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特工總部的頭子李士群之死

分類： 歷史 

1943年9月，在古老吳王故都姑蘇城裡傳出了一個意外的消息，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鷹犬、上海76號的大特務頭子、汪偽江蘇省主席、老牌漢奸李士群被他的日本主子毒死了。這個消息不脛而走，轉瞬傳遍了淪陷區的每一角落。漢奸的噩耗本來就是人民的喜訊，何況李生前作惡既多，民憤尤大，所以聽到這一消息的老百姓，莫不異口同聲地說：該死!死得好!但奇怪的是日本侵略者培養這樣一條鷹犬，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為什麼無端地要把他弄死？大家稱快之餘，不免又紛紛猜測起來，成為街頭巷尾，茶餘酒後的議論資料。李士群最終被日本人用毒藥害死了，乍看起來令人疑惑不解，細分析也不足為怪。因為李士群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甘充鷹犬，是有其個人政治野心的；而日本帝國主義之重用李士群，目的是為其侵華政策服務。在漢奸群里，為了升官發財，爭權奪利，派系之間爭鬥激烈；在侵華日軍中，各機關之間亦存在矛盾。李士群之死正反映了上述各種矛盾的激化。 

李士群的死雖也摻入了漢奸內部的矛盾，但這是次要的，日本人只是利用了狗咬狗的演出，把他毒死而已，至於李的死究竟為了什麼?簡單一句話，就是日本侵略者已嫌他尾大不掉，殺之以除後患。

李士群以“C.C”的一個小特務，在日本侵略者的培養下，一變而為“部長”、“主席”，小人得志，遂忘乎所以，其氣焰之囂張，在漢奸群里，是無出其右的，如李任偽警政部長時，每次來往寧滬，在南京總是由偽首都警察廳派大批警察，在車站戒嚴，並整隊掌號劈刀相迎。總之李士群的所作所為，都是使路人側目的，因而也招致了許多政敵，這也是李致死的重要原因。

   李士群為什麼敢於做路人側目的事?李當然自有所恃，這個秘密，汪精衛到無錫去“巡視清鄉地區”時，李曾向汪曼雲揭開過。汪精衛在嚴密戒備下，坐轎視察蘇州等地清鄉情況。那時汪精衛到了無錫，第二天還得到江陰去，所以在無錫過的夜，李士群、汪曼雲同睡在一個房裡，在談完了吳世寶的問題後，汪勸李在政治上不應樹敵太多，阻礙自己的發展。李看汪為他憂心忡忡，“曼才對汪說：兄，你不要怕，沒有關係的。不要說我現在的政敵有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羅君強等人，就是再加上一個陳璧君，我也不怕他們的!”汪聽了便打趣地問李：“為什麼?難道汪先生不要陳璧君而要你嗎?”李說：“那倒不是這樣講，現在以我們這裡的表面現象來看，汪先生是國家元首，可是這頂帽子是日本人給他戴的，不是以他自己的力量做‘元首’的，真正的元首不是他，而是日本人；縱然是他，那日本人就是在他上面的‘太上元首’了。只要日本人替我撐腰，汪先生也奈何我不得，難道還怕一個陳璧君嗎?”李又繼續接下去說：“我在和默邨鬧開的時候，也就是‘還都’前夕，重慶和我們的特務戰，正是短兵相接，最尖銳的時刻，而丁在警政部長的問題上極力排擠我，情願讓給已忙不過來的周佛海去兼。我氣極了，便向日本表示，我不願‘還都’!日本人問我為什麼?我說：‘還都’對我並沒有好處，因為我的工作是惡性的，不僅是老百姓反對，重慶政府反對，即南京政府也反對的，甚至連日本的老百姓，也不會同情我的工作。因我工作本身是惡性的，在政治上必然會受到排擠，那我何必去跟在他們後面，一淘（方言，一起的意思）去‘還都’呢!日本人覺得我的話不錯，又怕我變，因此日本參謀部和我訂了一個君子協定，即在政治上，日本方面當儘量地支持我。我有日本方面的支持還怕什麼?譬如‘清鄉工作’，汪先生已當面叫君強做好準備，要君強去辦了。我覺得這是國民政府‘還都’後的一件大事，我不能坐視放棄，日本方面便極力支持了我，從羅手裡拿了過來，汪先生開始給羅的一張支票只好退票。羅每每逢人自我介紹的‘清鄉督辦’也只好從此啞了口，發不出聲。這就是一個例子，也說明日本人對我的君子協定是實踐了的。”汪聽了便說，即使這樣，在政治上也得有一兩個朋友作為犄角之勢，必要時也好作為一個聲援。李聽了微笑不答，似在笑汪你太膽小。從李自己揭開的這個秘密說明，他平時的飛揚跋扈，與為人所不敢為者，實本於此，但也導致了他的殺身之禍。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要殺李士群，雖因李利用清鄉地區的物資移動（如敵偽雙方約定應於某月某日起，某種物資嚴禁私動，李便利用這內幕消息，在事前利用特務與行政力量抑價收囤，於命令前運來運去，一轉瞬賺了很多的錢），發了大財，主要的還是李與軍統有關（日本憲兵曾懸賞緝軍統特務余祥琴，而李包庇余，在他掩護之下，余逃往重慶，事為日本人查悉），政治上有了問題，損及了日本侵華利益。而李的特務勢力，在淪陷地區已相當龐大，假使有所舉動，不免投鼠忌器，所以對李士群深感尾大不掉。這時李與周佛海等正矛盾發展到了頂點。日本侵略者為了殺李並沖淡漢奸群里的兔死狐悲起見，便利用漢奸內部的矛盾，藉以減少他們的反感，好像日本人是站在他們一邊幫他們的忙，其實周佛海、熊劍東，羅君強等倒是幫了日本人殺李的忙。這內幕從周佛海叫汪曼雲向李士群轉告的話里就可以看得出來。有一次汪要從南京到蘇州去，行前去看了周佛海，周說：“你看到士群對他說，千萬別再胡搞了，否則日本人就要幹掉他了，我們畢竟是弟兄，不能不告訴他。”從周的話里，顯然要把李弄死的，不是周佛海他們，而是日本方面。汪把周的話一字不漏地告訴了李，沒想到李聽了竟對汪說：“佛海和我們固然是調帖弟兄，而我和你卻換過兩次帖，我是把你當自己親弟兄一樣看待的，你怎的拿佛海的話來嚇唬我?”汪說：“佛海叫我把話轉告你，我不講，萬一真有了什麼錯兒，我如何對得住你，又如何對佛海?我算是兩面有了交代，怎說我把佛海的話來嚇唬你?會不會有這件事你清楚，佛海比你要清楚，我是不知道的。你這樣也好，今後你們的事，我一概不管，免得把我打在隔牆裡兩面難做人。”汪說完轉身就走。李的老婆葉吉卿一看汪拂袖而去，急忙追出來想把汪拉住，已是來不及了。從此汪就很長時期沒有去過李家。就在汪李之間沒有往來這一段時期內，有一天汪曼雲的親家公（汪兒子的乾爹）、偽最高法院院長張韜來莫幹路十一號找汪，神情驚慌對汪說：“親家，你趕快去告訴老李（士群），日本人要動他的手了。”汪聽了雖出意外，但也並不覺得過於突然，因為已有周佛海替他打了個底。為了要知道這消息來源，汪便問張：“這消息你從哪裡來的?”張說：“這是四少爺（張的第四個兒子素定）來對我說的。”汪又問：“小四怎麼知道的?”張說：“這是羅君強的兄弟羅光煦對我四少爺說，叫我少和李在一起，因為日本人要動手干李了，免得我也被牽入進去。四少爺特地從上海趕來告訴我的，所以我來告訴你，你暗裡去通知一聲老李吧。”張在抗戰前在杭州做律師，是杭州律師公會的會長，與汪曼雲是同道，又是同事，都是全國律師公會的常務委員。杭州淪陷後，張潦倒在上海。偽維新政府成立，他就做了偽最高法院院長，汪精衛“還都”南京，偽最高法院是個冷衙門，沒人看中，使張得以蟬聯下去。張與李士群並無淵源，甚至可以說並不相識。直至日軍進占租界，因為奪取租界法院事才發生關係的。

