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龐在《烏合之眾》裡說道：“在所有的時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時期，偉大的民眾領袖頭腦之狹隘令人膛目；但影響力最大的，肯定也是頭腦最褊狹的人。”民國領袖孫中山即如此。1915年老孫摯友日本人宮崎寅藏調解孫、黃矛盾無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宮崎民藏，直言不諱地對其兄說：“孫氏曰，‘支那人皆廢物也，唯吾獨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從吾命者來矣！’對此，就連一直追隨孫文始終奮戰、最終逃亡的李烈鈞也產生了反感。”“黃（興）氏曰，‘孫文瘋子也！還自鳴得意地謂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見孫、黃二氏並非固有敵意。”

反清義士徐錫麟早就“鄙逸仙為人”。孫中山逝世次日，即3月13日，《晨報》以《孫文的價值》為題發表梁啓超談話錄，稱：“我對於孫君所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人人都藉口於‘一時過渡的手段’，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胡適先生也評述說：“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以倒行逆施以求達到他的目的。”

梁、胡二公皆不愧為中國當年偉大的思想家，其分析不但精準，而且具有預見性。“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是近代革命黨之傳世宗旨，毫無例外。所有的革命黨最終都把“本來目的”化作噱頭，而“一時過渡的手段”卻反客為主，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不變之策。朝廷明殺，革命黨暗殺，已成為清末民初一道風景線。孫中山對於暗殺亦有高論，胡漢民記有孫的談話：“暗殺須顧當時革命之情形，與敵我兩者損害孰甚。若以暗殺阻我他種運動之進行，則雖殲敵之渠，亦為不值。”“惟與革命進行事機相應，及不動搖我根本計劃者，乃可行耳。”據此可知，孫贊同暗殺行動須有利於“革命進行”以及“我根本計劃”，但無針對者之屬性，也即可理解為不分敵我陣營，凡“動搖我根本計劃者”皆可暗殺以去之。

很顯然，老孫前段話系有明指：1911年4月8日，革命黨人溫生才(財)暗殺了廣州副都統孚琦，導致廣州當局加強戒備，使得孫籌劃的廣州起義也即“黃花崗之役”失敗。此論成定論已經百年，但臆斷成分極大。謀劃此役之前孫領銜之籌款面極其廣泛，到處演說幾乎都得誇誇其談他的廣州起義計劃，導致在新加坡已成公開的秘密。就連北洋軍第六鎮統制（師長）吳祿貞加入同盟會這等本該絕密之事，老孫也拿來說道；溫刺殺孚琦同日，還有幾名義軍人員攜武器在廣州被捕；上海的報紙甚至刊登了兩廣總督致軍機處電奏，敘說了廣州已採取措施嚴防即將發生的暴亂；日本輸予的一船軍火以及美國、東印度等地籌款皆不能按時抵港。根本在於老孫急功近利，從不遵循“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古訓，總是先決定舉事，再四出籌款，拿溫之暗殺說事不過推諉罷了。

頗有規律的是：老孫自誇的“十次舉事”，幾乎全是因錢款、武器不能及時到位而失敗；而老孫所有“革命活動”恰都是籌款尋械，並無責任，只有功勳。1908年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寫文章諷刺老孫：“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是遠距離革命家而已。”一語激怒汪精衛，跑去暗殺攝政王未果而被捕，在肅親王力勸下，清廷一反株連九族慣例，判了他無期。肅親王甚至親自探監，那些辯詞，即使今日讀之亦不失大家風範，就連汪本人也評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後段話意味着孫主張有利於“我根本計劃”時就須採取暗殺手段。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黃遠庸被刺案。黃是民國初年與梁啓超、章太炎齊名的輿論界領袖人物，號稱“新聞界鉅子”，所寫專欄《遠生通訊》在當時政界影響極大。他不管袁系還是孫黨，凡政界醜惡現象及各種內幕，一律予以披露並笞伐有加。得罪人多遭恐嚇故於1915年遠避美國，當年12月27日仍被暗殺於舊金山。此系暗殺記者第一案，一時輿論大嘩，眾口一詞譴責袁世凱指使，因黃遠庸抨擊袁世凱稱帝十分厲害。前有宋教仁案，又到黃遠庸案，袁世凱百口莫辯。

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當年的殺手劉北海臨終前在台灣道出真相：刺殺黃遠庸竟是“國父”孫中山命令中華革命黨美洲支部，也即後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揮干的！劉當時是林森衛士。老孫要暗殺名記者黃遠庸，因其報道不但抨擊袁世凱，也對孫之暴力革命亦冷嘲熱諷；尤其是黃的文章說孫中山只是國民黨掛名領袖，實際主持者乃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國民黨之改組也，實系鈍初一人主持”；宋“實為國民黨政界運動之中心”。正刺中老孫痛處。以黃遠庸文筆及影響，老孫不僅面子裡子都丟大了，且直接影響其對國民黨的操控權，甚至可能引起對刺宋案的聯想，故必欲去之而後快。袁世凱則為老孫背“黑鍋”達60餘年，若劉殺手至死不言，史書還將繼續講述袁世凱暗殺黃遠庸的故事。

在暗殺黃遠庸幾乎同時，1915年11月，孫派居正到日軍剛占領不久的青島，受日軍庇護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當司令，許崇智任參謀長，萱野長知為顧問。居正感到吃力，電邀黃興赴魯，遭謝絕。與黃興一併發通電拒絕宣誓效忠孫才能入中華革命黨的辛亥元老柏文蔚代黃抵魯。孫得知後即密電居正：“（柏氏）果到青島，請當日人面與之會見，叩其服從弟（孫自稱）命令否？如彼唯唯，則兄應以總司令地位臨之，使就範圍。否則當托萱（野長知）兄設法去之，毋使紛擾。”不惜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辛亥革命元勛之一柏文蔚，老孫此電令應屬冰山顯露之一角。

清末那些革命黨暗殺清廷官員的故事很多，我們不在此詳說。可以理解的是，處於清廷暴政的壓迫下，弱小孤獨的革命黨人也只能如此，他們畢竟沒能耐綁了朝廷的人到菜市口去問斬，暗殺可以視作以暴制暴的手段。但那怎麼說也是敵對陣營之間的鬥爭手段，暗殺革命陣營內之異議人士，堪稱老孫及其死黨之專利。上述兩個坐實了的案例（已遂之黃遠庸及未遂之柏文蔚），就足以證明老孫卑鄙陰暗之心理。更何況，還不止這兩個案例。

老孫主張暗殺要“與革命進行事機相應”，我們似可循此邏輯分析民初一些案例。辛亥首義初成，黃興10月28日抵漢，指揮起義軍隊與來襲的北洋軍開戰，旋即敗北丟失漢口。袁世凱為脅迫清廷讓步，令馮國璋按兵不動並要求談判。這給義軍方面足夠的時間，辛亥謀劃時受命回湘組織起義的焦達峰在長沙得手，然後派精兵兩協（旅建制）援漢。11月16日，黃興貿然出擊，企圖收復漢口，大敗；馮軍反攻，26日攻占漢陽。史家如馮自由評述說黃興雖敗，抵擋旬月令各地得以舉義，期間15省以上宣告獨立，這才有辛亥革命勝利。其實荒謬，那時間是袁世凱給的。馮國璋取漢陽後獲清廷褒獎，急欲乘勝收復武昌，被老袁調走，撲滅革命軍不利於袁脅迫清廷。黃若不頭腦膨脹發兵攻漢口，而是接老袁之招談起來，更有時間助各省光復，也不至於損革命軍軍官137人，士兵2693人；傷者500餘人，武漢居民亦不至於遭如此慘烈荼毒。

