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在“烏有之鄉”的那些日子。。。
  
    文/辛允星

    引子：雖然還未到老年，但隨着年齡的增長，我的懷舊情懷還是日益嚴重，特別是
在百無聊賴的時候，總是不自覺地回憶起在北京生活的7年時光，感覺那是我人生中最
為關鍵的時期，正是在這段時間裡，我從一位毛左轉變成為了一位自由主義者（自認為
）……

    一、漂在北京的日子

    在2004年6月大學畢業後，出於對京城的奇妙幻想，我毅然放棄了在縣城工作的機
會來到北京尋找就業機會，臨時寄宿在一位近親的工棚里。然而，在之後尋找工作的歲
月里，我可謂是歷經磨難，到處碰壁，可靠的工作崗位申請不到，主要是因為沒有工作
經驗；那些被宣傳的“神乎其神”的銷售工作，又不是常人所能勝任的。在被迫無奈之
下，我也曾嘗試接受一些培訓，也曾到職介所尋求機會，但最終發現要麼是騙局，要麼
就是因完全不能接受某種工作方式而作罷。清晰地記得，在這段艱苦求職的時間裡，我
遭遇了很多的身體折磨，有一次被大雨淋透，只好躲在潘家園的天橋低下避雨，直得很
晚才回到馬駒橋的臨時居所；還有一次因為囊中羞澀一整天沒吃飯，直到晚上7點多才
回到親戚的職工餐廳填飽了肚子；更多的悲劇是，因為沒錢坐公交車，我只能是把北京
地圖拿來使勁算計，以儘可能減少換乘機率，通常情況下只要不超過五站地的距離，我
一定是選擇步行前往某招聘單位，一次因為錯誤判斷，結果從蘇州橋一直走到了馬甸橋
附近，等於半個北三環！

    經過近兩個月的艱苦摸索，我終於通過報紙上的“前程無憂”信息欄找到了第一家
工作單位，名曰“翰略經濟研究院”，名字很威武，其實就是一家“招商引資”的中介
機構，即通過電話聯繫全國各地方的政府部門，告知他們本單位手頭有眾多的投資商，
鼓勵地方官員繳納一定的費用參加我們組織的投資洽談話。我對這個領域根本就不了解
，自然在從事電話業務的過程中顯得十分稚嫩，結果工作兩個多月的時間毫無收穫，加
之工資還不能及時發放，我於是在2004年國慶節前後毅然辭職，結束了兩個多月的實習
期，而這段時間所獲的勞動回報還不到千元。很快我又尋找到了第二家工作單位“心知
堂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老闆是自主創業的女性成功人士，公司是心海軟件的銷售總代
理，其主要業務就是通過電話將這個品牌各種型號的心理測量軟件銷售到全國各地的學
校中去，因此主要的聯繫人就是各學校的心理質詢中心負責人或者心理諮詢老師。我對
教育行業是有些感情，因此很快就適應了這份工作，成為公司“第一單”銷售任務的完
成者，並受到了老闆的額外嘉獎近千元。我在這個公司工作了半年多，還是因為要準備
考研而辭職了，我的理想還是沒有離開大學。

    從2004年7月到2005年5月，這是我在北京求職和工作的10個月，在這段時間裡，我
從北京東南六環的馬駒橋鎮物流企業工地遷居到了西北五環的肖家河公寓，又和兩位高
中時代的好友在肖家河村合租了房子，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北漂族。這段60於公里的距離
，我居然靠自行車來回了三五次，最終才落腳在知名的北漂大本營——肖家河，並誤打
誤撞般的走進了中國農業大學的校園。記得剛到肖家河，我們三位高中同學都沒處於尋
找工作的階段，相互救濟的能力都沒有，所以經常合作在餐廳花3元錢買一盤土豆絲，
共同享用，吃不飽是經常的事情，所以我們又自買了煤氣罐和炊具做飯吃，以此節省飲
食開支。之後，我經常會在傍晚走到路邊的菜市場購買那些剩菜，整堆的買下來，這樣
價格會便宜特別多，但是發現這樣的菜做出來十分難吃，但也沒有辦法。公寓不允許住
戶私自做飯，所以被發現之後我們很快就從東村搬家到了肖家河西村，過起了“三人行
”的合租生活。

