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8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奎松以“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為題發表了演講，深刻探討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政治選擇背後的精神實質與根本動因。鳳凰網大學問發表演講內容，與廣大讀者分享。

楊奎松指出，在中國近代發展過程中，救亡壓倒啟蒙，個人服從國家，可以說是知識分子政治選擇基本思想傾向。嚴復、梁啓超、毛澤東等從改良到革命，從自由民主到開明專制的思想轉變，皆因救國的需要，他們的思想不是從一開始就激進的。

楊奎松認為，從近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中可以看出，當政治上的衝擊直接威脅到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時，很多知識分子寧願放棄自己的專業本能來為國家服務。

在楊奎松看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困惑，其實是自人類有文字以來所有知識人共同的困惑。在政治選擇中，民族國家還是起着絕對的支配作用，任何主義都跳不出民族國家這樣一個集體主義。

楊奎松：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委員。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史，主攻中共黨史、國共關係史、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中蘇關係史、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關係史等，並從中國現代對外關係史的角度研究國際冷戰史。著有《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蘇關係史綱》等，最新發表著作《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

以下為演講內容精編

“救亡壓倒啟蒙”不是從五四運動開始

講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定會講到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包括兩個內容，一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個五四是學生愛國運動，兩個運動幾乎發生在同一個時間，不同之處在於新文化運動的時間跨度比較大，學生愛國運動的時間比較短。對於兩場運動的結果，李澤厚先生曾經有過一個論斷，意思是說由於學生愛國運動的發生，導致啟蒙運動的中斷。

新文化運動所宣傳的思想傾向，從1915年陳獨秀開辦《青年雜誌》到1918年年底，基本上宣傳都集中在文學上，集中在有關民主、科學這樣一些理念的爭議上。很多受到西方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們越來越感到更重要的問題是要對中國人進行啟蒙，如果人的思想觀念、文化和習慣不改變，僅僅靠軍閥和政客去改變整個國家的狀況，那是不可能的。五四時期是中國統治階層最虛弱的時候，在軍閥割據的狀況下，中央政府的權威受到極大的挑戰，思想的自由傳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機。

一戰結束後思潮發生了轉變，從1918年秋天開始，講布爾什維克勝利的一系列文章、《每周評論》以及相關的談論政治的文章逐漸出現。在1919年1月1號，由羅家倫、傅斯年等人主辦的《新潮》的發刊文章就是“赤潮來了”，實際上當時已經不是在談論所謂新文化運動的“人權”和“科學”兩個主題了。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自由的宣傳氣氛，完全被打斷了，所以李澤厚先生把它定義為“救亡壓倒了啟蒙”。

但今天我想對這個論斷加以修正。實際上“救亡壓倒啟蒙”不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而是早就開始了。當中國人開始接觸到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思想觀念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在思想中打架，同時產生了各種困惑。

我要強調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包括“救亡壓倒啟蒙”問題，其實從中國開始有救亡問題以來就存在了；二是中國和其它國家面臨問題的性質是一樣的，類似的問題困擾着所有國家的知識分子，只不過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圍繞這個問題所發生的爭執可能不一樣。整個近代自有民族國家以來，到今天也不過就二三百年的時間，和以往的各種歷史階段相比，這段歷史都是一個非常短暫的時期。在這樣一個短暫的時期，我們希望任何一種思想、觀念很快的發生根本性的扭轉，其實是不可能的。對落後國家來說，這樣的問題就更明顯、更突出。我們可以簡單的將知識分子的本質比喻為社會的良心。所謂社會的良心，最主要就是在符合人類發展進步的公平原則基礎上，保持一個價值觀，為所有的人，包括富人和窮人發聲。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想使知識分子始終保持社會責任感，並堅守他的價值觀，但客觀上一直到今天，知識分子本身分裂很厲害。另外，在不同的國家，知識分子因為國家民族面臨的問題不一樣，他們所做的價值選擇也不一樣。我認為政治選擇問題是所有國家的知識分子，都會面臨的一個難題。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我認為有一個基本的趨向。首先毫無疑問，集體永遠是高於個體的，個人是構成集體的要素，集體的生存和個體的生存之間存在非常強的依附關係的。在中國近代發展過程中，救亡壓倒啟蒙，個人服從國家，可以說是一個基本的思想傾向。可以舉兩位重量級知識分子的例子，他們兩位對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一位是嚴復，他是中國最早的翻譯西方著名思想家著作的翻譯家，他翻譯了《天演論》、《群己權界論》等等。這些著作的基本傾向都是強調自由，主張尊重人權，特別強調自由和法治應同時對國家、社會發生作用。嚴復從最初翻譯、介紹這些西方的基本價值觀開始，就受到這些思想的影響。他開始主張中國要改變，最重要的是從個人自由做起，國家和個人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如果個人沒有自由，那整個國家也不會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嚴復的這種思想持續了好幾年，他從1895年到1899年陸續發表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但是嚴復的思想從1903年以後發生了改變，他開始強調個人自由要服從國家自由，或是所謂的群體自由、國群自由。嚴復認為國群自由高於一切，個人應該為國家做犧牲，甚至個人自由應該受到限制。而到了1910年以後，嚴復基本上進入了一個反對任何個人自由的階段。