然後便是鄂省與江浙革命黨爭奪勝利果實，相持不下誰都不願也不能做聯合軍政府之首腦，只能虛位以待；而且，以革命軍力絕無可能戰勝朝廷大軍，各方代表在武漢作出決議：“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老孫得知武昌首義勝利之後，自知無寸功可言，自己一貫阻止中部舉事的，那些獲勝的反對派未必買賬。例如焦達峰早在1908年就告訴黃興：“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亦當附我。”遂不改變其原定計劃繼續訪歐。一則是“黃花崗之役”失敗後，華僑已經不再信任他，在美、加募不到款項，只能到歐洲挾國內形勢巨變之條件，多少得弄到點錢；二則赴歐時並不能斷定武昌首義可否保住勝果，之前他曾判斷內地舉事必敗的，赴歐可靜觀待塵埃落定；三則玩點外交，獲得些列強支持的資本。行至12月下旬，國內局勢革命黨已經無再敗之虞，且得知各派相爭大總統之位無人能坐，機不可失遂拒絕胡漢民留粵之勸，急吼吼奔上海圓其總統夢。

但他未料到取得辛亥革命勝果出力最大的竟然是立憲派，他們在1909年到1911年之間，共發動了四次國會請願遠動，參與的民眾多達上百萬人。後來就連清廷的19位總督、巡撫、將軍都聯名支持他們的行動。至辛亥時，朝廷命官反正者得以居次席，並非偶然。而孫的忠實擁躉僅有陳其美這一撥，是為最弱，上海都督位置還是竊得的。陳其美有話：“今日武昌為首義之區，南北兩京尚在滿清之手，各省自聽命於武昌，而武昌首義者又均系光復會人。長江一帶，本為光復會勢力所瀰漫，今以首義示天下，同盟會將無立足之地。所以吾人為同盟會計，為報答孫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計，不得不繼武昌而立奇功於長江下游。苟能從光復上海入手，次第光復江、浙、南京、皖、贛，以達北京，共和告成，同盟會化為永占優勢之政黨，始可無恨。今觀武昌軍政府，令李燮和以總司令名義來滬，協助光復，其居心可知，況李燮和又為陶成章之親信者。諸同志中諸好友，能有出奇制勝之策乎？”可見孫黨一開始就是私心重重的，發展為禍心勢所必然，不擇手段亦順理成章。

為達此目的，陳氏背棄約定搶先率一夥青幫弟兄攻打製造局，妄圖一舉定乾坤。豈料烏合之眾根本不是守兵對手，陳本人冒險勸降亦被擒。李燮和聞訊，不計原先劃定負責區域之限迅速調兵遣將猛撲製造局，不但救了陳一命還拿下上海，因功勳卓著被推舉為上海革命軍的“臨時總司令”。陳得救不思報恩，反倒玩弄伎倆自立為上海都督。李燮和未與其爭，掃清清兵殘餘後其部下另立吳淞督府，邀李任吳淞都督。李拒絕了，只任吳淞軍分府總司令，積極籌備軍務，隨後率其光復軍參加南京戰役，為奪取南京又建奇功。陳其美原擬建立之功業，皆又成光復會人戰績，黃興任命李為援鄂聯軍總司令；孫出任“臨時大總統”後，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又授予“光復軍北伐總司令”關防，李率軍北伐攻至山東，南北議和告成，清廷下野，遂止。堪稱革命軍中最銳利的軍隊。一心幹革命，無意謀權力的光復會，其誓詞中就有“功成身退”之句，極輕易便遭孫黨構陷，“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很快成為現實。

李氏隨即解甲辭職，1912年4月，在黃興苦勸之下李氏始就任長江水師總司令，卻不領軍職。黃興辭南京留守時李亦辭職。袁世凱欲委任其出任長江水師總稽查，堅辭不就。李氏轉入實業、教育界，並辦報於上海，後舉家遷居南洋。當時報刊普遍誇讚其高風亮節，老孫也肯定其功勳然後誇讚“功成身退”之美德。殊不知，此乃陳其美暗殺李氏之成效，李本人僥倖躲過，衛士卻被擊斃。兼之恩師及摯友陶成章被陳其美派遣蔣介石暗殺，李所欲避者實乃孫黨之毒手而已。

有時頗顯可愛的蔣介石，後來在1943年7月26日日記里寫道：“看總理致吳稚暉先生書，益憤陶成章之罪不容誅。余之誅陶，乃出於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餘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這段日記里儘管有為老孫開脫之意，卻也道出孫“益憤陶成章之罪不容誅”之本意，還暗自揣摩，認為自己之所以受到老孫器重，皆因替他除掉陶成章之緣故。楊天石教授還查得南京檔案館藏老蔣另一篇自述刺陶文字，不贅述。但如老蔣沒有不打自招，史書上又會有“袁世凱暗殺陶成章”的故事！

陳其美為老孫效忠堪稱自覺，攻克南京剛十日，立下大功的鎮江軍政府總參謀、江浙聯軍參謀長陶駿葆就被陳以莫須有之罪名刺殺於上海都督府；陳之計劃一併誘殺的鎮江軍政府都督、北伐軍臨淮總司令林述慶，幸陶之車夫報信及時，陳之衛隊長殺陶後追至旅館林已逃遁，未幾即通電下野。這些暗殺行為極有效地摧毀了革命黨內非孫系實力，做到“與革命進行事機相應”。光復會會長章太炎經兩次暗殺恐嚇，也知趣淡出江湖，尤其是不再跟老孫叫板。同盟會內部孫之心腹大患光復會從此銷聲匿跡，不再構成對其地位威脅了。現在讀史料，不難看出，不僅辛亥首義，就連江浙一帶武裝鬥爭戰果皆系以光復會為核心之革命派成就，老孫自己也曾明言：“近者攻上海，復浙江，下金陵，則光復會新舊部人皆與有力，其功表於天下。”僅靠陳其美一夥幫會殺手，孫黨即血腥地摘了“桃子”，為老孫成功竊踞“臨時大總統”立下了汗馬功勞。

1916年5月8日，張宗昌收買陳的部將程國瑞將陳其美刺殺，報了陳暗殺上海守備使鄭汝成之仇。孫扶屍痛哭，悲痛欲絕，並譽陳為“革命首功之臣”。陳之“首功”還能立在哪裡呢？只有暗殺同志攫取權力，使“同盟會化為永占優勢之政黨”這一項了。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夏瑞芳，也是被陳其美所策劃暗殺，可知暗殺對於孫黨靠篡奪辛亥革命榮耀何等重要！

1927年5月18日，蔣介石專程從南京趕到上海，在陳其美逝世十一周年紀念大會上演說道：“上海之所以有革命如此之成績者，為陳英士先生首倡革命之功也。若無陳英士先生，即無今日之中國國民黨，並無今日之國民革命。”老蔣之言確鑿無疑，辛亥初成，革命派從武昌軍政府到華東軍政府，推舉首腦時根本無人涉及老孫。要不是陳其美開殺戒摧毀光復會勢力，並恐嚇其他，老孫竊取“臨時大總統”怕是沒可能性的。彼時只有馬君武在報紙上為老孫張揚，仍無甚響應，卻引起陶成章翻出《孫文罪狀》等加以反駁，愈加被動。陶還翻出趙聲案來，聲稱趙聲系被胡漢民秉承老孫旨意毒殺的。

