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遠沒有理想王國。當人們高呼着似乎十分崇高、聖潔的宗教意味的口號時，腳下踏着的卻是利益的軌道。現實的利益比一切政治宗教更有力量。 

一　對運動主要矛盾的描述

讓我們繼續從總體上把 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我們在對運動過程性的概括中，掌握其內在矛盾關係的演化。我們可以將黑格爾的辯證法用在這裡，也可以將系統論的理論用在這裡，還 可以將文化學、歷史學以及哲學的相關理論用在這裡，總之，我們要揭示文化大革命運動自身發展的規律與內在機制。

在對過程順流而下的概括與揭示中，我們自然要經常截取它的橫斷面，對文化大革命中各種重大的現象與事實做出專門的研究。

雖然在前面的研究中，我們已經有了一些發現，然而應該承認，我們還太依附於運動本身發展的浩瀚素材，在和這些素材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時，“即”有餘而“離”不足，或者說，“若即若離”還未顯出足夠的生動性。在這裡，同樣有一種“出神入化”的空靈狀態可追求。

讓我們繼續俯瞰文化大革命進入1966年8月時的態勢。

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結束了，工作組已經從各高等院校及中等學校撤走了，對前一段的運動也做出了總結。劉少奇、鄧小平在會議期間做出檢查之後，在黨內的地位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而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地位則明顯上升。8月18日天安門廣場百萬人的慶祝集會已將這些勝利成果肯定下來。

現在，擺在毛澤東、林 彪及江青面前的，是一個他們願意就此停步不前的現狀嗎？擺在那些反工作組的造反派面前的，是一個他們感到滿意的現狀嗎？顯然，他們都不滿意。他們對保守勢 力的進攻與衝動遠沒有發泄完。劉少奇以及以他為代表的黨的各層幹部，特別是上層幹部，對於這個結局是不是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呢？大概也不是，他們潛存着無限 的不理解。

在偌大的中國，此時雖然有千方百面的因素與矛盾，而最主要的矛盾無疑還在這裡。這個主要矛盾的任何激動與運動都將有力而全面地影響中國的社會生活。讓我們看看這個主要矛盾的動態。

照理說，各學校的工作 組都撤退了，即使有些單位留下了聯絡員，也只起觀察、聯絡的作用。各大、中學校運動的主動權毫無疑問地落在學生和教職員工手中了，特別是落在了造反派手中 了。按照《十六條》的規定，運動的發展，順理成章的結論是在學校里斗“黑幫”、批“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改革舊文化、舊教育。

然而，“黑幫”已成死 老虎，沒有人願意打死老虎。斗“黑幫”只是表面的文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不在造反派的興奮點上。同樣是只死老虎，引不起人們的任何興奮。 已經占有了的，一般不會重複占有；已經征服了的，也不需要重新征服。所有的成果只能是新一輪鬥爭的出發點。至於改革舊的教育制度和舊的思想文化，何其枯燥 乏味，根本引不起造反派們的興趣。

毛澤東領導下的江青、張春橋這批“革命家”，更不會聽任學生運動停留在關起校門斗、批、改的狀態中。他們已經感到，工作組的撤走使得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進攻鋒芒失去了有力的對立面。

當工作組存在時，與工作組的衝突恰恰是極好的靶子，通過工作組可以把銳利的鐵矛直刺背後的劉少奇和鄧小平。

這樣一想，一個非常簡單、自然而又天才的鬥爭方案出現了：那就是繼續鬥爭工作組。

中央文革的鬥爭目標與造反派學生的進攻衝動在這一點上契機相合了。

1966年8月19日，清華大學校園出現了《王光美是清華園第一號大扒手》的大字報，引起了強烈轟動。將與王光美為代表的工作組的鬥爭舊話重提，顯出了無比有力的鬥爭新意。

8月21日， 《紅旗》雜誌第十一期發表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勝利前進》，號召：“任何人，不管他的職位多高，資格多老，‘聲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澤東思想 辦事，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對他的錯誤主張進行堅決的抵制，就要對他進行堅決的鬥爭，一直到罷他的官，撤他的職。”這段話里隱含的潛台詞，是所有敏感的造 反派學生都能夠猜得到的。

對8月18日天安門前百萬人慶祝活動的報道中，劉少奇地位的明顯下降，早已使造反派們想到了其中的內幕。更何況還有中央文革頻頻泄露天機的暗示，足可以使學生們把這樣的社論當做新一輪攻擊的號令。因為劉少奇、王光美與清華運動的直接聯繫，因此，最敏感的鬥爭率先在清華大學發作出來。

8月22日，清華園出現了第一張直指劉少奇的大字報：《劉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講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

8月23日， 北京地質學院反工作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公社”集結上千人，到地質部要求揪回原工作組長進行批判，甚至為此展開了靜坐絕食示威。由於中央 文革居高臨下的政治壓力，終於迫使地質部答應了造反派的要求。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針對各地工人、農民以及軍 隊包圍、阻攔學生造反，發出了支持學生的有力聲音。

