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冰

　　1886年發生在美國的“芝加哥乾草市場案”，又稱為“乾草市場事件”。它不僅是美國工運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世界工運史上的一面旗幟。1889年7月，在有22個國家的代表出席的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與會代表通過了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在每年的5月1日，組織大規模的國際性遊行示威。在一切國家和一切城市，勞動者都在同一天裡要求執政當局從法律上把工作日限制在8小時以內。確定這個日期就是為了紀念美國芝加哥工人在1886年5月1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罷工鬥爭。

　　罷工與集會

　　1886年四月，美國的一家工會積極準備在5月1日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舉行全國總罷工。5月1日，全美多個城市同時舉行罷工，包括紐約、底特律、密爾沃基等城市，但這次工人運動的中心是在芝加哥。芝加哥城估計有4萬人參加罷工，8萬人參加遊行。全美罷工工人的總數估計有30到50萬人。艾伯特o帕森（Albert Parsons）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也是“國際勞動者協會”這一組織的創始人。5月1日，帕森和他的妻子及孩子們一起，帶領着8萬人的隊伍沿着密歇根大道遊行。5月3日，芝加哥罷工的工人們走到了麥考密克聯合收割機廠附近。當時麥考密克聯合收割機廠已經雇用了一批頂替罷工工人的人繼續工作，同時有400名警察保護這些工作的人。在5月1日總罷工的當天，雖然有一半的頂替者投身到罷工的隊伍中，但還有一些工人未參加罷工。罷工的工人們在麥考密克聯合收割機廠的外面舉行了一個集會，奧哥斯特o斯比斯（August Spies）發表了演講，倡議工人們“團結起來，支持工人聯盟，爭取成功”。總罷工活動由於計劃周密、調整及時，從開始以來一直未出現暴力活動。但是，當下班的鈴聲響起後，一群罷工工人不顧斯比斯的勸告，突然向工廠的大門涌去，警察立刻向人群開槍，兩名麥考密克廠的工人被打死（另有報道說是6人）。

　　警察的暴力引起了工人的憤怒，芝加哥的“無政府主義者”們迅速印製傳單，號召第二天（5月4日）在乾草市場廣場集會，乾草市場是芝加哥的集市中心。這些傳單用英文和德文兩種文字印刷，向市民通告警察的開槍行為，號召工人起來維護正義。第一批傳單上赫然寫着：工人們武裝起來展現我們的全部力量！當斯比斯看見這行字時，他堅決要求取消這句口號，否則他就不在集會上作演講。很快，大部分傳單都被銷毀了。新印製的2萬多份傳單撤掉了這句口號，被大量的散發到市民的手中。

　　5月4日傍晚，天下着小雨，乾草市場的集會平和地開始了。奧哥斯特o斯比斯站在一輛四輪馬車上對人群演講，大批的警察站在附近監視，一名歷史學家記下了斯比斯的演講內容。他講道：“傳聞說這次集會的目的是要拉開暴動的序幕，是為所謂的軍事準備做動員，然而，我要告訴你們的是，從一開始，這個集會就並不提倡任何這樣的目的。這次集會，是要告訴大家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運動的總形勢，和在這個運動中發生的各種情況……”。幾名工人運動的領導輪流對人群作講演，集會一直都很平和，以至於市長都停止了監視早早地回去了。塞繆爾o菲爾德恩（Samuel Fielden）是最後一位講演者，他在10點半時結束了演講。警察命令集會解散並開始向講演者的馬車圍攏過來。這時，一枚雷管炸彈扔進了警察的隊伍里並發生爆炸，當場炸死了狄根（Degan）警官。警察們立即開槍，據說有一些工人也帶着槍，這次槍擊持續了最少5分鐘。除了狄根外，還有幾名警察被炸傷，但是絕大多數傷亡的警察都是被子彈打的，是警察之間的誤傷。一位警察告訴《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很多警察是被自己人的左輪手槍打傷的。每個警察都要保護自己，一些人逃到了廣場的外面，其他人打光了他們的子彈。”至少有4名工人被打死。傷亡的普通市民無法統計，很多人因為害怕被逮捕，不敢去治傷。

