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早的文稿

　　鲁先圣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著述宏富，存世文稿数百万言。但是，他最早的文稿是哪一篇?

　　1912年，湖南省立一中始建，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在普通(科)一班读了一个学期。在就读的这个学期的6月份，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大赛，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参加比赛，得了满分，并夺得头名。这也是公认的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的这篇短文，受到了当时的国文教员、晚清秀才柳潜的极力赞誉“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并作了如下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作为班主任和国文老师的柳潜，头一个翻出来的便是毛泽东的卷子。举贤不避亲的柳潜，写毕评语后破例给了满分。看到学生写出了这样才情纵横的文章，柳潜喜不自胜，拿给同事传看，同事们也一致认为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完全赞同柳先生的高度评价。

　　作文仅500字，柳潜的眉批和总评就有150字

　　这位晚清秀才无疑具有爱国爱民思想，他的这个批语以及后来毛泽东跟随他读书的经历，显然影响了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和文风的形成。后来毛泽东的发展，也足见这位秀才老师“目光如炬”的识人之明。

　　毛泽东文中的“三叹”乃有感而发。法令本来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的。老百姓惟恐不颁布好法令或虽颁布而不实行、不生效。他们自然会竭尽全力维护这样的法令，岂有不信之理?如果法令本身不好，不但不能使人民得到幸福，还会使人民担心其产生的危害，老百姓自然也会竭力阻止这样的法令施行，你要他们相信也是绝不可能的事。这本是国家、百姓、法令三者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商鞅却不得不先演出“徙木立信”的一幕，这说明当时这三者关系是不正常的，怎不令人感叹?

　　让我们看看毛泽东的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从这篇才华横溢的作文中，我们自然不难看出青年才俊毛泽东的逼人锐气和洞察时代的深刻见地，柳先生不惜笔墨用“恰似报笔”来高度平价学生对于社会时事的锐利。

　　“报笔”说的是报上文章的笔锋，此处指新闻评论笔锋。当时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嗅觉灵敏，立论锋利、思想广博、议论新颖，行文流利畅达，文思如涌，极富鼓动性。梁启超笔锋无数次打动过毛泽东，也一直为毛泽东所学习和效法。

　　柳潜并不喜欢弟子读那些内容老化、与时代脱节的文章，平时教授作文就有意引导学生学习梁启超。解放后，毛泽东曾向老师符定一打听柳潜的下落，得知“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可惜了。袁大胡子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今天看来，当年柳先生对“报笔”文风的倡导和引领，为青年毛泽东走向波澜壮阔的时代前沿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毛泽东最终成文章大家，毫无疑问，也得意于柳潜先生对“报笔”风格的激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