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中央常委听取对江青审判的准备情况汇报，邓小平拍板说：要快点审，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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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真刚在人民大会堂他的那间办公室里坐定，早已等候的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就进来了。他喝了一口浓味十足的龙井茶，见满屋的人都微笑着看着他，不禁笑道：“怎么样？这一段大家都辛苦了吧？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啊，你们准备好了吧？”
　　
　　“基本上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说。
　　
　　彭真说：“我们将要演出一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审皇后’，意义不简单哪。好了，你们把准备好的方案汇报一下吧。”
　　
　　“鉴于侦察结果，这一次审判只起诉十名主犯，各个集团的一般成员，交给各地的司法机关去审理。这就是说，十名主犯将从林彪、江青集团的几十名成员中按照罪行程度挑出，同时照顾两案平衡，一案五个人。江青一伙中的康生、谢富治已死，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再加上两个案子都擦边的陈伯达，一共是五个人受审。林彪集团中林彪、叶群等在外逃中机毁入亡，林彪集团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自然首当其冲。鉴于他们在侦察中没有发现与林彪制造《‘五七一工程’纪要》、谋害毛主席和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有关罪证，那就要从承担这一罪行的‘小舰队’中定一主要人物同‘四员大将’一同受审。这一主要人物便是江腾蛟。”
　　
　　彭真点点头说：“这里最难审的就是江青了。”
　　
　　“最有意思的也是江青。如果只是审林彪的那几个，就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了。”
　　
　　彭真说：“不错，这次审判得好不好，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江青的审判成功不成功。”
　　
　　真是巧极了。十四年前，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们研究彭真的问题。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其余的人都在静静地听着。
　　
　　康生负责向政治局汇报毛泽东对彭真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主席多次和江青同志、我，还有其他同志谈话，严肃地批评彭真。主席说，彭真让你们打招呼，岂有此理，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从不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才是大学阀。”
　　
　　“那还用说！”刘少奇以不屑作答的口吻哼了一声，“彭真历来不把中央，不把我放在眼里。我看他比学阀还要坏，是大党阀，恶霸！”
　　
　　“毛主席四月二十八日在和我谈话时，又说：‘北京在彭真的把持下，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要按照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它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的垮台准备了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彭真的事情从偶然中暴露出来，一步一步深入下来。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会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搞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打倒他了。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康生同志不要无穷的忧虑，灰尘不扫不净，阶级斗争不斗不倒。我赞成鲁迅的意见：经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彭真的本质隐蔽了三十年。’”
　　
　　刘少奇说：“彭真多年来对我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我对他忍了好几年了。他的问题的暴露是他几十年反对党和毛主席、反对我们这些人的必然结果。”
　　
　　“你们和彭真打个招呼，让他别再推卸责任了。”邓小平说，“他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二天，好多人早就盯上他了。再辩护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今后少干些工作就行了嘛。”
　　
　　周恩来也说：“彭真这个反党集团是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这个反党集团不仅在暗中活动，而且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两面派活动，表面上站在毛主席一边，实际上暗中背着中央贩卖私货，反中共、反毛主席，最典型的就是一九六六年他的那个《二月汇报提纲》。毛主席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揪了出来，扫除了党内隐藏的反党集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决定对彭真进行审查，并且撤销了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
　　