8月24日，清華大學在這些新動向的影響下出現了大批矛頭直指劉少奇、王光美的大字報。同一天，受劉少奇思想影響的清華大學另一派學生組織“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以多數派的優勢撕毀了這些大字報，“不許右派翻天”的口號響徹了清華園。多數派依靠着共產黨在1957年反右鬥爭的傳統，保持了統治局面的力量。由於這種“傳統”的力量深入知識分子之心，造成了少數造反派在校園內的孤立無援。

然而，9月2日便傳出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9月11日， 中共中央又發出指示，明確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藉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和市民反學生。《人民日報》為此發 表了社論《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團結起來》，明確指出：“學生起來鬧革命，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一切牛鬼 蛇神，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沒有錯。”這是對全國各地遭到圍困的紅衛兵的明確支持，也給了清華園造反派以巨大聲援。

這一階段，造反運動在 北京與在全國已經顯出了時間差。清華大學的校園裡，造反派已經將矛頭直指劉少奇和王光美，雖然這些人受到了校內多數派勢力的圍剿。在全國，造當地黨委反的 學生運動正受到有組織的工人、農民和軍隊的反對。這不過表明，文化大革命在反對劉少奇及其代表的整個黨的舊有組織時，必然遇到的全面抵抗。

中國政治生活此時的主要矛盾，就這樣又以強有力的方式向前推進了。

清華大學多數派的紅衛兵對反對劉少奇的少數派的圍剿與反擊，不過是全國範圍內“保守”勢力對造反勢力包圍的象徵。在全國各地，都發生着大量的工人、農民和市民有組織地反對學生的現象。一些地方的農民成群結隊，扛着鐵鍬、棍棒“殺”進城來。

顯然，在意識形態領域，工人、農民遠沒有學生們靈敏。他們對黨的領導的服從這一思維慣性有着更大的穩定性。在這裡，學生與工人、農民、市民之間的矛盾，不過反映了毛澤東、林彪、江青與劉少奇、鄧小平以及黨的各層領導機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9月15日， 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百萬人集會上，林彪講話指出：“要堅決站在革命學生一邊，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做他們的強大後盾。”這種輿論日復一日、越來越 強烈地鋪張開來，在全國範圍內給遭受圍困的學生解圍、撐腰，在清華園以及北京各高等院校給造反派們揪斗工作組、把矛頭直指最大後台的鬥爭以鼓動和支持。

10月1日，在慶祝國慶十七周年的盛大集會上，林彪提出了意義重大的新的運動口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即是指劉少奇的路線。與劉少奇的鬥爭是當前運動最尖銳的問題。

10月3日， 《紅旗》雜誌第三期在刊登林彪國慶講話全文的同時，發表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向全社會明確發出“批判資產階級路線”的號召：“對資產階級反 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裡，不能採取折衷 主義。”批判資產階級路線，也就是批判劉少奇的路線，作為當前的主要鬥爭內容被提了出來，而所謂的“鬥批改”則隱退到後面了。

這一輪鬥爭無疑要比八屆十一中全會前的鬥爭更尖銳，文化大革命遇到的阻力也更深廣。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對劉少奇的鬥爭進行了一系列更有力的推動。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等十六所高等院校的造反派組織於9月6日聯合組成了“北京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10月16日， “三司”主持召開了十萬人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這是中央文革直接策劃的一次大會。江青在會上講話：“我支持你們這 種大無畏的無產階級的英雄行為，我們學習你們這種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我們堅決和你們站在一起。”代表中央文革發出了支持造反派學生批判“資產 階級反動路線”的聲音。特別重要的是，張春橋還在這個大會上宣讀了中共中央轉發的中央軍委的《緊急指示》。《緊急指示》中說：“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斗學 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或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 反，當眾恢復名譽”。“黑材料要當眾銷毀”。這是對全國範圍內受到不同程度鬥爭、批判及打擊的造反派學生的有力支持。這個大會通過的《大會通電》，號召全 國各地革命群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這一輪鬥爭的程序，與發布聶元梓大字報到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鬥爭程序是一樣的：自上而下地策劃，由下面點火向上搞。從清華大學最初出現反劉少奇的大字報到此時，已經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足夠的聲勢。

10月9日， 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由各省、市黨委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長達二十天的會議上，毛澤東、林彪和陳伯達都做了有關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講話。陳伯達講 話的題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這些講話隨後就變成《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各種社論文章，成為在全國範圍內“批判資產階級路線”的 鬥爭號召。

如 果說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揭開的是文化大革命第一輪的鬥爭，公布聶元梓大字報揭開的是文化大革命第二輪的鬥爭，那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揭開的是文 化大革命第三輪的鬥爭。這一輪鬥爭（正像清華大學出現的大字報一樣）是把矛頭越來越直接地指向了劉少奇、鄧小平這些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由於 這輪鬥爭發生在毛澤東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之後，因此，“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核心內容，就是“炮打司令部”。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被迫做出檢查。這一輪“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貫穿了1966年的秋、冬兩季，在1966年9月－12月這四個月的時間中，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