    清楚地記得，我們三人搬家到肖家河西村的農戶出租房之後，我們三人當中的一人
因為吃不消這種艱苦的日子臨時返回了山東老家，但兩個多月之後又回來了。在這個時
期，我們剩下的兩人都有了相對穩定的工作，生活條件有所改善，至少可以偶爾買雞蛋
吃了，但是為節省開支，我們還是輪流到西苑的萬泉河蔬菜批發市場集中買菜，算下來
30元錢的菜可以夠我們吃一個星期，加上280元錢的房子，我們兩人的月生活費不過500
元錢，即使我們的三人小組後來再次得以組合，我們的月生活開支一直也未超過1000元
。因此，我當時雖然月收入僅1000於元，卻還可以偶爾在舊書攤上買些書籍來讀，一本
80年代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只花了5角錢就買了下來。為了省錢，我還是堅持只要非
“長途”就儘量步行外出，後來才發現這種的瘋狂舉動需要付出代價了，因為長期走急
路，左腳的拇指甲鑽進了肉里，最後不得不在肖家河的一個小診所花了26元錢進行最簡
單的手術，直接把指甲拔掉，之後這條腿足足疼了一周的時間，當時正是夏季，現在每
當想起這個事情，還會心有餘悸！

    從2005年6月起，我正式開始了專心複習考研的生活，每天進出中國農業大學西校
區，睡在肖家河，讀書在農大教室，逐漸對這個校園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經過半年的
複習，我如期參加了年底的研究生考試，水到渠成地報考了中國農業大學的社會學專業
。與此同時，我們三人小組的另外一位成員開始一邊工作一邊準備司法考試，我們的艱
苦北漂生活就這樣繼續着……2006年春節之後，我們三人再次回到那間房租只要300元
不到的小屋，又各自尋找着自己的新未來，很快我在東五環旁邊的東方基業汽車城找到
了新工作，並暫時搬家到那附近居住。正當我在為新的工作而發愁時，3月8日我收到了
同學的短信，他告訴我查詢考研成績的結果出來了，我的成績是：政治73分，英語69分
，總分382分，他還安慰我說這個成績一定沒問題的。我於是很快就辭掉工作，專心准
備複試，在離開一月之後再次回到肖家河的那間小屋，雖然率遇波折，我最終還是收到
了中國農業大學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就這樣，我在肖家河一直生活到2006年9月搬入
中國農業大學研究生公寓，整兩年的北漂生活才算基本結束；次年春，我們三人小組的
另外一位同學也順利通過了司法考試，成為了北京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並搬家到朝陽
區居住，只剩下一位繼續堅守肖家河陣地。時光在不停轉動，我搬離肖家河的時刻已經
恍然之間過去了七年，今年這位仁兄從北京告訴我說，肖家河也已經拆遷了，他已經於
去年搬家到了離中關村更遠的韓家川……可是我已經兩年多沒再回北京了，更沒有機會
再“瞟一眼”那個熟悉而又陌生的肖家河！

    二、結識“烏有之鄉”

    回想自己的北漂生活，其實最為重要的記憶恰恰不在於那些生活的艱辛，而在於那
時候的精神世界，一個讓我的人生觀曾經激情四射又突然轉向悲觀失望的思想歷程；這
個歷程與北京著名的“烏有之鄉”（書店）緊密地纏繞在了一起。我還十分清晰的記得
，第一次聽說烏有之鄉這個“名詞”是通過我在心知堂文化交流公司的老闆，她在2004
年的秋季的某天告訴我說，“北航西門那邊有個書店，每周都有講座，免費的，你可能
比較適合去那，我去聽過幾次，感覺他們的思想太極端，接受不了。”在他這一席話的
指引之下，我趁周末時間滿懷憧憬地來到北航西門尋找，果然很順利地找到了，正好是
下午兩點如期開講，我早到了近兩個小時，於是隨手翻閱那裡出售的圖書，不禁對自己
的知識匱乏深感焦慮，同時心裡也不斷泛起一種對知識的憧憬之念。我當時所聽到的第
一個講座是楊帆教授的，他聲音洪亮，言談風格潑辣，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那些思想絕
對是精神盛宴，儘管演講的內容我如今已經不記得了；從此以後，我就成為了“烏有之
鄉”的常客和堅定支持者。

