復失去的米東、慶北、華池蘇區，開展洛川工作，消滅甘、等地的白區，以洛川為中心，積極向定邊、隴東發展，以馬欄為中心向潼關、富平、涇陽發展，堅決鞏固向南發展的路線’。”朱理治提出的這個明顯帶有“左傾”的而且連地理位置都沒有搞清楚的戰略方案遭到了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等的反對，“會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語，使他們(指朱理治、聶洪鈞等)很下不來台”。“會後，劉志丹等同志沒有執行打延安、瓦窯堡、清澗的攻堅計劃，仍按西北軍委原定的作戰計劃，向北線敵人出擊。”這些分歧加深了朱理治等對劉志丹的“固有成見”，在隨後由他主持召開的“西北工委擴大會議”時，沒有讓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主要成員劉志丹、高崗、張秀山、楊森、張達志等參加，並且秘密通過了要在陝甘進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肅反的決議。這其實已經將肅反的目標開始確定在了紅26軍和陝甘邊特委上了。

　　朱理治、聶洪鈞、郭洪濤等雖然有了肅反的決策，但是還沒有實力在西北根據地內廣泛展開肅反。當時西北根據地的主力部隊還是以劉志丹率領的紅26 軍為主，加之當時陝北紅軍改編的紅27軍也是劉志丹指揮的。朱理治、聶洪鈞、郭洪濤等要開展大規模的針對劉志丹等的肅反時機還不到。正在這個時候，從外地轉戰而來的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的紅25軍的到來逐漸改變了當時的力量對比，朱理治等開展肅反有了軍事實力的支持。

　　紅25軍本身存在濃厚的肅反“情結”。紅25軍原是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一部發展起來的，紅四方面軍長征後，這支部隊也獨立的長途轉戰，在輾轉作戰中逐漸向陝西方向靠攏。應該指出的是這支部隊在對敵鬥爭中是英勇善戰的，多次打敗強敵的圍追堵截，巧妙地利用各種方式轉戰各地，尋機消滅敵人，在轉戰中不斷壯大。但是，由於受到紅四方面軍的影響，這支部隊也存在着“肅反”嚴重擴大化的問題。首先，受到原來的紅四方面軍關於肅反的“左”的影響，對敵情估計過分嚴重。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早在1931年11月22日作關於紅四方面軍“肅反詳情”的報告時，對敵情估計就很嚴重。他稱：“敵人要維持他們最後的掙扎，於是更加注意對蘇區和紅軍進攻，但是敵人已感到用飛機大炮機關槍施用無效，所以使用改組派、AB團、第三黨來打入我們蘇區和紅軍內面來破壞紅軍和蘇區。這個計劃非常毒辣，飛機大炮我們容易看見，改組派、AB團、第三黨我們不容易看見的。敵人對我們是何等的毒辣，每個同志不能忘記”，他進而指出：“經常或定期舉行對每一個戰鬥員及官兵的個別整肅，堅決反富農再混進來，堅決引進與提拔工農幹部。”紅四方面軍的這一肅反思想，對起源於紅四方面軍的紅25軍有很大的影響。紅25軍在艱苦轉戰中，在內部也不停的肅反，甚至大開殺戒，整肅內部。掌握肅反大權的戴季英等“亂打亂殺，問不出口供也殺人”，甚至連當時擔任副軍長的徐海東也曾遭受懷疑，只是在徐海東上戰場拼死一搏後，才得到當時鄂豫皖蘇區省委書記沈澤民等的信任，倖免於難。1934年又懷疑當時的軍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黨的首領”，並且有可能因此被殺死，幸虧當時徐海東堅決反對並且拍了桌子，才挽救了郭的命。還有，“軍部有的領導同志又提出手槍團團長杜本潤、政委傅天嬌等8人是反革命，又要殺掉”，也在徐海東的堅決反對下，這幾個人才幸得保全。這支部隊到達陝北的時候還關押着三百多自己的所謂的“有問題的”官兵。

