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軍日記：好一份包羅萬象的延安檔案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4年01月28日16:39:1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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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的《延安日記1940-1945》，洋洋百萬言的現場實錄，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延安史料的遺漏、斷檔，糾正了許多偏頗。他長住邊區，與“黨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勞動；以超越政黨信條的理想主義，觀察中共的政治事業，記錄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
會、經濟、生活等許多側面
老高按：我曾經介紹過中國大陸已故老作家蕭軍1500頁近百萬字的《延安日記 1940～1945》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藉此機會，對蕭軍的小兒子、旅美攝影家、獨立製片人蕭燕做了一次專訪，並節錄了蕭軍《延安日記》中近兩萬字，刊發在《新史記》雜誌第16期上。當時臨近毛澤東冥誕120周年，於是專訪和節錄的重點，落在了“蕭軍眼中的毛澤東”上。 但同時我就在心裡謀劃着：蕭軍《延安日記》中大有寶貝，只介紹一次遠遠不夠，還要再介紹幾次：在蕭軍建議下毛澤東下令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從此中國的文藝事業進入窮途末路，這可以做一個專題；蕭軍親歷延安整風，看到了無數人、尤其是文化人的種種遭遇和表演，日記中有大量記述，這又是一個材料非常翔實的專題…… 前天接到旅美學者啟麥的來信，他寫了一篇介紹蕭軍《延安日記》的文章，其中很大篇幅正是介紹蕭軍耳聞目睹的延安整風，讓我十分欽佩——從篇幅如此浩瀚的《延安日記》中，耙梳、整理散在許多天日記中的有關記錄、描述，這個工作量很是不小！看了這篇文章，才更明白北京女學者陳小雅談到此書出版時為什麼說“可惜高華兄沒能等到這天，否則他的書名‘怎樣’會改成‘這樣’”——陳小雅的意思是，如果中國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高華讀到了蕭軍對延安整風的第一手記錄，會將他的代表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這個書名，改為《紅太陽是這樣升起的》！ 啟麥的文章已經在多個網站刊出，這裡我轉載如下。啟麥配了大量照片，這裡我就偷點懶，擇其重要者而轉貼了。
蕭軍日記：延安檔案
啟麥，共識網、明鏡新聞網、愛思想網、華夏文摘等
蕭軍先生在魯迅塑像前
 
蕭軍日記原件與排印本
“延安時代”在中黨史上的重要性無庸贅言，而其史料之缺頁斷篇、真假難辨也頗令人無奈。介紹延安方方面面的書籍文章雖稱汗牛充棟，卻多屬雲
山霧罩的政治宣傳；既如風行一時的趙超構的《延安一月》也在此列。有點研究價值的如當年蘇聯塔斯社延安特派員彼德·符拉吉米洛夫（孫平）、美國“延安觀察組”成員等、長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過的外國人的相關著作，則嫌太“隔”。至於那些到此一游的邊區訪客，雖有立場比較超然、角度比較個人者，怎奈浮光掠影，
失之表淺。文革以後，“延安老人”可以講話了，回憶文章時見報端，細讀仍有隔靴搔癢之感：畢竟，年淹代遠，故事的真實度、完整性，不是從“記憶的篩子”遺
漏過半；就是被變遷的時代、轉變的立場，潛移默化偏離了本來面目。
終於，蕭軍的《延安日記1940-1945》在牛津出版社出版了，這部洋洋百萬言的現場實錄，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上述延安史料的遺漏、斷檔，糾正了許多偏頗。歷史，是人的故事，身為作家的蕭軍，長於觀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為舉止；記錄需要深入，蕭軍長住邊區，與“黨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勞動；客觀需要距離，蕭軍不是黨員，他是共產黨的朋友、客人，被“允許”以其個人為一方與中共來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黨信條的理想主義，觀察中共的政治事業；評人論事，則以深厚、廣博的中西古今哲學、社會學、文藝學說為支點。舉凡中共歷史關鍵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
會、經濟、生活等許多側面，都可以在這部日記中看到大量生動詳實的第一手的資料。蕭軍回憶錄《人與人間》（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刊出過部分日記，這裡更全。
延安整風
 
整風會場與文件
黨史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作者高華，在“後記”中無奈地嘆到：“在寫作此書的七年裡，我一直懷有深深的遺憾，這就是，我無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資料。……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採訪。”“延安整風”，曾是中共禁忌的話題。“文革”中毛澤東本來是笑看“二月逆流”的，只因陳毅以“文革”比擬“延安整風”，致使毛澤東大怒。於是，我們知道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其特色，其做法被歷次政治運動沿用。後來，針對“延安整風”的揭發、控訴，也都圍繞着無端被懷疑、長期受打擊的主題。然而，那次整風更深層次的悲劇則鮮為人知。讀了蕭軍的《延安日記》可知：“黨人”大多怯於“堅持真理”、不能“實事求是”。為了解脫困境，他們自我批判不遺餘力；一經脅迫即胡供亂咬、誣陷同志朋友……攪得氣更濁水更混。此等行徑的直接後果，使黨員與黨的事業之間離心離德、黨員與黨員之間仇怨暗結，對於黨風和社會風氣、行為方式的影響至為深遠。