另一位是與嚴復同一時期的梁啓超。梁啓超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流亡日本，接受了很多日本引進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他1900年開始傳播自由思想，最終影響了很多人。但他的思想轉變很快，從1902年底，他開始強調個人自由要受到限制，跟嚴復一樣，強調中國應該實行開明專制。他認為中國現在的思想觀念、傳統文化以及經濟發展基礎根本不夠學西方的樣子，根本不可能搞什麼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所以應該從專制開始。當然他講的專制不是回到封建傳統的那種專制，他講的是所謂的君主立憲，是通過一種開明的方式實行專制，並且個人能夠得到相當的國家保護。

所以最初的思想變化是從引進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的，他們在考慮怎樣能更好的為國家服務。而之所以會發生這樣大的變化，很大程度上跟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當時中國處在一個非常嚴峻的、國家可能被瓜分的時期。1894年甲午戰爭的戰敗、《馬關條約》的簽訂與遼東半島的割讓，引起國內很多知識分子的擔心。後來康有為、梁啓超主導的戊戌變法跟甲午戰爭有很大的關係。戊戌變法失敗後，緊接着又出現了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略中國，1901年的《辛丑條約》又使得中國割地賠款。所有的這一切都對當時的中國人形成了很強烈的刺激。

對中國人刺激更大的是1904年的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對滿蒙權益各種各樣的要求愈發突出。很多海外的知識分子對國家的生死存亡尤為擔心。所有這些情況都直接影響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分裂。1902年起，嚴復、梁啓超、康有為公開反對革命，革命黨和改良派已經形成了非常激烈的對抗關係。改良派越來越希望國家能夠被一個強有力的力量控制起來，能夠更好的集中、團結在一個政府之下，革命黨的主張恰恰是要推翻中央集權政府。但革命黨要推翻中央集權的政府，又不是真的要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府。雖然從孫中山的口號與綱領中可以看出他想建立共和國，也可以看到他對所謂憲政的追求。但如果看孫中山整個革命過程中的言論，特別是1914年中華革命黨成立後，他對國民和對未來黨員的等級劃定，包括他在中華革命黨入黨手續上所採取的蓋手模方式。這一系列做法最終都可以證明，實際上革命黨追求的同樣是一種專制政權，只不過他們對未來有一個三步走的方案設計，經過所謂“軍政”到“訓政”，最後到憲政。

自由知識分子為救亡而轉向社會主義

其實知識分子特別是激進的知識分子在救國問題上，更傾向於用暴力、專制的方法來達到救國目標。然而辛亥革命後，這逐漸受到國人，特別是知識青年的鄙夷，他們開始懷疑革命黨能不能真正按照他們所承諾的那樣，讓中國統一、安定和強大起來。如果革命黨做不到的話，他們能怎麼辦？所以啟蒙運動的發生，是有特定的條件和背景的。革命前後，他們看到了很多改良派也包括革命黨各種令他們不滿意的情況，他們把問題歸結到整個國民的素質上來。他們認為首先要進行新思想的引進、傳播和改造，這就是新文化運動。但到了1917年以後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改變。最大的問題在於，中國人開始救國的時候，面對的是各種思潮相互碰撞非常複雜的時期。這和歐洲資本主義早期民族國家轉型完全不一樣的。

