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朋友神神秘秘地给我一本书，一看，香港出版的，书名赫然醒目“我的民运路”（香港：恒裕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还有一个副题：“行到水尽出，坐看云起时”，作者署名“齐墨”。“民运”两个字很是敏感，但是说实在的，对于“民运”，我个人并不感兴趣。朋友说，看看吧，学历史的，了解一些历史嘛！恰巧事少，正好看看闲书。于是，晚上，灯下，翻书。原来我以为是“民运”人士的宣传资料，孰料竟是齐墨对海外“民运”历史的细节勾勒，是有所反思的东西，以曹雪芹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描述，差似近之。

我之所以对“民运”不感兴趣，是因为我有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比较认知，对所谓“普世价值”的看法，对中国道路的思考，民运在我看来，本是一条歧路。然而，我也清楚，如今在网络上时常会有一些所谓“民运”或所谓“民运斗士”的某些说法、“报道”，搅动着人们的神经。比如前几年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闹剧，比如每年都会出现的所谓“异见人士”、“政治受迫害者”寻求美国等外国的庇护等等，颇为引人瞩目，也很能迷惑不明就里的人。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凭我多年对历史的熟悉，对理性的爱护，我从不轻信那些东西。于是，也就很少有深入了解的兴味。要不是朋友一再怂恿，我恐怕永远不会有去了解那些背后的故事。

作者是历史学出身，讲述历史的本事是有的。读来，这就是一部海外民运亲历者的回忆录，口述史。在历史学上，这样的资料，就属于一手资料，很是珍贵。从书中，我也知道了很多从未听过的名字，更知道了这些所谓“斗士”真的在为何而斗。匆匆一阅，掩卷沉思，略有所感，陈述如下。

第一，亲历者的自陈，第一手的史料。作者齐墨本名修海涛，1977级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后考取山东大学世界史研究生，曾任中共中央党校讲师，1987年留学德国，攻读历史博士学位，至今旅居德国已二十六年，“六四”时，他正身在德国求学，旋即投身到海外民运之中，“声援”六四学生运动，先后担任《莱茵通信》编辑，“民主中国阵线”德国分部主席等，亲身经历了海外民运的风风雨雨，绝对是“海外民运”的亲历者。也许出于历史科班的职业立场，也许是一种良心未泯的原始动机，作者在书中所持的立场基本上客观、中立的。他对自己、对朋友、对所谓海外民运的“同道”，都有深入的观察，细致的描述。尤其是其中，只有事件亲历者，或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了解的真相，他能毫不隐晦地记录下来，保存下一份史料，难能可贵。我不敢说，这份“史料”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完全“真实”的史料，完全“客观”的记录，每份史料总会有作者自觉不自觉的个人立场、个人视阈、个人情感的掺杂，因此才会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无奈。不过，凭借我的历史学的眼光，我觉得该书基本是可信的。

第二，海外“民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看来，那些民运人士，针砭时弊，不威强权，敢于献身，是中国的“救星”，是“志士仁人”，是“豪杰之士”。这正是他们自己或者其追随者，以及西方国家刻意描绘出来、包装出来的形象。如果有对其背后黑幕的曝光，人们也大多以为是中国官方的故意抹黑，不足凭信。然而，事实是我们确实被蒙蔽了，被愚弄了。不是被官方，而是被这些“斗士”。在齐墨的书中，我们看到，海外民运的斗士们，其中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赫赫有名的跻身在“民运”领袖层的上层人士、所谓“民主斗士”，无不是利益熏心，争权夺利，贪污腐化，野心勃勃。为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幌子，为了自身的“扬名立万”、“荣华富贵”才是他们真正的追求。书中对此有非常多的描写，看会令人唏嘘。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虚名，或实利，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理想。他们很清楚，自己手里的“旗帜”是在海外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法宝，但是，他们更清楚那不过只是旗帜而已，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实践过什么平等、自由、民主、博爱。因此，各怀鬼胎，各立山头，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甚至不惜互相攻讦、互相内斗，乃至大打出手，上演全武行。因此一部海外民运史，无疑就是一部“民主精英”的内斗史、内耗史。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位“民主斗士”余杰改北岛的一句诗：“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不管余杰行事如何，但这句话还真是十分富有卓识远见，一针见血。这些所谓“民主斗士”，把自己伪装成为了一种高尚事业而献身的人，颇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乃至敬意，但是试看他们的行径，就明白这“高尚”只不过是他们“卑鄙”行径的通行证而已！试想，这样的一批人，与他们所标榜的那些价值，相差何啻千里！假如靠这批人来“救”中国，岂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吗？

第三，民运本是歧路，失败就是必然。作为海外民运的亲历者，或者积极参与者，齐墨肯定对“民运”乃至中国的民主化持肯定态度。然而，作者终于在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之后，认清了民运本身的问题，觉察到民运必然衰败的命运，于是毅然决然地急流勇退，选择了下海经商。平情而论，像齐墨这样的一些“民运”人士，在发心或动机上，是爱国的。在书中，我们看到，他与几位同道，并不如很多其他伪民主斗士那样，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投靠西方政客，摇尾乞怜。他们真的希望祖国变好，在这一点上，值得尊敬。真是本于拳拳爱国之心，他们才会对祖国的种种充满关切，“爱之深责之切”，在爱国心上，我欣赏他，敬佩他。

但是，在基本立场上，我却从来都不认为民运是一种可取的正确的手段和方式。在我看来，民运从一开始就是歧路，其失败是注定的，必然的。其“领袖”人物的人格卑劣是一个原因，但是绝非主要原因。这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其中有两层，首先，民主化是否是必然选择，若是又该如何走。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否真的“大发善心”，帮助中国。

凭借我对历史的了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帮助中国。他们之所以肯“帮助”那些“民主斗士”，实际上只不过是把他们当作遏制中国的棋子而已。正如西方政治家所言，在他们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就是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国际关系的本质。他们一方面兜售所谓“普世价值”，一方面又不愿放弃与中国的合作。一边是橄榄枝，一边是大棒，这一向是他们的政策。不管是他们与中国政府的所谓合作，还是与所谓民主斗士的合作，无非是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这在齐墨的书中也有反思。

因此，中国是否民主化，并非西方国家最为看重的东西。他们最为看重的是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这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正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这种本质性的透视，我一向对“民运”乃至“民主化”存在深深的芥蒂或怀疑。

我与齐墨等人一样，自幼有浓厚的爱国情结。但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郁兴趣，后来得以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立场。在文化上，我们不能失去传统之根，必须立足自我主体意识，学习世界上优秀的文化。如果一切以美国或西方马首是瞻，最后中国必将沦落为西方的附庸。我一向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现代化国家，并非中国应该亦步亦趋地模仿的对象。民主，未必是我们必须选择的道路。中国文化本身有自身更高远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也自有其高远的价值。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等，亦应该透过现象，认识本质，不能一股脑全盘接受。当然，在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如今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民族，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最后沦为西方敲骨吸髓的对象，越来越贫困。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大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当然，我从来不主张闭关锁国，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但是，我更厌恶那些，为了所谓“普世”价值，而不惜给西方国家投怀送抱，出卖民族利益的所谓“异见人士”、“民主斗士”。

即使承认民主的价值，可是应该看到，在中国，虽然有百余年来的“民主化”进程，国人对民主有所认知，有所认可，但是国情复杂，任何不顾现实而贸然的激进化民主都是贻害无穷的。谁也不会否认，中国存在很多矛盾、危机，政治体制有待深入改革，社会和谐有待构建，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否则如今中东的混乱现状就是中国的可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