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開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喬木為首的20多位同志參與起草，寫出“草案”後，於1980年10月先在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對決議草案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又經40多位同志再審議，反覆修改後，才於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

在四千人討論時，我作為全國人大小組的秘書，負責整理本組討論簡報和其他有關工作，有機會旁聽本組的討論和閱讀外組的簡報，得悉討論的一些情況，特別是黨內高層老幹部敞開思想、自由發言，對黨史和毛澤東的功過的評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謂四千人大討論，據我紀錄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書局在懷仁堂召開的幹部會（擔任這次討論會的各組秘書參加）報告，中央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幹部3000人。中央機關又分成三大塊：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家機關（包括全國人大、高檢、高法和國務院）；軍隊（總政）。其中中直機關有256人，國家機關有446人，軍隊有373人，共分成35個組。其中，國家機關分了16個組。（據事後有關文章報道，實際參加的人數大約有5600多人，其中還有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48名學員。）

我所在的國家機關第一組（即人大與政法口）有30人：有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些中共黨員副委員長如譚震林、李井泉、許德珩、肖勁光以及阿沛·阿旺晉美，還有正副秘書長武新宇、鄭季翹、邢亦民、張加洛、雲北峰、趙伯平；法制委員會的委員有楊秀峰、高克林、劉復之、王漢斌、鄒瑜、項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長江華、王維綱、何蘭階、鄭紹文、黃波、楊化南；高檢的正副檢察長黃火青、張蘇、王甫、李士英、陳養山、關山復。小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維綱、張蘇。此外，李洪林也參加了我們這個組，他不是作為秘書，而是作為參加起草小組的成員下到各組聽意見。

一、對文革前17年的評價

這是有爭議的第一個問題。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數情況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大家對這個結論不完全同意。因為建國後雖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設取得可觀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斷地搞運動，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幾百上千萬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萬，實際上遠不止此數；1958年，搞“大躍進”，實際上是大饑荒，死了幾千萬人。原稿還迴避了建國以來出現的路線錯誤。大家問：文革前17年有沒有路線錯誤？有，那麼主要是毛澤東的錯誤，還是草稿所籠統說的是“黨的錯誤”？這個有爭議。當時大家強調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不能迴避，對此要有一個正確的評價。

多數人認為，草稿中許多評價是為毛澤東的錯誤辯護的，很多提法都是說“黨”在這個問題上怎麼錯了。大家反問：怎麼都是我們全黨犯錯誤啊？主要還是毛澤東犯錯誤嘛！這是有區別的。我的印象中，會上強調毛澤東有錯誤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過去對毛主席有迷信，“總以為毛主席是對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駑頑跟不上，前途遙見太陽紅’，對毛主席有一種宗教感情。”（張執一發言，見中直機關第2組第1期簡報，簡寫“中直2—1”，下仿此）也有穩健持重的少數同志提出要從政治上、從全局上考慮，十七年和毛澤東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擔心這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第三世界有不利影響。

後來經修改通過的正式決議並未完全遵循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而主要決定於當時主持起草的胡喬木和中央領導人的意見。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一連有九次講話（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1—310頁），一再指示：歷史決議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頁）

二、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

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是爭論中第二大問題。其中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是否包括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思想？要不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爭論也很大。因為黨的八大已經不提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了。後來搞個人崇拜，重提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但晚年的毛澤東犯了大錯誤，那麼“毛澤東思想”是不是也應當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錯誤思想？哪些是錯誤思想，怎麼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澤東思想只包括正確思想，錯誤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對。

大家也不贊成把毛澤東的錯誤歸結為全黨的錯誤。因為起草人要為尊者諱，所以一到某個具體問題，原稿往往說“黨”沒有認識到。甚至還說，當時受國際修正主義的壓力，害怕中國變修，所以毛澤東才搞文革。這是把自身的錯誤歸咎於國外原因。