資本主義早期民族國家的發展，是從17、18世紀以後開始的，並沒有真正的出現一系列非常激烈的社會運動，這是因為它們國與國之間，包括社會內部的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分化沒有達到嚴重的衝突、破裂程度。中國人救亡接觸西方思想時，碰到的是三種思潮：一種思潮是康有為、梁啓超早期進行改革時的那種思潮，即西方的憲政民主理論，中國人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進行了百日維新，後來又有了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的產生。在這種背景下，歐洲又傳來另外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對中國人突破或者說排斥自由主義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就是民族主義思潮。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潮在19世紀下半期的南歐、東歐國家發生了爆炸性的成長，這種成長直接引發了歐洲內部的一系列問題，包括戰爭。但更重要的是這種思想觀念，特別是單一民族主義的思想觀念，對日本、中國等亞洲落後民族，產生了非常強烈的衝擊。

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直接影響到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救國的時候，要考慮的究竟是從個人開始，還是從國家、民族開始。究竟是要爭個人的自由還是民族的自由、國家的自由？所有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情況下都很難理直氣壯的提出“我們首先要爭個人的自由”，因為國家面臨的危機更大、更嚴重。除了民族主義以外，另一種很重要的思想潮流在19世紀後半期的歐洲發酵並且洶湧澎湃起來。這種思想潮流，直接影響到日本和中國，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思想潮流。

梁啓超還在翻譯介紹西方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時候，他同時就在介紹社會主義思想。他在《新民叢報》發出這樣的聲音“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他的意思是19世紀是資本主義的世紀，是民主主義的世紀，但是從今天看來20世紀肯定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世紀。他認為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那套東西都會慢慢過去的。

中國早期的思想家，從梁啓超、康有為到孫中山，他們的救亡思想中都含有社會主義思想。儘管康有為並沒有完全接受所謂的社會主義觀念，但他接受的是更烏托邦的共產主義的觀念，他的《大同書》講的是未來共產主義是人類發展的終級理想。中國知識分子沒有人能夠迴避這樣一個世界發展的大潮流。

社會主義在當年只是一種理想和思潮，沒有任何一個實踐的結果。但到了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的完成後，緊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整個歐洲爆發了一系列社會革命，更加沉重的衝擊了中國的思想界。

李大釗等很多知識分子的言論中開始出現了“社會革命”的概念。實際上所有人都相信，俄國革命所帶來的思想與制度，正在改變整個歐洲，將來也會改變整個亞洲，毫無疑問，中國也沒有辦法避免這樣一種衝擊。所以對於救亡壓倒啟蒙，如果正確的說，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壓倒了啟蒙運動。從1919年到1922年全國的刊物和報紙，我們做過統計，有200多種刊物都刊登過關於社會主義的文章，都介紹過有關社會主義的各種知識。有關社會主義的話題在1919年以後，基本上成為與社會輿論的主流。當時的《東方雜誌》《北京晨報》《時事新報》等在全國發行範圍很廣的報紙，它們都有專門的副刊來討論這些問題，甚至還有一些在地方上比較有名的報紙、雜誌，公開的將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取向。

從1919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整個思想界基本上已經被社會主義的思想宣傳淹沒。俄國革命讓中國人看到了一個最典型的勞兵政權，“勞”指工業勞動者，“兵”指士兵。這是俄國革命所創造的政權，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由平民當家作主的政權。所以我們會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俄國共產黨是主張暴力革命的，同時它又是主張階級專政的。當時世界上最有名的俄國無政府主義領袖克魯泡特金公開站在了列寧這一邊，號召無政府主義者與布爾什維克政權合作。儘管這個合作的時間並不長，但是這種號召在中國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到了1917年2月份，無政府主義者辦的的《勞動月刊》開始公開鼓吹俄國革命是成功的，而且公開主張要向俄國人學習。1918年5月無政府主義者在《民國日報》上整版發表文章肯定俄國革命。當然他們強調的俄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跟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主張是一致的，他們認為俄國革命開創了一條新的道路。所以十月革命以後，隨着俄國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俄國革命思想在中國的影響也變得越來越大。