李士群借“清鄉”攬權，李士群排擠了羅君強，坐上了“清鄉委員會”秘書長的位子，等於是全盤控制了“清鄉”活動。這是李士群最為得意的時期，勢力權力都達到了他一生的最高峰，也為他實現自己的野心提供了條件。李士群一邊在清鄉區大肆搜刮，一邊為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不斷活動。他將76號和警政部的親信悉數安插進“清鄉委員會”，後來設置蘇州辦事處時，他又帶領這一群人，浩浩蕩蕩開進了蘇州。

這樣一來，偽江蘇省主席高冠吾便如芒在背了。這也正是李士群想要的，江蘇是汪偽轄地中最肥的一塊，李士群可是覬覦多時了。由於當時汪偽一切工作服從清鄉，規定清鄉地區的諸如賦稅、建設、教育、衛生等一切權利，均可由清鄉委員會接管。李士群便老實不客氣，過問起行政來。再加上日本第十三軍團也同時在蘇州設立了“清鄉指揮部”，汪偽軍事顧問部也來設立了個出張所，而主事的就是與李士群相厚的晴氣中佐與小笠原少佐。蘇州的實際權利，便大都攥在李士群的手裡了。

為趕走高冠吾，李士群借江蘇省民政廳科長王春元敲詐偽江都縣長潘宏器一案大肆宣揚，說事情起因就在於江蘇省政府貪污。這樣一來，高冠吾難逃其咎。李士群又通過日本人施加壓力，終於如願以償，從江蘇省政府給自己“清”到了一個省主席的肥差。

但是當他把這一套用到偽浙江省政府頭上，就沒那麼便當了。1942年春，蘇州清鄉結束後，下一步便是浙江的嘉興等地區。李士群欲設立“清鄉委員會”駐嘉辦事處，自己兼任處長。但是排擠高冠吾的一幕尚在眼前，浙江方面的日偽官員豈會開門迎盜，巴不得李離得遠遠的才好。而且，浙江省主席傅式說也很有來頭，和汪偽上層以及日本駐浙頭目都交往密切。他堅決反對，李士群一時也無可奈何，只好抬出“清鄉委員會副秘書長”汪曼雲以為緩衝，領處長職。但在傅式說的活動下，汪在嘉興頗受冷遇。駐嘉興辦事處也根本無事可成。雙方僵持不下，最後汪精衛不得不出面，前往嘉興巡視。其實是來收場的。巡視過後，汪曼雲這裡的太湖東南第一期“清鄉”便宣告落幕。1942年10月成立駐浙辦事處，傅式說兼任處長，和駐蘇辦事處一起處理剩下的事務。

