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改革開放”，對外是要開門，對內就是鬆綁，對思想，更不應施加任何束縛。而鄧小平恰恰是以權力為施政的圓心，他的左右搖擺，他的倒行逆施，他對黨史重大事件的裁決和處理，一切都圍繞鞏固自己的權威。他被譽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阮銘看來，他不僅沒有“設計”，更起了不少阻撓作用


◆高伐林


　　很早就知曉阮銘其人，中國官方媒體上他的姓名前常常冠有“文革打手”“台獨分子”等等頭銜。他十多年前從美國前往台灣任教，很少回美國，直到2013年年初，這位82歲的退休老人才從台灣“回到”美國定居，於是我登門拜訪，請他回顧他的人生中的幾個重要階段。
　　按中共論資排輩的算法，阮銘堪稱“老革命”——他15歲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共，比江澤民的黨齡都長，雖然江澤民比他大5歲。阮銘告訴我：江澤民是在大學裡入黨，我是在高中一年級入黨，入黨介紹人是一個高三學生，“我的上級是錢李仁，後來當過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和人民日報社社長。”


　　中共黨章不是規定18歲才能入黨嗎？年齡這麼小、思想尚未成熟，怎麼就能入黨？阮銘告訴我：那時地下黨對年齡沒有那麼嚴格，他還知道有一個13歲就入黨的黨員呢。阮銘夫人阮若瑛在一旁說：入黨不限年齡的不是光地下黨啊，我也是15歲就被批准成為預備黨員的，年滿18歲轉正——我是在晉察冀解放區入的黨，不過入黨時也是秘密的，當時黨並未公開。
　　看來，共產黨不守自己訂的規矩，源遠流長。
　　阮銘雖然黨齡長、資格老，但在中國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風浪中，飽受顛簸，就像坐上了過山車。中共建政初期，他就被任命為清華大學兩個系的團委副書記（後升任書記），與胡啟立、艾知生、何東昌這些後來炙手可熱的政要們平起平坐，同堂議事；1958年，他調任《北京日報》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1961年更調至中宣部，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因為寫了批周揚的一篇文章，頗受陶鑄青睞，被欽點擔任中宣部調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但隨著陶鑄垮台，阮銘也就一頭栽下，被抄家六次。“文革”中着實受了不少罪。
　　改革開放初期，他應胡耀邦之邀，到中央黨校為《理論動態》效力，又擔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但隨著胡耀邦政治上失勢，他再次遭遇厄運，受到嚴厲批判，1987年被開除出黨。
　　阮銘對我說，“我這個人的個性就是不願受束縛，我說話隨便，想到什麼就冒出來，那時批評我最多的就是“自由主義”。
　　他說，自己82個春秋的經歷以1988年出國劃界，分成兩段，兩段的分主題，都圍繞“自由”：
　　第一段是在中國的日子：自由的追求與毀滅
　　第二段是在美國、台灣的歲月：自由的見證與挑戰
　　“自由”確實就是理解阮銘命運和理念的關鍵詞。他在60多年前的1950年夏天，在北京團市委主辦的高等院校團干暑期訓練班上發言時，講過一個故事：馬克思去世後，美國一家雜誌創刊，請恩格斯用一句話概括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恩格斯回信說，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找到了一句話：在他們所期望的未來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讓阮銘深深地折服。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談到馬克思主義有合理成分，脫口而出的例證也正是這句話。他說：“我一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就被這句話抓住了心！”
　　阮銘對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搞改革開放的評價，也是以“自由”為準繩。他說：所謂“改革開放”，對外是要開門，對內就是鬆綁，“市場經濟就是要自由，把束縛的繩子解開。”而思想，更不應施加任何束縛。而鄧小平恰恰是以權力為施政的圓心，他的左右搖擺，他的倒行逆施，他對黨史重大事件的裁決和處理，一切都是圍繞鞏固自己的權威，他是自由的敵人。
　　阮銘的親身經歷很有獨特性，既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社會轉型的參與者，也是台灣民主走向正軌、政黨輪替的見證人。他對《新史記》記者的回憶，也涉及這兩部分內容。本篇先刊出關於他談及中國大陸的部分。