　　被預選的陪審團

　　隨之而來的是大搜捕，8名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被逮捕並以謀殺罪被起訴。八名被告人，其中包括上文提到的帕森、斯比斯和菲爾德恩，年齡最大的50歲，最小的23歲；5人出生在德國，1人出生在英國，2人出生在美國；其中有5人在集會上發表了演講，但當炸彈爆炸時只有2人在現場，另3人提前離開了；8人中有3人並未參加乾草市場的集會。

　　根據美國憲法，被告方有權要求陪審團審判。當被告提出由陪審團審判時，這讓公訴方感到很被動。因為所謂謀殺案的證據並不充分，而且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工人運動高漲，若由一個隨機挑選出來的、真正公正的陪審團審判，很可能會對被告作出無罪判決。政府為了避免這種冒險，唯一的辦法就是對陪審團進行牢牢的掌控。當時，所有的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法院和大企業主的手中，要把陪審團變成一個擋箭牌不是不可能的。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挑選什麼樣的人組成陪審團。

　　1886年6月21日，法庭正式開庭，第一個步驟就是挑選陪審員，這花費了三周的時間。在挑選程序中，控辯雙方對每位候選人都可行使“有因迴避”和“無因迴避”的權利，“有因迴避”沒有名額的限制，但是否迴避需要法官作最後決定。“無因迴避”有名額限制，針對每個被告人，雙方各有20次的“無因迴避”權，無需法官的同意。換句話說，控辯雙方對八名被告共享有160次的“無因迴避”權。

　　在挑選的第一周，最初被召集的陪審員候選人全部落選，主要是因為被告方的反對。這時，本案的法官加里（Gary）並沒有隨機地去抽選候選人，而是採用了一個在實踐中很少使用的作法，即派有控方傾向的司法官去預選陪審員候選人。加里特別指派一名叫賴斯（Ryce）的法警去預選候選人。這名狂妄的法警在預選陪審員時告訴他們“我負責這個案子，那些傢伙（指被告）肯定要被吊死”。他自己在事後吹噓說，在預選時如果發現某人對“被告有罪”表示冷淡或反對，他自然不會挑選這樣的人。通過預選的方法，賴斯有意的把那些“想吊死那些傢伙”的候選人送進法庭。一位落選的候選人在被告將被執行死刑的前四天，寫了一封書面的證詞給當時的州長，證明賴斯確實說過上面的話，他還寫道：我願意作證，不是因為我同情無政府主義者，而是因為公民有維護法律公平的義務。

　　讓我們來看看賴斯預選出的這些候選人吧。一位候選人在被詢問時說：“我覺得那些人是有罪的，但我不知道是什麼罪。從報紙上的大量報道中我有了這個印象。現在法庭應該拿出一些積極的證據，讓我認為這些人是無罪的。”他的思維邏輯是假定被告有罪，完全與“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背道而馳。當被告對該候選人申請“有因迴避”時，卻被法官否決，被告方不得不使用“無因迴避”排除這樣的候選人。

　　另有二位毫不掩飾自己偏見的候選人，最終被公訴人和法官選進了陪審團。丹克爾（Denker），27歲，商店送貨員。公訴人問：“對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你有明確的態度嗎?”答：“是的。”問：“這種看法會妨礙你對本案作出一個公正的判決嗎？”答：“我想會。”問：“如果你成為陪審員，你是否能根據證據對被告作判決而不考慮你的任何偏見和意見？”丹克爾終於明白了這個暗示，回答：“我想我能。”法官對這種有明顯偏見的陪審員並沒有多問什麼，只是重複了一下公訴人最後的問題。很明顯，丹克爾正是公訴人和法官想要的那種陪審員。另一位是森福德（Sandford），25歲，鐵路票務員，曾經在紐約當過石油經紀人。當被問道是否對被告有偏見時，森福德回答：“這是肯定的。”公訴人只好引導說：“如果你當了陪審員，不管你有什麼偏見，你都能夠根據證據作出一個公平、公正沒有偏見的判決嗎？”森福德回答：“是的。”他又入選了。這時被告方已經用完了所有的“無因迴避”的名額，只好無奈的接受這個陪審員。