蕭軍日記中，初始提到“整風運動”正式開展，大約在1943年2月25日（下卷P45，以下所有引用的頁數，均出自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文抗在開討論宗派主義大會，每個人全在發言，說自己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他們卻不能勇於舉出實例來。”響應號召是
“黨性強”的體現。但是他們沒想到：他們相信黨、維護黨，黨卻並不領情。領導整風的“學委會”一看，既然唾面自乾，肯定心裡有鬼！加碼、再干！為嚴肅氣氛，各單位的運動封閉進行（下卷P78）。此舉施於本性懦弱的文化人，效果很快就顯現出來了。“4月9日：參加楊家嶺特務反省大會，……這是個特務自白的會，一共五個青年人，一個青年女人。”
（下卷P81）國民黨特務、日本特務都有。主持其事的是任弼時、康生和劉少奇。（下卷P82）從此，運動進入“肅反”，特務大批湧現，罪行則無奇不有、證據“確鑿”。如工業局長，使邊區損失兩千多萬，政府秘書，借參加舞會繪製王家坪的地圖；還有特意來延安熟悉生活習慣和術語的變節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下卷
P86）。
在1943年7月27日“搶救結束大會”上，“李富春報告直屬十餘個機關關於十二天搶救中，共搶救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
一名），其次是中央醫院（八十一名）。”（下卷P192）大會開得熱烈而煽情，看似人們以“落水”為榮了：“趁了這機會，他們竟得到了三百六十人自願坦白
的條子。……這一千多共產黨人中懷着兩條心、三條心、半條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下卷P193）敵特分子現身說法的大會經常召開，“日記”時有
記述，故事量大且繁、具體而微。特務之所以會暴露，不乏：“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材料”。（下卷P165）
所以，也有不祥之兆向蕭軍襲來：“陳雲給招待所信中在我的名字下面連‘同志’兩個字全沒加”。（下卷P95）卻原來，“康生在大會上說有人
過去曾替王實味辯護過，招待所的人們就說這‘有人’是我了。”（下卷P184）；更有“黑丁在坦白大會上曾指我為日本特務，並說敢於我對證。”（下卷
P459）還“從閱讀雪葦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報告，把我，羅烽，舒群全算為‘特務’了，雪葦並肯定我和丁玲組織了反‘黨’的活動”。（下卷P564）
（後來，雪葦向蕭軍表示了慚愧-----下卷P571）：“搶救時……全要咬我一口來滋補自己”的還頗有些人，而且都是蕭軍的東北老鄉、朋友、同事。以致
一度“去街上買物，據說組織部已經注意了，從此我知道他們對我似乎還在作一種無謂的‘懷疑’和監視”。（下卷P255。按：當年被派去“偵查”蕭軍的社會部幹部、解放後官至邊防保衛總局局長的慕丰韻，曾為文專述此事）好在最後有驚無險。
蕭軍於延安東山窯洞（1945年）
至於經過肅反和複查等階段，延安到底有沒有日寇、國民黨的派遣特務？有多少敵特？朝野人士好像從來沒有具體的交待。倒是有一個說法流傳很廣：“搶救運動”因過於嚴酷而被毛澤東叫停，並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開大會，向與會的受害者敬禮，還說：你們不原諒，我的手就不放下來云云。一路追述
“整風運動”的“蕭軍日記”中相關的記載是這樣的：“閆達開傳達毛澤東關於搶救時犯的錯誤報告：1.在國民黨調統局登記領薪水的特務在邊區有六百七十餘人。2.政治問題的種類：特務、叛徒、自首、黨派。……4
.搶救運動中缺乏：調查研究，個別對待，以至犯了‘左’的錯誤。但政治路線是無錯的，一貫的。有獲得，消滅了自由主義，官僚主義傾向。”（下卷P542）
所以，緊接“搶救運動”的是“覆審”，又搞了兩個階段，歷時經年。其間，還是一樣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瘋。每個故事都足令人膽寒。
從“日記”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過失態、不妥之舉，不敢面對同事、朋友和戰友。心裡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傾泄，於是紛紛來找未捲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蕭軍。諸人的訴說給蕭軍的印象，並非如中央所說：隊伍更純潔、“黨人”更堅硬了。“此次共產黨的信譽，在知識分子中降落得甚為可悲，離心離德已經成了每一個知識分子黨員——除開那些拍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時，它們一定要顯露出來。”（下卷P657）“共產黨此次‘搶救’削盡了一個作為人底尊嚴，一個作為黨員的尊嚴---逼迫他們捏造，承認各種可恥的卑劣的事：奸細、墮落、無恥的行為等---這也是墮落了它自己的尊嚴，以至對它蔑視的冷淡，因為它對構成自己的份子蔑視，也就因輕賤蔑視了它本身！”（下卷P681）懷着羞愧和憤怒，在延安被“搶救”過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
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淪陷區就是國統區，不易立足。猶豫間時間來到了，“日軍投降”。方才便離開邊區，但是他們心裡的怨恨並未稍減。此情此景，對理解這些人在後來的日子裡、事件中的表現，有所提示。
