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 誠 可 愛 的 夏 志 清 先 生

                                                 湯     振     海

       夏志清先生個兒雖不高大，卻是位美男子。他的鼻子筆挺端重，雙目俊美，略帶鏟形的下巴更富輪廓感地襯托出他的瓜子臉形。他是華人中少有的帥哥，其成就出類拔萃，其個性也是獨具魅力。

       他出生於東去的長江口，有着豪放爽直、一傾千里的性格以及樂於助人的俠義心腸。對於後進後學，總是不乏援手；接受過他各方面幫助的年輕後輩難以計數，很多時候他都是來者不拒。十二年前，我剛到紐約不久，在一次畫展開幕的招待會上邂逅夏先生。當他得知我是他的老鄉後，便更為親熱近人。他把地址電話給了我，邀我上家作客。

   夏先生和他太太王洞女士住在離哥倫比亞大學不遠的公寓裡，接近天花板的書架中堆滿了許多書籍。每次去總是先喝茶聊天，然後去附近的中餐館、意大利餐館或法國餐館吃飯。有兩次我怕夏先生受寒、勞累而極力勸阻外出就餐，但好客的他執意要盡主人的美意；結果還是拗不過夏先生，我們三人去了就近的一家希臘餐館。夏先生和他太太是這些餐館的老主顧，他一到便和企台、服務員打招呼，人們和他顯得都很親近。

   自從結識夏先生後，我常請他和夫人前來參加美國蘇州同鄉會的活動。夏先生只要能抽得出身，總是興致勃勃地來。他一到，周圍即刻便聚集了一圈人，歡聲笑語不斷，氣氛變得猶如一家人圍爐夜話嘮家常。有時我們不得不因為夏先生的在場而變通一下預定的活動議程；其實，可愛的夏先生擁有的還不只是驚人的凝聚力和親和力。         

   我還清晰地記得十年前蘇州同鄉會的一場活動。那一次紐約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其實紐約的冬天經常有雪，況且交通基本不受影響，道路暢通，巴士、地鐵照開不誤。可是對於樹葉落下來也怕打破頭的蘇州人來說，似乎格外嚴重。這個打電話來說，駕車路難行，不想來了；那個說因乘車不方便，也作罷了。一場好端端的經過幾個月苦心籌備的辭舊迎新晚會眼看就要開不成了。可是，夏志清先生卻出人意料地出現在我們眼前；那天晚上，他和夫人從曼哈頓的上城家出發，搭車穿越一百多條街，踏着皚皚大雪，談笑風聲地來到晚會現場。這位八十三歲的不老松的出席為活動捧了場，令人歡欣鼓舞，他真是好樣的！同時也使我替那些望而生畏、裹足不前的蘇州人感到汗顏。           

夏志清先生說起話來雖然帶有濃重的吳中鄉音，可是，我們已經很難在他身上找到蘇州人的“毛毛雨”性格。他快人快語，開朗豪爽。這些恐怕與夏先生青少年時期就離開故鄉，走南闖北，海外生涯七十年的閱歷及其生活的環境密切相關。他敢愛敢恨，說話毫無顧忌，無論是對所評論的對象，還是本人；他無所畏懼地解剖別人，同時也不遮遮掩掩個人的隱私。他坦誠由於自己的多情曾經對太太造成過傷害，我總是感覺到他有點像《紅高粱》裡的“我爺爺”。

我最早聽到夏志清的姓名是在三十多年前，我上大學的時期。那也是中國大陸剛打開門窗的時候，人們如饑似渴地吸收各種海外的信息。當時我因準備報考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而接觸了夏先生的大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他對張愛玲、沈從文、張天翼等一些在內地非但沒有受到重視反遭冷落批判的作家，給予極高的評價；從而引發了國內學界對他們關注研究的熱潮，彌補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某些空白，糾正了審視評論中的繆誤。可以認為，夏先生仗義執言的史論對於當時傳統陳舊的左傾觀念還沒有破除的大陸學術界來說，確實產生了一種振聾發聵、撥亂反正的作用。我們倍感新鮮和別開生面，頓時覺得打開了現代文學研究的廣闊新天地。

而重大的意義還在於，夏先生的史論大著是用英文寫作出版的。因而，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的小說也是通過夏先生的著作；夏先生實在是把中國小說的概況介紹給歐美社會的得力推手，他功不可沒，是應載入史冊的。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原由，風趣幽默的夏先生常常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我真聰明，我真偉大。”聰明自不待言，偉大也是人們可以賦予夏志清教授所做出的學術貢獻的桂冠。

不光對文學，夏先生對電影也極為熟悉與精通。他對上世紀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中國電影和以往的歐洲經典名片、當今的美國時尚新片，都爛熟於心。有一次，我應國際筆會的邀請做電影講座，夏先生也來參加。過後中外電影也就成了我倆交談的一大話題。即使到了高齡年段，夏先生仍舊經常去林肯中心等影院看電影。他還應諾為我的拙著《中國電影景觀薈萃》寫篇評論，但因健康方面的障礙一直拖了下來。

半個月前，我剛從大陸回紐約，正打算新年期間去看他，卻傳來了他走了的消息。我一下子呆住了，怎麼這樣突然，一陣風似的。再一想，這不正是夏先生的風格嗎？可親可愛的夏志清先生，走也走得那麼灑脫；而我似乎從遙遠的蒼穹聽到他從天堂里傳來的爽朗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