鄧小平周期性地左右搖擺

　　高伐林：阮銘先生，你是中國“文革”之後大轉折的親歷者，最敏銳地感受到當時氣氛。我讀過你的《鄧小平帝國30年》等著作，書中你寫道，鄧小平左右來回搖擺，一年偏向改革派，一年偏向專政派。那段日子我也在北京工作，也親身感受到中央的風向一年一變，單年左轉，雙年扳正——鄧小平為什麼會這樣搖擺呢？
　　阮銘：鄧小平左右搖擺，是以權力為中心的。多年身在高位，鄧小平將國家的權力、黨的權力，與他個人的權力分不開、分不清了——他認為他自己就是黨、就是國家。從蔣介石、到毛澤東，到鄧小平，都是一樣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我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謂一年一變，其實不離其宗：他要維護自己的權威。
　　人們都說鄧小平“三落三起”。這第三次，當他爭取復出時，他寫信表態：要輔佐華國鋒——葉劍英倒是真的要輔佐華國鋒，鄧小平說要“輔佐”呢，我看是假的！鄧小平看不起華國鋒。他逼華下台，實際上沒有什么正當理由。鄧有很強烈的個人權力欲。他說過他不抓權，不想當第一把手，說要讓“年輕人”來干，但他又要控制“年輕人”。
　　現在人們形成一個很錯誤的印象，說鄧小平要改革開放，鄧小平改變了中國。實際上哪裡是這樣？！
　　對鄧小平，如果只看其“南巡講話”，他當然是講了倡導改革開放的話。但另一方面的話他也講得很厲害呀：反和平演變，警告“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提防和平演變中國等等。他自己誇耀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看看“鄧選”第三卷，就很清楚了！1991年之後他還說過：中國絕不能出戈爾巴喬夫。
　　有人說他“否定毛”，我看他沒有“否定毛”；有人說他“否定文革”，我看他也沒有“否定文革”——他把“文革”的禍害說成是“大民主”，他“否定文革”其實是否定民主，他把1989年的請願抗議風潮，也說成是“文化大革命”！
　　高伐林：鄧小平不是在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講話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阮銘：是的。我寫過這段歷史，我參與過，知道情況。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實非常重要，但是跟鄧小平有多少關係呢？——全會前開中央工作會議開了將近一個月，工作會議前一段，他在國外，根本沒參加；出國之前他委託胡喬木寫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但是他出訪回國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整個會場的氣氛與他預想的完全不同，胡喬木起草的稿子根本不能用，這才讓胡耀邦趕快給他臨時找了幾個人，連夜趕出你提到的那篇講話稿，後來被稱為是“給十一屆三中全會定調的報告”，但這其實是個急就章。而且，僅僅三四個月後，1980年春天，他就在理論務虛會上講話，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這才是他真正心中所想的。