這件謀殺李士群事件的經過，既由羅光煦通知張韜的兒子要張少與李士群接近，免得也被牽入，顯見張韜蘇州之行，羅君強也是知道的，不然羅光煦不會關照張素定了。所以汪聽了張韜的話，便對張說：

“親家，這是你的一番好意，可是這件事，是不能揭開來告訴士群的，因為士群是個老特務，乖於人情，你關心了他，而他為了自己的利害，就會置人家利益於不顧。他聽了你的話，必然要追究來源，你說這是你素定從羅光煦那裡聽來的，他必然要找羅光煦，甚至會找羅君強，他們一否認，賴個精光，便會說你在造謠，在挑撥離間，就這一點我和你已吃不消了。萬一日本人也軋了進來，他們恨我們破壞了他們的計劃，把對李士群的這口怨氣轉嫁在我們頭上，那你我不是在自尋麻煩嗎?”汪曼雲這一套明哲保身的理論，說得張韜也覺得確乎不能憑朋友的一股熱忱，忘記了自己的利害，於是問汪：“親家，那怎麼辦呢?”汪說：“只能從側面勸他解開這一關，既於他有利，也與我們無關。”張說：“很好，這個工作只有你去做了。”汪就接受下來。可是汪曼雲自周佛海叫他向李士群轉告幾句話後，引起了彆扭，汪拂袖而去，從此再沒上過李家的門。張韜的話，既欲婉轉奉勸，也無從進行，而李士群自汪一走以後，大概是經過葉吉卿的勸誡，也覺得自己對汪太過火了，因而也頗有後悔。後來聽說汪回蘇州來了，於是便叫唐惠民來看汪，連勸帶拉地把汪拖到了李處。李向汪對往事表示歉意。汪就乘機對李說，不管這實際情況究竟怎樣，我覺得你還是以退為進，到外國（指日本）去跑一趟，以緩和這裡的矛盾，加強人家對你的了解。

李對汪的話，似乎也理解，但深慮自己一旦離開中國，江蘇地盤就會給人搶去。汪則以為話已講過，對朋友也算盡了責任，並因羅光煦要張韜和李士群少接近，以免牽連的話，對照自己，覺得自己因“清鄉工作”的關係，與李交往較密，為避免今後的麻煩，在行跡上仍與李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同時汪看到人與人的關係，這樣可怕，因此也流露了內心的憂慮，這些當然也瞞不了特務頭子李士群的。就在上海日本憲兵隊特高科長岡村少佐，暗中給李士群吃毒藥的前一天，李士群知道汪曼雲回上海了，親自打了一個電話給汪，約汪次日晚上到他家裡去吃夜飯，並要汪的太太一起去，因為葉吉卿要請她叫西菜。汪因李親自來電話相約，盛情不便推卻，於是全部接受了。第二天的傍晚，就帶着他的老婆吳之璇，到了愚園路李家。這時李沒在家，葉吉卿便對汪說：“士群因為臨時有個約會，去一去就來，再來陪你吃飯，請你等一等吧!”汪連說：“滿好滿好。”後來太太們坐攏來吃西菜，汪因為在座的都是熟人，也坐下去吃了一兩道菜，幸而打了這個基礎，才免得飢腸轆轆，因為這晚李將近十點鐘才回來。李士群回到家裡看到了汪曼雲，連說對不住，對不住，要你餓肚皮了，說着便往浴間裡跑。汪以為他是去解溲的，其實是去摳喉嚨，想把吃下的東西嘔出來。或許因為時間過久了沒嘔出來，也因為時間的關係，只好陪同汪到下面去吃飯。李在喝酒時興奮地告訴汪說：“曼兄，我今天非常高興，熊劍東被我用鈔票把他打倒了，做了我的俘虜了。周佛海是利用熊劍東過去為了老丁（默邨）殺曹炳生父子的誤會，挑撥熊和我鬧摩擦，甚至到了短兵相接地步，這件事被我的一個日本朋友岡村少佐知道了，岡村與熊是好朋友，岡村不願看到我二人不和，所以與我們拉場解釋誤會，使我們由冤家變為朋友。今天岡村與熊都有空，因此臨時來約我的。直到現在才回來，累你餓肚子了。”

