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6月初，正在韶山與毛澤東一起發動農運的毛澤民，被中共湖南黨組織派往長沙，領導五卅慘案湖南“後援會”的工作。臨行前，一向憨厚老實的毛澤民作出了一個讓全家人都意想不到的沉重決定—與相濡以沫12年的結髮妻子王淑蘭離婚。

　　王淑蘭是湘鄉縣團田區劉家灣一個窮苦農民的女兒。因母親文七妹常年身體多病，這麼大的一個家需要有個能幹的兒媳操持家務，儘管長子毛澤東還沒有成家，毛順生夫婦還是先為17歲的二兒子毛澤民完婚，將王淑蘭娶回了家。毛澤民在毛家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四，按當地風俗習慣，王淑蘭被本家和韶山的鄉親們稱為“四嫂”。

　　王淑蘭與毛澤民同年。她性格開朗潑辣，說起話來快言快語。自打她來到上屋場，家裡就充滿了生氣，整日裡笑聲不斷。每天清晨，她總是第一個起床，生火做飯，收拾房間，灑掃庭院，縫補漿洗，餵豬養雞，房前房後，屋裡屋外忙活不停。婆婆常年病臥在床，她端茶送飯，洗衣擦身，照顧得周到細微。她與鄰里的關係也非常融洽。

　　毛澤民成家後，毛家開始走向興旺。父親外出跑買賣，種田持家就全靠這對小夫妻。勤勞、善良的共同本性，營造一個富裕殷實的小康之家的美好願望，使毛澤民和王淑蘭兩顆樸實的心緊緊地貼在一起。

　　別看王淑蘭是個地道的農村小腳婦女，不識字，對外面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但她開通豁達。每當大哥毛澤東從省城回來，總是要給家人講一些外面的新鮮事情，王淑蘭的視野漸漸開闊起來。

　　1925 年初，毛澤東和毛澤民一起回到韶山沖，發動農民運動，王淑蘭也參加到革命的行列之中。大嫂楊開慧有文化，參加革命早，懂的革命道理多，王淑蘭就虛心向她求教，學習發動和領導群眾運動的工作方法;王淑蘭在韶山群眾基礎好，又能說會道，在走村串戶發動婦女群眾的具體工作上，楊開慧格外倚重她。經過兩妯娌的共同努力，韶山沖的婦女姐妹們也行動起來。她們和男人們一樣，進宗祠，上夜校，加入秘密農會，在韶山沖頂起了半邊天。

　　這樣一個賢惠孝順、通情達理、嚮往革命的好媳婦，毛澤民為什麼要與她離婚呢?莫非他進了省城，生活在一群讀書人中間，思想感情起了變化?

　　走出韶山沖，投入工農革命運動的偉大實踐，使毛澤民真正體味到毛澤東所說的“去參加一些有利於我們國家和民族以及大多數人的工作”的真正含義，革命是要流血的，是要掉腦殼的!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剛剛興起，工農大眾的力量較之反動派還顯得十分弱小。1923年發生在北方重鎮鄭州的二七慘案和近日發生的上海五卅慘案都強烈地震撼着毛澤民的心。眼下，大革命的序幕已經拉開，一場殊死搏鬥就在眼前!

　　毛澤民心裡明白，自己今後的人生只能在極度危險中度過。妻子是個小腳，不可能跟隨自己在外面奔波闖蕩，留在家裡危險更大。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民痛下決心，作出不容反悔的鄭重決定。

　　就在那個晚上，毛澤民坐在小油燈下，像往常一樣和王淑蘭拉了一會兒家常，囑咐一些家裡的事情。

　　他說：“遠志娘，我要走了。長沙最近發生了血案。停在湘江的日本軍艦向遊行示威的中國群眾開炮，打死打傷了許多人，黨派我去長沙工作。我什麼時候回來不好說，能不能活着回來也很難說……你跑不得路，不能跟我一起出去，就住在家裡吧……我給你留些錢，做生活費，你要把女兒帶好啊……”

　　王淑蘭認真地聽着，不住地點頭。

　　直到最後，毛澤民才說：“我考慮了很久，為了你們母女的安全，我倆還是離婚吧……”

　　“離婚?”這對一個傳統農村婦女來說是多麼的殘酷!在宗祠，在家族，又意味着什麼?霎時間，王淑蘭眼前一片漆黑。

　　王淑蘭極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在片刻沉寂之後，她抬起頭，深情地凝視着丈夫，在微弱的燈光下，他那張樸實的臉龐是那樣坦誠，那樣剛毅。王淑蘭深知澤民的為人，此時此刻，他作出這樣痛苦的決定，一定有他的道理。

　　王淑蘭爽快地對毛澤民說：“我生是毛家的人，死是毛家的鬼。你就放心地出去幹革命吧，我會把遠志帶好的。”

　　5月5日，女兒遠志剛剛過完3周歲的生日。懂事的孩子望着父親眼角滾下的兩行熱淚，她只知道父親又要去遠行，卻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父親這一走竟是生離死別，此後她將再也無緣見到父親!