趙聲乃文武兼備之帥才，江蘇丹徒人，先後在江南陸師學堂學習軍事，1903年任三江示範學堂（今南京大學）教習時創作《歌保國》。這是一篇民謠體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宣言書，不但堪與陳天華《警世鐘》、《猛回頭》及鄒容《革命軍》相媲美，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革命文獻；還因其琅琅上口，詞義淺近，極易為兵丁俗民理解，比其他文章更為普及。當時，章士釗秘密印刷了十數萬份《歌保國》，由曹工丞裝入大口袋，沿長江步行千里散發，引起了極大反響。《歌保國》因通俗易懂而流傳廣泛，對爭取民眾投身反清革命起到最有效的鼓動作用。

趙聲因此不得不逃避官府追究，後於1906年充任南京新軍第33標標統（團長），同期加入同盟會，並在新軍中發展力量，冷遹、李竟成、柏文蔚、林述慶、倪映典、巴澤憲、彭大松、熊成基等一大批革命骨幹皆趙聲所植育。該組織蔓延沿江之蘇、皖5省後，趙聲被推舉為同盟會的“長江盟主”。亦因其軍事才幹與組織能力突出，1906年6月孫中山派專人請趙聲去廣東擔任軍事領導工作。1911年“三二九起義”趙聲被推舉為總指揮，黃興副之。卻不料義舉失敗，化作慘烈的“黃花崗之役”，趙聲帶來的家鄉弟子宋建侯、石經武、華逐電、阮德山、徐勝西、封冠卿等六人均陣亡。趙悲憤欲絕，認定繼續孫氏偏重兩廣邊地起義不可能成事，遂決計回歸中部同盟會另謀發展，卻忽然暴卒。陶成章認定是胡漢民請趙吃飯時下毒，以阻止其北歸壯大中部同盟會勢力，甚至說黃興也脫不了干係。陶氏確實已成老孫心腹大患，陳其美不遺餘力除掉他對於孫氏“我根本計劃”確有大利。

老孫雖竊得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雖迫於革命派內部壓力不得不認可鄂州集會時便訂立的、袁世凱贊同共和即就任臨時大總統職的決議，孫甚至親筆致函老袁明確此意，卻極不情願。除了玩弄一些政治花招之外，最佳辦法莫過於暗殺老袁。炸死老袁，也就無須讓出“臨時大總統”頭銜了。就在孫宣誓就職之第16天，革命黨人楊禹昌、張先培、黃之萌等到北京暗殺袁世凱，連投四彈轟炸居然都被老袁躲過去了。顯然老袁沒有老孫那等氣魄，自己僥倖躲過暗殺卻沒有興師討伐孫黨，還繼續南北和談玩共和。老孫僅以宋教仁被刺為由，便大興無師之兵，折騰“二次革命”，毀掉中國“走向共和”的一線生機。

其實，去暗殺老袁的還有彭家珍，彭臨行前可是在上海親聆老孫耳提面命的。但可惜老袁遇刺後被嚇破膽，深居簡出再也不敢招搖過市。美國公使芮恩斯寫道：“從我到達北京直到他去世的兩年半時間裡，袁世凱只離開過他的宮殿兩次。”老袁如此深居簡出，日後被兒子印假報紙騙得顛三倒四也就不奇怪了。彭家珍找不到機會下手便退而求其次，於26日炸死良弼。據介紹負責組織四人暗殺團的系“民國女俠”鄭毓秀，汪精衛行刺攝政王就是她輸送炸藥，後為中國第一位女博士、律師，民國駐美大使魏道明之夫人。1912年8月9日，老孫親自主持刺殺袁世凱的彭家珍、楊禹昌、張先培、黃之萌四烈士遷葬儀式，並留下照片，絕非無由之舉。

1914年老孫告知好友鄧澤如：“南京政府之際，弟忝為總統，乃同木偶，一切不由弟主張。”可見孫文對此耿耿於懷，而造成這種局面的恰是宋教仁、湯化龍為核心的憲政民主派。從2月17日到3月8日，臨時參議院三讀通過了由宋教仁起草的《臨時約法》，共7章56條，於1912年3月11日正式公布。從動機上看，它是南方各派為制約袁世凱專權的謀略，恰好應驗了反對黨對於國家政權文明化不可或缺的作用。其非同凡響的意義在於：此乃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獲得公認的三權分立的憲法性文件，依據此約法將形成憲政民主之國家政權體制。而《臨時約法》之藍本《鄂州臨時約法》，草稿雖出自宋教仁之手，卻是宋教仁、湯化龍兩人憲政思想的融合。宋、湯合作不但為中國憲政時代之濫觴，也彰顯了宋、湯兩人對於憲政民主模式之深刻理解，遠不是孫大炮那些誇誇其談的“主義”或“學說”得以望塵的。

宋、湯二氏之政治立場是“分享”政治權力的，而老孫孜孜不倦於“專享”，兩者貌合神離且雙方皆知彼。宋氏反孫之公開言論甚多，例如1908年11月23日宋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領出現之前，努力鑽研有關的政治的書籍是得體的。”1910年12月宋與日本人串戶真左樹的談話：“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直至遇刺前不久，1912年12月13日，宋借評述日本人根津一之演說時仍說：“無論是孫的勢力或是康的勢力，都難望得到永遠存續。到國會終於開設時，肯定會有新人物出現，代表漢族抵制滿族，這是必須的趨勢。”架空而後取代老孫，宋氏言辭已經表露無餘。章太炎甚至在《神州報》著文，稱“鈍初有總理之才”。而老孫也是心知肚明的，無奈“利劍不在掌”只得隱忍不發。但無論有無孫氏操縱，似陳其美、戴季陶等忠實擁躉則未必忍得，使出革命黨的看家本領暗殺手段是符合邏輯的推理。戴季陶後作《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直言不諱道：“用丟了革命性和主義的一群政治勢力集團為基礎，去與反革命的官僚妥協，以圖在短時期內掌握政權。公平的批判起來，革命黨的第一個罪人，實在是桃源漁父。”可見史家說宋系孫黨實在可笑，小宋臨終前想起給老袁致電卻沒給孫留片言隻字，亦可見其牽掛何在。

一件佚事：宋教仁被刺那天，老孫的心腹陳其美在送行宴上對宋說：“遯初（亦作鈍初），你不要快活，仔細他們會用暗殺的手段來對付你。”宋哈哈大笑，道：“只有我們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裡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宋君坦然於後半句，卻未惦記前半句，當晚果然遇刺。撲朔迷離的刺宋案，主持人應桂馨早就是陳其美的至交兼副手，他家基本上就是陳記革命黨的據點。老孫回到上海時，陳委派應氏護衛並照料老孫，足見其地位之重要程度；孫之所有衣食住行乃至其他用度皆由應氏支付。又擔任護衛隊長，一直護送老孫至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然後做了孫政府的庶務長。為此辯護者們着力扭曲說孫不滿於應氏低劣而免其職遣去兵站，實際上是政權移至北京，南京臨時政府一切機關解散，應氏才轉去兵站就職的。只因國民黨謀權時有賴青洪幫，事成後只顧彈冠相慶，遺棄了那些鞍前馬後效力過的幫會成員，應氏這才組建共進會收攏這些人自成一系。1912年8月15日，袁、黎殺辛亥功臣張振武引發抗議潮，應氏趁機在武漢搞兵變遭黎元洪通緝。後經江蘇都督程德全活動而撤銷，推薦並獲得北京認可擔任江蘇駐滬巡檢長，此後可算作“雙面間諜”。

