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朋友神神秘秘地給我一本書，一看，香港出版的，書名赫然醒目“我的民運路”（香港：恆裕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還有一個副題：“行到水盡出，坐看雲起時”，作者署名“齊墨”。“民運”兩個字很是敏感，但是說實在的，對於“民運”，我個人並不感興趣。朋友說，看看吧，學歷史的，了解一些歷史嘛！恰巧事少，正好看看閒書。於是，晚上，燈下，翻書。原來我以為是“民運”人士的宣傳資料，孰料竟是齊墨對海外“民運”歷史的細節勾勒，是有所反思的東西，以曹雪芹所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描述，差似近之。

我之所以對“民運”不感興趣，是因為我有對中國文化、西方文化的比較認知，對所謂“普世價值”的看法，對中國道路的思考，民運在我看來，本是一條歧路。然而，我也清楚，如今在網絡上時常會有一些所謂“民運”或所謂“民運鬥士”的某些說法、“報道”，攪動着人們的神經。比如前幾年的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鬧劇，比如每年都會出現的所謂“異見人士”、“政治受迫害者”尋求美國等外國的庇護等等，頗為引人矚目，也很能迷惑不明就裡的人。歷史是現實的鏡子。憑我多年對歷史的熟悉，對理性的愛護，我從不輕信那些東西。於是，也就很少有深入了解的興味。要不是朋友一再慫恿，我恐怕永遠不會有去了解那些背後的故事。

作者是歷史學出身，講述歷史的本事是有的。讀來，這就是一部海外民運親歷者的回憶錄，口述史。在歷史學上，這樣的資料，就屬於一手資料，很是珍貴。從書中，我也知道了很多從未聽過的名字，更知道了這些所謂“鬥士”真的在為何而斗。匆匆一閱，掩卷沉思，略有所感，陳述如下。

第一，親歷者的自陳，第一手的史料。作者齊墨本名修海濤，1977級山東大學歷史系本科，後考取山東大學世界史研究生，曾任中共中央黨校講師，1987年留學德國，攻讀歷史博士學位，至今旅居德國已二十六年，“六四”時，他正身在德國求學，旋即投身到海外民運之中，“聲援”六四學生運動，先後擔任《萊茵通信》編輯，“民主中國陣線”德國分部主席等，親身經歷了海外民運的風風雨雨，絕對是“海外民運”的親歷者。也許出於歷史科班的職業立場，也許是一種良心未泯的原始動機，作者在書中所持的立場基本上客觀、中立的。他對自己、對朋友、對所謂海外民運的“同道”，都有深入的觀察，細緻的描述。尤其是其中，只有事件親歷者，或只有極少數人才能了解的真相，他能毫不隱晦地記錄下來，保存下一份史料，難能可貴。我不敢說，這份“史料”具有絕對的真實性，因為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完全“真實”的史料，完全“客觀”的記錄，每份史料總會有作者自覺不自覺的個人立場、個人視閾、個人情感的摻雜，因此才會有“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無奈。不過，憑藉我的歷史學的眼光，我覺得該書基本是可信的。

第二，海外“民運”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在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看來，那些民運人士，針砭時弊，不威強權，敢於獻身，是中國的“救星”，是“志士仁人”，是“豪傑之士”。這正是他們自己或者其追隨者，以及西方國家刻意描繪出來、包裝出來的形象。如果有對其背後黑幕的曝光，人們也大多以為是中國官方的故意抹黑，不足憑信。然而，事實是我們確實被蒙蔽了，被愚弄了。不是被官方，而是被這些“鬥士”。在齊墨的書中，我們看到，海外民運的鬥士們，其中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赫赫有名的躋身在“民運”領袖層的上層人士、所謂“民主鬥士”，無不是利益薰心，爭權奪利，貪污腐化，野心勃勃。為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幌子，為了自身的“揚名立萬”、“榮華富貴”才是他們真正的追求。書中對此有非常多的描寫，看會令人唏噓。為了自己的私利，或虛名，或實利，他們幾乎沒有什麼真正的理想。他們很清楚，自己手裡的“旗幟”是在海外生存、發展的最重要的法寶，但是，他們更清楚那不過只是旗幟而已，他們從來沒有真正地實踐過什麼平等、自由、民主、博愛。因此，各懷鬼胎，各立山頭，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盤，甚至不惜互相攻訐、互相內鬥，乃至大打出手，上演全武行。因此一部海外民運史，無疑就是一部“民主精英”的內鬥史、內耗史。這使我想起了另一位“民主鬥士”余杰改北島的一句詩：“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不管余杰行事如何，但這句話還真是十分富有卓識遠見，一針見血。這些所謂“民主鬥士”，把自己偽裝成為了一種高尚事業而獻身的人，頗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乃至敬意，但是試看他們的行徑，就明白這“高尚”只不過是他們“卑鄙”行徑的通行證而已！試想，這樣的一批人，與他們所標榜的那些價值，相差何啻千里！假如靠這批人來“救”中國，豈不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嗎？