　　此時，毛澤東也在韶山沖，當他得知澤民的決定不可改變時，就勸慰王淑蘭說：“四嫂，你就住在上屋場吧，你是我們毛家的人!”

　　王淑蘭輕輕擦拭着滾出的淚水，堅強地點了點頭。

　　毛澤民走了。時隔不久，反動省長趙恆惕便下達通緝令，派兵捉拿毛澤東和毛澤民，以除心頭之患。王淑蘭更加明白了丈夫的良苦用心。

　　王淑蘭沒有停止革命的腳步。1926年，她加入了共產黨，投入到湖南農民運動的偉大鬥爭之中。

　　不出毛澤民所料，大革命失敗後，在蔣介石“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白色恐怖之中，家鄉韶山也遭到劫難。王淑蘭被反動派當做“共黨頭目”的親屬被抓走了。韶山的鄉親們寫了一份證明毛澤民已和王淑蘭離婚的字據，以全村人的名義，將王淑蘭保釋了出來。王淑蘭出獄後，帶着5歲的女兒，忍痛離開韶山，轉移到長沙，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29年5月，因叛徒告密，王淑蘭再次被捕，被關押在國民黨長沙陸軍監獄。直到1930年7月，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進攻長沙時，王淑蘭才和難友們一起衝出監獄的牢門。

　　王淑蘭帶着女兒遠志和同獄的難友羅醒烈士的遺孤華初，在長沙東鄉榔梨市一帶艱難度日。由於地下黨組織屢遭破壞，她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王淑蘭曾靠給人家縫洗衣被、乞討要飯，維持一家三口人的生計，還要時刻警惕國民黨特務的追捕。為了撫養烈士的遺孤，王淑蘭只得狠心把剛滿10歲的小遠志送到富農家做使喚丫頭……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遠志也已經15歲了。她在家鄉的情況怎樣?有沒有讀書?王淑蘭一個人帶着孩子，處境肯定很艱難。毛澤民十分惦念家鄉的情況，便在上海寫了一封家信寄給王淑蘭。

　　多年來，王淑蘭的心中一直深藏着一個心願，就是等遠志長大了，一定讓她跟着伯伯和父親去幹革命。

　　1938年春節剛過，遠志和表姐章淼洪等人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終於在3月底到達革命聖地延安。

　　王淑蘭無限思念親人們，她已經到了武漢，卻中途返回。因為她的一雙小腳，先是不能與丈夫一起外出革命，後來又未能去成延安。但這一切，都沒有阻擋她革命的腳步。

　　從那時到解放戰爭勝利的十多年中，王淑蘭歷盡千辛萬苦，仍舊默默無聞地為黨工作。在敵特林立的白區，她曾擔任黨的地下交通員，獨立設立聯絡站，冒着生命危險掩護黨的上級機關和革命同志。她曾以討飯、洗衣、當保姆為掩護，秘密發動群眾，傳播革命火種。為迎接大軍南下，她動員組織基層黨員籌集糧食，支援前線……

　　十四年風雨同舟，第二任妻子錢希均與毛澤民在新疆分手

　　1926年夏日的一天，毛澤民正在上海培德里中央發行部機關聚精會神地工作，只聽房門被輕輕敲了兩下。他抬頭一看，一個圓圓臉、留着齊耳短髮的年輕女同志正站在門口。

　　毛澤民微笑着站起身來：“如果我沒猜錯，你一定是錢希均同志?”