隨着俄國革命的聲音越來越大，革命的社會主義和改良的社會主義形成了激烈的衝突。梁啓超在當時雖然是贊同社會主義的，但他認為中國還沒到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應該先發展工業，等國家富強了、資本強大了再去搞國家的社會主義。梁啓超一派與以陳獨秀一派發生了衝突，雙方之間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胡適堅持走溫和的改良道路，他與激進的李大釗等人發生了“問題與主義”的爭論。

其實五四時期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哪怕是早期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原來的思想主張同樣是改良和自由民主，他們並不贊成所謂專制，更不主張使用暴力。陳獨秀的思想轉變是非常突然的。如果按時間順序看陳獨秀的文章，會發現陳獨秀在1920年5月份的文章中還主張要改良和反對階級鬥爭，並主張資本家和工人要團結、要消除隔閡。毫無疑問，這種思想不是階級鬥爭思想，這種思想並不符合俄國的共產主義，也不符合他後來成立的共產黨的思想。但幾個月後，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就完全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強調要搞無產階級專政，並批判所有反對階級鬥爭的聲音。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當時，一位叫維金斯基的俄國共產黨代表在1920年4月來到了中國，陳獨秀和他密切接觸了一段時間，在這之後，陳獨秀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主張要學習俄國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這期間，毛澤東在1919年主辦了《湘江評論》。《湘江評論》的發刊詞旗幟鮮明的主張要用胡適的漸進、和平的方法，堅決反對流血革命、反對扔炸彈。當時的毛澤東主張要搞無血革命、搞麵包革命、呼聲革命。他認為溫和派的主張是對的，用強制的方法要求別人改造思想是不可能的，應該用教育的方法慢慢的去影響他們。毛澤東等人在1918年成立了新民學會，其學會名字就來自梁啓超的《新民說》，它認為中國人要從自我改造開始，要讓每個國民都變成新民。

從五四運動一直到1920年11月底，毛澤東都是改良主義派，也可以說他是自由主義者。但是1920年，毛澤東的改良嘗試受到了大挫折。毛澤東當時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替湖南的師生到北京去申訴，要求驅逐湖南當時的都督張敬堯，“驅張運動”成功了，張敬堯被趕走了，但後來派來的另一個都督也沒有能夠解決湖南的問題；此外，當時的毛澤東在推動湖南自治運動，即“聯省自治運動”的一部分，它並不是要把這個國家完全瓦解掉，但是主張不要大中國，單獨搞小國家。毛澤東專門發表文章提出中國應該變成27個共和國，湖南應該獨立。當時毛澤東就主張湖南應該學瑞士，要把湖南變成中國的瑞士。

而在1920年11月份，毛澤東寫給蔡和森的信中就可看出，他的態度開始轉變了。他開始懷疑和平改良的方法有沒有實現的可能性，他開始認為靠規勸和教育是不能解決問題的。1920年的12月1號，毛澤東在一封長信中徹底講清楚了自己思想的轉變，他表明要用教育的方法改造這個國家至少要花一百年的時間。他說“俄國革命不是有更好的筏子不踩，單要踩這個恐怖的筏子”。毛澤東一直認為俄國革命的暴力專制是恐怖的，壓制人性的。他說之所以要採取這樣一個方法，實在是諸路都走不通了的情況下，所以他只能下決心接受俄國的那條路。

毛澤東在1920年底開始轉向共產主義，1921年以後，他成為湖南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從這樣的轉變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和陳獨秀的思想不是一開始就很激進的，他們原來也是和其他年輕人一樣的。救國對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講是一個太複雜的問題，這個時候提供給中國的救國方法那麼多，究竟哪種主義最合適？所以性格最激烈的那些人，他們選擇的是俄國革命的那種最激進的方法。