改革開放的歷史始終被顛倒

　　高伐林：那麼你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並沒做出多大貢獻？
　　阮銘：傅高義在《鄧小平傳》中認為，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我看不能這樣講。鄧小平在一定階段、一定程度上，確實對改革有推動；但是許多事並不是他的功勞，也記到他的帳上了。
　　例如，在鄧小平還沒有控制全部權力、還在輔助華國鋒的時候，葉劍英、鄧小平和胡耀邦，還有谷牧這些人，都在華國鋒領導下工作，那時就開始搞開放了呀，被陳雲批成“洋躍進”——這種批評，我看沒有什麼道理！陳雲批得最厲害的無非就是要引進十幾套化工、化肥、化纖成套設備。過去毛澤東自誇我們中國“沒有外債”，那時是想借外債也借不到啊！到了華國鋒時代，外國願意借錢、願意投錢了，當時要投資100個億，現在看起來，也算不了什麼！這些項目，雖然是華國鋒最後批準的，但是當時鄧小平、胡耀邦都贊成。——胡耀邦就很光明磊落，沒有把責任推給華國鋒，而是承認自己有份。
　　高伐林：胡耀邦批評華國鋒搞“兩個凡是”。
　　阮銘：“兩個凡是”當然是錯的，但是華國鋒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自己認錯了嘛。我對胡耀邦的觀感是，他對華國鋒很尊重。因為他與華國鋒“文革”前就在一起共過事，那時胡耀邦下到湖南，他認為華國鋒這個人很務實，重視生產，重視經濟。華國鋒並沒有反對改革開放啊，在理論務虛會上，華國鋒是支持胡耀邦的，反倒是鄧小平打擊理論務虛會，讓胡喬木起草了那個“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
　　這段歷史，我覺得，始終是被顛倒的！
　　後來陳雲向改革開放發難，對特區他都說是“租界”，要廢掉，鄧小平覺得這樣不行，才又偏向改革。但是碰到專政問題，鄧小平總是向陳雲屈服的：1981年的中央工作會議，1983年的批胡耀邦，1985年的全國黨代表會議……在政治思想領域，黨內高層一發生爭論，鄧小平要麼附和陳雲，要麼一聲不吭。
　　像胡耀邦等黨內改革派的處境，我看，在葉劍英參與中央事務的時候還好一點——葉帥是支持華國鋒、支持胡耀邦的。如果華國鋒不下台，改革派的處境可能更好一點。回過頭來看，胡耀邦能發揮作用的時候，還是在華國鋒時期；華國鋒被鄧、陳搞下去了，黨內保守勢力馬上就把矛頭指向胡耀邦了。
　　這個歷史後來又重演了一遍：胡耀邦一下台，他們馬上就將矛頭指向趙紫陽。
　　胡、趙自己可能不醒悟，但是我作為旁觀者，是很清楚的！

親歷者作證：華國鋒並沒有阻撓鄧小平復出

　　高伐林：記得把華國鋒整下去時，說他的一項錯誤是多次阻撓鄧小平復出。
　　阮銘：不是這麼回事！華國鋒並未阻撓鄧復出，他主要是強調，“文革”剛結束，震動很大，在全國範圍內要讓人民轉彎，要有一個過程。那時要否定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判，並不容易啊。
　　真正不願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是汪東興。我親耳聽見汪說過：“鄧小平有什麼了不起？他那兩下子根本就不行！”汪東興那時的口氣很大，因為他覺得抓“四人幫”是他的功勞——確實也應該說，他與華國鋒是起了主要作用，他們倆首先有這個念頭，華國鋒才去找葉劍英商量，行動中主要也確實是靠汪東興的8341部隊。所以後來把葉劍英抬得很高，汪東興就不太服氣。後來外面傳得更多了，又是王震、又是鄧小平……其實鄧小平得知“四人幫”被整掉的消息比我們這些人還晚，他得知了，才給華國鋒寫了兩封信——跟給毛澤東寫“永不翻案”的信一樣肉麻。
　　高伐林：有一個說法：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是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
　　阮銘：是的，現在一般人認為，鄧、胡、趙在一起的“三駕馬車”，是中國最好的時候——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他們三個人，每人的想法都不一樣，趙紫陽當時與胡耀邦也有矛盾。當然後來“六四”，趙紫陽遭到那樣的打擊，有些事現在就不提了。
　　高伐林：胡績偉晚年口述寫書《胡趙新政啟示錄》，有人要他在書名的最前面加個“鄧”字——“鄧胡趙”，說這樣國內說不定就可以出版了，但他堅決不肯加這個字。
　　阮銘：是啊！胡績偉當然最了解情況，他知道不是那麼回事嘛！
　　像吳江這些人都認為，陳雲最懂經濟，鄧小平和胡耀邦都不懂經濟。我看，鄧小平是不太懂經濟，對一切問題他都是從政治著眼，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搞平衡。他自己講，鄧力群是不改革開放的，胡耀邦是不反自由化。但他認為，經濟上不改革開放，是可以原諒的，政治上不反自由化，是不能原諒的。所以他不能原諒胡（耀邦）趙（紫陽），卻能夠原諒胡（喬木）鄧（力群）——毛澤東也是這樣，對左派就比對右派寬容得多。
　　他們這一夥勢力——主要是陳雲、王震、李先念、姚依林、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要陳雲出面，向鄧小平施加壓力，要鄧小平支持他們。我後來看鄧力群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他寫得非常清楚，自誇自己的功勞，所以那幾年逢單，是他們將鄧小平拉過去，跟陳雲站在一邊了，就是馬克思主義；逢雙呢，就是鄧陳有點不一致了，馬克思主義就不行了——鄧力群這本書，很能驗證我自己親歷的那段歲月。當然，他這本書現在也是不讓出版、不讓流通的。
　　高伐林：中共多年來總是認為：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
　　阮銘：對，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的。



