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構造與日本社會黨 |
送交者: 比較政策 2014年01月06日17:25:2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當蘇聯突然瓦解的時候[1],整個世界都很難接受這個事實﹕這麼強大的帝國怎麼可能消失呢﹖今天看來﹐整個蘇聯的內部墮落歷史﹐尤其是其後期的“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虛假強盛﹐反而是驚人的事實。與此同樣,在日本的政治構造中﹐當最大的反對黨社會黨[2]崩潰時人們也很難接受這個事實。但我們略加思考﹐反而要驚異﹕本來早就失去影響的這個反對黨竟然能夠抗衡自民黨四十年﹐還能不時擺出取代自民黨的姿勢[3]。社會黨的“黃金時代”其實是冷戰所賜。 雖然社會黨的來源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以來的“勞農派”馬克思主義傳統﹐社會黨作為組織是在戰後終結不久結成的。總的來講﹐社會黨總是小心地避免與國家政權 (包括戰後的美國占領軍當局)發生正面衝突﹐它的右翼一直在與當政者合作(包括在戰爭期間)。1947年美國占領軍當局轉換政策﹐從推動民主到反共清洗﹐客觀上幫助了社會黨通過民主同盟控制了日本的多數本來屬於共產黨的工會組織[4]。1950年﹐在朝鮮戰爭期間,由各分離的產業工會組成“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簡稱總評)﹐成為社會黨的最大支持力量並向社會黨提供不少幹部。與此同時﹐勞農派組成社會主義協會及勞動大學﹐從理論﹑教育上支持社會黨。 1955年﹐分裂的社會黨左﹑右派再次聯合﹐形成奪取政權之勢。這刺激了右翼政治勢力的聯合﹐促成自由民主黨的結成。這個所謂“自·社對決”的“五五年體制”﹐一直維持到1993年社會黨的決定性衰退與自民黨的暫時交出政權為止。 在1960年反對安保條約的鬥爭中﹐在激進的學生運動的影響下﹐總評動員了上百萬的工會成員上街支持學生﹐特別在6月23日達到高潮。安保鬥爭以後﹐社會黨完全成為體制內的反對黨﹐主要通過國會來牽制執政的自民黨﹐總評則集中力量到“春斗”[5]之中。另一方面﹐雖然統治階層強制地通過了安保條約﹐壓制了三池罷工等﹐但也害怕反抗鬥爭繼續下去或類似的鬥爭發生﹐全力把民眾的主意力集中到經濟發展上﹐帶來了經濟上的發展奇蹟。社會黨在這一期間對日本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按照自民黨幹事長加藤的評價:在野黨社會黨提出許多建議、要求,執政黨自民黨一面抵抗、一面逐漸訴諸實施。 與其它發達工業國家一樣﹐達成高度經濟成長的日本的工會變得越來越保守﹑狹隘與軟弱。總評雖然擁有55%的所有日本工會成員﹐但四分之三的日本勞動者沒有加入工會。許多中小企業以及非熟練的勞動者沒有自己的工會﹐他們的許多人投票給1964年成立的﹑以創價學會為母體的公明黨。當中曾根內閣於八十年代初期推行國有產業(電訊﹑鐵道﹑煙草等)私有化時﹐總評拒絕支持國有鐵路工會的罷工行動[6]。1989年11月﹐已經由總評與右翼工會“同盟”[7]合併改名為“連合”的組織進一步包括公共機構的工會﹐下屬766萬成員。 與總評專一地﹑無條件地支持社會黨不同﹐連合按照其是否“熱心改革”有選擇性地支持社會黨的競選人[8]。連合在1986年的參議院選舉時也推舉“連合”候選人並獲得12個席位。而1989年12月成立的專一支持社會黨的全國勞動組合聯絡協議會﹐只包括28萬名成員。社會黨的基礎進一步被削弱。 在冷戰的構造下﹐社會黨的作用可分為兩類﹕首先﹐日本的統治階層本身並不強大﹐自民黨對於社會黨能夠吸收大部分的反對勢力到體制內來運作“樂觀其成”。戰後以來﹐不少調查分析都表明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支持度總和為一定比率﹐也就是說﹐社會黨勢力的消漲沒有影響自民黨的地位。或許﹐更重要的是﹐社會黨在與自民黨的交往中﹐已經“成熟”得使自民黨可以放心地甚至把政權也交給社會黨。[9] 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冷戰構造之下﹐跟隨美國的日本統治集團自身完全斷絕了與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正常聯繫。