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摘周報》2004年01月05日第5版，作者：宗和，原題為：《“九大”前後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

　　張、姚批評陳伯達按林彪意見撰寫的報告是在鼓吹“唯生產力論”，不能用。毛澤東決定另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報告。報告稿出來後，毛澤東作了多次修改。九大期間，毛澤東就“接班人”的問題與林彪談過話。毛澤東對林彪談到，他年紀大了，以後誰來接班，曾提到張春橋的名字。

　　在起草“九大”報告期間矛盾便見顯露

　　據林彪秘書張雲生在《毛家灣紀實》一書中回憶，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對他說：“主席讓我作政治報告，並說，這次報告不用事先寫稿子，叫我口頭講，然後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對外發表，就摘用記錄稿。我提出，在黨代表大會上正式作報告，最好請中央文革給寫個稿子。……主席同意了，最後決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組成一個小組，起草政治報告。”由於陳伯達這時歸於林彪勢力，而張春橋、姚文元則是江青集團的重要骨幹，因此在起草政治報告時，陳伯達與張春橋、姚文元公開分裂，張、姚批評陳伯達按林彪意見撰寫的報告是在鼓吹“唯生產力論”，不能用。毛澤東決定另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報告。報告稿出來後，毛澤東作了多次修改。

　　林彪卻對這個報告稿根本不看，一字不改，陳伯達更置毛澤東肯定張、姚報告稿的態度於不顧，激烈地指責它是“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張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毛澤東為此嚴厲地批評陳伯達說：“帝國主義本性是不會改的，你陳伯達的本性也是不會改的，你陳伯達腳踏兩隻船……”對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存在着認識上的分歧，是黨內生活所允許的。但毛澤東嚴厲指責陳伯達“腳踏兩隻船”，則蘊涵着複雜的內容。據參與廬山九屆二中全會的吳德回憶，這明里是在揭露陳伯達，但其矛頭則是指向林彪。討論修改黨章時，毛澤東還兩次刪去了由林彪提出的、讚頌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表明毛澤東已對林彪集團懷有戒心並嚴重不滿。

　　“九大”期間，使林彪焦慮和猜疑的問題更多

　　“九大”在推舉大會主席時，會場上曾經出現過非常耐人尋味的一幕，毛澤東突然說：“我推薦林彪同志當主席。”林彪毫無準備，但他立即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澤東隨即提出了更新的建議，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雖然毛澤東繼續擔任了大會主席，但他這一極其特殊的舉動，對林彪、也對會議的全體代表產生極其複雜的政治影響。九大期間，毛澤東就“接班人”的問題與林彪談過話。毛澤東對林彪談到，他年紀大了，以後誰來接班，曾提到張春橋的名字。

　　毛澤東關於張春橋也可以接班的話，林彪絕不會對此無動於衷。葉群曾經說，九大以後，“在蘇州，他轉氨酶高，我們兩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我哭主要是政治上的，加上責任上的”。林彪雖然在毛澤東面前沒有表示對“接班人”的看法，但葉群所說“他哭政治上的”這話，已經相當深刻地表現出了林彪對自己未來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可能改變而惶恐不安的精神狀態。林彪的身體“和毛主席比，差得很遠，拖不過毛主席”，葉群的這句話真正說出了他們認為林彪難以接班的深層認識。

　　在外交、戰爭等問題上分歧明顯

　　九大以後，毛澤東與林彪在外交、戰爭等問題上也產生了明顯的分歧。1969年，蘇聯在珍寶島與我邊防部隊發生流血衝突後，繼續在中蘇邊境製造緊張局勢，毛澤東開始考慮要改變腹背受敵的狀況。毛澤東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說，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並說：“美國的全球戰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了信號嗎，他要打‘兩個半戰爭’,如果他縮減到了一個半戰爭，你聯繫起來想想他們會怎麼樣?”毛澤東同意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老帥的建議，認為中國可以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係僵局，抑制蘇聯的嚴重威脅。毛澤東因此決定調整我國外交戰略。