或許因為李太興奮了，況且桌上除夏仲明外，並無別人，因此他把這件事繼續說下去。李說：“當我和仲明到百老匯大樓岡村家裡的時候，熊劍東已先我而在了。本來都是熟人，也用不着主人介紹，但仍首先由岡村講了話，他說：‘李閣下與熊先生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有為青年，大家正可以為國家與‘大東亞’做許多的事，即對自己個人來說，前途也是光明偉大的，不意兩位竟為部下的事發生誤會，這是很不幸的。這件事據李閣下說當然是別人的主張，據我知道也是這樣，這根本是受人挑撥，更不是什麼深怨宿仇，即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你們中國不是有句話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結嗎?何況兩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且又同在一起，我更不能看你們兩位這樣下去，變了不是冤家也是冤家，這不論對個人和國家來說，都是損失。所以我本着和兩位的友誼，非邀請兩位來替你們拉場，把誤會解釋明白不可。兩位都能接受我的邀請而惠然光臨，我覺得非常高興和榮幸，並希望兩位通過今天，我們友好的會見，能盡釋前嫌，成了好朋友，向大的方向進行合作，若能如此，即叫我粉身碎骨為你們幫忙，我也是非常樂願的。’”“岡村的話，從感情表現來說，確是出於肺腑的。當時我很感動，且我對熊劍東本來沒有什麼，曹炳生父子的死，是老丁的主張，我又何必代人受過?因此我把當時情形，向熊做了解釋，但我當時沒有向丁勸阻，這是我對熊十分抱歉的。熊聽了我的話後，說：‘今天的會見，我們倆應該深深地感謝岡村科長的深情厚意，沒有他今天的邀請，我就不可能聽到李先生的這番話，也不可能使我知道當時的真實情況，我們之間的誤會，也不可能得到消除。我是一個軍人，是個粗坯，唯其是個粗坯，自詡我也是一個爽直的人。我們現在既一言釋嫌，化敵為友，我也把佛海他們和我的關係，以及導致我和李先生在今天以前的這種情況來談一談。曹炳生父子的事，沒經李先生解釋，經別人的挑撥，我確誤會很深的。佛海他們便利用我們之間的誤會，為他們作馬前卒。我明知道他們在利用我，我為了自己的前途，也樂於為他們利用，以他們作為我的政治靠山。其實，憑我這個人，也不是周佛海可以利用我的，說句實話，我只把周佛海當跳板而已。我自己有我的打算，這個打算我還沒向人吐露過。’”李士群談到這裡，端起了酒杯喝了半杯白蘭地，吃了一些菜，又對汪繼續說：“劍東把他沒有向人吐露過的打算，能夠向我吐露，這是真誠釋嫌的最好證明。我便對熊說，我們既做了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大計可得聞乎?熊便說，現在我們間還有什麼不可相告的呢?我環顧我們的和平地區，只有浙東尚屬是個軟檔，我的意願，是開闢浙東，再圖發展。在政治上不論是盟幫（指日本）或中國方面，都已不成問題，現在最大的困難，倒是經濟，使我非常躊躇。我問熊需要多少，熊說，500萬。我便接着說，好!僅這一個‘好’字，我已看到熊劍東與岡村已感到意外。沒想到我在好字之後又接着說下去，我送你1000萬。這句話幾乎像個春雷，使他們兩個人聽了直跳起來，立刻緊握着我的手，對我說，李先生，我一生沒看到過像你這樣豪爽的人，要不是岡村先生為我們安排這樣一個會見，我不但把一個好朋友失之交臂，而且……唉!不說了，慚愧，慚愧!不過今後我們是好朋友了。我們兩個人都是年輕有為的少壯派。岡村插嘴說：真是年輕有為，我應該為你們祝賀。於是叫人開威士忌，開汽水，大家感情很融洽。我叫熊劍東在一星期後到蘇州向黃敬齋（偽江蘇省政府秘書長）拿錢，因為這樣把時間弄晚，累你久候了。”李又慨然地對汪說：“錢究竟是好東西，熊劍東想張羅200萬，連財政部長周佛海都不夠格呢，沒想到我李士群一出手就給他1000萬，也說明我誠心要交熊劍東這個朋友，但實際卻被我的鈔票把他俘虜過來了。周佛海錢雖多，可是用錢沒有魄力，他的失敗將來就在這裡。”夏仲明乘機又吹拍了一通。李便說：“我們來干兩杯。”

飯後李又請汪到他的書房。進屋後李推上了門，坐了下來，說：“曼兄，聽說你近來很消極，為什麼?”汪說：“沒有什麼，我的個性本來是個溫吞水，對什麼事都不熱哀，所以也談不上是消極。”李說：“不消極就好，我們都很年輕，前途是大有可為的，不過人老是在這個環境中，是要厭倦的，你要是不願意在南京，想換換環境，我想請你到蘇北去。張北生在那裡，雖是行營參謀長，由於他在那裡是土生土養的，大家知道他的道行，別說李長江不買他的賬，即陳瞎子（偽和平軍一個師長）也沒把他放在眼裡，你看一個師長都如此，叫北生怎麼搞得下去?我想把北生調回來，請你去一下，用什麼名義，我再和汪先生商量。蘇北現在雖不屬我‘江蘇省政府’管（日本的政策分而治之），但我自信在汪先生那裡，我有充分發言權的。你在南京久了，各方對你都有好感，你去要比北生有辦法得多，你不妨去試試看，你到了那裡，我們雖是一江之隔，南北分治，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它統一起來的，你看怎樣?”

汪說：“我對做官，並不怎樣熱心，甚至可說是懶漢，為什麼會有這種思想?這也由於我有自知之明。我並不是妄自菲薄，自知我這塊料，並不是獨擋一面之材，輔佐別人，或許勉強還可以。你的一番好意，我非常感激，但我對這件事既乏興趣，更無信心。有了這種思想，也決不會把事情搞好，我覺得你還是早點另行考慮考慮對象吧！至於我最近想到上海來，想恢復老本行——做律師兼做生意，就是為了不做官，這一點要你諒解了。”李約汪來吃夜飯，主要就是為了這件事，見汪拒絕，一時說不下去，只好改口說：“曼兄你再考慮考慮，我們慢慢再談。”李次日要到蘇州，汪也要到南京，於是相約在車上再見面。上海到蘇州距離很近，在火車上人又多，當然沒什麼好說的，只是李還沒有死心，在蘇州下車前一剎那間，還對汪說：“曼兄，我昨天的話你再考慮考慮。”汪唯唯否否一陣，便對付過去了。