第三，民運本是歧路，失敗就是必然。作為海外民運的親歷者，或者積極參與者，齊墨肯定對“民運”乃至中國的民主化持肯定態度。然而，作者終於在經歷了太多的風雨之後，認清了民運本身的問題，覺察到民運必然衰敗的命運，於是毅然決然地急流勇退，選擇了下海經商。平情而論，像齊墨這樣的一些“民運”人士，在發心或動機上，是愛國的。在書中，我們看到，他與幾位同道，並不如很多其他偽民主鬥士那樣，為了自身利益，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投靠西方政客，搖尾乞憐。他們真的希望祖國變好，在這一點上，值得尊敬。真是本於拳拳愛國之心，他們才會對祖國的種種充滿關切，“愛之深責之切”，在愛國心上，我欣賞他，敬佩他。

但是，在基本立場上，我卻從來都不認為民運是一種可取的正確的手段和方式。在我看來，民運從一開始就是歧路，其失敗是註定的，必然的。其“領袖”人物的人格卑劣是一個原因，但是絕非主要原因。這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國應該走的道路。其中有兩層，首先，民主化是否是必然選擇，若是又該如何走。其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是否真的“大發善心”，幫助中國。

憑藉我對歷史的了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絕不會平白無故地幫助中國。他們之所以肯“幫助”那些“民主鬥士”，實際上只不過是把他們當作遏制中國的棋子而已。正如西方政治家所言，在他們眼中“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就是西方文化主導下的國際關係的本質。他們一方面兜售所謂“普世價值”，一方面又不願放棄與中國的合作。一邊是橄欖枝，一邊是大棒，這一向是他們的政策。不管是他們與中國政府的所謂合作，還是與所謂民主鬥士的合作，無非是出自自身利益的考慮。這在齊墨的書中也有反思。

因此，中國是否民主化，並非西方國家最為看重的東西。他們最為看重的是利益。在利益的驅使下，他們可以不擇手段。這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了。

正是出於對西方文化的這種本質性的透視，我一向對“民運”乃至“民主化”存在深深的芥蒂或懷疑。

我與齊墨等人一樣，自幼有濃厚的愛國情結。但是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濃郁興趣，後來得以從事傳統文化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立場。在文化上，我們不能失去傳統之根，必須立足自我主體意識，學習世界上優秀的文化。如果一切以美國或西方馬首是瞻，最後中國必將淪落為西方的附庸。我一向認為，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西方現代化國家，並非中國應該亦步亦趨地模仿的對象。民主，未必是我們必須選擇的道路。中國文化本身有自身更高遠的價值，馬克思主義也自有其高遠的價值。所謂西方的普世價值，如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等等，亦應該透過現象，認識本質，不能一股腦全盤接受。當然，在近代以來，一直是西方文化主導世界，如今全球化時代，更是如此。全世界很多國家、很多民族，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最後淪為西方敲骨吸髓的對象，越來越貧困。中國，作為一個有着悠久燦爛文明的大國，應該走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發展模式。當然，我從來不主張閉關鎖國，反對極端的民族主義。但是，我更厭惡那些，為了所謂“普世”價值，而不惜給西方國家投懷送抱，出賣民族利益的所謂“異見人士”、“民主鬥士”。

即使承認民主的價值，可是應該看到，在中國，雖然有百餘年來的“民主化”進程，國人對民主有所認知，有所認可，但是國情複雜，任何不顧現實而貿然的激進化民主都是貽害無窮的。誰也不會否認，中國存在很多矛盾、危機，政治體制有待深入改革，社會和諧有待構建，但是，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有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否則如今中東的混亂現狀就是中國的可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