鄧在政治上是毛的繼承人

　　阮銘：否定毛澤東，肯定鄧小平，現在不僅是中國的潮流，也是世界的潮流。有人對習近平不滿意，說習要將毛與鄧都肯定，他們極力要求全盤肯定鄧，全盤否定毛。實際上，鄧在政治上是繼承毛的。
　　那一年，我受命參加起草葉劍英的國慶30周年的講話，把黨史理了一遍，要否定所謂“黨內11次路線鬥爭”。那次講話是由葉劍英出面講，但精神、內容實際上是由鄧小平控制。本來我們起草人對“高饒聯盟”，對“反右”，對“反右傾”，都要否定，但是鄧小平不同意我們的意見——只要他有份參與的運動，他都不同意否定。像整高崗、饒漱石，是他和陳雲兩人去向毛澤東告的狀嘛——毛澤東後來都沒參加整高崗的會，讓劉少奇去主持——鄧小平堅持不給高饒平反；對“反右”是最典型的了，鄧小平堅持說“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承認“擴大化”，非要留下幾個人不平反。只有1959年批彭德懷的那次廬山會議，鄧小平因為打乒乓球摔壞了腿沒去參加，既然跟他無關，他才同意徹底否定。
　　這些問題，只有到將來公布了歷史檔案，才能真相大白！
　　現在中共黨史把毛、鄧、江、胡這麼排下來，胡趙那一段主政的歷史，都被勾掉了。傅高義那本書，把胡耀邦寫得很不堪，說他“像個蟋蟀跳來跳去”——當然，傅高義花了很大工夫，對鄧的許多細節掌握了很多……
　　胡耀邦這個人胸懷是很寬宏的，他在講話中、批示中，一直都非常支持趙紫陽的工作——他甚至支持鄧力群。鄧力群日子最不好過的時候，是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受到上下抵制和批評、最不得人心那一段，連鄧小平都對鄧力群很不高興——後來鄧小平的態度才又變了。海內外都罵鄧力群之際，胡耀邦接見外賓時把鄧力群找去一起見，還對外賓介紹說，這是我們黨和國家在理論方面的主管。

“上海不為天下先”