細讀當年宋案庭審資料，簡直就是“滿紙荒唐言”。且不論身為刑事檢查長的應氏，怎麼會留下如此豐厚的“證據”，連兇器也保留完好？且從舉報到輯凶繳證，國民黨猶如神仙指路，巡捕房不過其執行工具而已。以及應氏法庭上答辯，稱其手下會員中有的是玩命高手，根本犯不着如此這般找外人來行刺。僅說從謀劃、提供兇器到指認宋教仁再到掩護武氏藏匿的陳玉生、吳乃文，陳雖被捕卻未受審；而陳其美的人吳乃文居然能挽同王阿發至巡捕房舉報應氏後人間蒸發。顯然他倆是比武氏更重要的嫌犯，整個抓捕人犯等事皆陳其美擔綱，箇中貓膩昭然若揭。尤其是作為“鐵證”的事關“梁山匪魁”函電，應氏在第六次審判被質問時已辯解說那是宿州發生士兵譁變，令“馬隊”剿滅之軍事行動，因涉密不宜對簿公堂。這是極容易核查的事情，倘若應氏撒謊，戳穿後無疑大有利於判其罪，卻沒了下文；只能推理為確有其事，故意不宣是為了讓人們遐想到無限壞的地步上去。

蘆笛、張耀傑等幾位先生都有專文分析宋案蹊蹺，不另贅言，獲益最大者非老孫莫屬。欲補充說明的，宋之遇刺身亡，孫不但奪回國民黨之操控權，還藉口發動“二次革命”，把憲政局面扼殺在搖籃里，對於“不動搖我根本計劃”簡直就是量身定製。黃遠庸的評述極貼切，彼時宋已經是國民黨的操盤手，且極受老袁賞識。3月22日老袁得知宋之死訊，悵然自語：“這是怎麼好！國民黨失去宋遁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若宋進入國會再同老袁及其他各派互補議政，孫恐怕只能滿世界遊蕩籌款修他那“二十萬里鐵路”去了，這將與“我根本計劃”背道而馳。事實上，老孫是沒腦的，“一根筋”；小宋是有腦的，“大主腦”。“一根筋”取代“大主腦”，國民黨必成“亂黨”。老袁之根本利益決定他更樂意宋氏活着，至少能消解或淡化國民黨的破壞力。

對孫及其“我根本計劃”構成直接、緊迫威脅的泰斗級人物宋教仁首先罹難。另一位泰斗級人物湯化龍1918年9月1日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市被國民黨人王昌暗殺。湯化龍系辛亥首義的重量級人物，若非他於首義次日即出山，黎元洪未必肯附義；又勸得其弟湯薌銘率領北洋艦隊反正，擊潰了馮國璋第一次渡江攻打武昌，否則辛亥革命局面根本不可能維持。還與宋教仁合作制訂民國第一部憲法性文件《鄂州約法》。老袁稱帝后，仍是湯化龍奉勸時任湖南將軍的湯薌銘於5月29日通電反袁，據稱老袁獲悉後頓腳嘆息道：“完了，完了！”隨後死於6月6日，時人贈雅號“送終湯”。一介遠居加拿大小城的剃頭匠，何識已經下野多時的湯化龍？值得以己命拼彼命？內幕已無可探知。

頗顯端倪的是，孫中山立即電令旅加華僑殮以玻璃棺，並派專員二人赴加把靈柩運回廣州，停放在永勝寺。然後把靈柩運返石岐，在原城隍廟（即前石岐鎮委會地址）舉行追悼會，並換上等棺木收殮。既畢，又由慶雲艦把棺柩運回廣州，在中央公園開會追悼。會後，以黨禮葬王昌於黃花崗左側，建立石坊墓表以旌其所為。王昌是國民黨黨葬第一人，也是孫直接關懷喪葬的第二撥刺客，上一撥即行刺袁世凱的四人團。而孫之革命啟蒙導師楊衢雲，都說是遭清廷謀刺的烈士，興中會首批骨幹謝瓚泰多次請求孫准將其在港荒冢（連姓名都沒有）移葬廣州黃花崗烈士陵園，卻不獲准。愛憎可謂分明，事由必有貓膩。

莫道此論為亂揣測，一遇類似岔路口，老孫的心腹之患總會遭遇不測。黑幕里的東西難於取證，百密一疏的是劉北海居然壽終正寢，且未能“守節”破了黃遠庸被刺之謎，給我們留下一點推理的啟迪。

歷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寫道：“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興中會實際上是輔仁文社的延續。”這話是有根據的，還在1892年3月13日楊便組織謝瓚泰等16人成立輔仁文社，堪稱近世中國第一個具有民主革命性質的政治團體。值得注意的是時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的孫中山並未加入其中。而孫《年譜》則記述說孫系經尢列介紹、於1891年秋結識楊衢雲的，孫的感言是“相見恨晚”。多種文字資料均介紹說他倆經常交談，皆不離憂國憂民話題。彼時孫滿足於漢人稱帝的君主政體，楊則堅決鼓吹民主制。孫後來回憶道：“予少年主張，謂漢人作皇帝，亦可擁護……楊衢雲（因而）與予大斗，幾至動武，謂非民國不可”。可知非但“民國”之創意出自楊衢雲氏，且老孫之革命思想亦來自楊氏啟蒙，至少楊氏比孫氏先知先覺。楊氏原本已指示孫到廣州組建革命性質的政治小團體，老孫在穗卻只限於清談，並無行動。

此後，1893年孫氏曾求師於康有為，只因康氏楞要孫照舊俗出具門生帖行拜師禮，才作罷。倒有點馬戛爾尼被“三跪九叩”大禮驅逐之韻味。1894年老孫精心炮製《致李鴻章書》，經鄭觀應舉薦赴天津拜謁李中堂而不得，這才一怒沖天傾向革命之路的。然而孫氏在其《有志竟成》一文，開篇即大言不慚謂：“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1885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舉凡革命領袖，必具備為目的不擇手段稟性，撒謊須做到臉不變色心不跳，老孫即近世第一位楷模。

然後孫辭國去了檀香山，在那裡組織興中會，參與者號稱百人左右。1895年1月孫回香港，再拜謁楊衢雲，2月21日於楊氏門下修改《興中會章程》，正式與老楊的輔仁文社合併建立興中會總部。楊正式任總辦（約定得國後即任大統領），孫屈居幫辦職，已為是年10月10日。沒有證據說老孫“讓賢”於楊。楊不但資格老，而且此時經費八千港幣亦是楊的一位擁躉黃詠商賣屋得款出資。一說據此黃氏得任總辦數月，至九月自辭虛位，讓賢於楊。對於股份制的興中會，入股皆許以豐厚回報：“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老孫似無資格超越楊。儘管受到“沉重打擊”，並“常感痛心”，孫亦自知故直至作《倫敦蒙難記》，始終不曾以“革命領袖”自居，畢竟還嫩了點。

