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做“孝道”？“孝道”就是指 “善事父母之道”，這是人性中的主體特徵。社會發展了，時代進步了，用“孝道”限制後人的行動思維，就顯得不適宜了，即使古代當碰到“忠孝不能兩全”時， “孝”字雖然左右不了形勢。不管怎麼變，有一種“孝道”是絕對不會變的。從世俗觀點看：黑髮人送白髮人，是很正常的；白髮人送黑髮人，是很不幸的；而讓白 發人去陪葬黑髮人，則是天理不容的。這裡所說的黑髮人指的是兒女輩，白髮人指的是父輩之人。無論是何人、何時、何地，父母輩是絕對不能想象，說是可以給自 己的兒女去進行陪葬的。什麼叫做陪葬？用人去陪葬是其中的一種，用書寫真人的名諱物品去陪葬是另外的一種。中國一直就有所謂“睹物思人”的說法，而“睹” 就是看見；“思”就是思念，“睹物思人”的意思是，看見了已經死去、或離別之人留下的東西，立即就會想起這個人，在這裡面充滿悲涼和傷感的情調。

人們都知道，小狗有靈性、老馬能識途，只要主 人對它好，儘管一時走失了、走遠了，這些動物都會千方百計回到主人的身邊。動物都能知道，這一個世界上有真誠的親情，經常會做出許多讓主人驚訝的報恩之 舉，更何況人與人之間存在有一種血濃於水的天性和本能。人的一生認識無數人，和無數人相處，除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兄弟或姐妹，誰還能算是至親至愛的人， 算上家人以外的話，那就是知己、朋友、同學和其他要好的人。俗話說“每逢佳節倍思親”，每到清明時節、中秋月夜，冬至之日，迎春過年，人都會想起自己的親 人，會以各種方式寄託思念。所以，人是一種有感情的動物，如果沒有正常感情，就要被人斥之為冷血動物，一定會被人咒罵為“不是人”。重要季節到了，會紀念 故人，有時在街上看到路人手捧一束黃菊和白菊，也會知道他這是用來祭奠親友；人們在一個地方看到一件先人用過的物品，也一定會睹物思人。

唐代裴鉶在《傳奇·顏睿》中說，“貴妃贈辟塵 犀簪一枚，曰：異日睹物思人。”宋代石介在《徂徠石先生文集》中說，“倚鞍思駿骨，撫轡念綠駬。”看見親人的物品，會引起一系列的記憶，會思其種種恩德； 看見一副馬鞍，會對跟隨自己出生入死的戰馬，產生無限的傷感之情。所以“睹物思人、睹物思親、睹物思情”，都是存在於人世間最感人的可貴品德。這時的人， 是見物如見故人，對於他來說，物與故人已經完全融為一體，其物如故人，故人如其物。這也就是說，每當看到故人留下的一樣東西，一定會想起和這樣東西有關的 人和事，哪怕這樣東西，並不是常常出現在你的面前，但是只要一看到了它，就會想起那個人的點點滴滴，甚至還會不時進入你的夢鄉，讓你“睹物思親常入夢，訓 言在耳猶記”。雖然夜裡常常夢見故人故物，但不可能是無緣無故的夢境，常言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寐”，都是白天常思念故人而引起的。

先人、故人、友朋，雖然都離去了，但只要見到 他們留下的物品，總會深情地加追憶，常常會觸景生情，所謂“見字如見人，見物如見人，見信如見人，見書如見人，見畫如見人”，這種思念之情，是一種天生 的、任何人都磨滅不掉的道德精神。應該說，對於自己祖先的名字，對於對於自己長輩的名字，對自己尊敬之人的名字，在日常使用和書寫行文的時候，不但不能直 呼其名，而且也不能使用這些人的名字，碰到必須涉及這些人的姓名時，不能讀本音，不能寫真名，而只能以“改讀、改說、改字、改音”，或者減少筆劃方式，有 意地進行以迴避，將真名進行隱蔽，這是中國古代普遍的避諱現象，也是我國歷史上極具特色的一種禮儀習俗，這種做法被稱之為“讀白”。在《公羊傳·閔公元 年》中，有“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記載，避諱最初的本意，其實都是很善意的，都是對君主、長者、老者、賢者的敬仰和尊重。

在古代避諱的對象有四類：一是避國諱，這是指當朝帝王的名字不能夠直呼。比如東漢劉秀時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下詔，門聯中不許有五福臨門四字，為的是避諱順治帝福臨之名。有時甚至還要避諱皇后之名，如西漢的呂后名雉，所以大臣遇到雉，要改稱野雞。二是避官諱，即下屬要諱長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諱。三是避聖賢諱，主要指避至聖先師孔子和亞聖孟子的名諱，有的朝代也避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之名，有的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四是避家諱，即避自己父母和祖父母之名。與別人交往時應避對方長輩之諱，否則極為失禮。陳垣在《史諱舉例·序》中說，避諱之風“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其歷史垂兩千多年。”古代“避諱學”，成為一種必須認真做到的一件大事情。古代社會規定在言語、公文、書籍、試卷上不得犯諱，如有違禁不遵，便是一種欺君罪，不敬罪，忘祖罪，一定會受處罰，會遭到輿論遣責。