汪到南京過了一晚，為了要到浙江去視察，在第二天下午又搭車去上海，車過鎮江，見偽江蘇省教育廳長兼鎮江地區清鄉督察專員袁殊上車，汪便問袁殊到哪裡去?袁說：“去蘇州，去看看李先生，因為李先生病情非常重。”汪聽了一愣，覺得奇怪，便說：“我昨天和他同車，他在蘇州下車時還是好好的，怎麼會突然生起重病來?”袁說：“我也聽說他昨天回蘇州的。”汪對袁說：“你到蘇州看到李兄，說我要到杭州去視察，蘇州我不下車了，等我視察回來，再去看他。”汪到上海過了一夜，翌晨便搭車去杭州了。

那時的偽浙江省政府主席是傅式說，當晚就在偽省府的戲台前大張筵席，歡宴汪曼雲，除偽省府各廳處局的要員，與來開會（偽省府似在召集什麼會議）的各縣長與保安隊長等外，還請了兩個陪客，一是偽特工總部的杭州區長萬里浪，一是汪偽第一方面軍的師長程萬軍。

原來汪精衛到上海之前，陳璧君已由香港到了上海，這“和平運動”的策動已醞釀了好久，牽線的人，並不是褚民誼，而是一個大家料想不到的大學教授傅式說。

傅式說純粹是一位學者，向來不談政治，也沒有做過官，私生活嚴謹得很。他寫的學術性文章也極著名，是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同班同學。中日戰事愈演愈烈，沒有一個收拾的方法，那時節傅式說還在上海執教鞭，近衛就要他出來設法斡旋，約定如果汪精衛發出“和平”宣言，近衛就會有同樣宣言響應發表，當然還談定了雙方可以接受的“和平”條約，而且日本願意趁機退兵，結束這場戰爭。這一段，是褚民誼在酒後吐露出來的，大家疑信參半，靜觀其變，因為近衛是一個文人，軍人另有軍人的一套，特別是陳璧君要求數目驚人的“和平”運動費用，日本特務完全應允，不知其數的鈔票，交給陳璧君，於是陳決意聽日本人擺布。所以後來偽政府成立，傅式說先做鐵道部部長，所轄的鐵道只有短短的從下關到城裡，後來又調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傅式說入席不久，便有人來找萬里浪出去。萬是當地特務頭子，有人來找他也是意想中的事，所以大家並不十分注意。正當要上大菜的時候，萬回來對汪曼雲說：“我有一個意外消息告訴你。”遂把汪引到外頭。

汪怕萬開玩笑，因對萬說：“別開玩笑，要上大菜了，要這麼多人等我太不好意思，有話就說吧!”萬四顧近處沒有人，才輕輕地對汪說：“我得了一個奇突的消息，說李先生死了!”汪曼雲一聽。思想上立刻聯繫到周佛海與張韜的話，以及李士群告訴他那晚與岡村、熊劍東會見的情況。在意外緊張的情緒下，因而也衝口而出，問萬：“會不會中毒？”萬畢竟是個老特務，很敏感，聽了汪的話，便反問汪：“你怎麼知道中毒？”這一下把汪曼雲倒將了一軍，因為不好直說，幾乎解不了圍。只說前天我和他同車，還是歡蹦亂跳的，驟然一病死去，所以我想會不會中毒。萬說：“我也覺得奇怪，因為我至今沒有收到蘇州的電報。”汪問：“那你這個消息從哪裡來的?”萬說：“是友邦方面——梅機關。”汪說：“那你親自去問問清楚，我等這裡上了菜再來。”萬說：”好，不過這個消息，你對任何人不要談。汪說：“當然!”於是分了手。

汪回到席次，向主人道歉，主人便舉杯，一聲請字，汪算是應付過了一個儀程。等上第二個大菜時，汪便推說另外有事，先辭了出去，隨即驅車去西湖葛嶺半山的梅機關。汪正上山的時候，仰首看到萬里浪已踉蹌地下來，近前一看萬正在泣不成聲。汪說：“那是真的了?!”萬隻是點了點頭，於是轉身跟着汪重又上山。當他倆進了梅機關的客廳後，梅機關的機關長陸軍大尉中島信一，便出來接見了他們。梅機關的機關長本是少將影佐禎昭，後來影佐做了汪精衛的最高級軍事顧問，就把梅機關改成軍事顧問部。後來汪精衛的最高軍事顧問是以一個特務機關的機關長來做，總覺得太露骨，於是在軍事顧問部之外，仍保存梅機關這樣一個特務組織，另以中島來做機關長，以示這個特務機關與汪精衛的最高軍事顧問，已一刀兩斷。中島現在的軍階雖低，是一個大尉，但資格卻是很老。他和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板垣征四郎是日本陸大的同班同學，是日本少壯軍人的頭兒。日本首相犬養毅的被殺他是主使人，因此被遞奪了軍職，直到侵華戰爭，才重被起用．要不是犬養毅事件，他至少是個少將級了；他和汪曼雲是熟人，汪一見了他，便問：中島說:汪進一步問:

“是真的?”“不錯!”“究竟中什麼毒死的?”中島說:“他是中了阿米巴菌的毒，真是慚愧!”