知識分子的思想理念在現實面前妥協

另外，一部分留日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也非常明顯。留日知識分子以20年代的《孤軍》雜誌主辦人為代表，最初拼命地批評革命黨，他們認為用暴力去剝奪別人自由的做法是不對的。雖然他們不滿意北洋政府，但是他們還是希望能夠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通過走法治的道路最終實現中國的變革。他們的轉變發生在1923年到1925年。1925年以後，他們開始放棄之前的主張，甚至親自跑到南方去加入國民黨。

另外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一批留英美的知識分子，即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批中國高層知識分子辦了一系列獨立雜誌。這批知識分子可以說是典型的英美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在1932年以後轉向了所謂的專制，主張中國應該搞開明專制，他們的觀點轉變的和梁啓超基本上一樣。只不過梁啓超當年寄希望於滿清的末代皇帝，他們寄希望於當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

在1930年，國民黨內部混戰最厲害的時候，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這種情況下，對國家抱有強烈感情的知識分子，開始非常痛苦的尋找一個鐵腕人物，開始接受他們在理智上不願意接受的新式獨裁。他們希望有蔣介石這樣的人物出來，可以把國家擰成一股繩，哪怕是對國家進行一段時間的獨裁，只要能起到抵抗日本的作用就好。國家四分五裂只能讓日本野心得逞。

所以實際上任何一種觀念與理想，在碰到現實情況都會發生激烈衝突。我們很難做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理性選擇，很難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在講到這種情況的時候，要特別強調歷史背景。

在當時那樣一個時代，有一個和今天形成鮮明對比的現象。在民國年間，出去留洋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會回國。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在當年各個國家還受到西方單一民族主義傾向影響的時候，作為一個黃種人在發達國家生活是非常困難的。梁實秋、聞一多都在留洋海外時受到了各種歧視。因而當時留洋海外的知識分子愛國熱情是空前高漲的，一旦國內發生了什麼事情，國外的學生馬上會回國參加革命。當時蔣介石在日本讀軍校，本來讀完預備役就可以進入士官學校，但辛亥革命爆發後，蔣介石毅然放棄了學業，回到中國參加革命。1949年以後，在歐洲、日本的留學生絕大多數也都回國了。實際上在戰後，外國人對華人的歧視已經沒有那麼強了，但大多數留學生的想法還是要回國來建設國家。從方志敏《可愛的中國》中可以看出，很多知識分子當年對國家有一種期待，他們不是不知道國家戰亂並且窮困，但在當時特別是抗日戰爭的背景下，還是有很多人往回走，想要幫助國家。傅斯年當年在中研院已經有很高的地位了，1931年日本入侵東北，日本人講出各種各樣侵占東北的理由，但是當時中國沒有一本能真正講清東北歷史的書。為了跟日本辯論，中研院專門組織了一批人寫東北史綱。傅斯年在講他為什麼要寫這本史綱的時候說，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幫國家做事情，要證明東北不是滿洲殖民，希望能夠把日本人的歪理駁倒。

傅斯年是學歷史的，他應該是講究實證的，但是當國家受到威脅的時候，他不能夠完全按照實證思路去做研究，他要做即時的、政治性的研究。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傅斯年反對任何對中國民族問題的研究。抗日戰爭後，一些撤到昆明的在西方學習社會學、人類學的學者開始要進行少數民族的研究，傅斯年聽說後馬上站出來反對。實際上他在華北事變以後，就開始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沒有什麼少數民族這樣的觀點。當時顧頡剛在負責一個叫《邊疆》的副刊，傅斯年就委婉的批評顧頡剛，認為“邊疆”兩個字不該提，這些概念應該儘量的避免，不要被帝國主義，特別是被日本人抓住把柄。