名諱是嚴肅的事情，所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在中國古代是貫徹始終的，它使人不敢有任何不軌之舉。學術界一般認為避諱起源於西周，據史料記載，在春秋時期已有魯國大夫有關取名六忌的見解。當時，為避孔丘名字的諱，文獻中只稱“孔正”，在 古文獻中有時候，在丘字的右邊，另外加一個耳朵，就變成“邱”字，有的甚至在寫“丘”字時，故意省略其中的一筆，或各種方法並舉，正好說明在周代，雖然開 始興盛避諱之事，但還不夠完備，一直到秦漢時期避諱制度，才真正建立、完善和嚴格起來。不但人死後要諱名，生前也要諱名，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 要遵循此俗，不得違抗不遵，並作為社會生活的禁忌。為了避秦莊襄王“子楚”的名諱，必須將“楚”，改成“荊”；為了避秦始皇贏政的名諱，一定要改“政”為同音的“正”，所以在秦國和秦王朝，又必須將“政月”改為“正月”、或者“端月”。

古代避諱是隨處可見，無處不在的。司馬遷父親叫司馬談，所以在五十多萬字的《史記》中，找不到一個“談”字；《後漢書》的作者范曄，為了避他父親的名字“泰”，所以在書中找不到一個“泰”字；漢高祖的名字叫劉邦，《漢書》為了避諱，於是把所有“邦”字，都改成“國”；漢武帝的名字叫劉徹，司馬遷《史記》中就將“徹”改為“寫放”；漢文帝的名字叫劉恆，《史記》就改“恆山”為“常山”。名諱之風在唐代更盛行，唐高祖名淵，所以《黃帝內經太素》裡，改針灸穴位“太淵”為“太泉”； 唐太宗名世民，就改“世”為“代”；唐高宗名治，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卷六《鑒藥》就改“治身”為“理身”。袁世凱最忌諱“元宵”兩個字，因“元、袁”同音，“宵、消”同音，“元宵”聽起來像是消滅袁世凱，於是在1913年元宵節前，袁世凱下令將元宵稱“湯圓”。對家中長輩不能直呼其名，即使平輩也不可擅呼姓名。

在《禮記·曲禮上》中，就有“入國問俗，入門問諱”的記載。自秦漢時期開始，古代君主之尊，更變得無以復加，皇權一直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君王的名字，當然不能隨便稱呼，隨着皇權和宗法制度的日益加強，此後避諱現象的日趨嚴格，甚至被明文寫進法律。以家庭為基礎的宗法社會，尊長的名字同樣不能輕易書寫。比如唐朝的法律就規定，誰要直呼皇帝的名字，那是犯了“大不敬”的罪，那是不能夠被赦免的。清代的乾隆二十二年，有一位退休的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在族譜《大彭統記》上，刊登河南段昌緒家存吳三桂的文告時，乾隆的名諱弘曆不缺筆，成為彭家屏自殺及段昌緒斬首的罪名。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王錫侯編篡《康熙字典·凡例》時，不避康熙、雍正、乾隆名諱，結果就依照《大逆律》定罪處斬。避諱像一張大羅網，使人們言行，時時受到監控，稍有不慎，就觸犯刑律，輕則遭譴，重則罹禍，乃至要滅家滅族。

看見故人的東西，都要那樣地思念他，如果有寫 着父親名諱的器物，當然也是父親存在的一種象徵，在兒女的陪葬坑裡，存放着許多有父親名諱的物品，同用他父親來陪葬，根本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區別。秦俑館的 考古學家一直宣稱，秦俑坑中的“相邦呂不韋戈”是在呂不韋擔任宰相時，代表中央一級機構親自督造的兵器，說明他還是朝廷握有實權的行政首長，他的地位和聲 望都是空前鞏固的，他當然也是“叱咤風雲、至高無上”的風雲人物，即使兵器上需要刻上四級管理的機構和人名，人們也不能直呼“呂不韋”的名字，更不能直接 在兵器上面，去銘刻“呂不韋”三個字，因為這樣做的本身，是一種嚴重的犯諱行為，是對呂不韋本人最大的不敬和藐視。從這一個角度看，刻有“呂不韋”名字的 兵器，都不可能是呂不韋擔任秦國宰相時製造的。之所以會在許多兵器上出現他的名字，肯定是他免去宰相之後，後人對他所做的一種惡作劇。

“三年相邦呂不韋戈”由於“相邦”兩字沒有避 劉邦的名諱，它應該是秦朝滅亡前的銘刻，又因為犯了“呂不韋”的名諱，所以它應該是呂不韋免相之後的銘刻，至於戈是什麼年代鑄造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 秦始皇確實是秦俑坑真正的主人，如果這一些“呂不韋戈”確實也是秦俑坑內的“原配兵器”，那麼以此為由去認定這些“呂不韋戈”，就是為秦始皇陪葬的結論， 應該是不會有錯的，如果說這真是一種“父親為兒子陪葬”的異常現象，人們也只有看着、忍着，只能去抗議當時社會道德的淪喪和荒唐。但是可以肯定地說，人們 不會相信這一切都會是真的，不會相信秦始皇真是這種喪盡天良的人，因為他沒有任何理由要這麼去做，沒有任何理由要如此作踐自己、糟蹋自己，而讓自己背上一 個“父親為兒子陪葬”的欺凌先祖的惡名，僅僅是為了一件在青銅戈上的銘刻，從而輸掉自己難得樹立起來的好名聲，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