　　錢希均爽快地點了點頭。

　　看着眼前身着紡綢短衫，舉止莊重的大老闆，錢希均有些不知所措。她從衣襟處抽出手帕，不停地擦着臉上的汗水，時而又不停地用手帕扇着風。毛澤民給她倒了一杯涼茶，又遞過一把蒲扇，隨着習習涼風，錢希均的心情很快平靜下來。

　　此時，已進入而立之年的“楊老闆”還是單身一人。一個生意人，形單影隻，很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黨組織從工作安全考慮，決定派紗廠女工錢希均配合他的工作。

　　錢希均還有一個哥哥叫錢之光，比她大5歲。諸暨人崇尚“耕讀家風”，儘管家境艱難，父親還是硬撐着讓錢之光讀書。在他18歲那年，父親因患血吸蟲病，撒手人寰。錢之光開始料理家事，除了種田外，還搞養蠶、繅絲和蠶絲販運，漸漸地學會了做生意。在錢希均之前，他也參加了革命。

　　在談話中，毛澤民向錢希均簡要地介紹了出版發行部的情況，以及她要完成的工作。毛澤民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這個發行機關是黨的宣傳部門的咽喉。你除了做好報紙和書刊的發行外，還要擔任地下交通工作，到中央機關和領導同志的住地傳遞秘密文件。要記住，安全、保密是一條重要紀律。你要儘量減少社會關係，少與外界來往，要保證黨中央和我們這個機關的絕對安全。”

　　當時，正是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革命形勢蓬勃發展之時。出版發行部的任務相當繁重。錢希均到來時，部里總共才有十幾個人，不僅要承擔出版發行工作，還要加印和組織調運大量圖書，滿足廣大群眾渴望閱讀進步書籍的需要。錢希均擔任交通工作，經常要到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住地取稿件或送清樣，還經常出入基層交通站。革命工作的鍛煉和考驗，使這位女工出身的共產黨員日漸成熟起來。這年年底，毛澤民和錢希均結為革命伴侶。

　　那時，他們住機關，除組織上每月發給每人15元生活費外，沒有其他任何收入。這些錢包括租房、吃飯、穿衣和一些日用開支。為了掩護身份，僅穿戴一項開銷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錢就更少了。毛澤民每月還要攢下一些錢，寄給在長沙鄉下的大嫂楊開慧和三個侄子，有時還要寄錢給在唐家(土乇)的舅父母。

　　毛澤民在生活上很節省。中午，他一般不回家。在印刷廠工作時，他就買兩個燒餅，用開水泡着吃。如果在外邊，他就在街上買一碗最便宜的陽春麵充飢。吃陽春麵與他老闆的身份很不相稱，街上到處都是“包打聽”。每當這時，他就有意拍拍自己的肚皮，用生硬的上海話說：“阿拉屋裡廂油水老大，在外面吃碗陽春麵，清清腸胃，倒也滿愜意的。”

　　看到丈夫日夜忙碌，身體日漸消瘦，錢希均很心疼。她每天回家早，總是做些可口的飯菜，等着丈夫回來。毛澤民很愛吃辣，有了辣椒，胃口頓開。但他有胃病，醫生不讓他吃刺激性食物。錢希均就儘量買些他喜歡吃的蔬菜做給他吃。

　　在最艱苦的日子裡，毛澤民常常思念家鄉。他經常向錢希均講起自己的大哥毛澤東。每當這時，他的臉上都洋溢着敬慕和思念的神情。錢希均雖然沒有見過大哥，內心深處卻充滿了敬意。

　　從1926—1931年6年的時間裡，錢希均跟隨毛澤民出生入死，創建並擴大黨的秘密出版發行工作。為了保護黨的秘密機關的安全，甩掉身後的“尾巴”，她經常多走很多路，巧妙地與敵人周旋。1929年夏天，20多個“包打聽”突然闖進協新印刷所，進行大搜查。正是出外辦事的錢希均及時發現了情況，立即向中央特科作了報告。中央負責人周恩來緊急部署了營救工作，使這場突發事件化險為夷。

　　1931年初夏，上海黨中央領導層連續出現叛徒。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毛澤民和錢希均撤離上海，到中央蘇區工作。這年秋天，他們來到紅都瑞金。錢希均終於見到了景仰已久的大哥毛澤東。初到瑞金時，他們夫妻與大哥大嫂住在一起，兄弟倆徹夜長談，錢希均則與大嫂賀子珍親如姐妹。長期在白區秘密環境中工作的錢希均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就連走路都帶着歌聲和笑聲。從這時到紅軍長征，錢希均一直擔任《紅色中華》的發行科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開始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錢希均是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30位女戰士之一，被編在中央縱隊。長征初期，錢希均在幹部休養連任政治幹事，後來，任政治保衛局的檢查員。她要組織僱請民夫、籌集糧款，了解民情和敵情，還要向沿途的群眾宣傳紅軍、宣傳抗日。雖然她和毛澤民同在中央縱隊，卻不在一起行軍，會面時，相互打個招呼，以示鼓勵。在遵義休整期間，毛澤民帶領國家銀行在12天內完成發行和回收“紅軍票”的工作。那段時間，錢希均總能見到毛澤民忙碌的身影，卻難得有機會和他說上半句話。

