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芳：朱虞夫兄長，你在獄中還好嗎

    我的朋友或者更該稱為兄長的朱虞夫自網傳茉莉花集會期間入獄，至今已三年有餘。期間，頻頻傳出他在獄中遭受不公正對待，身體健康每況愈下的消息。幾年來，高牆的阻隔使我只能在不安中為他祈禱，尤其是我的朋友曹順利在羈押期間被迫害致死後，想到仍在獄中已過花甲的朱虞夫兄長，更時時令我惦念擔憂！

    對於我來說，一個地方她的自然風景再迷人，歷史文化再悠長，如果沒有一個我能稱之為朋友的人在那裡，也不足以吸引我的腳步。朱虞夫年長我12歲，電話里的他聲音謙卑，談吐中帶着詩意，更因着他精湛的書法繪畫才能，我想象中的他應該是一介文弱的江南書生模樣。杭州――西湖因為有了朱虞夫和他的朋友們，於是便成為了我夢縈中最美的自然風景之地。

    杭州的夏季悶熱潮濕，在我的面前站着一位皮膚黝黑、身軀偉岸的人，炎夏里太過隨便的一雙拖鞋，活脫就是一個不修邊幅的粗獷漢子，絲毫感覺不到詩書畫的意境。但是，若然你真的向他望過去，你的視覺感官就會被顛覆。你會發現，他的骨子裡散發出的既有書生的靈秀，又有革命者的堅毅。開口之時，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與我想象中的謙謙君子的形象一下子對號入座，沒有陌生感，好似前世就是註定的朋友一般。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朱虞夫兄長時的感受。

    在杭州，我認為最美的風景應該就是朱虞夫家的樓頂。經過朱虞夫兄長的手，光禿冷硬的樓頂變成了一片青藤纏繞、蔬果枝繁的綠洲，那是杭州甚至各地朋友們的世外桃源。端一杯西湖龍井，眺望着遠處的市區，呼吸着並不清潔的空氣，與一眾志同道合的朋友品茗暢談，真乃人生中最值得珍視的記憶。

    那一天，在杭州火車站，朱虞夫兄長贈我一把他親手繪製的摺扇。離別的瞬間，在執手分別的那一刻，兄長的眼裡竟然和我一樣也是淚光閃閃。互道珍重之後，我們都各自向着最終的目標走去。其實，我們都明白，或許又會是哪一天，高牆將再次把我們隔絕，所以說下一次的相見，也許會是明天，也許不知會是多麼的遙遠。

    在那個風雨如晦的2011年春季，朱虞夫兄長和我的很多朋友們一起因政治迫害遭到抓捕。他的入獄在看似偶然中帶有着必然性。2011年3月5日，導致朱虞夫直接被抓捕的原因是，他向十位朋友發送了《到敵人後方去》的譜曲歌詞和向四十位朋友發送了《是時候了》的詩歌。這在2011春季抓捕最為瘋狂的時間段，他不可避免地成了警方的目標，而隨着對朱虞夫的抓捕，不經意的一首詞曲和一首小詩迅速在網絡上走紅。隨後，杭州警方開始羅織罪名，經過近一年的偵查起訴和審判，朱虞夫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包括：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家屬募集資金的活動並在境外網站公布，煽動人們對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仇恨；以非法的中國民主黨成員的身份發表言論和接受採訪，惡意造謠和誹謗國家政權，煽動人們改變和奪取政權；以《是時候了》的詩歌鼓動人們到城市廣場非法集會，煽動人們顛覆國家政權。等等。2012年2月10日，朱虞夫被杭州市中級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其實，早在七十年代末期，身在杭州的朱虞夫和他的戰友們便成為具有民主啟蒙的民間地下刊物創辦者之一，像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民刊一樣，杭州的民刊自然成為了當地一道閃亮耀眼的啟明星。那時候的朱虞夫，正是一位風華正茂的熱血青年。隨着全國性的鎮壓，隨後朱虞夫的生活就伴隨着傳喚、抄家和漫長的監控。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在杭州，又聚集着一批熱血青年，正在醞釀着籌備建立中國民主黨。這時的朱虞夫已步入了不惑之年，但他義無反顧。這一次他沒能逃過囚牢的命運，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而獲刑7年。2007年7月刑滿出獄不到一年，又被以妨害公務罪判刑2年。直到2011年遭到抓捕再次獲刑，他已經即將進入花甲之年。

    循着朱虞夫的人生軌跡，所以說當局在2011年對他的第三次抓捕是必然的。如果沒有朱虞夫向朋友發送的詩歌，還會有別的什麼。當局在認定了你犯罪之後，總會找出證實你犯罪的一千種理由和罪證。

    朱虞夫第三次被判刑後，熟悉他的朋友們都認為：導致當局抓捕朱虞夫的真正原因應該是，他在杭州異見群體尤其是民主黨成員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凝集力和領導力的作用，還有一點就是他正在調查着維權村長錢運會關於交通死亡事故的真相。

    2009年4月，當他第二次獲得自由後，沒有了工作，沒有固定收入，僅靠着妻子微薄的工資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這對一個有責任感的男人是最痛苦和絕望的，雖然這樣的生活讓朱虞夫惶恐和無所適從，但他仍然樂觀着，仍然一往無前地將熱情投入到民間維權和探尋憲政民主之路上。不管面臨什麼樣的危險，他都不曾退縮和止步。朱虞夫多次對我說過，坐牢對於他更像是休息。估且不談牢獄中惡劣的生存環境，單單是被禁錮着的軀體，就足以讓一顆自由的心失去方向。但朱虞夫卻把坐牢比作日常的家常便飯，這是怎樣的信仰支撐下的氣魄！

    然而，這一次的坐牢，並沒有像朱虞夫兄長說的那樣輕鬆。由於數度牢獄留下的後遺症，由於他早已不再擁有青壯年的身體，高血壓、心臟病、皮疹、腰間盤突出、持續的頭疼，這一切令他的身體日漸消瘦，健康每況愈下，家屬20余次的申請保外就醫都遭到拒絕。想着還有近4年的刑期他是否能平安度過，這對於相對自由的我來說，何嘗不是一種煎熬和痛苦。

    在文明社會裡，思想是無罪的，言論是無罪的。中國憲法中也明確載有公民有言論和結社的自由。一首小詩和接受採訪，難道就構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中國民主黨黨員的身份為受難者親屬募捐，怎麼也成了對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仇恨？獨裁的缺失公正的審判根本不具有正義性，是誰在真正的犯罪昭然若揭！

    20世紀的偉大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寫道：“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着，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從朱虞夫兄長身上，人們感受到的正是這種熾烈的穿透黑暗時代的啟明之光和坐言起行的英雄之魅。

    尊敬的朱虞夫兄長——我在遙遠的北方為您祈禱！祈願您千萬保重身體！心態永遠年輕！在我們災難沉重的祖國的四面八方有眾多如我一樣的人在惦念着您，為您的詩情畫意所感動！為您以天下為已任的君子風範所折服！

    來源：《零八憲章》月刊第81期 2014年5月21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