    結識烏有之鄉讓我的精神世界猛然間獲得了超級能量，從而很好的填補了物質生活
上的極度睏乏，這一點直到很久之後我才想明白，最初的熱情和滿足感其實連我自己都
不知道是如何獲得的。在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之同時，我在工作方面的表現則日益衰落
，主要是不再對那些電話業務有太多興趣，甚至討厭；記得有一次周末老闆要求加班，
我以參加烏有之鄉的講座活動為由給予了拒絕，她的那種無奈表情至今還停留在我的腦
袋裡。還有同事曾這樣調侃地說：“她介紹你知道烏有之鄉，現在肯定很後悔，你的精
力都跑那邊去了”，隨之就是其他同事的一片大笑，他們都認為我屬於不太正常的人—
—連自己的吃飯都成為問題，卻對那些虛無縹緲的所謂國家大事感興趣，多少有點不可
理喻。當然，在我考取了研究生之後，老同事的這種看法有所改變，更多地認為我不適
合吃“企業的飯”，註定要去“讀書”云云，我對這些評價都表示認可，認為自己可能
註定難以成為我們老闆那樣的人。

    我結識烏有之鄉一年多之後，它從北航西門搬遷到了北大西南門口的資源樓，離我
居住的肖家河和中國農業大學西區更近了，因此去那裡就更加方便，我經常會利用去北
大逛舊書市場的機會甚至去中關村圖書大廈的時候，都會順便到烏有之鄉看看，不管有
沒有講座或者是不是喜歡某場講座，因此355支線即後來的333路公交成為了我最經常乘
坐的路線。聽說後來烏有之鄉又搬遷到了海淀橋南的一個高層寫字樓，但這個時候我已
經發生了思想的重大轉變，因此再也沒有去烏有之鄉的衝動，它的新家位置自然也不再
屬於我關心的事務。

    三、聽每周末的講座

    從2004年秋天開始接觸烏有之鄉起，我每周的周末時光幾乎都是在那裡度過的，甚
至在沒有講座的情況下也會前往那裡，看看書、找找熟悉的面孔；讀研之後還多次帶同
學前往那裡聽講座，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常客。截止到2007年底最後一次前往烏有之鄉，
我已經在那裡傾聽過近兩百場講座，認識了像楊帆、左大培、韓德強、韓毓海等這樣的
中國左派大腕，也認識了像黃季蘇、郭松民、高梁、祝東力這樣的溫和左派；更是領教
了鞏獻田、張宏良、楊曉青、孔慶東這樣的“雷左”人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同時
也目睹了像黃平、汪暉、鄧正來這樣的學術牛人的尊榮。這些人給我的印象都十分深刻
，楊帆的演講以“氣憤罵人”為的基本特點，張宏良的演講則更具鼓動性，加上著名的
孔慶東，他們三人都是“大嗓門”，可謂聲如洪鐘；韓德強則顯得溫文爾雅，很有江浙
師爺氣質（後來得知他在去年的一次遊行中掌摑老人，這個印象才有所改變），但是做
演講思維敏捷並邏輯清晰，和祝東力、黃季蘇具有相似的儒雅氣質；高梁、郭松民兩人
的最大特色就是外表和言語都十分樸實，因此感覺很有親和力；鞏獻田、楊曉青都來自
法學界，在演講中都流露出了“不得志”的哀愁，足見他們在高校法學園地里所遭遇的
各種“不理解”（這也許是中國法學之幸）。