　　由於帶有“肅反”情結，紅25軍1935年經過陝南時，誤殺陝西共產黨地下黨員、楊虎城十七路軍警備三旅旅長張漢民等人，並且由於對張漢民的誤解長期未能消除，對與張漢民有密切聯繫的陝甘邊根據地的黨和軍隊也有了猜疑。這一事件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嚴重地影響了紅25軍領導層對劉志丹等紅 26軍和陝甘邊紅色根據領導人的看法，對後來的西北根據地肅反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紅25軍進入陝南後，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楊虎城警備三旅旅長張漢民奉命率領所部參與“圍剿”紅25軍。張漢民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該部隊中也有100多共產黨員，張漢民多次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對紅25軍給予各種幫助。但是，在雙方的接觸中也發生了誤會，1935年4月9 日，紅25軍誤認為張漢民部要尋機進攻，遂於柞水九間房與張漢民部接火，在戰鬥中張漢民等被俘。紅25軍主要領導在審訊俘虜的時候，“把俘虜集中起來後，詢問他們誰是共產黨員，並要求共產黨員站出來。結果，站出來不少人。十五軍團(應為紅25軍)負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會是共產黨員，認為是冒充的，把他們全殺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長張漢民。”“處死張漢民和警備三旅中一批共產黨員的長征路上的肅反，是吳煥先和戴季英掌握的。”這件事情最大的影響是加重了紅 25軍領導層對陝西省委和陝甘邊劉志丹等的懷疑，“吳煥先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對陝西中共組織頗多微詞，甚至懷疑。”

　　因此當1935年9月25日，紅25軍抵達西北根據地黨政軍駐地永坪的時候，在和劉志丹等歡聚勝利會師的背後，內部危機也在不斷的蔓延。不久，陝北肅反發生了。

　　陝北肅反中的習仲勛

　　如前所述，朱理治、聶洪鈞抵達西北根據地後，通過各種途徑雖然也發現了西北根據地所謂的“嚴重問題”，但是由於他們手中沒有掌握足夠的武裝，尚不能在西北蘇區全面推行“肅反”。正在這個時候，徐海東、程子華等率領的紅25軍轉戰陝北並且堅定的站在他們一邊，這迅速改變了西北根據地內部力量的對比，肅反的發生不但有了理論的支持、政治上的準備，而且擁有了有力的軍事後盾。

　　1935年9月底，朱理治在永坪主持會議，部署肅反工作。他指定後方肅反由郭洪濤領導，前方肅反由聶洪鈞領導。10月1日，陝北肅反在永坪鎮開始。就在這一天，肅反領導者逮捕了原陝甘邊特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蔡子偉，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張文華、黃子文、江旭和李西萍五人。10月2日，戴季英派人逮捕了陝甘邊根據地重要領導人曾擔任陝甘邊特委書記和紅26軍政委的張秀山。同日下半夜，在朱理治和程子華的監督下，戴季英等人審訊張文華、蔡子偉，這些人在嚴刑拷打下供認劉志丹、高崗是右派反革命。在得到這個口供後，朱理治與程子華立即定策，以“北面對敵作戰，需劉回來指揮為名，調劉回去秘密扣留審訊。”10月3日，在戴季英和政治保衛局的嚴刑逼供下，被捕人員屈打成招，口供越來越一致。內容主要有：劉志丹、高崗、張秀山是右派反革命;反革命組織的名稱叫“前線委員會”，前任書記是張秀山，張秀山是蔡子偉介紹加入的，現任代理書記是劉志丹，他們曾經在一個廟裡開過秘密會議;張慶孚煽動暴動，有秘密電台;劉、高勾結張慶孚要配合國民黨搞兵變，等等。10月4日，朱理治要戴季英寫信給前方，要求把高崗調回後方來。戴季英寫好了信，沒給朱理治看，就直接派通訊兵送往前方了。隨後，主要針對陝甘邊區根據地黨政軍的肅反大逮捕就開始了。“西北蘇區的錯誤肅反進行了一個月左右時間，‘左’傾教條主義的執行者先後在前線和後方機關逮捕了包括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劉景范、馬文瑞、楊森、蔡子偉、張文舟、李啟明在內的一大批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紅26 軍營級以上、陝甘邊地方縣級以上幹部全部予以關押。這些同志在獄中均遭受了種種非人的折磨。”

