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1915-1916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烽煙四起，鏖戰猶酣，絕大多數俄國男人應徵入伍，開赴前線作戰，家中勞力奇缺。這時，恰有數千華人移民湧入俄
國謀生。俄羅斯歷史學家說，那時，俄國政府僱傭華人承攬彼得格勒（今聖彼得堡）至穆爾曼斯克鐵路、穆爾曼斯克海港碼頭等重要工程。一些華人被俄國政府征往
德國前線挖戰壕，送彈藥，也有一些華人在特維爾州鐵路局和鉛鋅廠打黑工。而中方作者則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段祺瑞政府於1917年初宣布參加英
法等協約國作戰，並派出相當可觀的一支部隊到東線參戰，同時還派出成千上萬勞工到俄國。這些部隊和勞工實際上沒有投入戰鬥，而是替沙皇軍隊挖戰壕，或在後
方工廠做工。”（劉作奎，《中國軍團保衛十月革命》，見《環球時報》2002年09月02日第十九版）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俄國走向全面危機，華工失業，沒了經濟來源，他們饑寒交迫，四處流浪。1918年，俄國的形勢每況愈下，俄軍全面崩潰，放下了
武器的俄國士兵，也加入了流浪漢大軍，他們或為一塊麵包打家劫舍，或為一口伏特加酒變賣財物。那時，俄羅斯到處烏煙瘴氣，一片頹廢情緒，而此時德軍在前線
仍在不停地進攻。而在俄國，內戰的烽火竟悄悄燃起來，紅軍與白軍的戰鬥不斷升級，最終全國都捲入了內戰。
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紅色布爾什維克，組織了國際志願軍軍團，他們主要由華人、拉脫維亞人、芬蘭人、奧地利人組成，這些人都是無產者，他們懂俄語的人不
多，身無分文，沒有職業，有些甚至無家可歸。國際志願者報名參加紅軍，扛槍打仗，主要是為了解決溫飽。俄國十月革命讓流浪俄國的華人有了生存的希望，他們
一參軍，就有了飯碗，也不用流浪了，沒準能掙上一筆路費，儘快返回中國老家。20世紀初，一位華人外交官在回憶錄中寫道，駐俄領事館的中國官員接見了一批
華人志願軍，他們見到外交官嚎啕大哭，邊哭邊說，他們想念親人，想回中國老家。他們告訴外交官說，在俄國很難找到工作，沒有機會掙錢，所以才去當兵打仗，
掙點路費回國。外交官還看到，華人軍團人數眾多，且軍紀嚴明。
布爾什維克高層也就覺得華人軍團有利用價值。比如說，那時華人士兵在當地多無家室，光棍一人，無牽無絆，便於調遣。還有，華人士兵一旦落入白軍之手，往往
被處以極刑，因此，華人在緊要關頭寧為玉碎，也很少變節，鮮有投降做俘虜的，這點深得紅軍將領欣賞。再有，華人與俄國人宗教信仰不同，借用俄國人的話說，
他們對於生命的態度不可思議，於是，蘇俄紅軍的行刑隊和“契卡”（國家安全部門）很喜歡用華人士兵做行刑隊隊員和警衛隊隊員，紅軍領導認為，中國兵個個心
狠手辣，腿腳靈活，好身不凡。
20世紀初，旅俄華人之所以接近布爾什維克，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白俄貴族歧視華工，嫌棄他們是外來民族，素質差，文盲多；其二，蘇俄紅軍工農幹部較
多，與華人志願兵基本上同屬一個社會階層，在華人面臨生活窘境的時候，布爾什維克軍隊僱傭華工，發給他們軍餉和糧食，客觀上改善了他們在異國他鄉生活窘迫
的狀況。少數有文化的華人，還被紅軍任命為華人軍團指揮官，奉命向華人傳播共產主義思想。
劉作奎在（《中國軍團”保衛十月革命》）中提到，1918年7月底，蘇俄紅軍說服中國新疆的張福榮（音譯）率領1800多中國人參加蘇俄紅軍，在車裡亞賓
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間的特羅伊茨克，與白軍激戰，1918年10月12日，俄共（布）中央代表還把列寧頒發的獎旗授予張福榮。
再
說國際志願軍，也並非布爾什維克的發明。1919年，白軍將領高爾察克也組織了一個捷克國際志願軍團，他還率領這個軍團，在西伯利亞和紅軍打過幾次大仗，
頻頻得手，收復了被紅軍占領的城池。列寧聞訊，遂下令紅軍1方面軍的國際軍團開赴戰場，與捷克人一決雌雄。當時該軍團里有不少華人士兵，他們浴血奮戰，旗
開得勝。該軍團的首領，是美國記者維爾亞姆斯，由於領軍有方，作戰英勇，深得列寧賞識，同年3月底，他受命率部護送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從彼得格勒遷往莫
斯科，成為蘇維埃第一支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的衛戍部隊，該軍團精選70名華人志願兵，擔任列寧衛士。
馮曉蔚在《黨史縱橫》雜誌上發表《犧牲在蘇聯衛國戰爭中的中國團長》一文，文中講述了蘇俄紅軍“中國團”的故事。作者披露，1917年俄歷10月25日，
遼寧省鐵嶺農民任輔臣，在蘇俄率領2000名華工加入紅軍，被編入第3集團軍第29步兵師，命名為“中國團”，番號為225團，任輔臣任團長，1918年
11月末，他率部烏拉爾地區維亞車站與白軍交戰時陣亡。
1959年中國出版了由彭敏執筆的《中蘇友誼史》一書，書中提及俄國十月革命的領導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衛兵是華人，也證明華人確實在20世紀初參與了十
月革命之後的俄國內戰。不僅如此，俄羅斯當代歷史學家費爾什金斯基（Ю.