    我在烏有之鄉聽講座的記憶至今留存仍多，可以選其一二簡單陳述。記得鄧正來先
生到烏有之鄉做講座，第一句話就是：“我來烏有之鄉之前有朋友對我說，你怎麼去那
種地方啊？我就問他，那裡為什麼不能去？是吧，我感覺來這裡沒有什麼嘛”，當初我
不能理解鄧先生這句話的含義，現在終於懂得其中的意蘊，因為現在連我自己也開始認
為作為一個真做學問的人去那個地方確實容易被人誤解為“毛左”，而這又確實具有很
強的貶義！還記得有一次，楊帆教授做講座結束，他向聽眾當中的一個人揮手，請他到
演講席也講兩句，結果這位仁兄無論如何也不登台，最後還是楊教授自己接受聽眾的“
呼應式”提問，這位拒絕登台的牛人就是汪暉，我那是第一次目睹這位知名學者的尊榮
。關於汪暉先生的這個拒絕舉動，我現在的理解是：他可能需要保持所謂“新左”思想
家的貞潔，防止自己“淪為”毛左的身份尷尬，當然，這種“誅心”式的無端揣度當然
只能作為一種“笑談”來看待。我還記得黃平先生到烏有之鄉做演講的場面，他身穿黑
色中山裝，臉上總是笑眯眯的，顯得十分和藹，演講正式開始之前向大家道歉，說自己
雖然是書店的顧問，但因為忙很少參與這裡的事務，然後轉入演講的正題，他語言溫潤
，娓娓道來，與左派知識分子的通常形象有不少的出入。

    還記得，中國農業大學的何惠麗副教授前來烏有之鄉做演講，結果搞起了商品推介
會，當場出售來自河南省南馬莊合作社的有機大米，楊帆教授帶頭購買了兩袋，隨之又
有不少的合作化支持者也慷慨解囊，現場情況十分熱鬧，何教授據說因此也名聲遠播。
還有一次講座也讓我印象深刻，記得是蘇鐵山老師關於毛澤東思想和事跡方面的報告，
現場來了很多白髮蒼蒼的老同志，其中一位竟然是來自陝西的，衣服上掛滿了各種榮譽
獎章；講座現場可謂是群情激昂，甚至有人滿眼淚水地傾訴着中國人今天對毛主席的各
種不理解乃至侮辱，可正在這個特殊的時刻，卻有一位女士壓制不住內心的情感，在聽
眾席當中突然站起來很大聲地說到：“老毛的時代也該結束了！”這下子可惹惱了在座
的一些聽眾，有人大呼：“把她轟出去，趕出去”，當時的情況十分危機，聽眾們也開
始私下嘀咕着什麼，幸虧烏有之鄉的書店老闆范景剛及時制止，才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
。我們平時就稱呼這位老闆“小范”，他不苟言笑，為人處事的態度也十分低調，但在
關鍵時候確實能掌控局面，和楊帆教授習慣罵人和發脾氣的特點有很大的不同，這也許
就是他專心於業務而從不做演講的原因吧。

    四、參與毛澤東旗幟網組織的活動

    去烏有之鄉的次數多了，自然會結識很多好朋友，慢慢地就產生了強烈的集體歸屬
感，因此我還參與了一些後勤工作，比如幫忙布置和收拾講座會場、搬運新購圖書等，
而在這個過程中又會認識一些同盟機構的朋友，毛澤東旗幟網的管理者們就是這樣走進
了我的生活。在與他們接觸之後，我又開始參與到旗幟網的一些活動的籌備組織工作中
，比如整理和搬運圖書到某些會場向參會者發放，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活動應該是2005
年冬季“紀念毛主席誕辰112周年”的系列活動。我跟隨毛澤東旗幟網的管理者以及其
他自願者們一起，先是到朝陽區的一家印刷廠搬書，然後分別裝到統一準備好的袋子裡
，忙活了整整一天才完成這項工作；記得第二天，紀念活動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正式開
幕，我也作為後勤人員進入了會場，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進入到人民大會堂，當時感覺
自己能夠參與這樣的重大活動也算是無上的榮耀了。也正式通過這個活動，我見到了前
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著名軍旅作家魏巍、前中宣部領導王忍之、前國家最高法院的
院長鄭天翔等高級人物，還有毛澤東的一些家屬；記得很多老人都是被家人攙扶着去的
，他們說一定要去表達對主席的深切緬懷。