　　肅反過程中，肅反的執行者對被捕人員的迫害相當殘酷，並且激化了西北根據地內部的矛盾。劉志丹被逮捕後，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銬和腳鐐，出獄的時候，手銬和沉重的腳鐐磨壞了他的手腳，寫字握不住筆，走路蹣跚，他的家屬也遭到株連，妻子被編入勞改隊。保衛局長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張慶孚。張策也因為拿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繩子捉虱子，被看守用刀背砸了一頓。“當時給張秀山上的刑更厲害，給鼻子裡灌辣子面，吊起來拷打。”紅軍營長于震西被抓後，被肅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認自己是反革命。被派到陝甘邊執行肅反任務的執行者錯殺了陝甘邊區特委第一任書記金理科、陝甘邊區婦委會主任張景文、陝甘邊區南區委組織部長杜宛和陝甘邊區軍委副秘書長楊浩等二百多優秀幹部。肅反導致了紅軍內部的分裂，根據地陷入危機，老百姓投向軍閥和國民黨等。原紅25軍與原西北根據地的紅26、27軍關係惡化，幾乎到了刀兵相見的程度。原陝北紅軍幹部高朗亭回憶：“聯歡大會(指的是1935年9月17日，西北紅軍與轉戰到達西北的紅25軍的聯歡會)以後，西北代表團書記朱理治下指令，將紅軍78師和81師的輕機槍全部調出(朱自己說西北紅軍不會使用)，把連以下指戰員的自來得槍(駁殼槍)全部調出，說是十五軍團要成立手槍團，並給紅78師和81師團以上(含團)的指揮機關都派宣傳員督戰督訓，這是筆者親自聽朱理治同志講的。……1935年10月12日榆林橋之戰後，紅81師被改組，原師政委張達志被調走，新政委張明先開口愛稱‘老子’，打人罵人是家常便飯，被指戰員稱為‘老子政委’。師長穿雙襪子也要他批准。”後來，楊尚昆遇到原81師師長賀晉年，賀晉年告訴楊，如果中央不來，我們就要同25軍他們打起來了。81 師是主要以原陝北紅軍改編而來的，尚不是“肅反”的重點，矛盾就已經激化到千鈞一髮的程度，肅反的重災區以原紅26軍為主改編的紅78師，不言而喻就更為嚴重了，“瓦窯堡大街小巷的恐怖氣氛，仿佛凝聚在陝北大地上空的瓦斯，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稍微給點火花，它就會爆炸的。”深知陝北根據地這一情況的郭洪濤也感到憂慮。由於肅反對幹部亂打亂殺，“26軍、27軍中發生了問題，在前方軍心完全動搖的時候，前方軍隊一連、一排、一班地逃跑，幹部一點精神都沒有，恐怖、懷疑、準備暴動。”

　　肅反還激起了西北根據地內部的反叛“赤安事變”。“黨中央在瓦窯堡為劉志丹等人平反昭雪、制止肅反的時候，以朱理治、聶洪鈞、戴季英為首的肅反委員會已發出的通知卻仍然起着破壞作用。赤安縣就發生了槍殺革命幹部、顛覆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暴亂。”“赤安暴亂”使得中共建立的政權：特區一個、縣政府3個，區政府20多個，鄉政府30多個受到嚴重破壞。“叛匪還殺害軍干群70多人和許多中央紅軍傷病員”，一部分原紅軍官兵還投降了蔣介石與中共為敵，直到1936年4月，赤安縣新的中心縣委才組建。