需注意的是，兩個《興中會章程》都無涉推翻清朝政府，史書中《興中會盟書》所載：“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在兩個《章程》內絲毫沒有體現，是馮自由等後來添加的輝煌。兩《章程》僅滿足於“聯接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為推廣，曉諭愚蒙。”同“驅除韃虜”之類，根本不在類似境界。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訂，老師傅被小徒弟打敗驚呆了中國知識界，當然包括楊、孫等興中會同仁。之後一個月，興中會才確立反滿宗旨，並立即確定重陽節在廣州武裝起義，其時楊氏擔主角，任起義總指揮，孫只是協理，不得不親往廣州安排作戰。這也是老孫“十次起義”中唯一涉及風險的一次，之後九次皆老孫在遠處謀劃，別人上陣拼殺。

廣州起義還沒打響就遭失敗，老孫逃離廣州抵達香港，旋即與楊衢雲一起被港府驅逐，並禁止五年內涉足港地。楊一直跑到南非，即使在那裡發展興中會勢力，亦屬天涯孤旅；而老孫則奔忙於日、美、歐洲，尤其是寫《倫敦蒙難記》，隱去跪地求饒並往陸皓東烈士頭上潑污水，以及供出劉學詢欲反清之情節，（詳見上述《孫中山全集》第一卷，P26-P29）大肆吹噓，在海外浪得一些虛名。無可否認，他在理論上作了一些研究，楊氏顯然不如。尤其是1897年孫在日本結識黑龍會幹將，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等亦發現老孫的利用價值，這些日本政界要人開始扶持老孫，為在中國製造混亂以利肢解而不遺餘力。而老孫得此政治、經濟、宣傳三方面扶持，在窮愁潦倒的留日革命派中聲望亦日漸高漲。

老孫翅膀一硬，楊衢雲就頓顯低矮，1898年楊到橫濱，老孫隨即也移居此地，對於會長資格的老楊抵日，孫並不高興。談話間即暗示楊辭卸職務，見楊無動靜，便立興漢會自任會長，宮崎寅藏還專刻會長圖章親送給孫。只能靠教習英語謀生的楊衢云為不使革命黨分裂只好於1900年1月回香港並辭去會長職務。老孫遂接掌興中會，亦不再用興漢會行事了，可見此會之另起爐灶性質。謝瓚泰聞此訊頗激動，楊勸解道：“不久之前，我們幾乎已瀕於分裂為兩個陣營的境地。一天，孫中山博士告訴我，長江流域諸省的哥老會黨已擁戴他為‘會長’，同時暗示我，不能有兩個會長，如果我不承認他的領導地位，我們就只好分道揚鑣。”楊接着說了“為了事業的利益”，“不要促使分裂”，甘願辭職服從孫的話。

老孫接着利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之機會，同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暗定密約，在日軍支持下，聯絡日本軍人及浪人發動惠州起義，義軍須立即轉攻廈門，引起日軍直接出兵福建。事成後允劃福建為日本勢力範圍。只是此舉引起美英抗議，並威脅要以武力阻止日軍登陸，導致日本內閣垮台，伊藤博文新內閣嚴令兒玉不得再插手此事，惠州起義失敗。由此亦可知，所謂惠州起義完全是日本人作為後台老板策動的，老孫不過馬前卒罷了。10月20日前後，清廷南海縣派幕僚植槐軒協同興中會會員陳廷威赴港聯絡楊衢雲，洽商招撫事宜。允黨人首領擔任道府副將，轄五千兵馬，允撥數萬銀遣散游勇。楊贊同議和，認為可恃合法身份轄軍隊以謀長遠。致電在台灣的孫中山，遭拒絕。唯恐楊繼續洽談，孫即發電函致陳少白，令其堅持反清鬥爭，並嚴加防備阻止楊衢雲議和。惠州失敗後老孫11月14日自台灣返回日本門司，旋轉至東京、橫濱。

1901年1月10日楊衢雲遇刺於家中，次日死於醫院。時間上銜接密切。國共兩黨皆言之鑿鑿稱粵督德壽命李家焯派殺手陳林到港取楊性命，酬金三萬。然而頗為可疑。一是謝瓚泰不依不饒追港府出大力偵緝兇犯，迫使陳林逃回廣州被李家焯緝拿處死，證據是搜得革命黨文書，系革命黨骨幹。而革命黨則宣傳說是李栽贓陷害殺人滅口；二是資料稱陳林受命刺楊剛到香港寓所，孫之忠實信徒江恭喜即突然造訪，且力勸陳勿刺楊。如此機密的消息他從何處得到？且陳不從江勸之後廝殺出身的綠林好漢江恭喜明知陳系官府爪牙，本屬不共戴天之仇敵不即時除掉，反倒跑去勸楊逃跑避難。楊不從之後江卻向楊借得盤纏數十元，自己當天下午便逃離香港避禍去了。我看，刺楊更有可能系老孫旨意，弄不好江恭喜本亦受命，良心發現轉向楊通風報信，否則犯不着匆忙出逃。三是廣州府與楊談議和正歡，招撫得楊衢雲無疑更有利，沒理由化利為害的。四是孫之最初摯友，與孫並稱“四大寇”之另三位，陳少白、尢列、楊鶴齡，原本都是捨生忘死積極跟隨老孫玩命的。尤其陳少白，此前堪稱不離老孫左右，系老孫唯一稱“吾弟”者。在楊衢雲被刺後這“三大寇”同江恭喜、謝瓚泰類似，一起消沉了，沒有一個再緊隨孫效命，亦不敢冒犯，只是敷衍應付。乃至於成立同盟會時興中會僅剩馮自由一人隨老孫成同盟會骨幹，余皆黃興的華興會、陶成章的光復會及其他會黨人員，興中會等於散夥。這些義士從不畏懼清廷，都是捨生忘死拼殺出來的，散夥只可能怕老孫，要麼楊之死令他們看透老孫了，否則很難解釋。

其實楊氏議和之見更合理。時值清廷治權旁落，東南互保諸省處於自治狀態，李鴻章亦萌生兩廣獨立之念，曾派艦接老孫赴穗洽商，孫怕死不敢去，遂派宮崎等前往故未談成。廣州督署接着聯繫楊衢雲亦屬順理成章之舉。合法統轄五千兵馬編練蓄勢，並可廣泛聯絡道府及新軍官兵，遠勝於老孫那種臨時拼湊各類流民上陣，還不必四出募餉銀買兵器。責備楊氏“投降主義”是站不住腳的。

玄妙還在於，10月下旬，就在孫禁止楊衢雲和議之同時，不知是否受楊之建議所啟迪，老孫卻委派平山周持函聯繫李鴻章幕僚劉學詢，說了八國聯軍陷北京後“清廷和戰之術俱窮”之形勢，然後“面托足下主持內局，先立一暫時政府，以權理政務。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稱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故稱謂由足下裁決。”其餘四人孫安排楊衢雲當財政、李紀堂當外政、盛宣懷當內政，孫自己當軍政；何啟或容閎理外交。甚至請劉聯繫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看他們是否有興趣加盟。條件是“即速代籌資百萬交（平山）周君匯帶弟處，以便即行設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華也！”這就比楊衢雲和議南海縣衙還高一階。惟天公不作美，平山周託故沒去上海，所以此函亦未送達劉學詢之手，宏偉計劃無疾而終。值得注意的是，劉學詢就是老孫在“倫敦蒙難”時向鄧廷鏗揭發有謀反之意那位“富豪”，是鄧將孫之揭發抹去以掩護劉氏的。此函又可佐證清廷倫敦使館審訊孫之筆錄的真實性，並非老孫解脫後辯稱的“構陷”。