邊區的文化人
延安作家俱樂部
篆刻大家陳巨來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瑣憶》。其在滬上藝術圈交遊廣泛，所涉親知之溥心畬、吳昌碩、吳湖帆、趙叔儒、張大千等等，多為後人
敬仰的一時之選。文中內容卻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麼專門揭人隱私啊？卻不知，陳著的史料價值恰在於此，虧他不吝道出了親歷親見，我們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
面、才見真實的他們啊。
《蕭軍 延安日記1940 -
1945》談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稱“邊區文化藝術人物史料大觀”。他們是解放後身居各級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協、報社、出版社、大學、劇團……
擔任要職，構成黨和政府文化藝術幹部之骨幹、具體運作宣傳工作。上網一查，人均一部光榮史。如：艾青、丁玲、羅烽、舒群、張仃、陳布文、曾克、黑丁、李又
然、朱丹、張仲實、楊松、柳湜、阿甲、魏東明、馮蘭瑞、周文、寒十坡、師田手、魯藜、張石光、崔斗辰、金紫光、白朗、匡亞明、陳唯實、歐陽山、草明、王
匡、蘇鏡、吳伯蕭、陳凡、吳奚如、劉雪葦、何思敬、薛爾、鄧澤、張如心、杜談、王天鐸、岳平、趙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劉披雲、李一雲、石林、徐敬
君、徐懋庸、閆達開、杜矢甲、鄭律成、金默生、高陽、王大化、塞克、周而復、江豐、王禹夫等等等等。蕭軍記述了他們生活里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點點滴滴，
於今來看，彌足珍貴。間或也記錄了他們中一些人的“另一面”。
延安時期，這些“黨人”中的大多數年紀還輕，不僅信仰未堅、鬥志不強，其為人也還未臻圓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當職務地位，無需裝模作樣，接
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蕭軍隨手描記，我們得以知道這些“黨的文藝戰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頗有助於認識後來文化藝術領域風雲如何變幻、事件如何發展、人物如
何作為的部分緣由、原理。略舉幾例，錐指管窺，以喻一般：
“雪韋原來是那樣一個無正義感怯懦的東西！他袒護‘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面前竟不肯說一句公正話！莊啟東原來是那樣一個卑怯的小動物，他竟不敢到洛甫那裡給我送個信！他們還要革命，他們還要從事文藝嗎？死亡了吧！”（上卷P28）
“新來的黨員草明，她第一關心的是這裡的待遇、津貼，接着她就爭津貼、多領饅頭，支使小鬼吵着送孩子……。另一些黨人們，----如劉白羽之類---充大作家，裝病，進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上卷P187）
“歐陽山來談了一些閒話。我回來他又到我的屋子來，提議給我們四人——艾青、羅烽、舒群——每月每人五十元錢，算作《文藝月報》的編輯費，我拒絕了。1、邊區無此例。2、我們是食住在公家。3、有坐地分贓之嫌。……”（上卷P229）
這樣的文化人，對“革命聖地”的態度，也很曖昧。“日記”中基本見不到他們因投身革命而熱情、忘我乃至亢奮。常見的是氣餒、失望、抱怨……，如：
丁玲：“我未來這裡之先……我是抱着怎麼樣火的心情啊！將將由南京出來！誰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樣！沒有溫情，沒有照顧！並不如我想
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變得冷酷了。”“作家到這裡，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上卷P60）
“趙文藻告訴我，她初來抗大時，抱着怎樣的光明理想，結果她被偷……被欺負……她背地裡去流淚，現在她說，她已經懂得了革命法了。光明越大，黑暗越顯，它將過去”（上卷P171）
“夜間作家俱樂部開觀摩會，吃了酒。每個人全瘋狂了，在地上跳着、叫着、滾着……這是人性和獸性的傾泄！李又然幾乎成了狂人，他悽慘地叫了又叫，他因會上遭了凱豐的評論，黑丁底謀害而痛苦了！ “（上卷P302）
至於以個性乖張而不為人們所喜的王實味，這部日記也頗提到了幾次。其實，蕭軍不僅並不認識他，也未因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假以顏色。不顧安危地為王實味辯護，完全是打抱不平、對事不對人。
誠然，蕭軍比較熟悉的”延安人“多半隸屬文化藝術圈，軍隊和機關中人較少涉及。而大凡革命隊伍，參與者中最狂熱的部分多為文化者、藝術人，
他們的興奮點較低。這個圈子氛圍不過如此，其他單位和部門中人的政治熱情恐怕也高不到哪兒去。然而，邊區有着思想統一、步調一致的大環境。很難想像，把宣
傳的作用看重到”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程度的毛澤東，怎能容許其麾下一部士氣如此低落？此處，再次觸及一個歷史命題：烏合之眾能成大事嗎？看來，只要他們手段夠狠、敵人夠弱，就能得勝利。歷史的進程一再表明，正義、純潔、高尚均非推動歷史所必備，就像臭名昭著的十字軍東征，燒殺搶掠兩百年，沒
所向披靡哦，還歪打正着地鋪墊了文藝復興呢
文化人的平均素質，平日及運動中不如人意的表現，黨中央當然瞭然於心。其後不斷地整頓、改造、打擊這個圈子和圈子中人，毛澤東更以”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一語譏諷他們，也有他們咎由自取、不爭氣的成分吧？
“大哥”毛澤東
毛澤東