　　1938年2月，毛澤民在赴蘇聯學習、治病途中，被留在新疆工作，成為盛世才政府的高級官員。錢希均被黨組織安排在迪化東門外的“新兵營”任圖書館主任。他們的生活較之過去安定了許多，可夫妻感情卻走到了盡頭。

　　錢希均後來在回憶新疆一段的生活時，不止一次說過：“當時，我很想不通，蘇聯派來許多飛機，運來大量的物資支援中國的抗日，我們不去抗日前線，卻在這裡與軍閥搞統戰。”她對中央和毛澤民的許多做法不能理解，多次要求回延安，或者去抗日前線。

　　經過長期艱苦鬥爭磨礪的錢希均，性格倔犟、執拗，她跟毛澤民提出分手也許是賭氣，但性格耿直的毛澤民對婚姻的態度是嚴肅的、直率的，他工作繁忙，沒有精力放在個人感情生活上，也從來不會勉強和遷就對方。

　　1939年冬天，黨組織同意錢希均要求到抗日前線工作的意見，讓她和“新兵營”的同志一道離開新疆。同時，黨組織也批准了錢希均的離婚請求。錢希均於1940年初回到延安。

　　對於最終與毛澤民分手，錢希均是後悔的，也是痛心的。她在《從嶽麓山下到西北邊陲—憶毛澤民同志》一文的結尾，寫下了她最真實的感情：“澤民同志犧牲的消息我是在延安知道的。霎時，頭暈目眩，痛苦不已!沒想到1939年在新疆一別、竟成永訣!在這裡，本來我還有很多話要說，但每當這時，悲痛欲絕，淚眼模糊……澤民同志安息吧!”

　　鄧發做媒，毛澤民赴蘇前的歡送會變成與朱旦華的訂婚宴

　　朱旦華

　　1939年初春的一天，盛世才主持新疆省政務委員會召開工作會議，討論財政開支預撥款問題。省財政廳代廳長毛澤民(周彬)匯報了全省目前的財政狀況，隨後，又逐條宣讀並解釋了由他起草的文件《要在全疆實行財政預算和決算制度及實施辦法》，提請委員們討論。

　　毛澤民的話音剛落，蒞會者便交頭接耳地議論起來。很顯然，新的預算和決算辦法首先觸犯了各層官吏的直接利益，他們假公濟私、貪污腐化的行為將要受到約束和限制。可在座的心裡都明白，新疆財政的危局已接近無法支撐的境地。整整一個下午，會議都沒有討論出統一的意見來。

　　這時，坐在長型會議桌盡頭的一位年輕的女委員突然站了起來，公開表態，支持周廳長的發言。她言簡意賅地闡述了支持這個方案的理由後說：“周廳長的意見對整頓新疆混亂的財政無疑是一劑良藥，對新疆人民有利。當然，要建立這套制度困難很多，但我們新政府有‘六大政策’，一定會得到全疆各族百姓的支持，也會得到督辦和在座的各位的支持!”

　　在一片議論聲中，會議終於有了結論：凡是預算外開支必須得到財經委員會批准，否則，財政廳一律不予撥款。財政改革對盛世才的確是無奈之舉。

　　幾天后，在新疆“八辦”負責人會議上，毛澤民依然抑制不住興奮的情緒，他對中央代表鄧發說：“那天，在督辦府政務會議上，有位帶江浙口音的女委員把省政府要建立預算、決算制度的高帽子戴在盛世才頭上，逼得盛世才不得不明確表態。”

　　真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省政務會總共兩位女委員，一位是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另一位是從延安來的迪化女中的教導主任朱旦華。鄧發知道毛澤民與錢希均婚姻已經“觸礁”，便開玩笑地說：“她叫朱旦華，是我們的同志。她還沒有結婚，怎麼，我給你搭個橋?”