　　從上面的介紹中，不難看出當時在西北根據地內部的肅反運動的殘酷性，習仲勛受到的政治污衊和酷刑迫害也是相當嚴重的。但是，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習仲勛顧全大局，捨己為人、為黨盡忠等高尚品質也在此時凸顯了出來。

　　習仲勛在劉志丹被逮捕後不久，被以“黨棍”罪名，開除出黨，撤銷職務，隨後以談話為名被誘捕。“聶洪鈞給習仲勛羅織罪名說：第一罵群眾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給富農通風報信。”習仲勛被扣押後，最初關在王家坪，後來押往陝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押解途中，給他頭上套了一個只露兩隻眼睛的黑帽子，肩上還讓扛了兩桿長槍。習仲勛在後來談及這段歷史時說：“晚上睡覺時仍將人捆着，腳上、脖子上也加了繩子。‘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搞法西斯審訊方式，天氣很冷，不給我們(指習仲勛等被逮捕的相關人員)被子蓋，晚上睡覺縛綁着手腳，繩子上都長滿虱子;一天只放兩次風，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誰不順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與習仲勛同被關押的陝甘邊根據地重要領導人張策後來回憶他們在獄中的情景時說：“保衛局的監獄設在瓦窯堡匯川通號的一個四合院內，每間小房子都關着十幾個人。每個人都戴着腳鐐，並用繩子捆着，當時天寒地凍，氣溫在零下二十多攝氏度，但地上僅放些穀草，無鋪無蓋，大多數人凍得睡不着覺。吃不飽飯不算，水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個別同志拉肚子，要去廁所也不允許，只好拉在睡覺的地方，弄得房子裡氣味難忍。打罵虐待，更是家常便飯。……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自己身邊的鋪草中，有的尿在自己吃飯的碗裡，早晨放風的時候倒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監獄的後院已經挖好了一個大坑，隨時都可以無聲無息地把我們這批人埋掉。”時任陝甘晉蘇維埃政府糧食部副部長兼調查統計科和運輸科長的劉培植回憶：“習仲勛同志被押在一間四面透風的破屋內，缺衣少蓋，天氣也漸漸冷起來，看到此種情景，我有點於心不忍，就偷偷地給他送了一條氈絨毯子。戴季英得知後十分惱火，即刻把我叫過去大聲訓斥說：‘小劉，你怎麼給反革命送東西!’”。劉培植也因這件事情受到懷疑，險遭不測之禍。在遭受身體折磨的同時，習仲勛也受到了嚴重的政治污衊，習仲勛後來回憶說：“開始說我是取消主義，後來說我是右派，並說我是右派前線委員會的書記。”“在蘇區大批幹部被關押和刑訊逼供之時，在執行作戰任務的前方，錯誤肅反已開始用活埋的方法殺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坑，做從肉體上徹底肅清所謂右派的準備。”此時的習仲勛生命已經危在旦夕，隨時都有被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從肉體上消滅”的可能。