蕭瑜有一部《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流傳不廣。多半因為書中所記之毛與當今人們的概念相距甚遠。他寫的是當年的一個屌絲，我們注意到毛時，這
支“潛力股”已經“氣沖斗牛”了。蕭瑜與毛，是湖南師範的同學。那是建黨之前，毛還是個大男孩，在在不入蕭某法眼。連楊開慧都是他蕭子升手下留情。但是，
當人們驚訝於毛澤東終生崇尚暴力的時候，蕭某可能在暗笑：本性難移、意料之中嗎。
蕭軍《延安日記1940 -
1945》，蕭與毛澤東的交往，是一大看點。據說，林斤瀾曾“揭發”蕭軍說過：魯迅是我的父輩，毛澤東祇能算我大哥。此話狂則狂矣，細想一定有所根據。蕭軍來到延安的時候，毛澤東還在割據一方的梟雄階段，帝王之相尚未顯現。以蕭軍的閱歷之廣、境界之高，能稱他一聲“大哥”已經很給面子了。所以，從“日記”中
蕭/毛交往實錄中看，此話真實度很高。
毛澤東也者，因其事功影響深遠重大，人們都想知道他到底是“何許人也”，連其隻言片語、一顰一笑都有史料價值。我們所知的毛澤東，善惡妍媸不是第N手的資料，就是人云亦云的概念移植，因為我們與毛老爺子連一面之雅也不曾有過。所以，不得輕視那些第一手的資料。而一手資料中，以被接見、聽報告
的價值最小，再次為匯報工作；了解毛之思路、稟性最為直接的，則莫如待他放下身段與之閒談、討論事情。1938和1940年，蕭軍兩次去延安，居停逾五年。據細心人士統計，蕭氏與毛談話凡十三次，公事之外，兩人雖不至於對坐捫虱，剪燭西窗則頗有幾次哦。難得的是，每次談話，蕭軍都有詳細追記，同時記下本次毛給自己的觀感。
十三次接談，集中在延安整風之前，七大以後只有一次。這個分布提示了一個背景：蕭軍接觸的毛澤東，是毛在其人格發生的一次劃時代轉變之前，
不妨相似地看作是“梟雄變領袖”的臨界點。轉變，不是蛻變，轉過來的毛澤東帶有許多前一階段的思想方法、行為習慣。如能確定地知道一些，可助比較準確地理解其轉變後的思路和作為。
那是一個活生生的毛澤東，帶有凡人的質樸和誠懇。蕭軍《延安日記》裡第一次與毛澤東談話是1941年7月18日。談話是從“你是東北哪裡
人？”“錦縣……”“唔……山海關外邊那個錦縣……”開始的。看來，問出生、曬地理知識，是毛澤東的一貫。然後“他抽出兩支煙來，我們每人點了一支。我給
他點火柴，他也並沒謙讓。這是自然而誠樸的。”（上卷P224）那次的話題很廣泛，從魯迅到蕭軍周圍的人；蕭軍還抱怨了“作家在延安寫不出東西。”政治性
的則如毛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全是一黨專政，一時是改不過來的……起碼要得三年、五年，或二十年”等。（上卷P225）類似的實在話還有：“現在蘇聯也還
是不平等啊！有等級，有資產……那時候像我們這樣人，就沒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樣……”不愧是大作家，蕭家接下來的場景描述，襯託了談話的氣氛：
“他說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個白瓷杯里撿着泡過的茶葉吃。”（上卷P227）
反映毛澤東政治思路的如：“比方陳獨秀，在歷史上是有他的功勞的，但是現在政治上就不能提他……就像周作人稱讚日本的櫻花好，什麼好……無
論怎樣好，也是不能說它好的……因為他們是侵略我們的……”。對於這種做法，蕭軍表示了理解：“從這話中我懂得了一種政治上所以不能講真話的理由，這就是
為了建立一種影響，打倒一個影響的手段，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欺騙敵人的手段’。”（上卷P227）
蕭軍給毛澤東的畫像則“為了吃煙過多，他的牙根大部變黑了，臉色黃的，有些浮腫，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樣子，下巴上有一個小
瘤，生着幾根毫毛……從他的臉上看不出稜角，眼睛也沒有桀驁的光，他是個中國讀書人的樣子。”（上卷P227）如果蕭軍把毛澤東寫成神采奕奕、魅力四射，
這部日記的價值就大打折扣嘍。
而蕭軍是平視這位已經成就為歷史人物的中共領袖的：“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對他夫人江青，觀感也轉變了一些。這大概就是‘人怕見面，樹怕剝皮’腳蹚實地看本質的結果。”（上卷P226）
毛澤東給蕭軍的親筆信
就這樣，面談造就了私交，毛澤東顯然樂意與蕭軍交朋友。1941年8月2日毛給蕭軍的信是個證明：“兩次來示都閱悉，要的書已附上。我因過
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於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
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
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願同你再談一回。”（上卷P250）
下一次約談是8月10日，還是那麼輕鬆，甚至聊到《茶花女》。次日，毛澤東輕車簡從回訪蕭軍，夜半方歸（上卷P261）。江青也主動來過幾次，
如8月14日“藍苹來，她是個有個性的女人，她似乎還在懷念着章泯。她希望我們常常到他們那裡去，毛澤東也是這樣希望着，他們的生活太枯寂。”（上卷
P264）就這樣，一來二去，蕭軍再想同毛澤東聊天，就不用預約，一度沒時沒會兒，想去就去了。在他們那裡，喝過酒、打過牌，陪他們看過戲。有趣的是“看
戲時，他常常冷眼看過來，因為我是和他女人並排坐的……”（上卷P278）但是蕭軍對江青的看法並沒有進步“江青是淺薄的，有些地方不自然，矜持。她是不
理解毛底為人。”（上卷P312）
另如1941年10月29日、11月26日；1942年元旦、2月10日等次的談話，都頗有內容。如毛的“文化歷史觀”：“中國黨是在老百
姓中間產生的，中國老百姓落後它也落後。”（上卷P316）毛還曾透露其為人的手腕道：“一個人要懂得尊敬人，這也可以說是利用人的弱點……”（上卷
P403）毛澤東也有抱怨：“我真不自由啊，隨便做篇文章，隨便做一篇演說，隨便走動走動……哈哈，那全要‘決定’！每一個字全要討論過……在我沒入黨的