所以從中可以看出，當政治上的這樣一種衝擊直接威脅到國家利益、民族的利益的時候，很多知識分子寧願放棄自己的專業本能來國家服務。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知識分子有很多不同的派別和不同的傾向性，哪怕是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中，他們內部的觀念都是有差異的。同樣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面對1949年時做出了不同的選擇。胡適在1946年以後接連發表文章公開批評中國共產黨；儲安平在《觀察》上也發表文字批評中國共產黨，張君勱甚至在1946年國民大會脫離民盟站到國民黨那邊去。但最後他們的選擇是不一樣的。胡適跟着蔣介石走，儲安平留在大陸跟共產黨，張君勱走的是自己的路，既不靠共產黨，也不靠國民黨，他先是去美國，然後去了香港。今天人們把胡適稱之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人物代表，是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但其實胡適的一生都在搖擺，他一直都相信需要依靠一股政治力量來達到實現自由主義中國的目的。他從1919年就在考察和尋找幫助中國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對社會主義曾經抱有好感，甚至他在1926年去了一趟蘇聯以後，認為蘇聯的方法儘管太專制，但中國能夠通過蘇聯的方法實現工業化；一年以後他到了美國，接觸到了一些書和一些人，又認為美國的道路好，不會對一部分人造成壓迫，不會損害自由。他回國以後，也在堅持反獨裁、反專制。但是到了1931年，胡適慢慢跟蔣介石接近了，他不斷寫文章稱讚蔣介石是人才，能夠聽取意見。最後在1949年，他毫不猶豫的選擇了蔣介石。他在《自由中國》中公開批評共產黨，並想要把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變成一個自由中國的範本，同時幫助國民黨做了很多宣傳工作。

但是真正到台灣以後，他又了解到台灣的真實情況不是那樣的。但為了能夠保住台灣這塊土地，他還是不得不幫助蔣介石，甚至不惜反過來批評自由中國的主辦者，希望他們能夠儘可能考慮政府的困難。所以可以看到哪怕是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胡適，在中國這樣一個環境下，也很難真自由。

另外，剛剛提到留洋的知識分子千方百計要回國，到底是為了什麼。在這裡我要舉化學家傅鷹的例子。傅鷹是留美的學生，他與太太本來在美國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但1949年以後他毅然決定回到祖國。他曾經說：“我對人民政府最滿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軍過江的時候，把英國軍艦打了個稀巴爛，而且打了之後不向英國道歉，反而將英國痛痛快快的責備了一頓，出了我幾十年來壓在心頭的一點怨氣”。所以可以看出，很多知識分子在民族、國家這些問題上，會抱着非常複雜的心態。當某個政黨為國家、為民族爭得一些榮譽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放下他們的立場。很多人沒有辦法理解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放棄了原則，放棄了自己的價值觀和獨立的立場，完全就是被洗了腦。但實際上可以在傅鷹的發言中找到原因。

傅鷹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很直率的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最討厭思想改造，有錯才要改，我自信一生無大錯，愛國不下於任何黨員，有什麼要改的？我和黨是同奔一個門的，事實證明黨認路比我認的好，我自然跟他走”。他的另一句話也反應了知識分子政治選擇問題的核心“知識分子就是愛國，我一生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國能翻身，現在這個希望實現了，所以我擁護這個政府”。

可以看出50年代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一，滿清和國民黨那麼多年始終是把中國搞得亂七八糟，但是共產黨居然把它統一了；第二，中國從來沒有在世界上揚眉吐氣過，從來都是被列強欺負，但共產黨執政以後，中國的腰杆挺直了。簡單歸納一下以傅鷹為代表的建國以後的知識分子，有幾個非常明顯的因素對他們的思想轉變起了關鍵作用。第一是共產黨統一了中國和中國的強硬外交帶來的民族地位提升，促發了他們的民族自豪感；第二個是共產黨的社會改造與經濟建設在建國初期突飛猛進，帶來了很強的振奮感；第三是共產黨的階級宣傳和思想灌輸給知識分子帶來很強的身份原罪感，這個在思想改造中和土地改革中都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在社會改造過程中，發現最後自己什麼作用都沒有起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共產黨領導工人和農民干的，所以知識分子覺得他們要勞動鍛煉和思想改造，要跟上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第四是中國共產黨建國以後，馬上開展愛國主義運動和思想教育運動，大量的愛國主義宣傳強化了傳統道德感。