隨後史堅如掘地道謀炸德壽未果，被捕遇難。孫中山稱讚他“死節之烈，浩氣英風，足以為後世之模範”。其遺書有話：“記得去年（1899）年冬天，我奉了孫先生的命令，來廣東密謀暗殺”。並不止於此，1900年6月17日，在香港海面商船上，老孫布置惠州起義任務時，史堅如便負責在廣州“組織起事及暗殺機關，以資策應”。也可湊熱鬧旁證老孫在關鍵時刻不惜取暗殺手腕以助成事，對敵尚可說道，也對自己人就太卑鄙。當所有如意算盤都落空，其本人又面臨窘境時，楊氏若得手那就會“動搖我根本計劃”，以孫之稟性，不擇手段是可能的。

程壁光乃孫氏同鄉，原為北洋水師將領，甲午海戰中效命陣前。為免受朝廷治罪，避居鄉里，遂於1895年入興中會。後經李鴻章運動，得以免責回歸北洋水師。武昌首義時程正率巡洋艦海圻號出訪歐美，途中易幟歸順革命。而清國海軍全體起義，公推程氏為海軍總司令，其後官至北京政府的海軍總長。袁氏稱帝時，因老孫搞中華革命黨惹出國民黨大分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等元勛皆拂袖而去，乃至於反袁大旗被南方派高舉，老孫之勢力成弱旅，不得不順從眾議捲起青天白日旗跟隨五色旗。袁死後，1917年5月，北方督軍團變，黎元洪被迫退位，解散國會。6月，程璧光即在上海宣言護法。7月，老孫經胡漢民先期聯絡兩廣軍閥，獲得合作承諾，與陳炯明等由程氏率領北洋艦隊護送南下廣州護法，程率領之海軍亦成為老孫之主力部隊，取得抗衡兩廣軍閥之實力地位。若無程氏支持，老孫恐怕只能躲在租界裡畫餅充飢了。

1917年11月15日，老孫下令軍政府海軍總長程璧光炮轟廣州觀音山，擬炸平桂軍莫榮新督署遭拒絕。程指出，炮轟必造成市民生命財產巨損；並反對老孫在廣州外圍四鄉各處秘密招募民軍。程自行以海軍艦隊名義發告示稱：海軍南下目的為保護民主，將助自治政府維持地方秩序，不能讓任何派系惹起動亂；某派人士，以海軍之名招募不肖之徒為民軍，實為不法行動。“某派人士”即指老孫。迫使老孫於23日下令除潮州、梅縣地區外，其餘一律停招民軍。

1918年1月3日，老孫私自繞過程璧光，下令豫章、同安兩艦發炮轟擊觀音山，導致大量民房被毀，市民死傷無數。而陸軍則無視老孫命令並不配合攻占督署。程氏對炮擊導致鄉親遭難怒不可遏，撤掉兩艦艦長職務。2月26日程璧光被刺殞命。老孫作大悲狀，隆重禮葬撫恤然後任命林葆懌接任。然而老孫之少將參軍羅翼群所著《有關中華革命黨活動之回憶》，披露暗殺事件原來是老孫指使親信朱執信操辦的；美國領事當時亦報告國內，稱接到情報說程璧光被刺，孫中山事前已知道其事；之後又詳報說殺程兇手名叫李安邦（LiAn-pang），在孫軍的一個旅中，獲升上校，曾任士敏土廠（大元帥府所在地）總管之職。香港《華字》報社論稱：“孫中山當眾宣言程璧光之被刺，因不奉命而宣布死刑。”所上演大悲戲實在只是貓哭老鼠罷了，程弟奎光系老孫早年至交，興中會首次廣州起義烈士，出手可謂陰狠。海軍則因此分裂，閩籍官兵欲脫離軍政府返歸上海。

還不僅如此，老孫打着“護法”旗號南下掀起軍閥混戰，所宣揚維護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核心乃內閣體制。被指責違法的北京政府，即使老袁“帝制自為”，始終還有一個內閣存在；而高調“護法”的老孫，自南京登基任臨時大總統起，幾番上下，無論稱總統抑或大元帥，卻從無內閣蹤影。1922年元旦，老孫獨斷廢掉立民國時議會通過的五色國旗，換成“青天白日滿地紅”作為國旗，也算“護法”？至少北京政府走馬燈似地換總統，誰也沒去改南方臨時政府制定的國旗的。然而兩黨史家仍然喋喋不休讚譽老孫“護法”偉業，真不知權力先後灌注多少糨糊進入史家之頭腦。

倒是老孫自己還坦白些，1923年詮釋道：“內閣制，純恃國會，中國本身基礎，猶甚薄弱，一旦受壓迫，將無由抵抗，恐蹈俄國1905年國會之覆轍。”“余對於臨時約法之不滿，已如前所述，則余對於此與革命方略相背馳之約法，又何為起而擁護之？此讀者所亟欲問者也。余請鄭重說明之。”“《臨時約法》者，南北統一之條件，而民國所由構成也。袁世凱毀棄《臨時約法》，即為違背誓言，取消其服從民國之證據，不必待其帝制自為，已為民國所必不容，……余為民國前途計，一方面甚望有更進步、更適宜之憲法，以代《臨時約法》，一方面則務擁護《臨時約法》之尊嚴，俾國本不因以搖撼，故余自六年至今，奮然以一身荷護法大任而不少撓。”搖晃許久“護法”大旗，竟然是不值一護的劣法，革命家那種口是心非之稟性，表露無餘。

再說1918年5月20日，不顧老孫強烈反對，廣州國會非常會議根據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改組軍政府為合議制，選舉唐紹儀、孫中山等七人為政務總裁，廢掉了“大元帥”職位。老孫頓失獨裁虛位，顧不得一直捍衛國會之各種高調，第二天就拋下《辭大元帥臨行通電》，帶領朱執信等辭職奔汕頭轉上海去了。這邊廂唐繼堯、岑春煊、陸榮廷等就總裁職並推舉岑春煊為主席總裁，不但派人送老孫之當選證書赴滬，還不斷電催其就職。老孫雖極不情願，卻不好明擺着食言，他聲明“國會須享有完全自由行使其正當職權”已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了。只得復函接受此職，派徐謙代表之。

還在1919年7月1日，老孫對上海人王鼎的“非組織暗殺團體不可”建議書批覆道：“暗殺一舉……向不贊成，則在清朝時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惡人殺不勝殺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張，積極之進行，則惡人自然消滅，不待於暗殺也。”此時正是“五四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北京政府正處於風口浪尖上，南北和議再次提上日程表。形勢可謂“一派大好”，老孫於是也頗有光明磊落之氣魄。然而對照上述暗殺案例中老孫之行為，你不得不嘆服革命領袖那種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魄力。

和議醞釀談判日程及概要，老孫反對和議，令胡漢民辭去南方政府談判代表一職；並函告伍廷芳自己準備辭去南方政府七總裁之一的打算，讓伍亦採取一致行動。接着辭職，並四出函件遊說取消南方政府。國內各界人士厭煩內戰，“聯省自治”呼聲漸高，趙恆惕在湖南率先實施。就連毛澤東也熱衷此道，連發數文頌揚湖南自治，並認為是救國正途。陳炯明亦力主施行聯省自治，這就跟除了自己當上大總統其餘一切皆免談、故而堅決反對聯省自治的孫中山對立了。