　　一九六七年四月，还是在人民大会堂里的这个地方，江青在接见批斗彭真等人的红卫兵时说：“毛主席早就讲过，前北京市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当然指的是彭真了，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把持了许多的阵地和工具，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他们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集团。同志们，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那我们这些人，就要杀头、坐牢了。你们在场的许多人，也将要受到迫害，有人就跪下投降，他们也是不会饶恕的。你们信不信啊？”
　　
　　当然，她不会想到，历史还真的给她安排了这么一天。
　　
　　当初，江青郑重其事地说：“彭真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经常在干部中肉麻地吹嘘自己，为篡党、篡国制造舆论。事实上，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抗战时，他在晋察冀边区执行的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又变本加厉地继续执行王明路线，执行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思想，反对林副主席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彭真在国际活动中，也背着中央散布了许多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美化资产阶级，美化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他吹捧叛徒铁托和赫鲁晓夫，吹捧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干了许多投降主义的勾当。现在查明，这个彭真，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在狱中自首变节，出卖同志。这个叛徒，后来又同刘少奇、邓小平相互勾结，包庇重用一批叛徒，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挖出了我们党内的这个叛徒集团，是一个丰功伟绩。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礼！”
　　
　　讲到这里时，江青还真的站起来，给在场的红卫兵和学生们敬了一个不规则的举手礼。
　　
　　现在，这个地方轮到商量处置她的时候了。
　　
　　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下午三点，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这几个政治局常委，来到大会堂的福建厅，听取和研究彭真提出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审判江青和林彪集团的方案。
　　
　　当彭真亲自向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时候，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人全部列席旁听。
　　
　　“江青等十名主犯的问题和情况基本上都查清了，起诉书主要解决这十个人的问题。”彭真说，“为了这次审判，两案审判工作小组先后调集了四百多人，做了五个多月的审讯、收集、核实、证据提取和起草起诉意见书的工作。现在，起诉意见书所列举的犯罪事实，同毛主席晚年的错误都划开了。我们竭力避免混在一起。”
　　
　　华国锋点点头说：“特别是在审江青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人感觉到我们是在审毛主席。”
　　
　　彭真说：“不会的，这两个集团，江青和林彪是头子。康生和张春桥是军师，两派是狼狈为奸的一伙，判刑完全是罪有应得。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扯毛主席和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起诉书还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中。不过，现在的起诉书中，有的问题用不用，还得考虑。例如，张春桥说邓小平是‘纳吉’的问题，现在查到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同意了。”有的同志主张去掉这一条……
　　
　　“不能去掉！”邓小平抬起头。将手中的香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拧说，“张春桥是当面骂我是‘纳吉’的，为什么去掉？至于毛远新的汇报记录，不足为凭。谁知道他是怎么去汇报的？”
　　
　　彭真继续说：“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过错问题，包括党纪、政纪、军纪的问题。这次审判，只审罪行，路线错误不审。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统统不提。”
　　
　　华国锋立刻点头道：：这样好，可以少很多的麻烦。现在外国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已经来电来信，批评我们是在反毛泽东，提出不能杀掉江青的问题。我在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也表示我们不会判任何人死刑。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论的。我们有意识地回避一些问题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
　　
　　叶剑英说：“江青的问题和毛主席的问题如何分清，还是要好好地研究。还有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的问题，这次审判也是回避不了的。对毛主席，小平他们正在搞决议。”
　　