　　當時黨內有規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不得公開自己的黨員身份，即使同是從延安來的同志，也是常相見、不相識。鄧發不管毛澤民是否接受他的建議，便一股腦兒地將朱旦華的詳細情況介紹給毛澤民。

　　原來，朱旦華名叫姚秀霞，是浙江寧波慈谿人。她的父親早年在家鄉經營傳統土布，後來把買賣做到了上海。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民族工商業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發展，父親的國布莊很快就被日本廉價的洋紗、洋布擠垮了。姚秀霞就讀的務本女中是上海一所不錯的學校，她的學習成績也非常優秀。因為家道中落，她無法繼續讀高中，只得選擇學費低廉又不收生活費的本校高中師範科。畢業後，她留在學校教務處做了一名辦事員。

　　抗日戰爭爆發後，姚秀霞由上海地下黨介紹去了延安，考入陝北公學，不久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8年2月，黨中央應盛世才的請求，派出第一批幹部到新疆工作，姚秀霞就在其中。到達迪化後，她被分配在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學任教導主任，不久，又被增補為新疆省政務委員。在從延安赴新疆途中，姚秀霞化名朱旦華，以後這個名字竟陪伴了她一生。

　　鄧發是個急性子，沒過幾天，竟把朱旦華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談話：“小朱啊，你今年也有二十七八歲了吧?早該有個家了。在新疆工作，鬥爭複雜，如果找愛人，他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啊。”

　　朱旦華大方地回答：“我也這麼想。”

　　鄧發在中央蘇區就是政治保衛局長，善於察言觀色。談話間，他一直在觀察朱旦華面部表情的細微變化，見朱旦華落落大方，他也直截了當：“其實，這個人你見過，就是財政廳的周彬廳長。”

　　“省財政廳的那個周彬?他也是我們的同志?”朱旦華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連續問了兩個大問號，又不無嘲諷地說：“我還以為他是盛世才手下的幕僚呢!”

　　鄧發幾乎笑出聲來：“他當然是我們的同志，老布爾什維克了!在中央蘇區，我們就認識。他的真名叫毛澤民，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弟弟。”

　　這下可把朱旦華弄糊塗了。

　　鄧發收住笑，一本正經地解釋說：“周彬都是澤民同志的化名。他是去年2月來迪化的，本來是去蘇聯治病的，後來，中央決定他留在新疆工作。”

　　“毛主席的親弟弟，難怪他的發言如此高屋建瓴!”崇敬之情在朱旦華的心中油然而升。

　　鄧發趁熱打鐵：“澤民同志結過婚，他的妻子錢希均是位老紅軍，因為性格差異，他們已經很長時間不在一起了。”

　　他停頓了一下又說：“別看盛世才對我們共產黨人很客氣，其實他對我們很不放心。澤民同志身邊有不少特務，沒有一個貼心的人照顧他的生活，會影響黨的工作的……”

　　見朱旦華沒有表示反對，鄧發進一步說：“我看，你和澤民同志很有緣分。那天，你在政務會議發言支持周廳長的計劃，事後，澤民同志就主動打聽你了!”說罷，他哈哈大笑起來。

　　笑聲未了，毛澤民正巧推門走了進來，身上還帶着室外的寒氣。

　　“方林同志，你找我?”

　　“噢，你來得正好。這位是朱旦華同志，你們見過面，你們先聊着!”

　　這場“相親”戲就是鄧發導演的。見兩位“主角”都到場了，鄧發做了一個鬼臉，掩上門離開了。

　　談話間，毛澤民仔細地打量着朱旦華，白皙的圓臉盤，齊耳的短髮，金絲眼鏡後邊有一雙美麗善良的大眼睛，在那件灰色條紋棉袍的映襯下，更顯得端莊秀雅。此時，朱旦華也不動聲色地打量着毛澤民，但她不想第一次見面就談婚論嫁，有意把話題岔開了。她向毛澤民談起在延安見到毛主席的情景。

　　那是陝北公學開學的第一天，毛主席來給同學們講課。毛主席洪亮的湘音深深地吸引着在廣場上聽課的每一個人。毛主席說：“你們像朝聖進香一樣，一群群地來到延安。你們是來追求真理的。你們的路走對了!我們歡迎你們的到來!”毛主席一口氣講了3個多小時，從勞動創造世界，從猿到人的社會發展史，講到全民動員，持久抗戰，他號召大家“要安心坐下來，認真學點馬列主義”。在延河水、小米飯、馬列主義“乳汁”的哺育下，朱旦華像許許多多進步青年一樣茁壯成長起來。回想起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情景，她秀美的臉龐上仍然洋溢着喜悅。

