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安那祺主義運動可以說是最直接、正統的巴枯寧主義運動，由巴枯寧1864年親自到意大利點燃自由社會主義的火種。另一方面，正是通過3年的意大利活動，才確立了巴枯寧從反抗專制的密謀分子向安那祺主義的升華。在《革命教義手冊》中，巴枯寧列出以下基本教義：無神論（“道德只來源於人的集體意識，與神學和神秘形而上學無關”）、個人的自由聯合（federalism）、不分國籍、反對國家等一切強權、平等（社會主義）、正義（“沒有平等就沒有自由，而最平等狀況下實現最大自由就是正義”）、勞動是一切社會財富的源泉，等等。對於意大利的教會/君主舊秩序來說，巴枯寧是來自俄國的異教、野蠻的象徵；對於處於萌芽狀態的意大利進步青年們，巴枯寧是新思想的啟蒙導師。安那祺主義戰勝馬志尼等民族主義者，成為早期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的主導。
正是意大利的安那祺主義堅定地支持和促使巴枯寧在第一國際對馬克思、恩格斯的鬥爭，確立了不同於“權威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另一條路線。在巴黎公社失敗後的19世紀70年代，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安那祺主義者是西歐最活躍的革命運動，不斷地起義、暴動、宣傳，湧現出Carlo Cafiero卡菲羅、Andrea Costa蔻斯塔、Errico Malatesta馬拉鐵斯塔等群英人物，除意大利外，也散布於法國、瑞士、英國、西班牙、美國、巴西、埃及、突尼斯等移民、流亡社區，特別在阿根廷的勞工運動中影響深遠。
當馬克思、恩格斯發現巴枯寧在意大利沒有按照他們的意願發展第一國際的信徒後，由恩格斯親自在國際總部“代表”意大利，通過卡菲羅指揮意大利的運動。卡菲羅開始時忠實地執行了恩格斯的指令，但最終無法忍受“德國人”的傲慢，最終不惜帶領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運動與第一國際分道揚鑣。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他們的來自德國的理論代表“先進”、“發達”、“未來”的無產階級，而俄國、意大利、西班牙等“落後”地域的安那祺主義只表達出反抗的原始本能，需要他們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指導。這種帶有“種族歧視”的謬論遭到巴枯寧等的痛斥，安那祺主義正是在貧困的、無文化的農民、部落、流浪民中發現了最樸素的平等、自由價值和公平、犧牲精神。馬拉鐵斯塔1872年面見巴枯寧後大病痊癒，煥然一新，成為巴枯寧的終身不渝的弟子，在他的近六十年的起義（1977年4月曾占據兩個村公所，燒毀財產稅務記錄、宣布中止國王的統治）、兩次監禁、多年流亡、大量出版等活動，成為意大利安那祺主義運動的代表，與後來的第二國際（國家社會主義）、第三國際（一黨專政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鬥爭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除了來自國家權力的殘酷鎮壓，內部分歧/分裂導致了意大利安那祺主義不可挽救的傷害。1882年1月，意大利通過了普選改革，知識分子出身的能幹的蔻斯塔在1882年10月29日的選舉中，成為意大利第一個靠社會主義綱領當選的議員。雖然他與別的社會主義參選者一樣，宣稱把選舉作為宣傳社會主義的機會，但最終他還是宣誓效忠國家就職，正式背叛了他早已放棄的安那祺主義。與德國、法國等早已實行普選的國家一樣，是否以及如何參與選舉、進入政府，帶來了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災難性分裂。蔻斯塔的行為，作為個案，根源於他的個人動機（貪生怕死、沽名釣譽等），值得譴責。但是，普選本身也是安那祺主義運動的鬥爭成果之一，不應簡單排斥。如果在不浪費有限資源的條件下能夠把安那祺主義的口號和政策普及和實施，不管是誰上台都無所謂。同時，在複雜、“有機”進化的現代化社會國家裡，必然會出現利用社會主義綱領、口號爭取選舉的政治家和集團（政黨）。另一方面，變得比較開明、民主的統治集團會拉攏議會派社會主義者、更殘酷地鎮壓拒絕妥協的安那祺主義者。1892年，遵守議會制度的意大利社會黨成立，排除了反對議會制度的安那祺主義者。大多數安那祺主義者或者接受了議會社會主義方式、或者退出了政治運動，馬拉鐵斯塔這些依然堅持安那祺主義的少數戰士，雖然在個人道德上值得崇敬，在現實上卻被排除在意大利社會主義主流和意大利政治之外。
反過來看，安那祺主義不僅反抗權威，同時也反對政治這麼一種人類生活形態，從而超越了時空局限，具有現代意義。在中國這樣的至今沒有普選（以及伴隨普選的言論、新聞、結社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國度，安那祺主義具有一個半世紀前在歐洲的價值和意義；在歐美這樣的早已實行了普選制度但依然無法保證經濟平等、實現真正自由和正義的國度，從每一個層面、角度，通過各種途徑抗爭、改進社會的不平等，就是當代安那祺主義的精髓。我們看到，在幾乎每一個政治、經濟統治集團的頭頭們所在的地方（各種政府權力或WTO、G8、G20、APEC以及超級跨國公司總部等），都聚集起無數的“上訪”、抗議民眾，“直接行動”，阻止他們不經過我們參與就決定我們（甚至整個地球）的利益、命運。我們怎麼會放棄既有的投票權利呢？在昨天的美國期中選舉中，所有的候選人都誇誇其談地講“job（工作機會）”危機，卻沒有一個人開出任何良方。難道美國真的沒有出路了嗎？不！只要讀一讀我今年3月6日發表的“四小時工作制與完全雇用”短文，就知道我們今天的現代社會完全可以在不降低現有生活水準的條件下，減少一半工作時間，達到完全雇用！問題在於美國的形式上“一人一票”民主的選舉墮落成“一美元一份權力”的資本現實。在加州，共和黨的超級富豪拋出1億多美元私財賭注州長職位，比戈爾當年競爭美國總統的花費還多；而政府雇員工會為了保住飯碗，在收入急劇減少的經濟危機中，還掏出比過去更多的錢力挺民主黨的候選人奪回州長權位。我沒有任何競選經費來宣傳安那祺主義綱領，又不能放棄好不容易爭取來的選舉權，在找到更好的候選人之前，只好在州長的選票上莊嚴寫下Jing Zhao的名字。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0年11月3日]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美國的失業率不是接近10%，而是30%左右。Jing Zhao, 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S. and China，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ulu Enterprises, January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