　　彭真继续汇报道：“比如说，整刘少奇的时候，抓了很多人。江青亲自批准抓了十一个人，已死两人。另外，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的讲话，就是专讲政变的那次，诬陷了我和很多人。这次我们也不上起诉书了。还有，江青、叶群、陈伯达，过去下发的材料上，说他们是叛徒、托派，他们掌权后销毁了很多的证据，我们也无法调查，查不清。这次也不上了。”
　　
　　胡耀邦翻动着手中的那本起诉意见书，说：“凡是弄不清的问题就不要上起诉书。因为这个案子不是管这一个时期，而是要作为历史传下去，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正在考虑，是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再审，还是现在审？”
　　
　　“现在审好，”彭真说。“后审，外国报纸会说我们是审不下去，又要说我们是有分歧。我看还是先审比较好。我们不是根据党的决议来审，是根据法律审的。这对增强法律认识也有好处。”
　　
　　李先念问道：“林彪和江青究竟是一案还是两案，是一块审还是分开审？我从这个意见书里还看不出来。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个明确的分界线。”
　　
　　彭真说：“我们实际上是按一案来对待的。我看是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因为，这个案子很难分开。林彪和江青有矛盾，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们的矛盾是什么？是作贼上一致，分赃有矛盾。这不能作为他们截然不同的根据。”
　　
　　“还有个问题，你们考虑一下。”华国锋突然说：“这次审判，是公开还是秘密审？……”
　　
　　“当然是公开审，”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但是外国人不能参加。其中有的事还要涉及到国家的机密。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江青这个人不好对付，所以审判她的时候，你们可以搞几个演习。找几人代表江青，你们先审审，看江青会用什么法子来对付我们。有一条是肯定的，她会把许多的事推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身上。这是最令人头疼的。因此，我劝你们还是不要侥幸啊！”
　　
　　胡耀邦说：“你们别看张春桥这时不开口，到了法庭上也许就会开口。他肚子里藏的东西恐怕不会少了。毛主席晚年的时候，经常和他谈话。他在一定的时候也会拿出所谓的尚方宝剑来和你们胡搅蛮缠，必须要有所准备嘛。”
　　
　　说到这里时，政治局常委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
　　
　　彭真对着列席会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负责人说：“你们听见了吧？中央领导同志可是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这可是真枪实弹地干啊！我们的检察官和法官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就要重视敌人了。这个举世注目的大案可千万不能出丑，出了丑不是个人的，而是国家的丑啊。我们请了这么多的法律方面的专家，有任何问题都是不应该的。”
　　
　　到这时，邓小平该最后表态了。其实，从一开始，有经验的观察家就预感到了，这次审判江青的最高决策者不是华国锋，而是他邓小平。华国锋当初要逮捕江青等人，一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二是为了成全英明领袖的美梦。作为已是所谓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他，决不会让把到手的肥肉再丢给别人，那怕是帮助过他的人。当江青口口声声要他出来作证的时候，他就知道江青要说什么了。他不愿意给江青提供这样的机会，传出去对他的声誉并不好啊！
　　
　　所以，他在审判两案指导委员会起草起诉意见书的时候，再三给有关的人布置，一定要回避一些讲起来十分敏感的问题。看来，他的意见还是得到尊重了，尽管他也预感到，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毕竟不是好兆头啊，
　　
　　“不能再等了，立即准备审判工作。用什么形式呢？”邓小平边问边答，“成立特别法庭，搞一审终审，不给他们什么上诉的机会。江青要狠狠地判，这个家伙杀头也不为之过。对黄永胜可以判轻点，他还是有功的人，和江青他们不同。王洪文虽然低头了，但这个家伙正年轻，放他出去后，还是要闹事的，总之是个危险分子。我现在不讲那么多了，一句话，就是要快点审。越快越好，”
　　
　　散会后，彭真对他说：“给大家鼓鼓劲，争取在中央动华国锋的时候先把敌我矛盾解决了。中央进行一些组织和人事方面的安排毕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江青、林彪他们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嘛。你说呢？”
　　
　　“是的，我们要用这次审判来为下一步的人事调整作些前期的准备。”
　　
　　此刻，江青在干什么呢？她还在读书。除了读书读报，她几乎无事可干！
　　
　　她又对法家们的著作有兴趣了。记得还在五年前，毛远新问她：“为什么法家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下场都不是太好呢？这里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汪东兴当着江青的面笑着对他说：“你这是看戏落泪，杞人忧天，替古人操心。费那些闲心干什么？反正是过一天等于两个半天。”
　　
　　江青可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不过，毛远新的问话还是把江青难住了。是啊，这个问题还是很不好回答呢。倒是张春桥解释了这些历史上的现象。他说：“革命的法家代表人物，他们的每一个措施都必然要触犯那些既得利益者。一旦既得利益者复辟了，就会以十倍的疯狂和百倍的努力来迫害他们。这就是法家人物一旦失败了，其下场更加悲惨的一个原因吧。”
　　
　　每到这个时候，她就要想起毛泽东的一些话。
　　