汪與萬對阿米巴菌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可說莫名其妙。中島似乎體會到這一點，不待他們詢問，便進一步解釋說：“這阿米巴菌是以患霍亂的老鼠拉出來的尿培養出來的細菌，只要你吃進一個，一分鐘就培植一倍，在培植期間一無徵象，也無絲毫異樣的感覺，直到三十六小時後，培植已到了一個飽和點，便突然爆發，上吐下瀉，完全是一種霍亂症狀。到了這步境地，已是無法挽救。因為細菌在人體內專起破壞白血球的作用，使人體內部的水分，通過吐瀉排泄殆盡，所以死後的屍體往往縮小得會像猴子那麼一隻。”接着又提出了他的想法：“不過我覺得很奇怪，李閣下怎會中這毒?因為這種東西，只有日本有，在日本先後發生過這案子十八起，可是沒有一起救活的。”言下對李也會吞下這件寶貝，頗有莫測高深之感。大家也只好相互汪精衛與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板垣征四郎交談欷歔而已。接着中島似有所感的問汪：“你看現在最要緊的問題是什麼？”汪說：“莫如特工總部與江蘇省政府商討李死後的繼承人問題，這是馬上就應作出決定的。”中島聽了連連地說“所咾所”幾下子，似乎汪的話，正擊中了他的思想深處。因時已晚，汪與萬便告辭出來。

翌晨，萬里浪便急急忙忙離開杭州去蘇州，汪因需參加安徽省在南京召開的關於蕪湖地區的清鄉會議，便匆匆回寧。到南京後胃病大發住院，所以李士群入殮，汪沒有去參加。

李究竟怎樣死的，以及死前死後的情況，直到汪扶病到蘇州去弔孝，才知道了一些情況。據夏仲明說，李士群就是約汪到他家裡吃夜飯之前，在岡村家裡中的毒。李在未去之前，是看到這一點的，覺得會無好會，不可無備，曾與我（夏自稱）約定到了那裡，凡是他們的東西，什麼都不吃，連茶水、香煙也不例外，甚至還關照跟去的保鏢，要是過了兩個鐘點，我們還沒下來（因岡村是住在蘇州河口外白渡橋的百老匯大廈），他們就衝上來。我們到了那裡就是這樣做的。後來大家說得投機了，覺得這樣堅持下去，反而引起對方的誤會，與我們去的目的不相符，因此由李主動，逐漸開放，先彼此敬煙，而後開汽水喝酒。

就在這個時候，有個日本女人捧出一碟牛肉餅來，岡村就自我介紹是他的老婆，擅長做牛肉餅這種小菜。這是她的拿手傑作，現在聽說李部長惠然光臨，真是蓬篳生輝，所以特意做了這點小菜來請李閣下嘗嘗，以表敬意!這個女的把餅放在李的面前，轉身就進去了。李因只有一盤，倒有些懷疑了，因此不敢吃，把他推給熊劍東，說熊先生是我所欽佩的朋友，應該熊先生來。熊又把它推回來，並說李部長是今天的貴客，岡村太太是專誠為你做的，這裡我是常來的，我決不敢掠美。李又把它推到岡村面前，說還是主人自己來吧!岡村說我太太為了對李部長表示敬意，特意做的，我若吃了豈不要給我太太罵死?李還想推卻，正在這時岡村的老婆又在盤裡託了三碟出來，在熊和岡村及我的面前各放了一碟，這時四個人都有了，李也不好意思再推卻。岡村並說：我們日本人的習慣，以單數為尊敬，我們四個人，所以分成一、三，作兩次拿出來，以示對特客尊敬之意。在日本送禮也以單數為敬，你送他一件，他非常高興，你多送他一件，反而不愉快了。說得大家都笑起來。李對日本送禮要成單數，這個風俗是知道的，於是方才的懷疑，也因岡村的解釋而消失，四個人只有李的一碟吃了三分之一，我們三個人都吃個精光。這樣時間已過兩點鐘了。李早在事前要我下去關照小龍（李的副官）他們，過時不必衝上來了，因為那時不是預期的情況了。不幸他為日本特務伎倆的偽裝所迷惑，感情上一麻痹，便鬆懈了自己的警惕，把原定計劃放棄了，遂上了日本特務的圈套，終於因之送命。所以李在死前曾要拿槍來自殺，說是：“我死倒不怕，可是我做了一生的特務，不料自己還陷落在特務的泥坑裡，真是一世英名休矣!這是我自己對不住自己的。”

在蘇州駐有一個日軍師團部，師團長小林中將是蘇州地區的“清鄉”指揮官。平時李士群對他卑躬屈膝，唯命是從，所以小林對李頗有好感。當李的病情發展到高潮的時候，小林因為不知道這是他們日本人自己干的，曾帶了他師團部的軍醫官和華中鐵道會社的一個鐵路醫官來看病。李看到了小林，以為他是來看看自己是否已死?要是還沒死再來干一下的，於是一反過去脅肩諂笑的態度，變為聲色俱厲，指着小林大罵“給我滾出去!”小林雖是說明來給他看病，李卻堅決拒絕，不要他看，更不要吃他的藥。後來小林與葉吉卿商量，給李檢查檢查，復經葉吉卿再三勸李，以不吃藥不打針為條件，這才使雙方同意。

檢查結果，證實是中了阿米巴菌的毒。中島對汪曼雲講的話，就是根據小林師團部軍醫檢查診斷出來的。因在這個時候，三方面（岡村、中島、小林）都沒任何聯繫，不然李暴病死了，還不知道是怎樣死的呢。現在總算解鈴系鈴都是日本人。

