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似乎都喜歡對外國人說一口流利中文而欣喜不已，這種文化上的滿足感，多半來自於深層次的不自信，似乎會說中文、娶一個中國太太、甚至有個中國養女，都是對中國友好的表現。新任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不論到哪裡，都喜歡帶着他的中國養女，開場白都用中文。
這並不奇怪，此前的美國駐華大使在未赴任之前，都已是華府外交圈的中國通。這是過去幾十年中，美國任命駐華大使的默規。民國時代，美國派駐中國的外交官，多具備傳教士背景，或出生於中國，比如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這種任命模式只在中國出現，美國絕不會派出生於日本的美國人做駐日大使。
早前的恆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Jr.）出生於山西汾陽，其父是公理會傳教士恆慕義（A.W.Hummel）。李潔明（James lilley）之父則是長年在華石油商人，出生於青島的李潔明，對中國更為熟稔。而前駐華大使洛德（Winston Lord）的夫人，就是長篇小說《春月》的作者、華裔女作家包柏漪。
李潔明去年年底病逝之時，美國外交界曾有人士驚呼，“最後一個中國通走了。”李潔明1991年離任，接替他的芮效儉（Stapleton Roy），也是傳教士之子，生於南京。1995年芮效儉離任後，美國再也沒有派出中國通駐華。恆安石、李潔明這些老一輩的外交家，其對華交往更注重文化層次的切入，而進入本世紀以來，兩任駐華大使卻更偏重經貿及戰略角度，這似乎能說明美國對華外交的思路轉變。
李潔明無疑是最為傳奇的一位中國通。這位曾被希拉里譽為“最佳外交官”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是美國情報界及外交界的傳奇人物，參與了中美外交的初期工作，在1990年前後擔任駐華大使。早年，他卻是中情局的特工，相繼在中國外圍的六個鄰近國家和地區履職，負責對華情報之採集分析。
從李氏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20世紀，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思維的嬗變，尤其是台灣問題，他以美國視角，解釋了美、中、台的三角關係何以建立。海峽兩岸對李氏的評價近乎對立，在中美關繫緊張之際，他就是“一小撮螳臂當車的反華勢力”，但在李氏過世之際，大陸仍然給予他相當程度之肯定。
李氏幼年即目睹中國抗日之艱難。雖身在青島租界，他仍對顛沛流離的中國百姓抱以極大同情。當時李氏對中國國力之羸弱頗為擔憂，在他的記憶里，淞滬保衛戰中，中國飛行員欠缺經驗，數以百計的老百姓無辜喪生。
中國空軍之作戰能力，早在一•二八事件中就被質疑。涵芬樓大火之起因，坊間有多種不同說法。有人說系日本浪人放火（見《仁者的山水——張元濟傳》），亦有人稱系國軍誤炸所致，數萬冊善本書，毀於一旦。據云當時剛剛整理出一套《舊五代史》，經此一役，又花了好幾年（見鄭逸梅《清娛漫筆》）。不過張元濟事後在給胡適的信中抨擊國府之無能，則事無可疑，丁文江曾在胡適處見到此信，“皆頗對於當局有不滿意之表示。”
到抗戰後期，李氏對於國軍亦不具信心。他的哥哥法蘭克1945年的家書中曾提及，“士兵又病又窮、衣不蔽體；基於上述原因，即使配備我們的裝備，也無法作戰。權力、金錢和教育都只有少數人才享有……病根是在政治、經濟、社會、醫療、宗教和教育各方面。”表現在戰場上，即是士兵作戰能力低下。
這一點，黃仁宇在《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裡曾提到。中國部隊後勤供給系統極為薄弱，比如只知道進口坦克，卻不知道應架設能夠承擔坦克重量之橋梁，以致有相當數量之橋梁被壓塌。李氏之兄當年服役於昆明，對於國軍內部之腐敗知之甚詳。比如軍官駕車載着妓女四處飲酒，以致法蘭克的美國同僚們，要控制國軍軍官對汽車之支配權。