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日本政府必須依靠﹑容忍社會黨與蘇聯﹑中國﹑朝鮮等一黨專政的執政黨建立友好關係以確保兩國之間的非官方渠道。特別是對中關係﹐因為日本政府與蔣介石政權建交,更得依賴非官方的聯繫。例如﹐1959年5月﹐中國政府因為長崎展覽會上的國旗事件中斷了與日本的非官方貿易往來﹐淺沼委員長率領社會黨代表團訪問中國﹐除了藉助中國鞏固社會黨在日本政治中的地位外﹐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恢復兩國之間的“非官方”貿易往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淺沼代表團能與中國共產黨發表共同聲明﹐宣稱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這樣的言行在冷戰構造之下的日本政治中﹐有助於加固社會黨的地位﹐連美國也不得小看社會黨。 作為日本的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友好關係的唯一政治勢力﹐社會黨即使從事違背日本“國家利益”的行為﹐日本政府也只好默認。例如﹐關於教科書問題﹐由社會黨向中國政府提供情報﹐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抗議後,社會黨再在國會內以“亞洲國家的抗議”為理由批判日本政府。[10] 如此﹐不難理解1989年天安門事件對日本政治構造﹑特別是對社會黨的衝擊﹐但實際發生的轉變﹐卻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
[趙京《美日同盟及其與中國的互動》節錄]
[1] 蘇聯的瓦解在戈爾巴喬夫正式宣布之前﹐是由美國國務卿貝克在1991年“八月政變”鬧劇後公布的﹕“我們所熟悉的蘇聯已經不存在了”。而當時沒有掌握足夠情報的法國密特朗社會黨政府匆忙承認政變,多少帶有希望蘇聯存活的幻想。 [2] 與世界上任何別的左﹑右派別一樣﹐日本的左翼也有許多派類﹐但戰後有組織的﹑最大的能夠在國會級別上發揮影響的是社會黨與共產黨兩大潮流。社會黨1996年1月後改名為社會民主黨。1998年7月12日的參議院選舉後﹐社民黨尚有15個眾議院席位﹑13個參議院席位。本章因為只討論與美日關係相關的日本政治結構的變動﹐以社會黨的崩潰為例子。 [3] 1989年7月23日的參議院選舉,日本社會黨獲得改選席位的兩倍多的席位,在野黨席位超過執政的自民黨,聯合選舉社會黨委員長土井為日本首相(但在優先於參議院、自民黨占優勢的眾議院,海部被選為日本首相)。 [4] 戈爾巴喬夫回憶到:訪日的日共委員長不破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蘇共與“維護資本主義”的日本社會黨斷絕關係。 [5] 即每年為提高工資進行的與資方的交涉﹐偶爾也以罷工相威脅。參閱趙京編譯「日經連五十年的夢幻」,香港《十月評論》,1998年第三期。 [6] 被解僱的數千國有鐵路工會的員工和家屬至今還在抗爭。有一段時期,自民黨等四黨曾經達成妥協協議補償解僱員工,但沒有實行。 [7] 同盟會議﹐後改名為友愛會﹐支持1960年從社會黨右翼分離出去而成立的民主社會黨。 [8] 連合的會長山岸章以“反共”著名﹐在1993年的日本政治變動中﹐自誇為“連立政權”的總後台。為了“打倒自民黨”不惜“與惡魔握手”﹐督促社會黨與從自民黨中分離出來的小澤等自民黨中最骯髒的派系聯合。 [9] 當然﹐普通公眾並不知道社會黨已經墮落到何種程度(包括直接接受收買)﹐所以我們對社會黨委員長在1994年由自民黨推舉登上日本總理寶座大為吃驚。但自民黨總裁在五﹑六十年代早就預料並準備到了這種可能性[原自民黨總裁(大概是岸信介)的回憶錄﹐就理解社會黨執政的可能性]。 [10] 曾任日本駐中國大使的中江要介在《殘餘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的選擇》(Best Seller出版社, 1992)中披露:他任期內知道社會黨的此類行為但也只好默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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