　　阮銘：當時有人說胡啟立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不以為然，說胡啟立雖然在團中央跟我在一起，但是提拔胡啟立的，是鄧小平。胡啟立被派到天津去當市長，讓鄧小平覺得滿意，就提到中央來了——鄧有這個特點：就從一件事看人。對王兆國不也是這樣嘛，鄧小平聽了匯報說王在“文革”中抵制“批鄧”，就一下把他提到那麼高。
　　胡耀邦就不是這樣的。後來王震到黨校來，說胡耀邦在黨校有個“智囊團”，他發狠要打掉這個“智囊團”。胡耀邦說我哪裡有？確實，胡耀邦不出面保那些被看成是他的人。
　　胡耀邦有軟弱的時候，他的度量也大，能夠容忍反對自己的人。可是你這麼對人家，人家不是這樣對你啊，他們是時時、處處挑胡耀邦的毛病！
　　高伐林：胡耀邦與趙紫陽有時也意見不一？
　　阮銘：胡耀邦覺得，既然讓我當總書記，我不能只管黨務——他是非常重視經濟的，特別是農村經濟、地方經濟。當時的經濟，講是講改革開放，其實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趙紫陽呢，認為自己身為國務院總理，就得統管全國的經濟。
　　胡耀邦到下面各個縣，鼓吹發展地方經濟，各地當然也巴不得發展，但爭先恐後，肯定突破陳雲提倡的“計劃經濟”，趙紫陽也不高興。這樣到1981年中央工作會議，是胡剛當上總書記後主持的第一個會，他沒有講話。那時陳雲已經發話批判兩個東西了，一個是經濟赤字，實際上也批判了趙紫陽，再一個是波蘭團結工會。他的矛頭對著胡、趙，也是對著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黨和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的。那次會上，鄧、趙完全是投降，鄧小平讓鄧力群起草講話，“完全同意陳雲的意見”，表態說要退、退夠！——陳雲主張經濟零增長。胡耀邦只好不作聲，但他心裡是不贊成的。
　　那時我寫了關於特區的報告，我主張特區不要放慢，還要加快發展。胡耀邦一看，馬上批轉下去。後來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他們看到了，才鬆一口氣。
　　陳雲、胡喬木他們都是攻擊特區的，陳雲至死都不去特區。這些問題上，鄧小平搖搖擺擺。我寫了那個報告之後，陳雲對特區仍然反對，鄧小平也仍然不吭氣。直到1984年，鄧小平自己去看了，才後悔沒有將上海定為特區。
　　那時我跟童大林他們也去了廈門，當時廈門經濟很落後，特區也很小——珠海、汕頭、廈門……80年代初都是中國很落後的地方。如果要是選在上海這樣的從30年代以來就是中國管理得最好、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一旦搞成特區，那影響就非同小可！
　　那年鄧小平視察了廈門，又開了14城市包括上海的會議，胡耀邦找了（我夫人）阮若瑛的弟弟阮崇武來參加北京這個會，阮崇武當時是上海副市長。那天上午胡耀邦找阮崇武談，說上海要是帶頭開放，就會大大加速中國經濟發展。中午阮崇武就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打電話通氣傳達耀邦的講話，但陳國棟是聽陳雲的呀，他就說了一句話：“上海不為天下先。”
　　所以上海就還是依然故我，按兵不動！一直拖到了1991年、1992年。本來八十年代中期就可以起飛的，14城市本來包括上海呀！陳雲的勢力控制住上海，動不了，耽誤了多少時間！
　　記得我1988年是從北京經上海到美國的，在上海住在重慶南路。那個時節，上海跟我上中學的時候相比就沒什麼變化——我離開了40年呀！直到1992年以後，才面貌大改觀。



“總設計師”？搞過什麼設計？

　　我那個特區報告，胡耀邦批給特區會議，但是他們還是聽陳雲的，不聽胡耀邦的，特區會議開過之後，福建的項南給我寫信說，他們分明是要限制特區，而不是發展特區。
　　說到阮崇武，後來調到公安部當部長。1986年那一次學潮，鄧小平也是不惜流血啊，幸虧胡耀邦不肯。當時阮崇武叮囑我們說，你們千萬不要去天安門，鄧小平說了，去一個抓一個，不惜流血！後來下起大雪，學生還是去了天安門。阮崇武弄了一些大車，把學生送回學校去了。
　　有人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自己都說：誰設計了？他的“貓論”，“摸論”，哪是設計？改革開放，一是對外開門，就是引進資本、管理；一是對內鬆綁，市場經濟，就是要自由，把束縛的“繩子”解開就好了。要說鬆綁，是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他們起的作用更大。
　　習仲勛離開廣東之後，省委書記袁南生他們就很困難啊，因為陳雲給他們念“計劃經濟緊箍咒”。那時他們做膠鞋，袁南生給我看過一個陳雲的批語：膠鞋只許出口，內銷一雙就是賣國——你看看，他就是這麼批的！陳雲就是這樣的人！
　　廣東後來派了任仲夷去，形勢才又好轉了。他把秘書雷宇派到海南島去，也幹得很好。但是任仲夷、雷宇、項南，三人都被陳雲他們一夥幹掉了。