　　春天來了，柳枝吐綠，百花爭艷，毛澤民約朱旦華到迪化市中心的紅山嘴去遊玩。他們登山遠望，心曠神怡。毛澤民第一次向朱旦華敞開心扉，談起自己的身世：從如何在毛澤東的幫助下，走出韶山沖，加入中國共產黨，到黨組織派他去安源路礦從事工人運動;從在上海領導黨的出版發行工作，到如何進入中央蘇區擔任國家銀行行長;以及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後來在陝甘寧邊區國民經濟部的工作。接着，毛澤民又談到自己的兩次婚姻。

　　朱旦華靜靜地聽着，她的心潮跟隨着毛澤民富有傳奇色彩的革命經歷激盪起伏着。

　　說着，毛澤民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小照片，遞給朱旦華看。照片上是一個清秀而帶點靦腆的大姑娘。毛澤民告訴朱旦華：“這是我的女兒遠志，她冒着風險從湖南老家到延安找父親，可是我已經離開延安了……”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說：“這孩子命苦啊!小小的年紀就備受艱辛……”

　　那一瞬間，朱旦華仿佛理解了一切。她被眼前這位中年漢子堅忍、執著的情感世界深深地打動了。

　　5月底，毛澤民要啟程去蘇聯治病、學習。鄧發讓“八辦”食堂多炒了幾個菜，為毛澤民餞行。他也把朱旦華請來“做客”。席間，鄧發突然舉起酒杯，高聲宣布道：“今天的聚餐，既是為澤民同志餞行，也是為他和我們的女教師朱旦華舉行的訂婚儀式!”說完，他向毛澤民和朱旦華詭譎地擠了一下眼睛。

　　在場的人先是一愣，緊接着就熱烈地鼓起掌來。年輕人甚至高興地歡呼起來。毛澤民和朱旦華也沉浸在幸福中……

　　1940年2月，毛澤民從蘇聯回到迪化。他和朱旦華的婚事也進入議程。他們選擇在五一國際勞動節舉行婚禮。

　　那時，新疆督辦府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是高級官員辦喜事，都要提前一個月給屬下發請帖，從他們的薪水中扣除禮金，還要動用公款大宴三天。省財政廳長是省府的高級幕僚，還是一省之“財神爺”。按照盛世才的舊傳統，“財神爺”辦婚禮，可要興師動眾的。

　　然而，毛澤民結婚既沒有花費公家一分錢，也沒有向屬下發請帖，更沒有剋扣人家的薪水。參加婚禮的賓客一律以茶水招待。迪化女中學生歌詠隊自發地前來賀喜。姑娘們圍着新郎、新娘，唱起美好的讚歌，跳起歡快的維族舞蹈。

　　婚後，毛澤民和朱旦華又投入緊張繁忙的工作。毛澤民依然早出晚歸，每天晚飯後，還要起草文件，或審閱各種報告和報表，經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朱旦華懷孕了。她仍舊勤奮地工作和學習，不願意讓毛澤民為自己分心。看着妻子漸漸隆起的肚子和疲憊的身體，毛澤民對她也更加體貼。他們的住地離迪化女中比較遠，尤其是雨雪天，道路泥濘，很難走。每當這時，毛澤民都讓馬車送朱旦華去學校，自己卻深一腳淺一腳地踏着雨雪去上班。

　　1941年2月14日，朱旦華在迪化醫院生下一個白胖胖的兒子。毛澤民已經45歲了，中年又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他滿心歡喜地給兒子取名“遠新”。“遠”是韶山毛家的字輩牒序，也含有對生在遙遠新疆的紀念，以及任重道遠，革故鼎新的希冀。

　　朱旦華的產假剛過，就把孩子交給保姆，又為抗日宣傳、募捐忙碌起來。她找到趙丹、徐韜、葉露茜、俞佩珊、魯少飛等當時在新疆的文化藝術界名流，以及從延安來的於村、白大力等人，請他們來迪化女中輔導話劇團，排練演出《朔風》《婦女解放二部曲》《亂世男女》《雷雨》《屈原》《北京人》和《武則天》等著名劇目。通過不辭辛勞的巡迴義演，用募集的資金購買了一架飛機，支援抗日。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辦請談話”為名，將陳潭秋、毛澤民等共產黨的領導人秘密軟禁在滿城邱公館。朱旦華和1歲半的兒子也隨毛澤民一起被軟禁起來。後來，他們又被轉移到劉公館。