時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裡去，就到哪裡去。”（上卷P453）
蕭軍則逐次記下了他對毛的認識或感覺，如1942年1月1日：“他使人的感覺是：鬆弛，不易集中，不立刻對一件事透徹地解釋，有些地方虛無
脈絡。他是個敏感輕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單純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長處大約就是能夠在鬆弛里含孕着一種神經
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現吧？”
1942年2月8日：“他是很好地一個中學教師，有一種能融解別人感情的能力，這大概就是他特殊的地方。他講話是通俗的沒有學究氣，也沒有艱澀或深奧的地方，那是一般的。如果說他是領導者，還莫如說是教育者。”（上卷P400）
1942年4月28日“昨夜讀了毛澤東在學校開學時演講的文章，這是一篇流暢的有才華見解的文章，但我總感到他缺乏一種沉潛的，深刻的，藝術的力量！他是太中國式的，感覺式的，他應該更深沉，鍛煉成一種深刻的，悲劇似的力量。馬克思是不同的。”（上卷P453）
此後如1942年4月28日、5月25日，1943年4月24日、6月21日等處，也有相關記錄。
然而，蕭與毛的交往，看似被“整風運動”的開展打斷。直到1945年11月9日：“上午我正在修補一條破行李袋，毛澤東派來人接我去棗園，
當我一個人坐在汽車上，街上的人全以驚奇的眼光望着我，我似乎也有點自得的心情---這在他們看來是‘榮耀’。三年多了，這是第一次到他家裡去看他。……
和毛談話中，我們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種東西---過去那些不愉快的歷史---儘可能說得輕鬆。”
“最後他鄭重告訴我：聽彭真說，你要入黨，我們歡迎，只要你自己什麼時候下決心
……一個黨員不是說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創造性。”“我主要是怕自己發脾氣……”。“這不要緊，發一點脾氣是可以的，這叫大團結里的小磨擦……。”以往的隨
意不見了，蕭軍清醒地寫道：“他們對人的態度一例是周到親切的，這也是一種‘政治素養’。”（下卷P769）
在這三年的間隔里，不僅經過了整風、肅反、搶救、覆審；還召開了“七大”，日本鬼子投降和重慶談判。在黨內，這是毛澤東走向最高權力的三
年；在外部，則是中共作為僅次於國民黨的政治、軍事力量，漸為國際國內承認的三年。此時的毛澤東，已經不再需要諍友，而是各方勢力的加盟。蕭軍作為魯迅的
弟子、獨立作家的旗幟，政治價值不菲，故為毛澤東“禮聘”。蕭軍則因不願以自由為代價，幾經猶豫，始終沒有“入幕為賓”。
文娛活動 經濟生活
冼星海指揮排練《黃河大合唱》
日本記者波多野乾一1941年寫過《赤色中國的究明》一書，其第六卷為《延安水滸傳》，曾經作為“必讀文件”在侵華日軍中發行。以一百單八
將的順序，排列毛澤東（呼保義）所部諸將，並有簡要的人物介紹，給日軍指揮官做參考。因為，在日本人眼裡：以延安為中心，縱橫二十餘縣，人口二百五十萬的
“陝甘寧邊區”約等於“紅色梁山泊”。
其實，毛澤東等雖以“匪”稱，但其格局豈為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連個壓寨夫人都沒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稱，喝酒、吃肉，平均主義。陝甘
寧邊區則制度羅列、等級森嚴-----黨政軍，分系列、按部門，相當完整、儼然國中之國。歷史上，延續了土地革命時期建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
國”；現實則需要製造這樣的規模，與國民黨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分庭抗禮。對於根據地內部，如果沒有煞有介事的這麼一套，只怕不能收編、安
置、教育、訓練、差遣、控制、改造……來自全國各地、各階層，居心叵測前來投奔、輸誠的各色人等。
過去的延安書籍、回憶文章給讀者的印象：好像那時的延安是個大軍營，雖然吃的是小米加黑豆，人們卻士氣高昂地過着“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集體生活。而百萬字的《延安日記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告訴我們，紅色延安的居民基本上過着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生活，有市場、用貨幣，圖書館、展覽會、電影、戲劇、演出，學
校、醫院、幼兒園……司法也有“三級三審制度”（上卷P11）。而其舉辦舞會的頻率，直到改革開放才被超越。在延安“過日子”，一樣既很無聊也有誘惑。
他們呼朋喚友聚餐、喝酒，也會逛街購物，下館子；幽會女友，串門聊天；花園散步、河畔練聲……把延安生活細緻地寫到這個層面里的，此前可能只有馮鳳鳴的
《狂飆時代》（香港新潮出版社1967）等極少幾部吧？
文化生活貫穿蕭軍的延安五年，星羅棋布，散見於《日記》全篇。讀者的印象是，地處偏遠的延安不時舉辦藝術展覽，內容除去蘇俄也有歐洲題材。不言而喻，畫展只能是聊勝於無的照片。
戲劇，則新舊並存、中西參半。革命題材的作品，“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就已出現。名劇如白毛女、茨岡、第四十一都不成熟，至少是令蕭軍掃興。經典平劇（即京劇）曲目與粗糙的秧歌戲同台獻藝，鄭律成、符律衡（阿甲）、杜矢甲等在這裡嶄露頭角、搖曳生姿……。
如果說，囿於條件所限，延安的藝術生活還算多彩，那麼，延安的圖書館和私人藏書之豐，更差強人意。身為作家的蕭軍，素有博覽群書之需，延安生活諸多不順，唯有讀書，好像沒有給他造成太多困擾。《延安日記》有大量讀書筆記，這樣的書目琳琅滿目：屠格涅夫、列夫·托爾斯泰、柴霍甫（契訶夫）、希