    活動結束之後，我們後勤人員又到王府井大街附近的一家酒店吃飯，我正好與魏巍
先生坐在一桌的臨近位置，我感覺十分忐忑，但和魏老聊了幾句就感覺輕鬆起來；他眉
毛都是白色的，但精神矍鑠，思維清晰，言談舉止十分和藹可親。我主動說到：“我們
這些人都是讀着您的文章長大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是我們小學教材中的經典文章，
我至今印象還十分深刻，沒想到今天竟然能與您坐在一起！”魏老擺擺手，說道：“你
們年輕人要繼承那種精神，不要忘記那些歷史，國家的未來還要靠你們”。然後我把自
己在參會時領到的一本書《嚮往毛澤東》拿出來請魏老簽名，他大筆一揮就在書的扉頁
處簽上了名字，之後我又請另外一位老師簽名，這本書我至今還完好地保存着，儘管我
也許永遠不再打開，但它的意義已凝固，印證着我曾經的思想歷程。前幾年在讀研期間
聽說魏老去世了，我本想打聽下老朋友後事的安排前往悼念的，但還是因為思想的不斷
革新而作罷，也許一面之緣註定如此吧！

    五、聆聽秦暉先生的演講

    我在烏有之鄉混跡的這段時間，正是國內所謂“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之爭的高潮
期，因此我在這裡所聽到的講座大多圍繞這一話題，從不同角度論證新自由主義思想對
中國人民帶來的極大禍害；後來圍繞《物權法》的出台又搞了幾次講座，鞏獻田的演講
正是對這部新法律的鞭撻。通過這些活動，我了解到了郎咸平、劉國光等“反對私有化
”學者的主張，也知道了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從哈耶克到張五常、從茅于軾到
張維迎等，都屬於烏有之鄉集中批判的經濟學家。我雖然也偶爾去網上去查閱下這些學
者的思想及其論證方式，但在情感上我已經天然地站在了“新左派”的一邊，因此在與
我們的北漂三人小組成員交流時經常發生爭執，我那位律師哥們深諳中國近現代史的一
些思想脈絡，他對我從烏有之鄉學來的思想表示堅決不能認可，自以為掌握了真理的我
也堅決捍衛自己的觀點。圍繞這些話題的激烈爭論已經成為我們那個“小屋”最鮮明的
特色，鄰居們只能聽熱鬧卻對我們的話題不知所云，這種局面真的可以稱的上是“北漂
生活的奇葩”了。

    我感覺從烏有之鄉學習到的核心思想無外乎如下幾個核心要點：（1）國家和民族
是最為根本的東西，個人的人要服從和服務與國家民族的利益；（2）社會主義的公有
制、大眾民主和經濟平等是超越與資本主義之上的優越制度；（3）中國自改革開放以
來的政治腐敗、社會墮落均源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文化的侵害；（4）毛澤東時代的
中國人雖然生活比較貧困，但是精神生活富裕，而且取得了軍事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因
此所付出的犧牲實際上換回來了國家的長遠利益；（5）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實際
上是依靠毛澤東時代的物質和技術積累，而不算是制度創新的結果，若當時繼續走毛主
席的路線，中國會發展得更好；（6）中國只有擺脫帝國主義設計好的“和平演變”圈
套，回歸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治與外交政策，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7）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達建立在殖民主義侵略的基礎之上，他們的民主、自由、博愛等
思想都是謊言，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宗旨，守護好自己特色的政治
制度，才能防止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所打到。這些觀點其實和我們教科書和國家主流
媒體保持着高度一致，但是烏有之鄉的專家學者們卻多次聲稱自己在中國是“非主流”
，我當時就十分糊塗，但由於高度的組織忠誠感作祟，我也未再做追問。

