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血衣的懸疑

滾滾延河

我和叫摩羅的人的那次交鋒，是在七、八年前。市作協組織的學術報告會。夏天。鄭州大學報告廳。我對這種會一慣的態度是不參加，只因原非剛上任主席，是個好老兄，處於捧場。請來了兩個人，一是評論家孟繁華，一是叫摩羅的人。摩羅講的是文革時期的地下文學。內容忘的差不多了，但有一件事，我記的很清楚。他講文革時和遇羅錦齊名的另一個女性，林昭。因為反叛，怎麼進了大牢。怎麼受到非人的虐待。在法西斯面前又是怎麼的英勇。叫摩羅的人一再說，大牢裡層層把關，任何東西都休想帶進去。悲慘冷酷。然後，他說到，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上，林昭仍然不屈，偷偷地寫了十五六萬字的血衣！他講這個故事基本上是描繪性的。用意有兩點，一是當年的政治黑暗，二是林昭的英勇壯烈。後來，林昭被秘密槍殺了。而十五六萬的血衣被秘密地轉運了出來。

    會後，我帶着疑惑跟作協的幾個人一同來到賓館的房間，繁華老師和幾個人坐在床上聊天，叫摩羅的人在靠窗的圈椅上，我坐到另一個圈椅，中間隔了茶几。我向這個“民間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這血衣是怎麼寫的？”

    “用她自己身上的血寫的。”

    “你在會上多次強調，是任何東西都帶不進去的，除了囚衣，沒有別的東西，這血衣是什麼樣的衣服？”

    他停了一會兒，“是她自己的衣服。”

    我問，“十五六萬字的血衣，要寫多少件衣服？是一件還是幾件？”

    他又停一會兒，沒有回答。

    我又問，“這麼多的字，用血，又得用多少血？”

    叫摩羅的人表示對我的發問很不高興，“這個沒法計算。”

    我再問，“我們用墨水寫十五六萬的字，恐怕用許多瓶，血呢？濃度問題在筆管里流不出，又用什麼筆？”

    叫摩羅的人看別地方。

    我接着又問，“就算寫了，又是藏在哪裡？更重要的是，又是怎麼帶出來的？”

    叫摩羅的人很惱火地隔着眼鏡片怒視。

    我又問，“有人提過這些問題沒有？”

    “沒有。”

    老實說，我根本沒將這種人當回事，我只是好奇血衣的問題，而叫摩羅的人還以為面前的人是個求教者呢。

    我再接再厲，“你見過這件血衣嗎？”

    叫摩羅的人說，“沒有，山東XX大學的x教授看到過。”

    我說，“以上幾個問題，你解釋不了，怎麼能在會上公開說呢？”

    叫摩羅的民間思想家突然發急，“你也沒法證明它不存在！”

    “你是客人，好好休息。”我笑着起身離開，加入繁華老師這邊的聊天。

我說，如果想批判文革的暴政，如果要讚揚林昭的無畏，一定要在常識上經得起推敲。十幾萬字，光是稿紙得有多少張？四百張。換成血衣呢？得多少件？血又是很容易凝固，寫小看不清，寫大沒地方。這在事實上是無法操作的。五四精神是兩面旗幟，一是民主，一是科學。為了民主，而背離基本常識，這恐怕是一種造假。為了自己的某種學說而造假。

    叫摩羅的人，貌似重估國民性。可他連基本的常識都不懂，到處招搖“萬言血衣”，竟然沒有人去質疑和反駁，這種“國民性”不批的話，還批什麼呢？其實，這種人是很可憐的。如果不是腦殘，就是人格。如果不是人格，那麼就是腦殘。兩者必居其一。大家知道，在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每種意識形態都有着現成的話語系統。叫摩羅的人在這個行當里待久了，用不着“改造世界觀”，只要轉身將手中的矛變成盾就可以了。簡單而便捷。他之所以將矛變成盾，是矛在當下不值錢了，而盾有着巨大的市場。這本書的出現，讓我想到《猶大開花》裡的吾穎達。這是我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吾穎達是叫摩羅的這種人的典型。一生的目標就是做和別人不一樣的事情。這種人的內心只有一條鐵律，那就是只要對自己的名利有好處，就可以往前走或向後轉。當他知道一個民間思想家對自己有好處，就當民間思想家，當他發現《中國站起來》，可以像《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那樣獲取熱鬧和大量的印數，他就以用所謂的思想去包裝，“跪”了下來。這是實質。

    “讓人詛咒使我很榮幸”。現在，叫摩羅的人還這樣表達，只能讓人看到一種內心深處的無恥。被人關注了啊。爭議了啊----當然“榮幸”。同時，叫摩羅的人最知道，這次失算了，沒有像前兩個《中國》，金錢上獲取暴利。套用民間一個說法，叫“丟人打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