經過一通混戰，陳炯明率領的粵軍在粵東及福建漳州等地，算是站穩腳跟了的。陳氏治閩南、粵東，“漳州新政”當時口碑極佳，蔡和森也寫文章把他往社會主義那邊扯，政通人和亦使得粵軍發展迅速。恢復廣東後繼續其閩南新政，在92個縣推行自治，到1921年時各縣推行民選縣長、縣議員完成，廣東省議會通過《廣東省憲法草案》，施行“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陳獨秀應陳炯明盛情邀請到廣東自主主持教育，陳炯明全力支持排解各種干擾，使廣東的公辦、免費、私立教育均獲得大發展。陳炯明還創立中國城市史上第一個建制市——廣州市，並設了財政、公安、工務、教育、公用和衛生等專職機構。廣州市還籌辦了市政紀念圖書館、第一公園、公共兒童遊戲場、公共體育場、美術學校，舉行體育運動會，美術展覽，安裝馬路電燈，還建築了新式住宅小區。各種報刊雜誌也紛紛出刊。市府僱傭上千名清道夫打掃街道，疏通溝渠，散發小冊子宣傳衛生條例。成立廣東全省總商會、廣東經濟調查局、股票交易所等。其禁煙令使廣州的煙、賭積劣基本絕跡。隨陳獨秀赴粵的共產黨人譚平山等甚至以此為烏托邦之楷模，謂“陳炯明治粵有功”。

陳炯明的政治抱負與老孫背道而馳，陳認為中國的改變應該是漸進的、改革的、自下而上的；主張保境安民，發展經濟、文化教育和民選制度下的地方自治，反對廣東介入軍閥內戰，力倡聯省自治，尤其反對武力北伐謀取中央集權。老孫正相反。若按照老陳這一套，他的總統夢必然泡湯。然而老陳心存主從觀念，雖曾抱怨老孫理想主義過甚實踐精神不足，仍尊其為領袖。兼之粵軍中許崇智等邀功心切，1920年11月28日迎老孫到廣州。老孫其實早就不滿老陳另有一套思想了，他曾在粵折騰許久一事無成還被軍閥排擠走；離開後老陳不過兩年許便文武兼備趕走軍閥還整出一個繁榮局面來，相形之下優劣是不難比較出來的。

1920年9月，陳炯明率領粵軍節節推進，10月28日收復廣州，桂軍撤回廣西，隨即廣東全境收復，形勢轉向謀發展階段。孫致電陳及粵軍各將領：“進取廣西，以為剷除根株之計。”陳炯明沒那麼大野心，他只希望廣東民眾休養生息，不能再延續戰爭導致的沉重負擔。老孫無疑需要這塊地盤作為根據地，為使老陳放心容納，先是封陳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繼而大講他的民生主義，“惟以民治為統一方法”，“武力不過輔助民治之不及，非不得已，不宜輕用”。並向陳許諾：“粵事由陳君主持，中山回粵不過回復前日被逐之顏面。”

經許崇智電邀，孫11月28日抵達廣州，次日即重組軍政府，給老陳陸軍部長銜，套上了嚼口。接着大事聲討“聯省自治”，主張“以分縣自治為立國基礎”。在其12月1日的《軍政府建設宣言》裡，大抵順應陳炯明意見言及厲行自治，普及教育，發展實業，整理財政乃至廢督裁兵等。12日，孫巡視韶關，沿途即收編民軍，反“裁兵”之道而行；19日，奉孫調令李烈鈞率滇軍經黔湘入粵；兼之此前電令福建督軍李厚基調兵開進粵東；派朱執信前往虎門策動民軍以及桂軍中國民黨舊系響應他的討桂，虎門要塞司令丘渭南宣布獨立。老孫顯然在組建一支不屬於粵軍的部隊，但21日東莞民軍與駐軍火拼，朱氏中流彈而亡。

經過這些鋪墊，1921年元旦紀念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日，老孫就發表演說準備廢棄“護法”：“此次軍府回粵，其責任固在繼續護法。但余觀察現在大勢，護法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護法不過矯正北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對外亦不發生國際上地位之效力。”他要“建立正式政府”，不再承認北京，稱之“偽政府”。會後接見各界人士，正式宣布要出兵討桂以及收回海關。21日即函告各國領事，宣布接管粵海關管理權；27日宣布：“北方政府實在不是民國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的民國”；接着開始籌建工作，準備對外交涉。2月13日決定四路出兵伐桂；18日改組廣州市政府，宣布由軍政府直轄，開始剝奪、侵削陳氏廣東省權利。返粵前那個“粵事由陳君主持，中山回粵不過回復前日被逐之顏面”的承諾，以及高舉了多年的“護法”大旗，都已經不算數了。

老陳治粵初見成效，請回老孫如同引狼入室。自老孫開始謀造反以來，從未品嘗過如此氣指頤使的滋味，陳炯明為他造就了空前可觀的平台，終於得以一顯“大總統”之威風了。3月，老孫請來共產國際代表亞列格塞夫與之洽談；4月自組“非常國會”，4日老孫宴請國會議員，要求迅速成立正式政府，並許諾給每位議員1000元津貼。7日，222位“護法”議員投票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法大綱》，選舉孫為非常大總統。史書上著名的“曹錕賄選”案已是臭氣撲鼻，殊不知此前兩年老孫即賄選得“大總統”職位了，僅因國會有“非常”之前綴，俗稱“非常大總統”。5月5日辦就職典禮，要求各國承認其為“中華民國唯一之政府”，設“總統府”於觀音山，設立各部，委派部長；並電令北京徐世昌“即日引退，以謝國人”。11日，終於明白過來的陳炯明請辭所派給他的陸軍、內政兩部長職，認為僅有這點本錢就西征北伐純屬不自量力，只會釀成新的災難；孫則於28日電令粵、贛、滇、黔各軍準備攻打廣西。

6月25日粵軍攻占梧州，27日孫下令各省攻桂，“蕩平群盜，扶植廣西人民，使得完成自治”；8月4日粵軍攻占南寧；10日非常國會奉老孫旨意通過北伐決議，明令出兵北伐，以統一全國；13日滇、粵、贛軍攻占桂林。此後直至年底，以兩廣為基地老孫在桂林建立北伐大本營，轟轟烈烈籌劃又一場內戰，並在10月上旬接受“韓國流亡政府”專使申圭植“遞交國書”，總算過了一回有外國承認的正式的“國家元首”癮。

尤其是12月2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桂林與孫密談，除了提出建立一黨專制和黨軍之滿合孫意之謀略外，尚承諾援助，孫心大悅，幹勁更足。次年初便放言：“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也即蘇俄式的一黨專制國。唯需說明的是，老孫鍾情蘇俄，根本在於主宰欲驅使。還在1915年中華革命黨誓詞糾紛中，孫即於8月4日函告楊漢孫：“吾人立黨，即為未來國家之雛型，而在秘密時期，軍事進行時期，黨魁特權，統一一切，黨員各就其職務能力，服從命令，此安得妄以專制為詬病，以不自由為屈辱乎？”亦應可知“三民”並非其“主義”，實為“統一一切”的工具而已。