　　毛泽东生前已经看到了中央内部新、老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他想通过他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在弥留之际多次说：“你们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这话多么语重心长，但是感动不了这些老爷们。可见，政治斗争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啊！江青这样想道。人呀人，是多么可笑而又复杂的高级动物呀！当初，政治局的多数人，在她面前信誓旦旦，表现得是那么的坚强和勇敢，包括华国锋，都是一群奴才嘴脸。可是，毛泽东的这条船刚刚开始下沉，人们的态度就变了，变了！她想起鲁迅在《半夏小集》中的一段话：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现在，那些曾经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好像突然间以“走资派”为光荣了。原来的检查和保证，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什么奥秘在其中，江青很想研究研究了。
　　
　　“你们给我的女儿捎话，把我的《鲁迅全集》拿来，我要学习鲁迅的几篇文章，现在，我和他的心是完全地相通了。他在国民党的围剿中写的那些精言妙语，和我在党内走资派的围剿中的思想实际，有着惊人的一致了。”
　　
　　江青肆无忌惮地、毫不遮掩地对监管人员这样说。有时，连监管人员也感到奇怪，这位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劲头？因为他们都不是政治家，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江青看到毛泽东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的若干按语时，那一幕幕往事浮现在她的眼前。也许她认为有她后悔的事件，也许她认为她永远是正确的，她日日夜夜提防的那些人并没有干她担心的事情，倒是她和毛泽东最为放心的这些人却干出了她和他经常提防的那些事。
　　
　　江青想起了当年她批判林彪时的一句话：“孔丘和林彪是一丘之貉，孔丘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要把我们亲手打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党内走资派再扶植起来，他们都是要复辟的，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还会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吗？”
　　
　　这一次，终于还是实现了。不过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认为最听他的话的老实人华国锋。
　　
　　当江青过上了她曾经使许多人过上的那种日子时，倒使她有时间来回忆许许多多的被她打倒的那些人的倒霉经过，也许这对她是一种更好的启发吧。
　　
　　她又想起了胡风。她本和他有着同样的对手，但是她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这莫非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江青想到……
　　
　　一九五四年九月，江青在翻阅报刊时，被山东大学的校刊《文史哲》第九期上的一篇文章吸引住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署名是：李希凡、蓝翎。江青看了这篇文章，不禁喊出声来：“到底有人向资产阶级宣战了！”不过，她对两位作者的情况一无所知，毕竟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嘛。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兼秘书，每天都要浏览很多的报刊和资料，然后把她认为重要的文章和有用的参考材料送毛泽东阅读。应该说，江青是很尽自己的职责的。这几天，她和毛泽东正在阅读《红楼梦》，而且毛泽东和她就里面的人物和思想进行了多次的谈话和讨论。也正因如此，这篇文章很快被江青所喜爱。
　　
　　江青叫人打电话了解情况。原来这两位作者都是年轻人，一个今年二十三岁，另一个也不过二十六岁。他们都是山东大学的毕业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刚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开始便对红学专家俞平伯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于是写了这篇批驳的文章。他们的某些观点，恰恰和毛泽东不谋而合。这对江青来说，无疑是个亲切的信息。
　　
　　“润之，这是一篇令人很振奋的文章，你看看吧。”江青把这篇文章介绍给毛泽东，然后又把作者的情况作了说明。
　　
　　毛泽东很快就看完了，正像江青所预料的那样，这位党中央主席马上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他对江青说：“你去找周扬他们，先在报上发表，然后展开讨论。”
　　
　　江青对周扬的历史有所了解，知道他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正赶上蒋介石的清党，他便逃往日本。一九二九年初，在日本大检举时，一度被捕。出狱后回到国内，在田汉等人的介绍下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和夏衍、阳翰笙、冯雪峰等人在一起领导文艺工作。一九三二年周扬在党内担任了“中央文委委员”和《文学月报》主编的职务。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又成为“左联”的党团书记，和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人配合得非常融洽。但是，鲁迅对他们的一系列主张十分反感，撰文批驳了他们的一些观点。
　　
　　江青和他们在三十年代就认识，但是对他们始终没有好的印象，周扬等人也没把江青放在眼里。
　　
　　他们都低估了这位不寻常的女人。
　　
　　“李希凡，蓝翎是什么人？这样的文章怎么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和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邓拓都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
　　
　　周扬说：“党报可不是自由讨论、自由辩论的场所，别说是小人物，就是有一定资历的人也不一定能在这份报上随便登文章啊。”