　　在挑選過程中，加里法官總是支持公訴方的“有因迴避”而否決被告方的“有因迴避”，以至於被告方不得不更多的使用“無因迴避”的名額，其後果就是當被告方用完了“無因迴避”的名額時，不得不接受一個有偏見的陪審團，此時的公訴人只使用了52個“無因迴避”的名額。

　　三周的挑選，共有974名候選人被審查，其中750人被“有因迴避”，212人被“無因迴避”。被告的辯護人提請法官注意這個事實，賴斯預選的候選人局限於職員、商人和工廠主，沒有一個工人。但加里法官拒絕考慮辯護人的反對意見。

　　法官的邏輯

　　自乾草市場案件發生後至今，世人仍不知道是誰扔的那枚炸彈。從現有的證據看，八名被告與炸彈事件之間沒有任何關係。炸彈爆炸時，8名被告中只有2人在集會上，這2個人正在眾目睽睽之下走下演講的馬車。

　　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法官加里對陪審團作了這樣指導：本案提起公訴的原因在於被告已經進行了勸告和鼓勵謀殺的行為，如果謀殺行為因勸告和鼓勵被實施，那麼給預勸告和鼓勵的人就是謀殺犯罪。他還告訴陪審團：間接證據是一種與所指控的犯罪活動的背景和某些事實有關的證據，如果那些證據讓陪審團在超越合理懷疑之外認為被告有罪，那麼陪審團就可以認為被告有罪。當被告方要求向陪審團澄清“哪些證據屬於效力應該被懷疑的證據”時，法官予以拒絕。更難以置信的事，加里法官甚至告訴陪審團，在某種情況下，他們是法律的法官，就像他們是事實的法官一樣。這是暗示陪審團可以使現行法律無效。因為用間接證據定罪並不符合法律的宗旨。法官的法庭指導令陪審團困惑並且不知所措。

　　當有罪判決作出後，被告要求重新審判，理由是陪審團擁有偏見，法庭沒有證據證明被告犯了謀殺罪，無法證明被告是罪犯的同謀者。加里法官用他的邏輯駁回了被告的要求：判決並不認為被告以任何具體行為參與了謀殺事件，但判決同意這樣的理由，被告通過演說和散發傳單，鼓動大量的人而不是個別人從事謀殺行為，有日期、時間和地點，這已經埋下了隱患。鼓動的後果是某個我們不知道的人，受鼓動的影響，扔了炸彈，炸死了警察。鼓動者就是謀殺犯罪。

　　面對法官加里的邏輯，後來擔任伊利諾州州長的約翰皮o奧蓋爾德（John P. Altgeld）在《釋放原因書》中寫道：“在政府被人民供養的歷史上，在一個文明社會裡，從未有過法官立下過這樣的規則。”

　　判決、執行與釋放

　　1886年8月19日下午3點半，陪審團退出法庭評議。他們被要求儘快地做決定，只有3個小時的時間來討論八個被告大堆的證據。陪審員們是考慮了法庭的指導還是考慮了自身的責任，不得而知，但當天陪審團並未作出判決。8月20日上午8點半，一千多人聚集在法院前面。每一個走進法庭的陪審員看起來都很嚴肅，被告們似乎感覺到了判決的內容，臉上隱隱現出焦慮。十點整，法官加里在法庭上宣布：所有旁聽的人，除了法庭人員外，必須原地就座，每個人必須保持絕對的安靜。他轉向陪審員：先生們，你們做出判決了嗎？陪審團的主持人回答：我們作出了判決。他遞給法庭人員一張紙。法庭人員讀道：陪審團裁決被告人奧哥斯特o斯比斯（August Spies）、艾伯特o帕森（Albert Parsons）、阿道夫o菲舍爾（Adolph Fischer）、喬治o英格爾（George Engel）、路易斯o林格（Louis Lingg）、邁克爾o施瓦博（Michael Schwab）、塞繆爾o菲爾德恩（Samuel Fielden）犯有謀殺罪，起訴書的指控成立，判處死刑。陪審團認為被告人奧斯卡o尼伯（Oscar Neebe）犯謀殺罪，起訴書的指控成立，判處15年監禁。