抗戰勝利後，李潔明回美國讀書。事後他總結道，“中國內戰的種子種在日本戰敗的土壤中。日本在東北的重工業基礎，被認為是戰後中國復興經濟的關鍵。”國共雙方爭取控制東北，是戰後國共兩黨歷次談判的重要問題（見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這是李潔明探究中國政治演進的開始。
對於中國大陸的正式研究，李潔明是從中國外圍着手的。韓戰爆發時，李潔明受耶魯大學饒大衛（David N. Rowe）的影響，研修《中國與世界列強》課程，對紅色中國的研究興致頗高。後來他受另一位教授的號召，加入中情局，李潔明沒有提及這位教授的名字，想必是藏身於耶魯的隱身特工。1949年6月，李潔明在中情局受訓時，解放軍進入青島，他不禁感嘆道，“（這）可謂國民政府靈柩上的最後一根釘子，因為青島是中央政府最後一個港埠。”
先前，中情局和國務院都預測，中共會在1950年底占領台灣。北韓部隊在衝破三八線的兩天之前，國務卿艾奇遜還在重申，台灣不在美國的亞洲安全半徑之內。韓戰爆發後，政策丕變。中情局針對中共的秘密作業也重新開始，台灣成為主要基地。
中情局對中國大陸的情報活動出師不利。1952年，中情局9人空降到東北，落地被擒。其中一人招供後，中方透過無線電給漢城的中情局情報站，要求美國派飛機來接，李潔明的同事唐尼、費裘還有兩位飛行員飛赴中國大陸。飛機行將降落之際，被解放軍擊落。飛行員殉難，唐尼和費裘被抓。
唐尼被判無期徒刑，被稱為“全體美國俘虜中的頭號大壞人”被四處遊行示眾，費裘被判20年有期徒刑。直到1973年3月中美接觸後，才放出來。唐尼在獄中看了六遍《戰爭與和平》，以及俄文版的《斯大林選集》，他後來考入哈佛法學院，娶了一位瀋陽妻子。這位康乃迪克州的法官沒有他的同事李潔明那樣的好運氣，因為他在被放出來兩個月後，李潔明光明正大的從深圳羅湖進入紅色中國。
這個時候的李潔明，已經先後在台灣地區、菲律賓、柬埔寨、老撾、香港地區等地做了二十多年情報工作。這一時期全球冷戰態勢方殷，他在外圍通過各種渠道觀察和分析中國事務。冷戰讓全球分為兩大陣營，海外華人也都因此站隊。比如菲律賓的華僑社會由兩大家族控制，楊氏家族親台，而薛氏家族親中。李潔明儘量通過從中國出來的人嘴裡打探消息。
1963年5月，劉少奇訪問金邊，美國大使館人員都去樓頂拍照片，這是他們獲得情報的原始途徑——在很多情況下，情報就是公開信息。西哈努克把親台的華人領袖全部禁閉起來。為了震懾反對運動，西哈努克手下把一個心智障礙、五官殘廢的男子拖到街頭公開處決，聲稱他要謀殺劉少奇。
當時中國通過柬埔寨，支援軍火給南越。柬埔寨武裝領導人龍諾親自督運。軍火運輸在高峰期時，龍諾曾是北京最為寵信的人，他的桌上還擺有毛主席肖像。不過龍諾反對越南人侵占柬埔寨，曾呼籲中方協助，將越南人趕走。而北京認為北越反對美帝，中方應該支持。龍諾後來對中方漸生不滿，與柬埔寨第一副總理馬它克聯手，於1970年3月發動政變，推翻了西哈努克。
直至調任香港，他才覺得離中國更近了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間，廣東和香港之間的往來依然密切，尤其是難民，源源不斷偷渡過來。李潔明接近這些人，通過訪談得知“文化大革命”的最新進展。他甚至想跟新華社香港分社、華潤公司等中方機構往來。不過港英政府還是禁止他公開採集情報。
在香港工作的成就，李潔明頗為得意，他引用周恩來的一個批示來肯定中情局香港站的成就：“欲知中國事，可問中情局香港站。”中情局香港站陸續呈送華府的報告，後來被匯編為《馬可波羅文件》。這個文件在中國問題研究領域極為知名，它是截至當時為止，針對文化大革命的最客觀也是最深入的報告。
之所以取名為“馬可波羅文件”，就是因為馬可波羅雖然對中國有過詳細描繪，但他從未真正涉足中國。這與中情局香港站、李潔明本人的“望陸興嘆”是有共同特徵的。這是當時中情局最為無奈之處，他們始終無法獲得關於中國的第一手訊息。1950年代的中國是鐵板一塊，而且中國外圍的華僑大部分又親台，情報工作不算順利。因此中情局始終未曾發展出在中國大陸可靠的碟報網絡。