鄧對專制派信而不用，對改革派用而不信

　　高伐林：如果當時胡耀邦態度更堅決一些、反擊圍攻更強硬一些……
　　阮銘：鄧小平支持胡耀邦，胡就敢講話；但是只要陳雲欺負胡耀邦，鄧小平就一言不發。在胡遭受圍攻、比較困難的關頭，鄧小平都不作聲。最明顯的一次，就是1982年，十二大剛剛開過，陳雲他們要把胡耀邦搞掉，開第一書記會議時，鄧力群已經布置下去了，準備了很多拱倒胡耀邦的材料，當時是葉帥旗幟鮮明，堅決反對他們這麼幹，鄧小平才下令都封存起來了。
　　陳雲很厲害呀，整倒胡耀邦，他是想讓鄧力群上。鄧小平說，鄧力群是要把我們往左拉，往左拉可以，但是總書記還是要讓趙紫陽當。趙紫陽又被整下台了，鄧小平還是不讓鄧力群和李鵬上，另外找來個江澤民。
　　這就是鄧小平！因為他覺得，胡趙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是右的；鄧力群也有獨立見解，是左的。可以容忍左的，但是不能讓他當總書記——這跟當年的毛澤東如出一轍，毛澤東信任江青，但他心裡明白：江青他們要是掌權，天下會亂；但又不能信任鄧小平，於是就找來個華國鋒。
　　江澤民是很糟糕的，干的時間最長，比鄧小平主政的時間還長，造成的腐敗最嚴重。
　　高伐林：鄧力群倒還是敢跟鄧小平頂的，我讀到，鄧小平要他在會上表態，說一句支持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他居然當面拒絕說“我不說”。鄧小平也拿他沒轍，只說：你不說，有人說。
　　阮銘：是啊，胡耀邦就不敢當面頂鄧小平。他要頂的話，早就完蛋了！這就也說明了，左派可以頂鄧小平，右派不能頂他。


他早就要拿下胡耀邦

　　高伐林：1986年胡耀邦去主持起草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決議，當時給我的感覺，是想“挖牆角”，把鄧力群控制的地盤爭奪過來，在意識形態、觀念更新等領域爭取主動。
　　阮銘：因為別的都不讓胡耀邦搞啊！連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都指定趙紫陽來抓。這個時候的鄧小平，已經不是像1980年那樣主張搞黨和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了，而是要搞行政改革，所以交給趙紫陽，搞黨政分開那一套。胡耀邦沒有什麼可做的了，但他還有幻想，因為他1984年主持搞出來的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得到鄧小平的高度讚揚，所以他想搞一個精神文明方面的決議，跟普世價值接軌，肯定人類的優良傳統。搞這樣一個決議，也不致於觸碰一些政治制度的敏感話題。
　　高伐林：如果沒有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式上陸定一與鄧小平的那場當眾爭辯，導致鄧小平強硬地要保留“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國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風向是不是就不會出現那麼大的逆轉，又連鎖反應到1989年？
　　阮銘：歷史的走向，不會有根本不同。如果不發生那一場爭論，鄧小平可能會按照原來的盤算，到十三大上再拿掉胡耀邦，而不會提早整掉他；但是就拿掉胡耀邦這件事本身而言，是鄧小平早就下了決心的——主要還是為權力問題。鄧小平對胡耀邦表示：在十三大上自己要全退，胡耀邦表態贊成，還說自己也半退。鄧當時也當面許諾了讓胡半退，但私下裡，他卻跟王震這些人講胡耀邦同意他全退。所以王震才那麼大膽，跑到黨校去公開地講：誰讓鄧小平下台，誰就是“三種人”！（所謂“三種人”，指的是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定下黨內清理“三種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老高注）
　　還是趙紫陽聰明啊，他一聽鄧小平這麼說，馬上回答：你不能退。
　　高伐林：我聽到一個說法，楊尚昆得知鄧小平要全退，就說，你要退的話，你放心，我們還不放心呢。楊尚昆是暗指趙紫陽（當時鄧是軍委主席，趙是軍委第一副主席，楊是軍委常務副主席）。
　　阮銘：這是很可能的。在拱倒胡耀邦問題上，楊尚昆是非常活躍的。胡耀邦被迫辭職，黨內反應很強烈，紛紛質問，薄一波就讓胡喬木、鄧力群趕快炮製材料，把“生活會”上的批鬥發言拼湊成胡耀邦的“十個問題”，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後來又陸續發下去五個“補充材料”。楊尚昆在軍隊的傳達最出格，竟把胡耀邦說成向鄧小平“搶班奪權”，比喻成同林彪一樣。楊的講話稿曾印發軍隊高級幹部，影響極壞，鄧小平讓他收回——鄧雖然對胡耀邦不滿意，但是他知道胡耀邦不是這種人，那些說法講的完全不是事實。我們有親戚在軍隊裡，得知這些情況。