　　1943年2月7日那個漆黑的深夜，毛澤民和陳潭秋等人被盛世才投入第二監獄。臨別前，剛滿2周歲的兒子睡得正香，毛澤民走到小床旁，在兒子稚嫩的小臉上輕輕地吻了一下，為他塞好被子，然後轉過身來，把滿面淚水的朱旦華摟在懷裡，用那雙溫暖的大手在妻子嬌柔的背上輕輕地拍了拍，安慰說：“堅強些，帶好孩子!”他穿上外衣，戴上帽子，雙眼怒視着等候在門口的特務們，從容不迫地消逝在寒夜中。

　　不久，朱旦華以及被關押在劉公館的家屬和小孩子都被投入第四監獄。中共在新人員在集體軟禁時，黨組織就及時做了準備，按性別組織了學習幹事會，即獄中秘密黨支部。轉入第四監獄後，朱旦華被指定為女牢黨組織的負責人。根據男牢學習總幹事會秘密轉來的指示，朱旦華和女牢學習幹事小組的同志們以“百子一條心，爭取集體無罪釋放回延安”作為獄中鬥爭的口號。她曾寫下《獄中四時歌》《我們要勝利回延安》《縫衣》等不少詩歌，鼓舞大家的鬥爭士氣，寄託對親人的思念之情。

　　自從陳潭秋、毛澤民等被敵人關進第二監獄的秘密牢房，便與外界失去了聯繫。這年端午節，朱旦華終於收到了署名周彬的紙條，上面寫着“下次把高靿兒皮鞋及捆肚子的綁帶捎來”。

　　望着這張紙條，朱旦華禁不住淚如泉湧。

　　眼下已是夏天，澤民為什麼還要高靿兒皮鞋呢?更何況那雙高靿兒皮鞋很硌腳，穿着不舒服，澤民早就不穿了。朱旦華明白了，一定是敵人給他拷上腳鐐，磨破了他的腳踝，穿上高靿兒皮鞋可能好受一些。至於捆肚子的綁帶，自澤民從蘇聯治病回來，已經很長時間不用了，她就沒有帶進監獄來。現在他又要用，肯定是受了酷刑，舊的傷口又崩裂了……

　　朱旦華抹去淚水，用她帶進監獄的手搖縫紉機給毛澤民製作了一條綁帶，還有一雙她一針一線做好的新布鞋。她又把住遠新的小手，在一塊小白布上寫了“爸爸好” 三個字。她自己又寫了一句“我們婦女和小孩都在一起”。她找出一頂舊棉帽，將白布字條縫在帽襯裡。朱旦華把這些東西捆成一個小包，交給獄方，轉交毛澤民。

　　中秋節到了，朱旦華好不容易又盼來能送東西的日子。可是，她再也沒有見到毛澤民的隻字片語……

　　三位妻子，三種不同的人生，三份真誠的愛

　　王淑蘭、錢希均、朱旦華三位革命女性，三種不同的人生經歷，三份真誠的愛情與毛澤民的光輝人生交織在一起，奏出了悲壯的婚姻變奏曲。

　　與錢希均、朱旦華兩位高級女幹部不同的是，王淑蘭始終是一名普通黨員，質樸的農村婦女，然而，她卻無怨無悔地堅守着韶山沖南岸村上屋場這個家。

　　1950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過後，王淑蘭來到北京看毛主席。帶什麼禮物送給大哥呢?王淑蘭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把家鄉解放時人民政府獎勵給她的那隻白色搪瓷杯帶給毛澤東。過去在家鄉，吃飯用的是又黑又重的粗碗，喝水用的是葫蘆瓢，如今人民解放了，就連喝水都用上這麼細巧的家什……王淑蘭越想越高興，便從隨身帶的包袱里拿出搪瓷杯，用衣襟檫了又擦，生怕沾上一點灰塵。毛澤東最了解他的弟媳，當他接過這隻再普通不過的搪瓷杯時，很高興地收下了。不久，組織上安排王淑蘭在中聯部幼兒園工作。

　　王淑蘭一貫熱心腸。每當韶山鄉親來北京要見毛主席，她都盡力幫忙，為他們牽線。一個小腳老太太，行走不便，又沒有電話，但王淑蘭自有她的“門道”—她通常是請毛澤東的大兒子毛岸英的妻子劉松林給帶話，滿足了不少鄉親們的心願。

　　兩年過去了，王淑蘭已年近六旬，組織上考慮安排她休息，頤養天年，她堅決不干。了解到王淑蘭的心事，毛澤東交給她一項重要任務。他說：“聽說當地政府已經修復好我們韶山的老屋，準備對外開放。每天都有許多客人去，也不曉得有沒有人招待。我想請你回去，幫我待待客，你看如何?”