等到美國駐華聯絡處建立，李潔明以聯絡處職員的身份進入中國，但他的真實身份卻是情報官，直接對基辛格負責，試圖建立白宮與中南海的溝通管道。這種秘密外交，是基辛格外交的一大特色（見基辛格《大外交》）。當然，他的情報工作也是重要任務。在當時條件下，他只能依照“克里姆林宮學”對中國政治動態做出分析。
這種分析跟今日中國的時政記者們分析政情之手段並無二致。比如觀察人民大會堂的汽車數量，來判斷這次會議的重要程度及參與人員。根據外賓的座席位置和名單順序，確定中國外交部對待各國的態度。1973年國慶節，布魯斯大使跟蘇聯代表的名字殿後，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三國關係。
直到1975年《華盛頓郵報》抖出李潔明是情報人員後，他才被迫離開中國。在華期間，他建議中情局局長老布什跟中國合作，在新疆建立情報站，觀察蘇聯軍事動態。這件事李潔明並未明說，直到2008年5月拜登與奧巴馬搭檔參選之時，《華盛頓郵報》才拋出重磅報道，解密當時中美在新疆的情報運作狀況，正是拜登與鄧小平當時決定的。
李潔明1979年1月從中情局退休，這時候他才51歲，按說不到退休年齡，可是布什卸任局長後，李潔明在中情局多少像個異類。1979年2月3日，鄧小平和布什在美國會談時，李潔明在座。鄧表示，（中美）必須堅持反蘇路線。當時中國支持柬埔寨打越南，布什也表示支持中國打越南。2月17日，解放軍就開始進攻越南。李潔明隨後加入布什競選總統的班子，為布什的對華政策運籌帷幄。
1982年1月，李潔明被任命為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主任。這個名義上非官方的職位相當於駐外使節。他一上任就遇到“八一七公報”的風波。國會裡支持台灣的聲浪巨大，此時里根內閣的國務卿海格態度親中，釋放出停止對台軍售的氣氛。李潔明立即面臨台北傳來的巨大壓力。他的大學同學、台灣“外交部政次”錢復，曾經當面指責他、進而抨擊美國對台灣不負責。
其實在早前一次與鄧小平的會面中，鄧曾經對李潔明說：“我們會嘗試以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但是也不願綁住另一隻手，你能勸台灣跟我們談判嗎？”隨後李潔明試圖向蔣經國說明，美國無意拋棄台灣，但美國也需要與中國大陸敦睦。“八一七公報”簽署後，里根口述一份總統指令，決定了此後美國對台軍售的原則。
蔣經國靜靜地聽完李潔明的敘述，向李說明了自己對台灣未來的規劃。這就是蔣經國政治改革最早的腹案版本：民主化，本土化，繁榮經濟，對大陸開放。1983年6月，蔣經國流放王昇去巴拉圭做“大使”，掃除他身後強人政治之障礙。即便如此，江南案還是發生了。李氏此時開始與邱連輝、周清玉等黨外人士接觸，了解台獨意識形態的來源。他也建議國民黨聆聽反對者的聲音。
李潔明1989年5月調任駐華大使，作為布什的好友，這一任命讓他頗感興奮。他5月2日到達北京，當時北京內城的交通已經陷於癱瘓。李潔明此前在駐韓大使任上，成功斡旋全斗煥與異見領袖金大中的矛盾，避免了漢城的戒嚴危機，因此他剛來北京尚抱有相當信心。後來在那場政治風波中，李潔明將方勵之夫婦隱匿在駐華使館裡長達13個月，引發中方不滿，中美關係陰霾不斷。於是布什又派出芮效儉接替他。李氏回國擔任國防部助理部長。
過去的70年中，李氏是亞洲許多重大事件的目擊者和參與者，他勾勒出一幅亞洲政治變遷的巨大圖卷。李氏對中國抱有相當複雜的感情，他的一生也與中國密不可分。這種感性因子讓李潔明最後一次在華的外交工作顯得較為痛苦。這個他觀察了半個多世紀的國家，以一種他從未預知的模式，與美國對抗而又合作。
他最後說，“中國既難以捉摸，又驕傲自豪，既備受折磨，又楚楚動人。它正努力現代化，雄心勃勃、衝勁十足、貪婪饑渴，也渴望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可它對世界卻是又愛又恨，兼而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