勒（席勒）、歌德、服爾泰（伏爾泰）、莎氏比亞（莎士比亞）、拜倫、司各特、巴爾扎克……；歐洲哲學著作、戰國諸子百家，中外文學理論……。所以，這部日記，文學評論、作品解析、藝術見解、素材準備，占有很大篇幅。蕭氏視野之廣、見識之高，也不多見。
“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前排中為毛澤東，後排右二為蕭軍
至於“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蕭軍建議下召開的一事，《蕭軍日記》也有記載。從蕭軍的審美情趣、文藝思想、創作歷程上看，當初的提議，看似意
在請中共明確一下自己的文藝立場而已。而毛澤東竟在後來的日子裡，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動員一切政治資源，讓“無產階級文藝”取代所有文學藝術形式，為人始料不及。
要是沒有書看，蕭軍恐怕早就不顧而去了。因為，延安的物質生活實在貧乏。市場不大，酒肆飯店不多，物價卻堪以“騰飛”喻之。可想而知，設機
關、辦活動、養軍隊……都要花錢。錢是邊區政府發行的“邊幣”。而“大生產”開辦之前，花銷大多征自邊區的鄉間吧？其它的財路則如1942年2月6日所記
“聽了財政廳長報告邊區經濟狀況，甚至製作鴉片煙膏，我聽了很難過。‘為了錢，除開我個人沒有去搶人去以外，幾乎什麼方法全做過了！’他說。”（上卷
P399，據指出，此君即為南漢宸）蕭軍隨手記下日常開銷和家常用度的價格波動，也足令人吃驚。
先看待遇：1940年9月26日“這裡的作家共分------1、特等：如茅盾，小廚房，雙窯洞，男勤務和女勤務，開銷不限。2、甲等：每
月十二元津貼，不做正常工作。3、乙等：八元。4、丙等：六元。5、工作人員：四元。”（上卷P56）蕭軍沒說自己是“幾等”，從“日記”中的一首詩看，
似為“甲等”，間有稿費，如1941年1月14日“下午去新華書店把16.8元的《八月的鄉村》版稅拿到。芬去門診部為小孩看病，請她了一頓館子。”證之
1941年2月20日“借了十元錢，準備給張棣賡和高原寄去，……”（上卷P125）可見那時邊幣幣值尚可，十塊錢不僅能幫助兩個人，還可以買兩隻下蛋的
雞。（上卷P152）
到了1942年，支取和花銷就成百上千了。如1942年3月24日“上午去南市場把旅費1500元取了，僅是買了幾支鉛筆，簿子等就費去了
三百元。”（上卷P427）4月2日“北門外買了一斤肉回來----已長到十二元……。”（上卷P435）又過了五個月，“20元買了半斤羊肉。”（上卷
P594）
1943年5月，伙食費已經漲到450元。（下卷P121）後來，物價上漲不但沒有得到遏止，反而加快了速度，1945年夏天，一萬八千元稿費，只夠買肉吃了。（下卷P721）
誠然，早已有人披露過，如李建國在“試論陝甘寧邊區的通貨膨脹與反通貨膨脹措施”中指出：“八路軍沒來以前豬肉比菜還便宜”，“1945年
底延安的物價指數，是1937年初的18，259倍。”但那學院式枯燥、冰冷的數目羅列，怎比跟隨一個具體的家庭，在父母的艱辛、孩子的成長中，看到收、
支給他們造成的困擾，來得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恰如恩格斯所說：我們從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經濟細節里學到的東西，比當時所有職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多，《蕭軍日記》中的其它史料亦可作如是觀。
所謂“官兵一致”當然是謊言，僅從《蕭軍日記》摘取一例即可想見一般：1941年6月24日“下午去看芬，在醫院中聽到了很多醜惡的事情！
（1）李伯釗自己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雞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2）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
蛋，餅乾代早餐。（3）毛澤東的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4）一個
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總務人員總是吃香煙，買十幾元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是四元或五
元。”（上卷P200）
1937年12月延安政治局會議：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
日軍排列“延安一百單八將”，頗有幾位也見於《蕭軍延安日記》，如：朱德（玉麒麟）、周恩來（智多星）、陳紹禹（入雲龍）、林彪（小李
廣）、彭德懷（大刀）、賀龍（花和尚）、王明（公孫勝）張聞天（豹子頭）、葉劍英（雙槍將）、林伯渠（美髯公）、徐特立（撲天雕）、乃至劉少奇、任弼時、
康生、彭真、楊尚昆、凱豐、周揚……等等，處世為人各擅其趣。
革命聖地的近郊區
上：毛澤東與農民交談；下：邊區一老農
《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論證過一件事：經年不斷的革命和戰爭，使老根據地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趨於枯竭。以至“轉戰”出去的紅軍已經回不去了。那時，這種現象，無一例外
地出現在江西蘇區、鄂豫皖和四川北部等地。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工農紅軍，四海為家，指東打西，收場爛攤子的則是當地農民。楊炳章這本書，只寫到紅軍開進陝
甘寧。在這個新的根據地，中共有沒有反省過去、愛惜邊區的人民了呢？《蕭軍 延安日記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回答了這個接踵而來的問題。
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蕭軍攜妻子兒女，到距離延安十幾里地的川口區碾莊、王家溝、劉莊一帶，做了四個月農民。屆時