任何主義都跳不出民族國家的集體主義

提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困惑，其實是自人類有文字以來所有知識人共同的困惑。特別是歐洲知識界各種各樣的自由觀念、人權觀念、人性觀念，其實很早就形成了，所有這些東西並沒有真正的促進整個社會向尊重人權、尊重自由、尊重平等的方向發展，社會發展還是另一個樣子。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哪怕從古希臘開始，任何形式的對國家、對民族、對城邦的改造，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建立在人和人之間平等、自由基礎上的。柏拉圖的“理想國”其實是專制的，並不是像馬克思後來設想的那種完全自由的世界。這個專制國家強調的還是部分要服從集體的觀念。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包括古希臘的很多思想家，其實都是我們今天講的整體主義者。

我們可以把當年的思想主張分成三階段，一是古代的整體主義，即完全是由一個整體來控制，個人沒有任何權利和地位；二是到了近代以後出現了所謂集體主義，集體主義是在承認集體內部的人員的平等權利的情況下，要求一種集體的控制，這和整體主義不完全一樣；三是個人主義。在古代社會的生產力條件下，個人離開集體是生存不了的，集體離開一個整體也很難生存，所以這種情況下，整體主義的流行是任何知識分子都迴避不了的一個趨勢。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和那些烏托邦式的理想著作，他們都生活在一個最基本的農業社會，他們的統治方式也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統治方式，即使是有民主，也不可能超過古希臘那種城邦民主，實際還是一種半整體主義的意識形態，所有人都要服從那個集體，每個人不能有個人的充分自由。

19世紀馬克思的思想仍然有歷史局限，馬克思是主張要實現人類的全面自由，但是實現全面自由的方法卻是強力的。他認為必須通過暴力的方式，通過爭奪一部分人的財產來實現所謂的消滅私有制。只有消滅私有制以後，才能在強制下實現按勞分配，等社會財富充分發達後才能實現所謂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理想。但實際上我們今天走過了一百多年，會發現不要說共產主義不可能，就是達到社會主義其實也非常難，到今天為止，沒有一個國家能成功實現。

對這個過程稍微作總結，整個近代民族國家的發展，哪怕是離開了古代的整體主義的思想觀念，進入到現代民族國家的情況下，它還是集體主義，我把它叫做“集體個人主義”。一方面是存在個人主義的，但另一方面其實還有很強烈的集體主義在裡面。換句話說，它的個人主義是包含在民族國家範圍之內的，所有個人都要服從這個民族國家，要對這個民族國家盡義務，要服從這個民族國家的一切。同時這個民族國家要和其它民族國家劃一條鴻溝。換句話說，它不是人和人之間的平等關係，只是國家內部的平等關係。

所以民族國家還是在起着絕對的支配作用，任何主義都跳不出民族國家這樣一個集體主義。從知識分子的角度講，我們沒有辦法迴避民族國家存在的客觀現實。民族和國家的存在不過就是二三百年，人類的歷史發展其實往往是以千年計的，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在短期內看到民族國家消亡。但是，我相信人類社會的歷史前進是漸進的，不管歷史會在今天發生怎樣的一種扭曲、波折甚至倒退，人類歷史從長遠來看仍然是進步的。另外，不同社會的發展其實是有階段的，處在每一個階段的人都有局限性，不可能要求落後國家的人民能夠有先進或發達國家社會人民的思想觀念。

另外在整個人類發展過程中，我個人還是相信物質與科學技術的作用。雖然科學技術本身的進步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但不管怎麼樣，我相信這樣一個發展的進程人類是沒有辦法抗拒的。同時我相信人類社會的進步性是不言而喻的，這個進步性不是圍繞一個民族的強大或者弱小，而是圍繞着對人權、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人們已經不再單純的把人的生命作為重要的保護對象，很多人已經開始關心動物和植物。人類開始對世界上的一切生命產生一種敬畏感，這實際上反映了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可以確定的是，知識分子對整個人類社會的推進作用，我認為應該在人性、人道、人權這些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堅持既有的普世價值觀。胡適說過：“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楊奎松，鳳凰網-大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