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叔叔接着說：“你爸爸是好人!但你爸爸和我私交不好，雖然都是工作上的分歧，但你爸爸罵起人來，有時還真讓人受不了。”

　　父親曾把耀邦叔叔罵得“狗血噴頭”

　　那是我到北京的第三天，找到了中學同學貝璐瑛，她帶我去宋一平叔叔家。宋一平叔叔建國後是團中央的領導，曾與胡耀邦共事多年。熱心的宋叔叔聽了我父親的情況後，問我：“你爸爸跟耀邦同志很熟吧?”我正猶豫着怎麼回答，他接着就說：“我帶你們去耀邦同志那裡!”

　　說實在的，當時要我去見耀邦叔叔，我並不抱太大希望，因為我知道耀邦叔叔雖然從“幹校”回到了北京，但他的問題還“掛着”。而且我知道耀邦叔叔與父親的私交並不算好，在他們之間曾發生過一件事，這是一件在黨內、在當時的高級幹部中人人皆知的事。

　　晚飯後，在宋一平叔叔的熱心引領下，我和貝璐瑛走進了富強胡同一座陳舊的四合院——耀邦叔叔的家。在這之前，我僅見過耀邦叔叔一次。那是1962年，他由團中央第一書記任上代職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在長沙，父親曾帶我去看過他，說不清為什麼，那時我對耀邦叔叔的印象就特別深，也許因為他的個子小，也許因為他特別活躍，也許是因為他那獨有的氣質和魅力。

　　那天見到耀邦叔叔，再次給了我深刻印象：他面對着門坐在一張藤椅上，且手舞足蹈地比劃，與客人說着什麼。尚未進門，宋叔叔大聲地說“耀邦同志我幫你帶來兩個小客人”，接着介紹我們：“這位是吳自立同志的孩子吳東征”，“這位是龍潛同志的孩子貝璐瑛”。耀邦叔叔從藤椅中站起來，熱情地握着我的手問道：“自立同志還好吧!”

　　落座後，我打量一下這間屋子，大概也就10平方米，一張單人床，一張寫字檯，幾把椅子。我們進屋前已有兩三人在此，於是我就坐在床上。耀邦叔叔打開話匣子就收不住，介紹了我父親的許多情況和軼事：打仗勇敢、立過很多戰功、老資格等。

　　說着說着，耀邦叔叔突然問我：“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你爸爸把我罵得狗血噴頭，你知道嗎?”我頗有些尷尬地回答：“知道。”聲音很輕。胡耀邦叔叔接着說：“你爸爸是好人!但你爸爸和我私交不好，雖然都是工作上的分歧，但你爸爸罵起人來，有時還真讓人受不了。”

　　這種直爽坦誠，使我油然而生敬意。那確實是一件讓耀邦叔叔難堪的事。大約是1941年左右，我父親任軍委經濟建設部副部長，總政治部準備頒發一次紅軍紀念章(當年紅軍的概念與現在紅軍的概念是不同的。那時紅軍專指土地革命時期參加了紅軍作戰部隊，並一直在紅軍中工作的人)。擬授紀念章的名單發下來後，我父親很有意見，他說：“有些是紅軍的，名單上沒有，不是紅軍的，名單上卻有。”在一次高級幹部大會上，我父親向耀邦叔叔放了一“炮”：“是紅軍的不管人家是伙夫，還是馬夫，你都要發給人家;不是紅軍的，職務再高也不能發。”父親還說了一句至今仍在流傳的話：“如果是這樣，你們發給我這個牌牌，我就把它拴在狗尾巴上去找毛主席。”當時耀邦叔叔剛任總政組織部部長，才二十五六歲，是延安最年輕的高級幹部。說到衝動處，父親對於新任的“娃娃”組織部部長說了另一句頗為有名且一般人難以承受的“名言”：“我參加革命時，你還穿開襠褲呢!”我不知道耀邦叔叔當時有何感受，也不知道這件事如何收場，但父親後來在回憶時抱有歉意，認為當時太衝動了，那句話有些傷人。

　　這裡我想補充的是，父親那句流傳至今的名言，被張冠李戴成1955年授銜時，父親說如果授他少將，他就將少將牌牌拴在狗尾巴上，去找毛主席。這個誤傳在1964年成為父親對黨不滿，甚至成為為彭德懷翻案的罪證。

　　在我與父親共同生活的30年中，我覺得父親對職務、官位並不太看重。在父親的一生中，他主動讓官、拒官的事太多了。紅軍時期就流傳着一句話：“吳自立丫丫誤，團長不噹噹團副”。授銜時我已記事，在我印象中父親有那麼兩三天情緒不高，隨後他釋懷了：“什麼芝麻醬(將)、辣椒醬(將)，想想那些犧牲的人，我們這些活着的人已經是萬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