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沒有別人比托洛茨基更具悲傷與浪漫色彩了，托洛茨基問題與托洛茨基主義同時又是現代社會主義歷史不可迴避的課題。

蘇聯解體後，我們得以知道許多原始事件的記錄，關於托洛茨基的史料總是各個歷史學者、相關政治派別的關注對象。儘管用英文出版的文稿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商業方面的偏見與嗜好，我們仍然可以談到許多新的事實。可以說，關於托洛茨基問題，即關於托洛茨基本人的政治生活，大家各方面的認識越來越趨於統一。這為我們提供了進一步討論托洛茨基主義(理論與實踐)提供了比較可靠的線索與基礎。

例如，負責暗殺托洛茨基的原蘇聯國家安全部海外諜報局負責人Pavel Sudoplatov出版了《特殊任務》[1]，關於斯大林如何直接指示刺殺托洛茨基的基本過程與動機已經確定。蘇聯解體後被葉利欽任命為俄羅斯情報公開委員會主席的Dmitri Volkogonov利用第一手資料出版了《托洛茨基：永遠的革命家》(英譯版524頁，由Free Press出版)，應該說是目前為止最可依據的史料記載，比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或Isaac Deutscher的英文傳記都客觀、中立。另外，許多西方學者在研究列寧、俄國革命歷史儘管帶有偏見與政治上的無知，但在諸如“列寧與托洛茨基關係”等具體事例方面也有不少新的發現。

Richard Pipes算得上西方研究俄羅斯革命、蘇聯歷史的權威。他從列寧的新解密檔案中指出：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沒有個人的親密關係，列寧對於托洛茨基的政策性意見多置之不理[2]。自稱或被稱為“紅軍創建人”的托洛茨基在1919年9月30日寫給列寧的備忘錄中批評紅軍對鄧尼金白軍的戰鬥失利並預料進一步的撤退，被列寧批註到“神經病”。事實上，鄧尼金的後方已經完全空虛潰亂，其軍隊北上已經到了盡頭，一個多月後，就被紅軍徹底擊敗了。與托洛茨基相對應，斯大林從來不提出自己的理論或政策，而只是忠實地執行列寧的政策並提出具體建議請列寧指示。這正是列寧所需要的。政策會引起爭議、混亂，方法卻需要多方面考慮、建議以貫徹政策。在列寧病重期間，托洛茨基平常不去探望，在列寧去世時竟然在南部療養而沒有趕回莫斯科參加葬禮，讓斯大林成為名符其實的“列寧繼承人”。從這種意義上看，托洛茨基缺乏在一黨專政的“列寧主義”體制下的基本政治技巧。

比列寧年輕十歲的托洛茨基在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內游離於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只是到了十月革命前夕才得以返回俄羅斯並加入布爾什維克。在托洛茨基十年的西歐放逐、列游(及短暫的美國逗留)中，用外語生活的托洛茨基親身體會到只有革命在西歐中心(德國)的勝利才能確保俄羅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這是流亡期間只局限於俄羅斯革命者圈子內[3]、歸國後埋頭於政權生存的列寧無法產生出來的。

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那時確實需要托洛茨基的天分，在列寧不能露面時，只有活躍在蘇維埃的托洛茨基淋漓盡致地表達出布爾什維克的主張，把蘇維埃置於布爾什維克的控制之下。十月革命之後，托洛茨基被賦予最緊迫的外交責任與德國進行為結束戰爭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談判（插圖為托洛茨基1919年在波蘭前線）。儘管客觀上布爾什維克沒有什麼籌碼，托洛茨基已被證明不適宜行政與官僚的管理而被閒置起來。只是在內戰中，托洛茨基的鼓動天才又得到進一步發揮，這是托洛茨基對俄國革命的兩大主要功績。但是，正如托洛茨基也明白到的，布爾什維克以及俄羅斯從來就沒有準備讓一個猶太人鼓動家成為其領袖。在1919年3月的第八次中央委員會選舉上，托洛茨基只是第九名，而斯大林與布哈林並列第二。此時列寧掌握絕對權力，托洛茨基的命運實際上在“列寧體制”下就已經註定。

在承認列寧權威、一黨專政尚未確立的條件下，托洛茨基的個性浪漫發展得以控制在布爾什維克容忍範圍內。托洛茨基的才能，如果在一個民主性的社會主義體制下，即允許多黨制的條件下，以一個反對黨的形式出現，可能會表現得更出色。但是，托洛茨基既然本人已經幫助了“列寧主義”一黨專政的形成，在這個體制下，他必須顯示出比布爾什維克更布爾什維克才有機會在與斯大林等正統的布爾什維克的爭奪權力鬥爭中獲勝。托洛茨基當然沒有獲勝的機會，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十足的布爾什維克；同時，我們也不能期待托洛茨基真的會成為列寧主義的“黨內反對派”，因為列寧主義體制下已經不可能存在“黨內反對派”。真正的蘇維埃內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派(孟什維克、社會主義革命黨左右派等)、蘇維埃外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派(安那祺主義者等)以及非社會主義的各種社會勢力(教會等)，已經在內戰中被列寧、托洛茨基等從肉體上消滅或瓦解了。實際上，甚至白衛軍運動也不是為恢復沙皇專制而興起的。這致命的後果就是民眾(包括一般黨員)與政治的分離。當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們試圖“發動群眾”時，沒有基層黨員與群眾對此權力鬥爭感興趣。至此，革命的精神已經徹底死亡了。對比今天的俄羅斯政治，那時的即使最右翼的社會主義反對派也顯得非常革命。所以，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西方進步人士強烈譴責列寧與布爾什維克從一開始就葬送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發展。[4]

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間，多少接觸到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的疑問，從理論上承認無政府主義的價值：“無政府主義者試圖把斯大林主義看成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有機產物，並且更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產物。…罪惡之源在於國家，這是明白不過的。從展闊的歷史觀點來看，這種推理含有一定的真實性。…我們同意無政府主義者所說的，國家—即使是工人國家—是階級野蠻主義的源泉，而人類的真實歷史將由廢除國家後才誕生”[5]。但他已經不可能否定自己的政治錯誤，更不可能如列寧在世時那樣對列寧提出任何異議。例如，在鎮壓克朗斯塔特水兵起義(主要針對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的弊端)的過程中，列寧、托洛茨基親自下令執行，但托洛茨基卻謊稱這是捷爾任斯基的一手操辦，別人無法插手。

相對於比較簡單的作為歷史的托洛茨基問題，作為理論與實踐的托洛茨基主義卻早已成為(並不能說成功的)國際運動。這已經超越學究範圍、不可能也沒必要(過早)評議。唯一重要的是：在斯大林體制崩潰、毛澤東體制蛻變後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衰退中，托洛茨基主義作為突出的反抗全球性政治倒退的一個方向，具有別的任何國際主義不可代替的功能。 

[2001年6月17日 美國聖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