卻不料正在老孫春風得意之時，陳炯明因廣東剛建立起來的和平局面又籠罩在戰爭的硝煙中，民眾不得不再次忍受孫氏苛捐雜稅所造成的沉重負擔怨聲載道而煩惱。為國家和平與粵省民生計，陳聯繫湘省趙恆惕謀求粵省自治，並表示願與吳佩孚共倡息戰裁兵。3月16日，就在孫記北伐軍進入湘省之際，趙恆惕拒絕北伐軍過湘；此前唐繼堯已經抗拒老孫北伐令，反戈回滇，老孫亦令各省“嚴厲制止”。只可惜力不從心。恰在此時，張作霖、段祺瑞派人與孫聯絡，合謀南北夾擊直系，孫便改道贛省北伐與奉、皖合作奪取北京。

美國國家檔案館1946年後公諸於世的機密文件中，有當年美國駐廣州領事報告，稱1922年4月中旬，孫中山因北伐軍入湘不成功，改道攻贛。在梧州的軍事會議上說南方有三人――陳炯明，唐繼堯，趙恆惕――都該予以謀殺刺死。英國領事亦有同樣的報告。

老孫此話可不是說着玩的，之時已在梧州，幾天后又在肇慶，便有兩次暗殺陳炯明的未遂之舉，一刺客供認有事成會有50萬元的賞金。1924年吳稚暉企圖調和孫、陳分歧，陳在復吳函中說：“惟有一事，至今為我所不解者，南寧勞軍之日，即欲演烹狗之劇。事後聞之，毛髮俱悚。我誠無狀，然至今想不出獲罪至此！”陳想不明白的是在1921年年底，老孫在祝賀粵軍攻占廣西的南寧勞軍時，就有謀害他的企圖。

謀刺陳未遂，卻在1922-1923年謀殺了老陳的四位得力助手。首先就是陳之參謀長、摯友鄧鏗3月21日遇刺而死。國共兩黨史書皆言陳之死黨刺殺了鄧鏗，台北中央大學歷史學家汪榮祖經考據後認定，鄧鏗是被孫中山謀害。簡述之：鄧氏辛亥時便隨陳氏出道，一直為陳氏倚重之心腹將領，官拜陳氏之參謀長。陳氏兩次離穗，皆委託鄧氏掌控全局。諸多事例證明鄧氏對陳忠心無二，即使抗拒老孫亦在所不辭。鄧與陳一樣不贊同孫之北伐，孫下令調五百槍械供北伐之用，鄧即不肯配發；汪文列舉了孫黨元老莫紀彭五十年代訪談錄，否定陳刺殺鄧之意見；引述了當時英、美領事致國內密電；刺鄧之時機恰在陳炯明不提供部隊、軍餉以延宕孫之北伐，孫下最後通牒給陳炯明之時。刺殺鄧氏後陳氏很快屈服讓位。

不光鄧鏗，陳的幾位大將關國雄、陳達生、陳永善均在孫、陳決裂之關鍵時刻遇刺身亡，另一員大將洪兆麟棄軍出走，於是陳炯明惶惶然服輸。特別是關國雄，陳炯明得力部將，1921年10月下旬，關即對記者說餉糧無着，不能隨孫北伐。且與葉舉，洪兆麟等粵軍將領聯名上書請孫下野，而且率第四師精兵扼守梧州，阻止滇桂軍順西江而下攻取廣州的。關國雄死在1922年10月與1923年1月之間，真相不明不白。但關是亦死後其部屬即受賄倒戈使滇桂軍沿西江直下廣州，逐走陳炯明，卻是不爭史實。而葉舉等忠於陳的將領不肯服軟，自行決定“炮轟總統府”逼走老孫的“616事變”。實際上葉舉受陳炯明制約，僅向觀音山發土炮三響，並事前告知，以驅逐老孫為目的，網開一面並無傷害之意。但此事卻被國民黨炒作成驚險萬分、九死一生的鬧劇。

以下輯錄相關的各種文史資料，輔助說明：

孫中山曾雇用一俄籍恐怖分子，名叫德科伯（M.M. deColbert），組織暗殺團以排除異己。一九二二年十月里，廣東市內連接發生六次炸彈案，所炸地點有東方旅館，亞洲酒店，東堤橋旁，報館等處。十九日，廣州當局查獲德氏為炸彈案的主要嫌疑犯。被捕時，德氏在民國醫院當醫生，自稱為美籍公民，後改為法籍，又轉為德籍。但從其住所所搜得的文件推測之，則應為俄國人。他能說俄，英，法，德四種言語。又從搜獲的文件中，證實與孫中山有直接的聯絡。他的住所藏有兩顆炸彈，和製造炸彈的小型工具。德氏承認與孫中山面晤三次，最後一次是當孫中山離開黃埔，乘艦泊於沙面岸外之時（七月十日左右）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孫政府舉行慶祝奪回廣東政權，及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兩周年紀念的大巡行，德氏親自參加巡行，極引人注目。美國領事曾派員去訪問他，德氏說他在組織一武裝力量，叫“神聖不朽的黨員”（Immortal Partisan），將以恐怖的手段來對付孫中山的敵人。

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申報報導粵軍調查處在廣州市內查出一暗殺團的組織，冒名“南洋同僑俱樂部”，拿獲謝民智等嫌犯五人，並搜獲粵軍將領洪兆麟，楊坤如，陳覺民，陳永善，翁式亮，鍾秀南，黃強，李雲復等相片十餘張，意圖謀害。孫中山以有組織的暴徒手段來對付“敵人”，是當年在南方眾所周知的事實。所以，在一九二三年香港《華字》一社論里批評孫中山：“北方軍閥尚講體面，有點剛直氣；南方軍閥無賴而又陰狠”。

陳達生於一九二二年，“六一六事件”發生後一個月的七月十五日，在香港被兇手槍殺殞命，時陳為廣東省政府的公務處處長。香港警察拿獲一嫌疑犯，後因證據不足，予以釋放。

陳永善於孫中山回粵重建大元帥府後兩個月的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裡，在香港被暴徒槍傷；十一個月後，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下旬，因傷重不治身死，年僅三十七歲。他是當過廣東省長的陳席儒之長子。（陳席儒是夏威夷歸僑，祖籍廣東中山縣，在香港經商的僑領）。陳永善在炯明主粵時任江防司令，及廣州石井兵工廠廠長的要職。陳永善被刺後，香港的西報評論說：“我們應該提出嚴重的抗議，使南中國的政治敗類，不能在這個英國的領土上，任意作出其無法無天的暴行。”上文提及要替孫中山剷除“敵人”的俄籍恐怖分子德科伯，就是於一九二二年十月里，由陳永善親自率兵查獲審問的。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到辛亥之初摧毀陶成章之光復會、20年代初摧毀陳炯明之廣東地方實力派；以及宋教仁、湯化龍為核心的憲政民主派消亡，等等，均使老孫轉頹勢為順勢。所有有礙老孫一統的人物，都死在老孫最需要他們死掉的時刻。孫中山的“國父”地位，與其說是反清反袁獲得，不如說是除掉革命陣營之反對派而獲得。北島君那句名詩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不是沒有根據的。惟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爺沒讓他真的坐上“大總統”寶座，可謂報應。只是中國國家與人民則付出了本不該付出的代價。

我們今日翻出這些歷史故事，並無求於翻案，只求明白：革命領袖大抵只是些冠冕堂皇之卑鄙小人，領袖崇拜是禍國殃民的必由之道。那首《國際歌》裡有兩句歌詞是可取的，“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20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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