高法副院長王維綱同志認為，毛主席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消極作用估計過高，怕他們造反，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國初期講“人民民主專政”，還不一定是對民族資產階級專政；而後來講“無產階級專政”就把矛頭對着資產階級，把知識分子也都歸入資產階級，甚至說黨內也有資產階級、走資派等等。其實，建國以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參加政權只有名義，一直沒有真正掌權，絕大多數人也並沒有反對我們。他對資產階級和階級鬥爭估計過高，把革命的對象完全搞錯了。才產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見國家機關第一組第一號簡報，簡寫為“國1—1”，下同）

團中央胡克實同志在發言中指出，決議草稿第60頁13行說“毛澤東同志沒有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決不能誇大說是馬列主義新階段”，這與草稿另一處說“毛澤東思想已形成科學的體系”是矛盾的。馬列主義尚且沒有講什麼“體系”，而毛澤東沒有“全面發展”馬列主義倒成了“體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學、甚至是反科學的體系，如“繼續革命論”、“黨內資產階級論”等等。

張香山同志說，我們也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同志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寧批伯恩斯坦的右傾修正主義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馬列主義體系中的錯誤只是局部的，個別的，暫時的，或只是過時的，不是系統的，路線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國13—13）

李維漢同志在發言中列舉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錯誤的十大方面：

1.熟悉新民主主義，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

2.熟悉農民和地主，不熟悉產業工人和資本家；

3.熟悉農業，不熟悉工業；

4.不懂政治經濟學，很晚才讀經濟學教科書，才研究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5.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

6.對知識分子按世界觀劃階級，主張“外行領導內行”，批“臭老九”；

7.搞農民平均主義，1958年搞“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8.在需要“外為中用”時，大批國際修正主義，把“自力更生”變成“閉關自守”；

9.196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1966年又開始搞四個大破壞；

10.鑽進線裝書，搞他的“古為今用”。

他還指出，歷史上毛未犯過右傾錯誤，主要是左傾片面性。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強調“矯枉必須過正”，“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把赤貧分子（流氓無產階級、“痞子”）和貧農一起當革命先鋒。到八七會議後搞農民起義，普遍發生這種“左”傾。在哲學思想上強調鬥爭的絕對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點，不計其餘；“左”比右好，長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擴大化不是他一人負責，我也是有責任的。反右鬥爭是個很複雜的過程。我向部里建議把這件事從頭到尾做個總結。）他把文革與打倒蔣介石並列起來，值得深思。（中直5—30）

中調部副部長劉志漢說，我們跟着老人家奮鬥28年，打倒了國民黨，創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跟着他幹了27年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差一點讓同一個敵人——國民黨（指四人幫）給滅了。

會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讓我從哲學思想方法上論述一下“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錯誤思想”問題，寫個材料。我根據我個人的理解，並參考討論中一些發言的觀點，草寫了一篇《對“毛澤東思想‘不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的質疑》，論據大致有以下幾點：

1.在思維方法上違反真理的相對性原理，把“毛澤東思想”變成了超越歷史局限性和個人認識的局限性的絕對真理。

2.不符合歷史事實。毛澤東思想是客觀存在的歷史現象，不能只是正確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錯誤思想。何況文革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曾號稱是毛澤東思想的頂峰、馬列主義的新里程碑，是絕對正確的，而現今實踐已證明它是極其錯誤和有害的。

3.不符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原則，宣稱毛澤東思想不包括其錯誤思想，就不可能用實踐去不斷檢驗其真理性；更妨礙人們辨別是非，導致迷信，將其錯誤當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論：凡是某個領導人或黨中央認定是毛澤東思想的，就都是正確的；或凡是我們現在認定是正確的，就都歸入毛澤東思想。

4.說毛澤東思想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錯誤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認真理的實踐標準，因為集體的思想也有歷史局限性或認識的偏差，也可能集體犯錯誤。

5.把黨的其他領導人或全黨的實踐和智慧成果，都歸到毛澤東個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這等於說：毛澤東的錯誤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我的錯誤不是我的）；別人的正確思想都歸入毛澤東思想（你的正確倒是屬於我的）！

6.為了剔除毛的錯誤思想，而將“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加以區別，也難自圓其說。文革中毛每講一句話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區分哪是毛澤東思想，哪句只是“毛澤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