概括這一階段的歷史，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一個矛盾鬥爭展開後，在它的能量沒有消耗盡之前，是不會終止的。在此過程中，它會隨着具體的形勢，轉換新的方式向前演進。一個矛盾也和生命一樣，有其孕育、誕生、成長、壯大、衰老及死亡的過程。八屆十一中全會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安於現狀的鬥批改局面，而是演化出更加激烈和廣闊的衝突鬥爭，這也不過表明，支配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矛盾鬥爭才剛剛開始。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任何一個政治家，都要善於從這個角度觀察社會的運動。

矛盾鬥爭自然有其對立 統一的規律，有其相互依存的條件。它也會在某個時候緩和，在某個時候僵持，在某個時候維持平穩的現狀，然而，這都需要有一定的條件。條件發生變化，矛盾就 可能再次激化。好比夫妻吵架，也要等吵架的衝突能量釋放完了才會平息。更何況是這麼大國家的一個如此之大的政治衝突，積聚了久遠的能量還遠未釋放殆盡。

除非有特別的外來因素，才可能中斷原來的發展邏輯。

夫妻倆吵架，正不可開交時，外面有客人敲門，他們可能中止；或者家裡突然發生了火災，他們也會中止。戰爭中的人類，如果突然面臨地球的毀滅，戰火可能也會中止。階級矛盾尖銳衝突的民族，面對外族侵略，其階級鬥爭也可能會暫時緩和，甚至暫時中止。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國沒有任何“客人”敲門，也沒有任何足以威脅這個民族生存的外族軍事侵略。整個世界都在以或驚恐、或驚喜的目光觀察着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興起的風暴。在這種觀察中，甚至有不少人正躍躍欲試地接過它的火種，傳播於中國領土之外的廣大地區。

當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戰略部署更加實際地演變為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後，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他與劉少奇分歧的實質。我們首先看看毛澤東在10月9日－28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在10月25日 的會議上，毛澤東講道：“講幾句話，兩件事。十七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來的意思是考慮到國家安全，鑑於蘇聯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 問題，就搞了一線、二線，我處在二線，別的同志在一線，現在看來不那麼好，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能集中了，相當好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作了改 變，這是一件事。我處在二線，日常工作不主持，許多事讓別人去主持，培養別人的威信，以便我見上帝的時候，國家不會出現那麼大的震動，大家贊成我這個意 見。後來處在一線的同志，有些事情處理得不那麼好。有些是應當我抓的事情，我沒有抓，所以我也有責任，不能完全怪他們。”

“為什麼說我有責任 呢？第一，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提議的，再嘛，又過於信任別人了。引起警覺，還是在《二十三條》那個時候。從許多問題看來，北京就是沒有辦法， 中央也是沒有辦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了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義，地方怎麼辦？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為什麼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而在上海發起 呢？因為北京沒有人辦，現在北京問題解決了。”

這段關於一線、二線問題的講話，使得我們對毛澤東的思想和意圖又有了更生動一點的透視。在這個看來很從容的講話中，已經包含了與《炮打司令部》那張大字報性質同樣尖銳的問題。當面對中央全會一張張面孔時，他講話的口氣自然和落在書面上的文字有所差別，實質卻是一樣的。

他甚至接着講道：“第 二件事，文化大革命我闖了一個大禍，就是批發了北大聶元梓一張大字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信，還有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時間很短，六、七、八、 九、十，五個月不到，難怪同志們還不那麼理解，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北大大字報一廣播，全國都鬧起來了。給紅衛兵的信還沒有發出，全國紅衛 兵都動起來了。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紅衛兵一衝，就把你們沖了一個不亦樂乎。”

他像個十足的家長一樣，平和地說道：“你們過不了關，我也着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裡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中央也沒有管好。”

這些看來溫和的話必須結合毛澤東那張措詞嚴厲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一起閱讀，這才是他作為全黨領袖形象的完整性。這樣的講話或許也包含一點真正溫和的東西，似乎會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限制在“同志”的範圍之內；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隨後的發展完全與此背道而馳。

對此，我們只有兩種解釋：一種，毛澤東的講話不過是其政治家的老練與含威不露而已；另一種解釋是，他即使曾有過將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同志化”的一絲傾向，也被其後政治鬥爭本身發展的尖銳性所抹去。

在這一年12月， 毛澤東還有過一個更說明問題的講話：“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勝利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走資本主義道路還 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一個很窮困的國 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走什麼道路的問題，解放初期是這個問題，現在仍是這個問 題。”他又說：“單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會變了，到那時候就晚了。過去做了一些， 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鬥爭去做。”

在這段講話中可以看到，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全面階級鬥爭的路線與劉少奇的路線之分歧的實質，我們在前面所做的分析是多么正確，毛澤東的這段講話是對這種分析的最好注釋。劉 少奇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問題上的路線分歧，最尖銳之處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劉少奇傾向於接受商品經濟發展的規律，傾向於社會主義體系內容納更充分 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容納多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容納多種經濟成分，容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合理因素；而這正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

他們的分歧除了在思想理論上的淵源之外，在現實中又代表某種社會利益的差別。

柯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