的延安已經堪稱“文明社會”，在這個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區，他們看到的農村是何景象？農民對於邊區政府和共產黨又是何等印象？（下列引言均出自《蕭軍延安日
記》下卷P270至P359中）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個女孩沒褲子穿。
剪髮的女人有一雙明亮靈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歲，她悲嘆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讀書，她會紡線，但不能生產。把一個六歲的女兒典出去了一石糧，現在全家就食此糧。
看到農民們辛苦的獲得一粒糧食，由早到晚，卻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姦細吃了，這使我非常痛恨。
晚飯後到村長家，他那個小兒子問我：“你又來要什麼來了啊？”“我來要你——”我雖然和他玩笑着，但孩子這話卻給了我啟示，這說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沒有給予。
此地人種地不得法：不上糞，不積肥，鋤穀子時不培根，以至根不固，容易被風吹擺磨擦。……一般農民是固執的，聽天由命，保守，掩蓋在誠實下面的小狡猾，訴苦等。
在王家一個臉肉腫、紋理亂的姓仁的短工，被人們慫恿着唱了“三杯酒”，“十二月送郎”，“十月盼郎”人們雖然帶着不懷好意地笑着，但他卻唱得很莊嚴。
晚間到姓劉的家裡去，兩個拖着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這些清苦農民們對孩子以虐待為愛惜！這真是半動物性的生活。
馮老漢……村長兩個青年勞動力，只出了七斗公糧，是個滑頭；他卻出了一石。
離延安僅十幾里路的村莊，竟像隔了千百里，這裡的人民除開送糧草的義務以外，似乎什麼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傳也接不到，看不出他們和這革命政府有什麼思想、感情等聯繫。沒有報紙，沒有經常的宣傳，一句話，看不到政府的工作，黨的工作在哪裡。
聽說馮老漢的兒子馮文英在這村里當教員時打了一份報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劉，有五十二歲，老夫婦，老婆性燥，口利，曾生過十六個娃兒，竟一個也沒活。
我很不敢問一些人們的生活情形，因為他們總是訴說公糧的數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糧的人。
代耕主任劉永庭……他的女人生過五個娃，但全沒活。
這裡離延安僅二十里路，但卻像隔了一個世界。這些縣政府的人們辦事緩慢得驚人！
這一家人的命運使人們全感動！因為兩年中竟把四個孩子全死了。
這裡的居民只感到對公家盡義務的負擔，卻不見權利的享受，
比方一些工作---除開要糧草及人工外---其餘的文化、衛生、教育……在這裡是看不見的！（從死孩子的驚人數目可知）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國傳教士們底厲
害了。他們在直觀上，只有布施沒有需索，而且是有‘韌’性戰的。這一點共產黨差得遠的。這裡的人民對於共產黨和政府是沒有思想、感情上的連結的，他們只感
到‘誰坐皇帝給誰納稅’的義務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貸金---這是李老漢的納糧。他是李鼎銘的孫子輩。
一元法幣可換十元邊幣，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幣。
夜間替高虎家算帳，本鄉共出了二十幾萬慰勞費---唱戲三萬，給軍隊二口豬，三頭羊----算為新年慰勞費。劉莊共攤了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稱了二斤棗，一百五十元稱了二斤蔥，吃了一百元棗糕，給鳴兒及芬帶回了兩個火燒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談起前清……光緒年間……有主子，有地的納糧，無地的納稅，官兵全有餉，饃只六個麻錢一個……今刻……
夜間在劉懷民家，他說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糧。牛、羊被東北軍殺了，糧吃了，地被共產黨分了，自己以中農身份參加了革命，……
劉永廷的老婆……幼年時曾在天主教堂讀了二年書，供吃、住，……她對于洋堂存着留戀，過門時曾給過一對銀耳環、首飾，卻被賊偷了。
這裡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鴉片和賭博困迷着。
王興甲大聲地述說自己聽過吳滿有（按：邊區著名的勞動模
范）演說的意見：這吳滿有就是攔羊的吳XX的兒子，他上台說話了……我們出的糧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們要好好生產，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糧食……。我聽
了手也沒拍就走了，他在說風涼麼！他並不勞動啊，公家卻還給他一頭牛，一頭馬，還有種地的刈……。
二斤鹽四萬元，一碗麵條一百元，一斤餅一萬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聽王興姚說碾莊劇團中又發現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劉光喜原來是賭徒和巫神出身，最近還在販賣鴉片煙。他向那戲子比着手勢，買了六兩鴉片 三萬多一兩……
煙和賭在這村幾乎公開流行着。
王興甲是難民，革命後來碾莊，革命給了他土地和窯，如今多出幾斗公糧，他卻怨恨起政府來了。這就是說，一個農民一到了滿足狀態，他們的革命性就消滅了，甚至變成了革命的敵人……這倒是一篇小說的主題。