　　
　　江青并不和他们争论，也没有转达这是毛泽东的意见，扭头就回到中南海了。江青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说一些大话或威胁别人的话，甚至还要故意示弱。她是处处用最后的实力来显示自己的不可战胜和得罪自己的最后结果的。往往当人们意识到这位女人的力量时，一切都会悔之晚矣。
　　
　　江青和毛泽东还有一个相同点，他们喜欢破格地扶持一些本来无名无势的“小人物”，直到把他们一下子提拔到吓人的高度。
　　
　　毛泽东听了汇报，微微笑道：“他们看不起小人物，别忘了他们也是从小人物起来的。那好，我们就来个专门扶持小人物，看他们将来怎么办？我早就说过，俞平伯是胡适派的代表人物，解放以后，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评，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而我们那些共产党员却采取了投降主义的错误立场，这就把事情弄得很复杂了。可恨的是我们的这些共产党员是干什么吃的！”
　　
　　江青冷冷地说：“他们的眼里没我们，他们狂得很哪。那些胡适派的专家、学者自以为他们捧的是了不起的真经，其实不过是毫无用处的破烂。《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们怎么能理解得了？除了武断地作些臆测或推断外，再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周扬和邓拓不是说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不能上人民日报吗？那就先上文艺报。老子这个人从不争第一，先让他们一局，再来个后发制人。”毛泽东说，“只有让他们表演得充分了，人们才能进一步识破他们的真面目。否则，好像是我们多事。压制小人物的文章，不公平嘛。”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艺报》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后，《光明日报》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还加了一段编者按，按语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亟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
　　
　　毛泽东对这篇编者按极为不满。他连批了三个问题：“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六天后，毛泽东给政治局所有的人和其他有关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评了党内的资产阶级大人物压制新生的“小人物”，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的错误，指出：“驳俞乎伯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主意的。”
　　
　　这下，周扬才知道江青的意见是有来头的，他暗暗地埋怨自己的迟钝和轻视。
　　
　　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下，全国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大批判。江青得意洋洋地说：“这是自批判影片《武训传》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斗争，我们一定要取得伟大的胜利。”
　　
　　在江青的具体布置下，毛泽东亲自出面和修改，诗人袁水拍于十月二十八日发表了题为《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批判《文艺报》，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这一举动，使周扬等人着了急，慌忙向刘少奇、邓小平求救。刘少奇说：“你们不要害怕，沉住气，充其量不过是《文艺报》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错误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邓小平也说：“《文艺报》过去是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改了就好了，没有其他的大问题。”
　　
　　也正是这时候，刘少奇对胡乔木说：“你们再引用毛主席的话的时候或者提到毛主席的时候，最好用毛泽东同志这个称号，主席的话不用“教导”等语言，这样便于将来主动。我们没有听说把列宁叫作列主席的。”
　　
　　胡乔木在一定的范围内传达了刘少奇的这个指示。
　　
　　江青听到这个传达后，眉头一跳，轻轻地说：“哦，现在不用主席了，他已经爬到了党的第二把交椅上了，也可能会认为主席将来也是他的绊脚石呢。”说完，她嘱咐身边的人不要把这话告诉任何人，包括毛泽东本人。
　　
　　从十月三十一日起，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联合召开了八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对《文艺报》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扩大会由郭沫若主持。《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分别在会上作了检查，胡风、俞平伯、老舍、何其芳、周扬、丁玲、茅盾、袁水拍、翦伯赞等三十余人在会上发言批判了《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错误。
　　
　　胡风的发言特别引人注目，他说：“《文艺报》从来就没有支持过革命的新生力量，它的领导权完全是掌握在一批大党阀和恶棍们手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不从领导权上考虑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的文艺界如何能走出死胡同？我看依靠现在这批人根本难以胜任。文艺界从三十年代以来就是人和鬼并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除了斗争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