　　9月11日，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會晤，這次會晤促成10月20日開始的中蘇邊界談判，把中蘇關係從戰爭邊緣拉了回來。而這時，林彪仍堅持戰爭不可避免、要與蘇堅決對抗的觀點。

　　9月27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10月13日，林彪藉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向黃永勝下達了調動全軍各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的“緊急指示”，該指示隨即以“林副主席第一號令”下達全軍執行。林彪的“第一號令”下達後的第二天，林彪辦公室才以電話記錄傳閱件送中共中央、毛澤東。毛澤東審讀傳閱件後異常不滿，指示燒掉這個“第一號令”。

　　毛澤東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領導者，林彪不報經毛澤東批准，擅自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這一行動已經從根本上破壞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而且可能給國家以至世界帶來極嚴重的後果，這就必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

　　林彪叛逃後，毛澤東在一次接見越南外賓時說：我們過去黨內意見也不統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勸你們把美國抓住不放，一個字，叫作“熬”，就是只能打游擊戰，不要打大仗。可是你不打敗敵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麼舒服的呀!不是這樣，你們談判桌上得不到這樣的結果。

　　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毛澤東明確指出外交政策調整方面與林彪存在分歧，林彪反對中國與美國往來。毛澤東說：“我們國內有一派也反對我們跟你們往來，結果坐一架飛機跑到外國去了。”

　　毛、林的分歧還體現在軍隊的領導權上

　　“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就誣陷羅瑞卿要奪軍權而將羅打倒。“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林彪的野心有了極大的發展。他利用毛澤東重用軍隊、重用軍隊領導人來支持和控制“文化大革命”的時機，打倒與他意見不一致的軍隊領導幹部，形成和鞏固了林彪集團。

　　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以及黃永勝等人支持和執行林彪違背軍隊指揮原則的“第一號令”的行動，使毛澤東對黨內產生另外的權力中心的危險性更為警惕。

　　1970年7月，在起草紀念“八一”建軍節的社論時，針對“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締造和指揮的”和“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指揮的”兩種表述又產生了激烈的爭論。7月29日，毛澤東與周恩來、黃永勝談話，他明確地指出：兩種意見，我都不贊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

　　然而，“兩報一刊”在8月1日發表的社論，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進行改正。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1971年，毛澤東在南巡時，多次談到 1970年的“八一”社論和兩種意見的爭論，他認為關於軍隊的締造者與指揮者的爭論，關鍵在於指揮權的歸屬。毛澤東一針見血地說：“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

　　設不設國家主席直接導致毛、林衝突

　　1970年3月7日，毛澤東提出了籌備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並且具體地提出了在憲法中要寫明不設國家主席和他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此後，毛澤東和林彪集團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在林彪看來，取消國家主席的建議再次證明了“我這個接班人是不保險的，不可靠的”的分析。林彪經過長時間思考之後，他一反“主席擁護的你就擁護、主席反對的你就猛反對”的“處世方法”，於4月11日向政治局建議：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毛澤東於林彪建議的第二天即12日就予以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但是，因為有林彪支持，政治局內有人繼續贊成設立國家主席、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4月下旬，毛澤東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他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毛澤東這一次堅持他的意見，已經與前兩次有了很大的不同，帶有指出存在分裂危險的意義。

　　毛澤東的談話，對林彪思想上形成的衝擊，絕不亞於聽到張春橋也可以接班時產生的震動。面對危機，林彪集團決定用鬥爭的形式來保衛林彪的未來政治地位。

　　5月中旬，林彪與吳法憲談話，繼續堅持設立國家主席的主張。他說：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林彪此時的理由，已經改變了以前“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的說法，而具有了對抗性，其實質是指責毛澤東正在製造“名不正言不順”的政治局面。

　　7月中旬，毛澤東第四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更為明確地指出了設國家主席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8月初，林彪通過葉群對吳法憲說： “林彪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該在憲法工作小組提議寫上這一章。”到九屆二中全會前夕，形成了雙方都不退讓的態勢，終於導致爆發。

　　(據《中年人》2004年第1期 宗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