邊區政府徵收公糧，激起逃亡和民變的事，“日記”也有記載。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國公糧五萬石，激起了民變。第二年九萬石，
有的自殺、怨難。第三年……二十萬石……”（上卷P401）從《蕭軍日記》中物價等處看，1943年成功開展的“大生產”運動，只打造了“陝北的好江南”
屯田基地南泥灣，並未惠及邊區百姓。
其實，蕭軍下鄉不是以此為題做社會調查，故其所見所聞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來，地不分南北，共產黨根據地的人民，為革命做出巨大犧牲是一 樣的；工農紅軍雖然改編成八路軍，在根據地竭澤而漁的慣例則一仍其舊。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毛澤東率部轉戰而去，根本就沒打算回來，隨即將供養了他 們十年的老區人民拋諸腦後。直到六七十年代，邊區人民只能以其極度的貧困，迎接北京等地前來接受再教育的知識青年，讓他們瞠目結舌云云。
延河兩岸舞翩躚
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說的是現象。一句老百姓的白話文“飽暖生閒事”，道盡原理。1940至1945，雖然全國都在抗戰，除了敵 機轟炸過幾次，延安基本未見硝煙。人們吃着公糧，白天看戲、晚上跳舞。輕鬆的日子裡，夫妻矛盾不免暴露，選擇戀人機會漸多。盛產緋聞的藝術界、多愁善感的 文化人，戀愛、結婚、偷情、離婚的故事都有發生。這一切落在了一位善於觀察生活、收集素材的作家眼裡，於是我們就在《蕭軍 延安日記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中，看到了一些後來在文化、藝術界主持工作的人，年輕時候的愛情片段------1940年8月19日“我預備把延 安的：婦女，兒童，革命黨人，百姓，軍人，各寫一篇小說。要留心各方面的材料，定名為《沉澱》。”（上卷P9）
跟史沫特萊（站在中間的洋人）學舞的延安女士們
交際舞，是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以文明娛樂、休閒方式的名義介紹給毛澤東的。但在一般人眼裡，舞會就是公開的情場，讓紅男綠女在這裡放射魅
力、表意傳情，故令延安的黨人踴躍前往。雖然舞池、音樂、燈光等等因陋就簡，從中央領導到普通幹部戰士還是樂此不疲。想也難怪，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即使
身在上海，也未必去得起舞廳。有此名正言順擁男抱女的機會，能不趨之若騖。各機關頻繁舉辦的舞會上的眾生相，則網上已有專文，如葉德浴的《蕭軍與交際舞》
等，將《蕭軍日記》中的相關內容輯出過半。此處不贅。
當然，兩情兩性真正的悲歡離合，發生在舞場以外的家庭、河邊、樹林乃至工作場所。例如：夫妻吵架，時常發生在艾青、韋嫈夫婦之間；李昌、馮
瑞蘭夫婦並非原配；曾克和黑丁有過一段姻緣；歐陽山的結髮夫人是草明；江豐、舒群、李又然、塞克、高原、吳奚如等人，都享受過愛情的折磨。他們的故事點點
滴滴地散見於《日記》的字裡行間，讀者間或眼前發亮或掩卷而嘆。
這些是正常的夫妻、戀愛。不太正當的事情也發生了不少，比如：1940年9月18日“這裡的女人有一個普遍的傾向：勢利，虛榮，向上
爬……。她們有高的就不要低的。T解說這是因為女人不容易造地位，所以必須要藉助丈夫的光。這只能說是一面的理由，另一面是女人不爭氣，男人下劣也不能否
認。……有些情人和丈夫怨恨邊區占有了他們的情人和老婆，……他們利用革命的特殊地位占有下級的女人，這現象是很普遍的，……”（上卷P40）
1940年9月28日“文協有一個高身高鼻，黑眉大眼的馬夫，他是在鄉下有着很多情人的。他給她們的僅是一隻鑲鐵的油罐子。”（上卷P60）
1942年1月25日“延安正在流行生孩子和結婚的問題。有些男女先有了性關係才結婚，生孩子，政府消費大，為了人道又不能打胎……。”（上卷P390）
1942年2月19日“這裡是十九個男人分一個女人……”（上卷P408）
1942年2月20日“幾個蘇聯的記者把中國的一個女人借了跳舞的名義強姦了，而且有了孩子，只給了一百元。這裡正陷在一種性底混亂和婚姻潮。”（上卷P409）
蕭軍與妻子王德芬和女兒蕭歌、兒子蕭鳴在延安
《延安日記》是一部“延安檔案”，這部大容量的檔案櫃可以分為“櫥窗”、內容與“夾層”。“櫥窗”，是日記的“主題展示”除前述讀書、觀
察、感悟、反思……之外，妻子兒女的家庭關係，也以極其坦誠、周詳的方式“展現”。相信許多讀者會在閱讀中發現，那些段落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讀者諸君自
己的愛戀溫存、七年之癢、情感糾纏、舔犢之情或無名煩躁……。婚姻、家庭、子女的研究者，也能從中得到不易擷取的生動的素材。這部分內容因其誠實和坦然，
直接地對應了其他部分（內容）所記人與事情的可靠性。
至於“夾層”，則顯示是蕭軍先生雖然嫉惡如仇、脾氣火爆，其實宅心仁厚，用字母和XX代替了一些人的真名實姓，為他們隱去了不宜曝光的行
徑，保護着他們的後人。卻又無損於我們讀懂那個時代、那樣的環境下發生過什麼樣的事，出現過什麼樣的人。這樣的人物、事件的數量還頗可觀呢。
若是有心人或者熟悉延安人與邊區事，還是能從雪泥鴻爪、蛛絲馬跡中辨析出字母和XX是誰是誰。例如上卷頻繁出現的T，代指丁玲，因為“日
記”中提到：T說，她的小說《韋護》男主角是瞿秋白（上卷P2）。有了這個線索，上網一搜，作者就出來了。所以，看《蕭軍日記》還有探微索隱的挑戰與樂趣
哦。
尾註：本文着重介紹了“《蕭軍日記》中的延安。至於”蕭軍先生在延安“，已有高伐林的《老作家蕭軍百萬字日記揭開延安一角》、陳小雅的《蕭
軍”延安日記“中的毛澤東》、戴新偉的《對自己的人也不要脫下掩心甲——蕭軍在延安》和邢小群的《蕭軍：延安的躊躇——讀蕭軍延安日記》等文章，有精彩的介紹，可以參看。
近期圖文： 他看到一個獨特的毛澤東 毛澤東與蕭軍：同途殊歸的“弒父者” 記載延安窯洞真實情況百萬字日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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