日本人是專講聯絡的，為什麼這樣重大的秘密會事前沒聯絡好？實際情況我們固不清楚，可能由於一經聯絡，個別部門（尤其是梅機關，因為他是一貫指揮76號的）會有意見，不是殺不成，就會泄露秘密，所以與其事先聯絡，不如事後通知來得妥當，即便有意見，人已死了，也只好同意。據傳李士群死後，小林因為是個中將級的師團長，日本憲兵奈何他不得，一個軍醫與鐵路醫生，都受了處分，解回日本。

李士群經日本醫官斷定為中毒後，一面把上海江蘇省立醫院院長儲麟蓀找來進行急救，一面電馬嘯天、楊傑、晉輝等來蘇。馬嘯天趕到蘇州的時候，儲麟蓀正在給李打鹽水針，這時李的血管已逐漸硬化，但他還認得馬嘯天，他懊悔地對馬說：“嘯天，我悔不聽你的話!”因馬嘯天過去也曾勸過李以退為進。至楊傑去的時候，李再三地對楊說：“那傢伙（指熊劍東）與大塊頭蘇成德不要忘記，這是我的遺命，也是紀律，你必須執行!（就是幹掉他們），尤其是大塊頭，不要忘了。”楊傑似安慰般地回答說：“你放心，我絕不忘記的”。熊劍東固是這次謀殺他的冤家，沒想到蘇成德投奔了林柏生，竟會使李恨得比殺他的冤家還要深，這真是誰都沒想到的。

李士群一死，李的親信和他的老婆，為了他的所謂“生榮死哀”，推馬嘯天到南京去，向汪精衛要求四事：一、要把李士群“國葬”；二、要汪派代表致祭；三、要汪精衛給一件紀念品殉葬；四、要汪精衛題墓碑。汪精衛對這四個要求，除國葬說是經提交偽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改為“公葬”外，其他三事，全部照辦。汪派行政院秘書長陳春圃致祭，紀念品是一方田黃圖章，墓碑是“李士群先生之墓汪兆銘題”十一個字，在李士群大殮的前一天，由馬嘯天陪同陳春圃，帶了偽中政會的決議及那方田黃圖章和汪親題墓碑字來到蘇州。

李的屍體雖已縮得像猴子那麼一隻，可是還是用了一口頂大的楠木棺材成殮。李本人雖死，當時的偽江蘇省政府還在秘書長黃敬齋的控制下，各部門掌握在他的蝦兵蟹將手裡，省庫有的是錢，因而極盡其鋪張之能事。好在用不着他們掏腰包，反正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來弔喪吃豆腐的，都是李生前的嘍囉頭目，和各縣的大小漢奸。當地的日本侵略軍，如師團長小林、江蘇聯絡部長金子，以及蘇州的憲兵隊長等也都是貓哭老鼠般的來作弔客。入殮後即“移靈”上海，少不得又來一個大出喪。當出喪行列路過南京路國際飯店時，李士群的老部下，76號的行動總隊長、軍統特務林之江，帶了十幾個嘍囉攔住了李的棺材，不讓通過，說是他替李士群搞了許多錢，非要李的老婆，擺句閒話出來不可，後來經人說好說歹，才給放行，使這個神氣活現的大出喪出足了洋相，真是大煞風景。當天就葬在虹橋路上的萬國公墓。

       李的棺材雖已運出蘇州，可是日本憲兵謀死李的傳說，仍流傳很盛，大概日軍生怕引起其他惡劣反應，於是，由其駐蘇州的憲兵隊長又表演了一套猙獰畢露的“城下之盟”。在一天晚上，蘇州的日本憲兵隊長派出幾個憲兵，把76號在蘇州的幾個特務頭兒，如傅也文、胡均鶴、謝文潮之流，以及偽江蘇省政府的各廳、處、局長，分別召到李家，並叫他的憲兵把守了李家的大門，把這些人連同葉吉卿，聚集在大廳上，然後當眾宣布說：李士群的死，我們是同深哀痛的，意外的是你們在李死後竟放出了一個惡毒的謠言，說李士群的死，是我們日本憲兵毒死的，這是絕對的造謠，我們日本憲兵是代表日本天皇執行憲兵任務的，會做這樣的事情嗎?你們的造謠不僅對我們日本憲兵是最大的誣衊，也是對我們日本天皇的大不敬，這是不能容忍的!我們為了要證實我們憲兵是不幹這種事的，這幾天我們進行了調查，已得到了兩個線索，李士群的死是你（用手直指葉吉卿）和儲麟蓀，把他害死的。這時大家以驚奇的目光突然集中到葉吉卿的身上，而葉吉卿也像一下子觸痛了她的靈魂似的，在眾目睽睽之下，委實抬不起頭來，說了隨你瞎講吧，接着就拿出女人的看家本領來，流着眼淚嗚嗚地哭起來。日本憲兵隊長更不含糊，繼續講下去：據我們調查，你和儲麟蓀通姦，生怕給李知道，大家沒命，於是先下手為強，把李毒死，以免東窗事發。葉吉卿聽到憲兵隊長對她將的這一軍，把她的醜事這樣的當眾宣布，真是又羞又恨。明明自己的丈夫是給他們毒死的，現在卻給他們利用她與儲麟蓀的醜事，反打了一記耳光，使自己有話說不出，只好放聲大哭了。那個日本憲兵隊長看到葉這麼大哭起來，就把對葉的話說到這裡打斷了。於是便提了第二個線索，他說這第二個線索，李的死也可能是吳世寶的老婆佘愛珍把他毒死的，因為吳的死是李主謀毒死的，佘愛珍為了替夫報仇，也把李士群給吳吃的東西，暗裡給李吃，所以吳與李的病情經過與死後的情況，都是一樣的。李士群要是被毒死的話，佘愛珍也是一個重要的同夥與嫌疑。假使這個謠言不止，我們為了要拿事實來闢謠，我們一定要把你們三人逮捕起來，進行偵查，以期得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不過這樣一來，不僅李士群與你們三人出乖露醜，聲名狼藉，對南京政府來說，也不好看。且我們知道李確是因病而死的，我們不願把這件事情來擴大。不過對我們日本憲兵的造謠誣衊，必須立即停止並應該書面承認李確是因病死亡，並無別的緣故。我們和李士群生前也是好朋友，在他死後，為了顧全他的名譽，對他的家屬的錯誤，也可曲予原諒。現在我們有一張書面聲明，要大家簽名承認，否則我們就要把葉吉卿、佘愛珍、儲麟蓀三人立即逮捕，何去何從，應該立即決定!於是大廳里便東一堆，西一堆地開起小組會議，竊竊私議起來。這些人平時凶神惡煞一般，可這時在日本人面前，都像老鼠見貓一樣，連骨頭都嚇軟了。於是彼此相視了一下，以目光代替了語言，都乖乖地表示接受。這時葉吉卿雖在號啕大哭，想用此來迴避簽字，事實卻容不得她，不僅日本人氣勢洶洶，即一群漢奸，也生怕事情會弄到自己身上，都連勸帶逼的要她屈從，於是在這張紙上簽了字，立下了城下之盟。

