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创立天地会 孙中山使用天地会
清廷严禁秘密结社的活动，在清律中有明文规定。天地会是洪门对外的习称。以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得名。衍生出乾坤会、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八卦会、圈子会、汉流(留)会等，据载有五十多种名称。以“顺天行道”，“剃除贪官”及“争天夺国”为口号。天地会并无固定的教义与崇拜对象，但有严格的会规，后发展为三十六誓，要求会众忠于誓言，严守秘密。以反清复明，顺天行道，劫富济贫等口号，其成员最初多为农民或由破产农民转化而成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 、水陆交通沿线的运输工人及其他没有固定职业的江湖流浪者。以后成分日益复杂，但仍以下层穷苦人民为主。
吴三桂创立天地会
清代官方文献讳言盟誓，伪造称臣，对吴三桂史事有重大篡改。吴三桂《上康熙皇帝书》第一句话就说“三桂实非反也”，揭露清朝得国非正，背了三十年的归顺屈节黑锅方才一吐苦水。但清廷以严刑峻法阻止《反清檄文》和《吴三桂奏章》的流传，旷世疑案石沉大海，直至今天还须后人据以辩白。
吴三桂在多方面为准备反清做出部署，在经济上，“承桂关巾，笼盐井金铜矿之利，厚自封殖；通使达赖喇嘛，互市北胜州；货财允溢，贷诸富贾，谓之潜本。”在政治上，“所辖文武将吏，选用白擅”。在军事上，“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与肄武薪，谓以储将帅之选，以时训练。”在撤藩公开反清以前，吴三桂幕下人士已经研究当前形势，提出起事规划。联络天下群士，设济困苦民心，阴谋图就，训练士卒，预备器械，各省埋伏兵马，料理齐楚，以鼓舞人心，密约动期。
天地会(洪门)会书中保留了吴三桂党羽参与创始的记载：哥老会系统的《民国帮会要录----陪堂大爷赞江湖原由》．“明末时，崇祯王国运不正，李自成逼明主(命)丧幽冥 吴三桂、洪承畴心怀不忍，龙开文、左文明共起义兵。遵香规立山堂由此而盛，聚会了众豪杰恢复北京。吴三桂占龙头，管辖四省，立就了赤龙山西北堂名。”同书《陪堂大爷赞先圣帝王》：“传至明末开封府，山水香堂才兴出。三桂龙头称明主，洪承畴把盟证呼，龙开文曾把香长做，左文明坐堂效当初。四大江湖开四路，各立山堂有名目。”称吴三桂为明主、龙头，把他尊为哥老会的创始人。
田林本《天地会文书》：“世有吴公，生三子，英雄难比，盖世无双，盛世无良，长日鹏，次日明，三日菊，三人各分去湖广地道，师尊分两界之地，众弟兄分散天下十三省，各招英雄豪杰，结成便是亲骨肉。三指相会，开口不离本，出于不离三，方是同门洪脉亲。”，吴公 指吴三桂，吴家弟兄分头到各省招集人士组织天地会。
天地会会书中若干本质性特点，只有吴三桂党羽创会说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其一，三指和白色。吴三桂和清军联合，共同攻击李自成农民军时，“迫于战期，兵尚未尽剃发，恐无以辨。夜半，密令军士以白布裂为三幅，阔如三指，缠之于身以为暗记。然布亦不能猝办，即以裹足布裂用之，约大清兵见三指布者勿杀。”
计六奇《明季北略》补加说明：“盖三数与白色者，取三桂及长白兵缟素之意也”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吴三桂反清，同样“帜色白，步骑皆以白毡为帽。”“出手不离三”或“出手不离三品指”是洪门会员联络手诀，见于全部会书。
田林本《天地会文书》提及：古云书曰：天下人治天下，非是一人治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人人皆想吴君为帝，共击虏人。如时势一至，汝可一说而合。可见这一带有道教色彩的称帝 可以找到吴三桂馀党的线索。
胡南山供：乾隆十三年开始反清复明活动的马朝柱，“拿出一把金剑，一连有红罗公主四字，一边有日月二字。”“又说有个幼主姓朱名洪锦，军师吴承云，系吴三桂的子孙。”八月十五日兴兵，因造器、买硝磺泄密
道光年间，江南天地会活动益发频繁。三点会首领保存吴三桂“周四年”札付，设官分职，足以证明黄百幅的三点会属于吴三桂系统一脉相传的天地会。
不仅天地会存在吴三桂党羽组织天地会的线索，甚至黄天道教和收元教都有吴三桂党羽活动的痕迹。收元教敬称吴三桂为“火帝真君”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本天地会文件抄本《另用通用扇总诗-大八底》是“真入关山金鼓镇，征西单马与洪旗”查此诗原为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秋兴》，原文为：“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会书作者看中“征西”二字。以冯异拜征西大将军典敌，而吴三桂原为明封平西伯，恰恰可以借用，再加改“车马羽书驰”为单马与洪旗，改喻吴三桂的意思益发明显。据此，会书作者曾有吴三桂党羽参与。无论在天地会会书的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天地会的实际传承上，都存在吴三桂党羽秉承吴三桂意图，参于组织天地会进行反清事实。
光绪二十八年，英人Wililan Stanton出版了《三合会或天地会》((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一书，就认为天地会的创立可能和吴三桂的反清起义有关，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单从名字来拆，吴下有天,桂又两土,天者天也，地者土也，吴三桂的姓名中确含天地之会
天地会在清代曾多次发动武装斗争，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在广西建立大成国、由三路天地会起义军（首领胡有禄和朱洪音和何贱苟）建立的升平天国，天地会首领吴凌云在广西新宁州起义建立延陵国，厦门小刀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首领洪大全(焦亮)﹑罗大纲等都曾率领会众参加太平军。
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及其分支积极参加和支持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海外的洪门组织，不仅在经费上对革命党人给予大力支持，而且派人直接回国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写道：“革命（辛亥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回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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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夏，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遭拒绝。
1894年秋，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
1894年冬，二十多个进步华侨，在檀香山聚议成立兴中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草拟《兴中会章程》。刘祥任主席、何宽任副主席。孙中山到抵香港，约旧友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筹建兴中会分支。