　　王淑蘭滿心歡喜地同意了。她肩負着毛澤東的重託回到韶山，與毛月秋老人一起當起了毛澤東故居的首任講解員，代表毛主席迎接成千上萬前來參觀的海內外賓客。那些年，王淑蘭還常被地方黨、團組織邀請，到湘潭、華容、元江等地給青少年作報告，宣傳毛澤東和他的革命家庭。

　　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回到闊別32年的故鄉。他剛剛在招待所住下，就向韶山公社書記毛繼生打聽王淑蘭的消息：“我們家的四嫂呢?她在不在家?”

　　毛繼生回答說：“她住在長沙養子毛華初那裡。今天上午，我們已經派人接去了。”

　　毛澤東聽後，滿意地點點頭，還風趣地說：“應該請她回來。她回來了，就有人幫我接待客人了!”

　　自1952年回到韶山，王淑蘭就再也沒有去過北京。她不忍心打擾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但她經常托人捎去對毛澤東的問候。這一天，大哥毛澤東終於回到家鄉，許多往事一下子湧上心頭，握住大哥溫暖的大手，王淑蘭眼裡噙滿了淚花。

　　1964年夏天，重病在身的王淑蘭已經走到生命的盡頭。生性喜歡熱鬧的她，在臨終前，囑咐家人和鄉親們，等她死後要埋在上屋場故居北面的山坡上，她要看着高聳的韶峰和稻菽滾滾的田野，看着孩子們背着書包高高興興地去上學，看着川流不息的海內外遊客來故居參觀做客，讓毛澤東革命家庭的故事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

　　毛澤民的第二任妻子錢希均與毛澤民分手後，於1940年2月隨新兵營一起回到延安，先後在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1943年，她與印刷工人出身的、香港印刷業工會宣傳部副部長周小鼎相識相愛，重新建立了家庭。周小鼎作為大後方代表團成員出席了中共七大。1946年初，錢希均和周小鼎一起去上海，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城市試點工作，領導工人運動。

　　新中國成立後，錢希均在輕工業部工作，曾是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她曾撰寫了多篇懷念毛澤民烈士的文章，對於深入研究黨早期的經濟和金融工作、出版發行工作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毛遠志夫婦非常敬重這位與父親一起度過14年艱苦歲月的紅軍老媽媽，逢年過節都去看望她。當年新疆有關部門並不了解毛澤民的全部家事，不知道毛澤民還有一個叫遠志的親生女兒。1983年夏秋，正是由於錢希均的積極爭取，毛遠志夫婦才有機會赴烏魯木齊參加紀念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烈士犧牲40周年的重要活動，從中搜集了大量前所未聞的有關毛澤民的革命史料，並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尋蹤之旅。

　　錢希均於1989年與世長辭，享年84歲。

　　毛澤民犧牲後，因為沒有找到他的遺骨，他和陳潭秋的犧牲一直沒有被黨中央所確認。朱旦華曾經抱着一線希望，沉浸在漫長的等待之中。

　　1949年春天，大批幹部南下。正在待命的中央衛戍司令部參謀長方志純，特意來全國婦聯看望朱旦華。這一舉動引起婦聯大姐們的關注。

　　方志純的夫人婁曼文(方朗)同是朱旦華在新疆監獄的難友。1946年，她們一起回到延安。不久，婁曼文被食道癌奪去了生命。

　　全國婦聯主席蔡暢大姐一再開導朱旦華：“不要再等了，澤民同志已經等不回來了!”組織部部長帥孟奇更是坦誠地勸朱旦華與方志純成家。新疆監獄的難友、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更是從中積極撮合。朱旦華在大姐們面前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後，決定開始新的生活。不久，全國婦聯的大姐們為朱旦華和方志純舉行了熱鬧的婚禮。

　　新中國成立後，朱旦華一直在江西工作，曾任省婦聯主席、省政協副主席。作為毛澤東思想薰陶走過來的老一輩革命者，她對韶山有着揮之不去的眷戀之情。方志純也多次在回憶錄和紀念文章中，表達對毛澤民烈士的欽佩和懷念之情。

　　1992年，朱旦華主動捐出1000元人民幣，支援韶山革命烈士陵園和毛澤東詩詞碑林建設。1993年12月26日，朱旦華在兒子遠新、兒媳全秀鳳的陪同下，第一次來到韶山，參加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1995年12月，當韶山毛澤東紀念園隆重開園時，82歲的朱旦華再次來到韶山，以表對毛澤東、對毛澤民的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