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恩來因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跟隨丈夫在貴州遵義深山裡的軍工廠生活了9年之後，周秉德才於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七媽給她打電話，說伯伯喊她去吃飯。出現在周秉德眼前的伯 伯，跟往常很不一樣，平時衣着整齊的伯伯穿着睡衣睡褲。當時周秉德不知道伯父已經得了癌症，她一聽還高興，說：“您平時那麼忙，總是沒有時間休養，現在能 下決心去住院了，身體調養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伯伯還送給她兩張在大寨的照片，說給你留個紀念吧。那時候，她沒聽明白這個紀念的含義。“因為他經常送給我東西。上海表剛出來的時候，他給我買了一塊坤 表。當時他特別高興，覺得我們的民族工業能夠生產自己的表。文革時伯伯給了我很多像章，我結婚的時候他也送了很多東西給我，所以我覺得他送我東西很隨便， 就沒在意。哪裡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給我留下的念想呀！”

周恩來病重這段時間是不允許探望的。按照規定，除了鄧穎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別人去看必須由中央政治局或者 文革小組來批”，“我想我就是個小人物，不能驚動中央 文革 領導小組，後來只給他打了電話。”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撥通了電話。

“是秉德嗎？”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單位定了嗎？孩子們好不好？跟你們住嗎？最近回家去看看了嗎？你爸爸媽媽都好嗎？”

一連串的問題，出自一個重病老人的口中，我們看到了總理對這個世界有着太多的牽掛。

根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1975年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來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華國鋒等領導人以及王海容、唐聞生、羅青長等各部門負責人談話127人次。

“1976年1月8日我剛好在上海出差，早晨從廣播聽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當即暈倒（在地）。馬上買了機票，戴着黑紗回到了西花廳。我以為七媽會在床上躺 着哭成個淚人，沒想到她是在客廳里，而且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沒哭，還對我說：別哭，要堅強，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周秉德說，“我們參加 了所有的告別儀式，但七媽特別交代媒體不要報道我們，現在想起來她是在保護我們，因為那個時候 四人幫還沒倒台，她不想讓我們多露面”。

1976年5月24日，周秉德下班後沒有回家，乘103路電車到府右街，去西花廳看望七媽。

自從1949年6月，12歲的周秉德被伯伯接進中南海，在西花廳這個院落出出進進已經26個春秋，對西花廳十分熟悉。“若說院內的景色，今天仍然是綠草青 青，綠樹成蔭，鮮花盛開，只是失去了伯伯，這裡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我不願多看，更不敢多想，因為那海棠樹、芍藥花和園中小徑，分明都有伯伯的 身影，都迴蕩着伯伯朗朗的笑聲”。

七媽坐在屋裡，手裡拿着一個黑色的皮夾子在沉思。見周秉德進來，伸出雙手拉着她，要她靠在身邊坐下。好一會兒，她才緩緩地說：“秉德，這是你伯伯的一件遺 物，抗戰時期，我們在國統區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標太大，只好把黨的重要文件放在這個小皮夾里。那時工作環境險惡，特務橫行，所以這個小皮夾一 直貼身放在你伯伯身上，十幾年如一日。進城後，它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險箱裡。現在我把它交給你，做個紀念吧。”

七媽從皮夾子裡掏出伯伯三十多年前寫給她的三封親筆信，一封一封給周秉德解釋信的背景和內容：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療手臂時寫的，這兩封是轉戰陝北的途中寫的然後，“把那個邊已經磨損了的舊皮夾子遞給我”。

周秉德鄭重地接過皮夾子，皮夾子裡沒有一分錢，但周秉德卻視為無價之寶。“我打開皮夾子，意外地發現，裡面還夾着一張發黃的照片，不覺脫口而出：這不是我爺爺的照片嗎！ ”

周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