從蔣介石、毛澤東到鄧小平都摧殘自由

　　阮銘：我覺得鄧小平最開始的設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的目的還是要走向“均富”。倒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更壞。他跑到華爾街去敲開市鍾，把高盛引進中國，壓低農民工的工資，讓圈地的地產商發財……中國腐敗的高峰，還是江澤民時代。他的兒子、李鵬的兒子也都是那個時候起來的。趙紫陽的子女也有經商的，哪有他們搞的那麼厲害？王震、胡喬木的孩子更厲害。
　　江澤民時代是中共最腐敗的時期。說中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誰是“先進生產力”？過去說只有勞動創造價值，當然不全面，但是到了江澤民時代，變成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資本才創造價值——只有華爾街創造價值。後來爆發金融海嘯，我看追禍源就要追到華爾街和江澤民。市場經濟並不會自動符合公平正義的準則呀，亞當·斯密就另外寫了《道德情操論》，現在的經濟自由主義分明就是反自由、反平等的！
　　高伐林：我注意到，你高度強調自由的意義，你的自傳，書名就是“尋找自由”，這或許是你對自己一生經歷和志向的高度概括？自傳第一部（上下冊）的標題又是“自由的追求與毀滅”，你在半輩子生涯中多次經歷過蔣介石、毛澤東，以及八十年代鄧小平對自由的摧殘。
　　阮銘：我覺得，自由，是所有價值追求的核心，是最根本的價值。我一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深深地被他這句話抓住了心：每一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必要條件！馬克思的話有合理成分，這句話我至今非常贊成。
　　高伐林：是個人本位還是民族本位，是當前國人爭論的焦點之一。
　　阮銘：有個人才有民族，鄧小平否定人權，只有國權；否定人格，只有國格。但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如果不建立在尊重個人的基礎上，就都是假的：不尊重一個一個的中國人，怎麼可能尊重整個民族呢？台灣也是這樣，國民黨搞中國的民族主義，民進黨搞台灣的民族主義——互不相讓，真打起來怎麼解決？只能靠拳頭、靠槍炮導彈來解決了！
　　現在那些經濟自由派、新自由主義，我看，都是偽自由主義。自由應該是每一個人的自由，不能有了資本的自由，勞工就失去自由。只要有一個人不自由，就沒有自由。自由與平等，是不應該對立起來的。
　　高伐林：你從這個意義上，將自由派與左派的訴求結合起來：應該每個人都平等享有自由權利，才是真正的平等？
　　阮銘：平等不等於平均——每人的天賦不一樣啊，不可能都平均。我說的是，要給予每個人平等的機會。羅爾斯說社會對殘疾人、對弱勢者，要給一些照顧。亞當·斯密主張讓市場自動調節，但人性有貪婪的一面、功利的一面，他指出了市場不會自發地產生道德——華爾街這些人就是典型。格林斯潘的書裡有一章寫到“虛假性繁榮”，美國的虛擬經濟超過實體經濟的幾十倍，這個就是“虛假性繁榮”“非理性繁榮”。美國應該追究那些公司搞的衍生產品，我看對格林斯潘也應該追究，問題的根子，就在他當權的那些年“非理性繁榮”，他明明知道啊。
　　（原載《新史記》13期。“明鏡歷史網”等轉載）

【阮銘小檔案】

　　1931年出生於中國上海，15歲（1946年）加入中共。1948年考入燕京大學，後併入清華大學，擔任機械、水利兩系學生黨總支書記、團委副書記（後任書記）。1958年調任《北京日報》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1961年調至中宣部，後任調查研究室主任。
　　“文革”後1977年調至中共中央黨校，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中央文件、領導人講話起草。1987年，被中共開除黨籍。
　　1988年，前往美國，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做訪問研究。1997年到台灣，在淡江大學任教，2002年取得中華民國國籍，2004年至2006年被聘為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他是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
　　著有《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鄧小平帝國》、《中共人物論》、《兩岸統一百年大計》、《透視總書記》、《民主台灣vs.共產中國》、《從寧靜革命到寧靜建國》、《歷史的錯誤——台美中關係探源》、《我看台灣與台灣人》等書，以及自傳《尋找自由》（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