李士群死後，熊劍東的1000萬，雖落了空，卻由他從周佛海那裡領了三百萬元錢去送給那個所謂岡村老婆的日本藝妓，算是她這次藝術表演的酬勞。這是偽財政部的總務司長，周佛海的大舅子楊惺華於事後親口對汪曼雲說的，這筆錢就是由楊經手的。

對李士群之死，大漢奸頭子汪精衛，曾感慨地對汪曼雲說：“日本人竟會這樣不講信義的!”汪精衛的感慨，暴露了他的真實思想：自己的命運與他手下76號的特務頭子李士群，正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於是才有這兔死狐悲之感!

汪偽特工總部的頭子李士群一死，為繼承人問題，76號內部爭得不可開交，最後由日本人拍板，改組機構。因此，李士群之死，標誌着76號的瓦解。當然，魔窟的徹底覆滅，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

       蘇成德(1900—1947)　　1921年，蘇成德於濟寧中西中學畢業後，隻身去濟南謀工，結識了中共山東省地下黨組織負責人王盡美、鄧恩銘，參加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2年9月，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前往青島，在日本大康紗廠當了一名援紗工師。1925年年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3月，工會成立了罷工執行委員會，蘇成德被推舉為罷工總指揮。1926年進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此期間，他以旁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被調往上海，先是安排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後調中央政治局特科。1932年下半年，上海互濟會閘北法南區總會遭到國民黨情報機關的破壞。區總會的中共黨員損失慘重。蘇成德因不堪鬥爭環境的險惡，而選擇隻身來到南京，投靠了國民黨中央黨組織部調查科(即中統前身)，並將所掌握的關於上海、南京等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情報作為見面禮全盤供出。因立功表現突出，調查科主任徐恩曾不僅特許蘇成德加入中國國民黨，還委任其為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設計委員，專門對共產党進行破壞方面的研究設計。蘇成德的叛變，使上海南京等地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致使大量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被捕。1933年初，化名吳德的蘇成德被徐恩曾提升為特工總部行動隊長兼總部看守所主任、“自新人”招待所所長，全面負責對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偵破工作。　　從蘇成德叛黨投敵到升任國民黨特工總部總行動隊隊長僅僅一年的時間裡，經由他手被特工部逮捕殺害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就有數百人之多。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7年12月13日，中華民國首都南京淪陷。1939年7月，蘇成德脫離中統局改投漢奸特務組織，任汪偽特工總部南京區區長，從此成了兩黨叛逆。1940年成為汪偽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委員。1941年8月又出任汪偽特別警察署署長兼汪偽首都警察廳廳長兼汪偽軍事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授中將銜。1942年4月，任偽警察總監署總監，授上將銜，組建特務組織“東方國際通訊社”。同年6月，任偽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1943年1月，任汪偽政治工作局局長，組建代號為“成和通運公司”的特務組織，編發《新路東報》進行反共宣傳。　　1943年底，蘇成德被調往上海，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兼一、三局副局長和教練所所長。1944年初，見日本敗局已定，欲重返中統局的蘇成德在上海成立了“建國社”，打着“反共建國”的旗號，掩護國民黨中統特工在上海活動。1945年1月，蘇成德任上海市清鄉事務局局長。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汪偽政府也隨之土崩瓦解、作鳥獸散。

　　1946年4月9日，蘇成德在上海海格路540號的家中被國民黨中統局逮捕。1947年8月9日，以漢奸罪，被處決於上海提籃橋監獄。

高冠吾（1905年－1957年），江蘇崇明（今上海崇明縣）人。早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隨後歷任廣東江防司令部參謀長，大本營諮議、廣東省航政局監督、貴州督軍公署參謀長等職。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任汪氏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綏靖部次長，南京特別市市長。 1940年3月汪氏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及南京市市長、江蘇省主席、安徽省主席、江西省主席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