Г.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和切爾尼也夫斯基（Г.И.
Чернявский）最新學術研究成果也指出，1918年，列寧發動和領導了鎮壓東正教教教會的運動，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吉洪被捕。教宗被關押在自家的
餐廳里，當時的看守警衛均為紅軍華人第一野戰營的士兵，他們與蘇俄紅軍一道，凌辱過那位深受教民愛戴的宗教領袖。華人第一野戰營營長，名叫約拿•亞基爾
（Иона
Якир）。
約
拿•亞基爾後來還出了一本書，名叫《回憶國內戰爭》（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他在書中說，他那個營有華人士兵530人，自從參加紅軍後，他們覺得生活有了改善，吃穿都不錯。亞基爾和他的華人士兵們冒着炮火，一路沖
殺，穿越了整個烏克蘭，頓河草原和沃龍涅什省，儘管華人戰士死傷慘重，可他們依舊冥思苦想，希望把死去的弟兄的遺骨送回中國老家。
1918年4月，來自中國奉天（瀋陽）的鮑其三（音譯），被任命為弗拉基高加索華人支隊隊長，其麾下有兵士450人。他是個孤兒。1905年日俄戰爭結
束，被俄國軍官撤退的時候帶回到格魯吉亞。他先在武備學堂讀書，十月革命爆發後，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成了蘇俄紅軍士兵。他在國內戰爭期間，率領弗拉基
高加索華人支隊轉戰北高加索和阿斯特拉罕，與白軍做戰，屢建戰功。
當
地一位高加索人，曾經這樣回憶華人支隊的戰鬥場面，他說，1918年8月，大約300多華人支隊的士兵攻入市內，他們將機關槍抬上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
院高聳的鐘樓，居高臨下，四面掃射，殺死不少敵人。他們還挨家挨戶搜查白軍，把家裡藏槍和藏白軍軍服的居民都抓走，最後，華人支隊，把他們拖到野戰醫院後
面的玉米地里全部槍殺了。一時間，白軍和百姓聽華人支隊，皆聞風喪膽，他們都稱華人支隊為“魔鬼辮子軍”，紅軍鑑於輿論壓力，也對華人支隊控制使用，國內
戰爭一結束，立即便將華人支隊解散了。
華人支隊隊長鮑其三的結局也很悲慘。國內戰爭結束後，他在基輔聯合軍官學校做中文翻譯，1925年11月10日，他被蘇維埃安全機構——聯合國家政治局
（ОГПУ）逮捕，罪名是參與反革命恐怖活動。1925年4月19日，鮑其三在莫斯科被槍決。蘇俄國內戰爭結束後，曾有一批當年在戰場上表現出色的華人軍
事領袖被處決。
1957年，蘇聯弗拉基高加索地區，在市內伊利斯通和消防大街的交匯處，建造了一座中國廣場，廣場中心樹立了方尖碑，紀念國內戰爭期間犧牲的華人支隊官
兵，作者是蘇聯建築學家布焦米洛夫（А.
Бтемиров）。當時正值中蘇友好巔峰時期，這個紀念碑的修建和揭幕，盡染政治色彩意。時隔不久，中蘇交惡，關繫緊張，弗拉基高加索的中國廣場也易名
為革命廣場，據說方尖碑也被搗毀。那時，蘇聯連為他們賣過命的華人志願軍也不認了。當代俄羅斯歷史學界研究結果表明，死在蘇俄秘密警察手下的華人士兵，遠
比死在白軍槍口之下的要多。時至今日沒人想到，是否該為這些冤魂樹碑立傳。
2007年，俄羅斯北奧塞梯的俄國共產黨，致函當地政府，希望重修中國廣場和立碑，恢復紀念華人志願軍。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對內戰爭歷史這一歷史事件爭議很大，一時還難以給出客觀評價，所以，俄國共產黨的提案，是件遙遙無期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