　　在此千鈞一髮的危急時刻，習仲勛充分展現了自己捨己為人、顧全大局、忠心為黨的高貴品質。肅反剛開始的時候，肅反主持者多以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的名義將當事人調往後方，然後再予以逮捕。習仲勛在承擔巨大風險的情況下以自己的名義硬擔保了一大批受誣的同志，如果這些人發生了問題，就要立刻逮捕他。在自己被捕前，“習仲勛對越來越多的同志被捕，內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慮，時常徹夜難眠，以至身體也出現了不良反應，每聽到有人被捕的時候，就周身不適，頻繁腹瀉。不久他身邊一些人員甚至連警衛員也被關押，他已隱約感到自己也難逃厄運。劉景范關切地對習仲勛說，還是暫時離開此地，躲一躲。習仲勛說：‘不能走。把我殺了，我也不能走，這些同志(指前面習仲勛以自己名義擔保無罪的那些人)都是以我的名義叫回來的，我怎麼能走呢?’”“在習仲勛被關押期間，有人偷偷問習仲勛，是否可以逃跑脫離危險境地?暗示可以幫助他逃跑。習仲勛只回答了四個字：‘為黨盡忠’”。在遭受刑訊逼供時，“習仲勛和大家一起在監獄中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怒斥‘左’傾分子是‘敗家子’、‘法西斯分子’”。在遭受刑訊逼供時，習仲勛依然大義凜然，不說違心話，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脅時，也絕不為了保全自己，爭取“自首”機會，牽連別的同志，而是據理力爭，捍衛自己的清白，為其他受害的戰友辯護，從而減輕這次肅反的慘烈後果。習仲勛後來回憶這段歷史時說：“上級親自審訊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濤、戴季英。他們叫我自首。我說，這有什麼自首的?我說我是革命的，你們說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說我什麼也不要，就是你們不要用笨刀子殺我。”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吳起鎮後，正如習仲勛後來回憶時說的那樣“滿天烏雲風吹散，毛主席來了晴了天”，陝北肅反的嚴重局面有了轉機。當時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也不知道西北根據地的具體情況，10月20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接見了活動在吳起鎮當地的一支游擊隊負責人張明先後，才得知劉志丹等被逮並且關押在瓦窯堡的情況。在張明先的介紹下，毛澤東又於22日晨接見了了解肅反情況的陝甘邊第二路游擊隊政委龔逢春。毛澤東從龔逢春處得知西北革命根據地正在進行肅反，劉志丹、高崗等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員已經被殺害的消息，就着手處理“陝北肅反”的問題。毛澤東立即派遣當時的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王首道、劉向三等前去瓦窯堡傳達停止肅反的命令。王首道等人經過仔細的調查，糾正了肅反時期強加給劉志丹等的“罪名”，並且很快就釋放了被捕的劉志丹等人。

　　與此同時，“雖說劉志丹一出獄就忙着工作，但當時給他的結論只是說不是反革命，而還是有‘嚴重右傾’。”習仲勛的問題就更沒有得到解決，但是習仲勛沒有因此而氣餒，而是不計較個人得失，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投入革命工作。習仲勛在被釋放的當夜對與自己一起受到各種殘酷折磨的同志說：“我們快要分配工作了，到了工作崗位，要用實際行動表達我們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更為可貴的是，以劉志丹、習仲勛為代表的一批西北革命領袖，在自己受到殘酷的各種迫害，險遭殺害之後，並沒有就事論事，計較個人的事，而是用更加深邃的戰略眼光思考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問題。“1936年劉志丹率部東征前，習仲勛去看劉志丹。劉志丹對他說：‘從多年的經驗看，我們黨犯的‘左’的錯誤多，這是小資產階級急性病、狂熱病的表現，企圖一個早上把一切都變個樣。他們看了一點馬列的書，不看中國實際，以空想代替現實，不講方法策略，因此總是失敗。有這種思想的人，再和個人主義結合起來，就抓權，想當轟轟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對一切不同的意見。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於死地。’”習仲勛聽了劉志丹的話後，深表贊同，一起和劉志丹做那些對肅反還有各種不滿情緒的戰友的工作。此後，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強加在習仲勛身上的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被逐漸的清除，習仲勛遵從黨的安排從一個重要崗位轉戰到另一個重要崗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長期革命鬥爭的洗禮下，他也由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領袖成長為黨和國家重要的開國元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歷小說《劉志丹》冤案、十年文革磨難後的習仲勛，在粉碎“四人幫”自己獲得政治解放後，勇挑大梁，主政廣東，排除各種困難“殺出一條血路”，成為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開路先鋒，在新時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又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陝北肅反”雖然已經過去了70餘年，在這次肅反中受到殘酷迫害的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的大多數也已經相繼去世，但是當時只有22歲的習仲勛在極端嚴峻的形勢下所表現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大公無私、捨己為人、顧全大局、忠於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卻歷久而彌新，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在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闊步前進的今天，總結黨史上的正反經驗教訓，更好地為現代化事業服務，繼承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畢生追求的偉業。這或許就是對習仲勛等革命家最好的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