1895年春，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成立兴中会总会，杨衢云任兴中会会长
兴中会第一次起义
1895年秋，兴中会联合天地会准备袭取广州发动起义，失败，27岁的陆皓东就义
1899年4月间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以鼓吹革命；史坚如到长江流域以联络会党；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长江流域的天地会会党和广东、广西、福建的天地会会党合并于兴中会。
1900年1月，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别名为“兴汉会”。
兴中会第二次起义
1900年夏，天地会分支白莲教在华北兴起义和团，抗击基督教会，屠杀享有治外法权（法律面前不平等）中外基督教徒
1900年秋，兴中会37岁的郑士良等在惠州归善（今广东深圳盐田区三洲田村）集合三合会党80余人，猛袭今天的深圳沙湾，清军溃逃，三合会会员乘胜向深圳推进，直逼县城（今深圳南山区）。起义军与清军战于佛子坳，缴枪700余枝，俘敌数十名。起义军血战半个多月，虽然士气旺盛，队伍发展到2万余人。但弹药已尽，郑士良被迫解散起义队伍。郑士良等退往香港。起义失败。
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
同盟会第一次起义
1906年冬，22岁的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原来的华兴会成员）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推举天地会会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以同盟会的政纲为号召。后湘鄂赣宁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失败，刘道一就义
同盟会第二次起义
1907年夏，同盟会许雪秋、何子渊与三合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召集以三合全会党成员为主的民工七百多名和以维护在建铁路沿线治安为名招募的团练近四百名，于潮州黄冈起义，历六日而败。
同盟会第三次起义
1907年夏，原光复会成员37岁的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举行起义，后失败殉难。
同盟会第四次起义
1907年秋 三点会首领，兴中会成员，29岁的邓子瑜于惠州七女湖（今惠州市汝湖镇）召集天地会各路成员发动起义，十余日后起义失败。
同盟会第五次起义
1907年秋，天地会首领41王和顺受命在钦州王光山起义(防城起义)。
同盟会第六次起义
1907年冬，天地会会员43岁的黄明堂在广西镇南关发动起义，孙中山亲临指挥。 起义失败后退入越南。
同盟会第七次起义
1908年春 原华兴会首领34岁的黄兴由越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钦州、廉州起义)。
同盟会第八次起义
1908年春，天地会会员44岁的黄明堂在云南河口起义
同盟会第九次起义
1910年春 同盟会会员25岁的倪映典趁新军士兵先与警察发生冲突，在广州发动新军起义。
同盟会第十次起义
1911年春 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攻入广州总督府。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黄花岗起义）
非同盟会的起义
1911年春，文学社蒋翊武和共进会孙武筹划起义，1911年夏四川保路同志会事起，蒋翊武和孙武准备起义，事泄后，新军熊秉坤和吴兆麟指挥新军攻下总督府，武昌起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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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与钱
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5000元，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租界设立了据点，买了好些旗帜，还刻了起义后的都督印。这些钱还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义当口，由于据点暴露，手枪和旗帜并大印甚至没花完的钱，都丢给了清军。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少许子弹。这些子弹，在据点暴露前就偷偷带进了军营，由于新军子弹被控制，这点子弹最后在起义时，派了大用场。但是，起义者真正用来攻打总督府和其他据点的武器弹药，还都来自于楚望台军火库。可以说，即使刘公的5000元，也没有多少派了用场。在武昌起义中，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家伙，是朝廷给的，只是不发子弹，需要从外面弄点。甚至连起义，最后都是自发的，领头人都没有一个，更不需要管领头人要钱。基本上，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穷革命，没花钱的革命。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四千万元左右的银子。
而六个月前的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其中英属东印度(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捐了5万；荷属东印度(印尼)5万，暹罗(缅甸)和安南(越南)各3万，剩下的1万大概来自美国。其中买枪械差不多花了6、7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4万，前后共计耗费了17万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师一月的军饷了。广州起义，拉没有革命觉悟的军队，要收买。动员各地有革命觉悟的“先锋”，每个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装备，得花钱买，动员的越多，花费就越多，按人头拨款。后来看革命党人的账目，每人帐下多少人，发多少钱，一清二楚。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几乎耗尽了革命党的筹款能力)的广州起义，最后却一败涂地。好心人收了72具尸体，其实死的革命烈士，不止72位，钱，当然都打水漂了。
看来，造反能否成功，关键在形势，不在钱多钱少，形势比人强嘛。如果没有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的东风，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自武昌起义之后，穷革命的模式开始复制，各地的起义，基本上都是没本的买卖，而且大多都获利甚丰。清朝新政其间各地攒了点银子，都留给革命党人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