　　對於陪審團的有罪判決，被告向伊利諾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州最高法院的七名法官並未對加里牽強附會的理由提出任何質疑，也未責難加里對“合理懷疑”原則的不屑，反倒作出了一個長達267頁的意見書，來解釋他們維持原判的理由。隨後，被告請求聯邦最高法院調卷審理，1887年10月27日，聯邦最高法院拒絕調卷審理，理由是該案的問題不屬於重大的聯邦問題。聯邦最高法院也拒絕了有四萬人簽名的請願書。

　　死刑執行前，當時伊利諾州州長歐格斯柏（Oglesby）迫於各方壓力，試圖把被告的死刑減為終身監禁，但要求被告必須寫一份道歉書。帕森、菲舍爾、林格和英格爾拒絕了這個要求。斯比斯、菲爾德恩和施瓦博寫了請求書，但三天之後，斯比斯撤回了請求，他寫信給州長請求只絞死自己一人以免除其他人的死刑。最後，州長僅給菲爾德恩和施瓦博做了減刑。1887年11月10日，在執刑的前夜，林格這個年僅23歲的年輕人，在自己的牢房裡用偷帶的自製炸藥含在嘴裡自殺，於次日下午死亡。1887年11月11日中午，四名被告被絞死。據目擊者說，因為他們頸上的套索系得太松，並沒有立刻死亡，掙扎了大約8分鐘。

　　1893年，伊利諾州的新任州長奧蓋爾德對該案作了大量的調查，寫了一份萬言的《釋放原因書》，無條件的釋放了該案被關押的3名被告菲爾德恩、施瓦博和尼伯。在《釋放原因書》中，奧蓋爾德質問為什麼陪審團要被預選？被告有罪的證據在哪裡？法官是公正的嗎？為了糾正這起司法錯案，奧蓋爾德付出了他的政治前途。

　　隨着時間的流逝，歷史的真相被不斷地揭露出來。連法官加里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法庭指導是與所有的法律判例相反的。但他找到了為自己辯解的理由：這個案件是“史無前例”的，它需要法官做一個“史無前例”的法庭指導，他自己只是“執法過於嚴格”。今天，芝加哥乾草市場案件已經被定性為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司法錯案之一。這起審判也成為陪審團審判史上的污點，在美國國內被作為反對陪審團審判的經典案例。關於此案的方方面面，世人至今仍在評說。

　　透過這起案件繁雜的、冗長的法律程序，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背後各種政治力量的爭鬥。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正是社會關係處於劇烈的變動時期，政治赤裸裸的裹挾着法律。當時美國社會的政治背景就是那些有權有勢的大工廠主、大資本家，他們害怕勞工運動，用手中的錢勾結政府官員、司法官員和警察，想方設法破壞、瓦解甚至鎮壓勞工運動。他們通過錢和權把法律變成了一套“政治的晚禮服”。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加里法官會拋棄法律邏輯而是用他自己的邏輯來解釋法律，為什麼伊利諾州和聯邦兩級最高法院的15名法官，這些“權力和智慧”的擁有者們，面對來自數萬人的請願書、申訴書和質問書時，他們會堂而皇之的以“法律程序正當”、“此案不涉及重大聯邦法律問題”維護一審判決，其實質維護的是大工廠主和大資本家的利益。

　　社會的前進、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絞索阻擋不住勞工運動的蓬勃發展，1938年，美國國會頒布了《勞動時間標準公平法案》，工人的八小時工作製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但是，歷史總是一次又一次的證明，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會有一些有權有勢者，他們會假“法律”之手來維護一己私利，甚至不惜損害人民的利益。政治制度有民主與專制之分，法律有良法和惡法之別，執法者有公正與枉法之差，我們不能不警惕，歷史的冤案會再次發生，歷史的悲劇會再次重演，如何讓民主政治與良法結合，再選出公正的執法者，這是我們今天仍然沒有解決、仍然要思考的問題。

(“中國政治發展”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