    在我堅守以上政治觀點兩年多之後的2006年12月17日，同樣是在烏有之鄉，我聆聽
到了清華大學知名教授秦暉先生的演講，題目是“當代中國的左與右”，這是我第一次
見到秦先生，結果卻導致了我的思想大轉折。秦先生穿着樸實，而演說能力超群，在我
聽來簡直就是字字珠璣，思路邏輯十分清晰，環環相扣，毫無破綻！他從“左與右”的
通常區分談起，引出所謂“激進”與“保守”必須有一個對象才好做區別，進而一一分
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論話題，比如人性的善惡自由、自由與個體安全、權責對等和群
己權界等，最終暗示出來的結論似乎是：中國當下的很多左右之爭實際上是充滿邏輯悖
論的，西方國家的左右派之間也存在着一些共識，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水火不容，中國
歷史乃至當今的問題並不在於選擇公有還是私有、自由多一點還是保障多一點等，而是
要實現權責對等，左派主張國家權力要大些，那麼也應該主張對民眾的責任大一些；右
派主張國家責任小一點，更要主張國家權力小一點，若一方面強化國家權力另一方面又
推卸國家責任，就是不符合基本政治倫理的觀點。這是我陷入中國特色的左派思維邏輯
以來第一次聽到這樣深刻的道理，其實這也不算是一個對智商要求很高的知識，但是直
到人生的第二個本命年，“失敗”的我才接觸到。

    秦先生的演講結束之後，很多聽眾都積極踴躍地提問，但是也不乏一些故意刁難者
，從提問者的語氣中就能感覺到這一點；我身邊的一位聽者甚至這樣說到：“我們這裡
怎麼能請這種思想的人來啊！”顯然是不能接受秦老師的觀點。臨近講座提問環節結束
的時候，現場又發生了一個大插曲——某位工人模樣的聽者突然從會場最後位置站起來
往前走了幾步，用手指着秦老師大聲呵斥：“你別說那麼多沒用的，你就說你想走資本
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吧！”我認得這位朋友，他是遼寧的一位國企下崗工人，長
期在北京上訪，烏有之鄉的常客，我在烏有之鄉接觸了很多類似的人物。秦先生針對他
的激烈提問，讓然很客氣地說到：“問題很複雜，不像你想的那樣，社會主義不是說說
就可以的……”但是現場已經很混亂，很多聽眾似乎已經容不得秦先生繼續解釋，因此
這次講座就在這種混亂中草草結束了。中國左派可能已經習慣了自己掌握真理的感覺，
容不得異樣的聲音，即使面對飽學詩書的教授，他們也可以充滿信心地進行批判，若是
在文革時期，這些人估計早就開始暴打走資派了。

    在聆聽秦先生的講座之後，我連續半年陷入了對自己政治觀點的深入反思中，加之
當時已經讀研，開始廣泛涉獵一些學術著作，並偶爾到農村開展社會調查，這時候自己
的家人又攤上了一個很小的官司（起因是鄰里糾紛，結果是家人被法官戲弄，被騙上千
元錢什麼事情也沒解決，父母只好搬家他處），這一些列的理論與現實衝擊促使我的思
想進入了“大整合”的時期。我努力讀書、寫隨筆，把自己的百度空間整得十分充實，
這一方面是反省自己曾經堅守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幫助自己尋找更符合實際的理論解
釋，我記得當時給自己提出了諸多的提問：（1）中國的社會腐敗與墮落真的是美帝國
主義的陰謀？這和遙遠的外國到底有什麼關係？（2）中國搞公有制真的就可以實現公
平正義？那老人家為什麼說合作化時期的農民都愛偷懶呢？（3）中國的官員是被資產
階級帶壞才腐敗的？（4）毛澤東式的偉人真的能夠解救萬民於水火之中嗎？可是文革
似乎並未達到這個效果呢！（5）國家和民族為何物？我們只有捍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
文化特色才能獲得尊嚴與在世界上的生存權嗎？這些問題在今天的我看來當然都不再是
問題，但是在2006年底的時候，我卻基本上還是能夠接受對以上問題的正面回答的，秦
先生的演講只是幫助我開始思考這些問題而已。