　　
　　那时，江青以普通的文化部人员的身份参加了几次会议，听到了胡风的发言，她吃惊地说：“胡风要干什么？要夺郭老这些人的权吗？他比《文艺报》领导人的胃口还要大啊！”
　　
　　胡风当然不知道江青的态度。他反而认为：“文艺界的反击现任领导人的形势非常好，这是我给中央的意见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看来毛主席已经转到我们这边了。这次机会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要抓住周扬这伙人，往死里整，不能给他们以喘息的空儿。”
　　
　　胡风不认识江青，却对江青大讲要扫除扣在作家头上的“紧箍咒”，说：“现在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见风使舵的家伙。毛主席搞政治可以，搞文艺就不行嘛。从来的皇帝没有成为文学家的。偶尔作首诗还可以，真正让他当诗人就要出笑话了。”
　　
　　江青从心里骂道：猖狂的东西，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十一月七日，胡风在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文艺报》现在所犯的错误是有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向资产阶级投降，表现在向反动的胡适思想投降，具体的例子是五年前，《文艺报》就发表黄药眠、蔡仪等人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讨论文章，是对朱光潜这样一个胡适派的旗帜之一、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的人，表示了投降和求饶的态度；第二《文艺报》对进步作家、对‘小人物’采取压制态度，具体例子是压制在美学问题上努力与朱光潜斗争的阿纶；第二，《文艺报》在批评工作上是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占支配地位，基本上是用庸俗社会学作武器，特别是周扬等人是典型。第四，庸俗社会学表现在美学上的特征之一是形式主义，具体例子是《文艺报》发表的关于诗的‘笔谈’中占支配性的意见是要求诗有固定的形式、格律、建行等等，提倡了形式主义等等。”
　　
　　显然，这样的批评和毛泽东的要求没有丝毫的一致处。
　　
　　胡风还在会下和人谈话时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鲁迅写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就是回敬周扬一伙的，他掩盖不了这个事实。周扬把持着《文学月报》，刊登了大量的这方面的文章。鲁迅专门给他写信，提出：‘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工农大众身上。诬陷、造谣、恐吓、辱骂，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吧，我们的作者如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一丘之貉的。’但是，周扬之流不仅不接受警告，反而全盘接受叭儿狗文艺家应该接受的遗产，用造谣、诬蔑、辱骂来对待鲁迅。这样的诬蔑行为难道能容忍吗？”
　　
　　胡风的态度在整个的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少人站出来支持胡风。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愤愤不平地说：“胡风是在利用这次整风来夺权，来整垮一大批文艺工作者。”
　　
　　不管怎么样，胡风的这个出头鸟是被许多的人所瞄准了。
　　
　　周扬要求面见毛泽东，首先来见江青。这时他才知道江青的作用，不得不低头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又犯了错误了，希望江青同志多多帮助。这个会议还怎么往下开呢？”
　　
　　江青爱搭不理地瞥了他一眼，慢慢地说：“怎么开？方向错了就纠偏呗。主席现在正忙，到时候我通知你吧，你先回去吧。”
　　
　　此刻，胡风还在起劲地发动他的人马向文艺界的领导人大举进攻呢。他认为，全面清算这些领导人的条件和机会终于到来了。
　　
　　十月二十七日，胡风在给张中晓的一封信中说：“这里的情况已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来开会，大概是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这里面一定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即我的意见书）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好好地考虑考虑了。第二、今天的报上发表了袁诗人攻击《文艺报》的文字，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现象，可以认为一则牺牲《文艺报》，二则有些人（象袁诗人之类）赶快站住，要乘早抓住攻打铜墙铁壁的旗帜。第三、文联会上的重要发言也要公开发表了，这在上面也许是为了推动斗争的发展。在先生们也许是要借此造成一个改良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几月来你社所发生的一些事实是有重大的作用的。这些事实可以有力地证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逃也逃不掉。”
　　
　　后来，胡风们的攻击失败了，这些信件作为反革命证据被交了出来，毛泽东在这些信件上批示道：“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他们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的思想和行为的错误。现在的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很显然，毛泽东是在借题发挥，因为这些话对一切的反对派来说，都是适用的。
　　
　　现在，莫非自己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吗？江青突然地警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