    六、讀博後，我的思想轉變

    在整個的2007年，我都在思考以上提出的思想話題，這一年秋季我又成為了一名博
士研究生，讀書自然也更多了，哈耶克、張五常等之前被我們批判的學者的書也在其中
，隨着視野的開闊，我越來越對自己之前所持的政治理念持懷疑態度。當我仔細閱讀完
畢秦暉先生的《田園詩與狂想曲》一書之後，我終於斷定自己的思想已經徹底從“毛左
”過渡到了自由主義狀態，我認為其核心的標誌就是：自己不再認可“卡利斯瑪”權威
的有效性，而對密爾的“群己權界論”給予了充分接受；不再認為個人為國家而存在，
而是國家為個人提供利益才具有合法性；不再認為中國的社會腐敗源自資產階級的財富
，而是源自公共權力的濫用！我相信對這幾個重大理論話題的回答足以見證我的思想轉
型。

    儘管2007年底之後，我再也沒去過烏有之鄉，但是由於我已經習慣了參與各種的公
共話題的討論，我還是莫名其妙地被網友找到，加入了QQ的“秦暉底線群1”；不久我
在這個群里與一位網名為“卡爾.斯密特的”網友進行了系統的三次大辯論，辯論的記
錄至今留存還很完整，自認為這是我成為自由主義者之後第一次以新的思想身份參與公
共活動。也正是通過這次網絡辯論，我知道了“國家主義”這套政治理念的由來，並順
着對這一思想的仔細追尋了解到了劉小楓及其著作《現代人及其敵人》，但最後卻走到
了許繼霖先生那裡，博士畢業之後2011年秋季，我細讀許紀霖先生的著作《知識分子十
論》、《啟蒙如何起死回生》、《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等，終於對國家主義思想
流派有了一個基本的理解。同時我還滾雪球似的接觸了其他一些讓我“耳目一新”的著
作，它們的作者包括啟良先生（湘潭大學）、袁偉時先生、資中筠先生、朱學勤先生、
於歌先生等，加上我們社會學科班的孫立平先生、郭於華先生、于建嶸先生等，他們的
著作讓我最終徹底明白了真實的中國歷史如何，世界的學術思想是如何演化而來的，我
曾經的毛左思維是如何的幼稚和荒唐！

    網上流傳這樣一段話：“一個人30歲以前不是左派就沒有良心，30歲以後仍是左派
就沒有大腦”；我記得也有文記載：哈耶克也是在27歲從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自由主義
者。當我看到這些，心理才稍微的有所寬慰，不再對自己當初的無知無畏而羞愧難當！
更幸運的是，自己總算沒有成為一位“沒有大腦的人”，終於在26歲的時候實現了這場
思想的重大蛻變，這已經成為對友人經常提起的調侃之詞。我並非故意將自己與大師並
列，以博得什麼榮耀，而是以此來安慰自己那份尷尬的心靈，畢竟全盤否定自己的思想
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各種社會與政治思想的對比中，我還是毅然完成了這
個工作。

    如今，我已經在大學教書兩年，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小院子，每天早晨起來看看自己
種的蔬菜和養的花草，自然有一種與北漂生活時期截然相反的心境。我再也不會把自己
和家庭的命運寄託於某位聖人身上，但求能夠在這個荒誕的時代裡混口飯吃，自由主義
的思想理念雖不是宗教，也然不能為我們提供吃喝穿戴之物，但是在當下的中國社會卻
能讓我的心靈變得稍微潔淨那麼一點點，懂得什麼是生活的底線，面對虛偽的權貴人士
和各種離奇的社會規則而泰然視之，既不諂媚也不對陣。

    北京，已經成為歷史記憶，烏有之鄉，也已經成為我永遠告別的思想場地，我再也
不想到那個讓人心碎的城市生活，也再也不想接受那種“民間黨校”的再教育。回憶“
混在烏有之鄉”的那些日子，一則為了緬懷自己的人生彎路，二則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輕
人能通過我的故事更早更快地走出那個可能給人間製造無窮災難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