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沿海歷史上曾有過連綿漫長的“倭患”，被認為是“明朝時日本海盜對中國沿海的一場侵略”。然而，在數百年正統史觀的籠罩之下，諸多史實卻也透漏出無法掩蓋的微光——所謂“倭寇”，實際上是被誤讀的一群中國海商，而在他們被掩蓋的身份和命運背後，則是中國曾經強勁的民間海洋力量與農耕王朝的對峙、抗爭和落敗……
 
舟山雙嶼港，500年前“世貿中心”的覆滅

2011年的隆冬，我來到了浙江舟山的六橫島，與建設速度日新月異的舟山主島相比，這裡冷落而偏僻，海面的寒風仿佛吹得透骨頭。山坳中坐落着一個名叫漲起的村子，冬天的田野衰敗而空曠，只殘有零星的綠色。
 
奔波近千公里來到這裡，是為了追尋一個久遠的傳奇。500多年前這地方有着一個聲震中外的名字——雙嶼港，史籍中，這裡中外商船雲集，白銀滾滾，被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
 
然而，與島上的出租車女司機談起雙嶼，她卻一無所知，說到倭寇才聽懂了：“聽說島上以前有許多。”這並不能怪她，因為就在雙嶼港最繁榮的歲月里，曾遭遇了一場極為慘烈的鎮壓和荼毒——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右副都御史朱紈派遣2000多官兵直撲雙嶼港。在風雨和海霧中，雙嶼海商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官軍大勝。戰後，朱紈又下令將岸上房屋、港中船隻全部焚毀，並用沉船、木石等淤塞了入港航道，實行了“三光”，令這個“世貿中心”成為一片廢墟。此後，在漫長的明清海禁期間，這裡都只是一座空島，直到清康熙年間方有移民遷居。那時，淤塞百餘年的雙嶼港已變成一片低洼的谷地，被開闢為田園和池塘，而那個曾聞名中外的港口徒剩下一個空洞的地名，直到今天，其具體位置仍有爭議。

這場慘烈的雙嶼港之戰，便是主流史籍中所記載的，最著名的“抗倭”戰役之一。它像是一支錨，被深深拋入大明“倭患”的歲月之海，任何重要的追溯都無法繞過它。而對於這場漫長的戰亂，正統史觀給出的定義是：由日本海盜主導的一場外族入侵戰爭，在時間上幾乎貫穿整個明代，在空間上北起遼東，南至廣東雷州、海南，遍及中國沿海各省。
 
可是，只要稍微深入地研究一下雙嶼港之戰，便會發現許多疑問和不尋常之處——

首先，這個被兇殘善斗的“倭寇”盤踞了二十多年的大巢穴，竟然於一晝夜間灰飛煙滅，可見並非堅固的軍事堡壘，更像是和平的貿易港。至於其戰鬥成果，根據官方著述《籌海圖編》的記載：“俘斬溺死者數百人。賊酋許六、姚大總與大窩主顧良玉、祝良貴、劉奇十四等皆就擒。毀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看名字，這伙海盜首領都是中國人，至於被焚毀的天妃宮供奉的乃是媽祖，更是典型的中國水手信仰。而更令人驚異的是，在這個沿海最大的倭寇巢穴，竟沒有抓到一個有名有姓的日本人。

對於明朝倭患的研究者來說，雙嶼港之戰有着重要的時間意義和反諷意味——朱紈認為雙嶼港乃“正門庭之寇也，此賊不去，則寧波一帶永無安枕之期”。而事實上，雙嶼港的覆滅仿佛拉動了一個巨型炸彈的引線，此後不久，江浙乃至整個東南沿海陷入一場空前的血雨腥風之中，史稱“嘉靖大倭寇”，其侵擾沿海次數之多、程度之烈、規模之大、地域之廣，令其他階段的“倭患”根本無法望其項背——據歷史學者陳懋恆的研究統計，倭患在明初較輕，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後的15年內驟然加劇，共計609次，占到了整個明朝倭寇侵擾記錄的80%左右，及至隆慶與萬曆年間又驟減，平均每年不足1次。可以說，嘉靖倭患乃是明朝倭患最重要、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高潮的階段。
 
為什麼，雙嶼港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般，啟動了如海嘯般不可遏制的沿海戰亂？
 
為什麼，這場紛亂如巨大的黑洞——數位立下顯赫戰功的抗倭將領自殺、下獄，更多的大明官員則視“抗倭”為畏途，避之不及？
 
為什麼在嘉靖皇帝駕崩，隆慶新帝宣詔開放漳州月港後，“倭患”便迅速緩解，甚至銷聲匿跡？
 
要追溯這場奇特而慘烈的嘉靖倭患，要從明王朝開國時說起。出身農民，對藍色文明無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於洪武四年（1371年）頒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許入海”，僅剩下一種扭曲的官方朝貢貿易，因其能帶來“君臨天下、萬邦來朝”的感覺而存活下來，為中外交流留下了一道逼仄的門縫。
 
在中國的海洋貿易史上，寧波是一個重要的地標，它位於中國海岸線的中段，扼南北水陸要衝，洋流和季風條件優越，宋元時與廣州港、泉州港並稱我國三大外貿港。我來到寧波的那天，正是月全食，夜晚散步到三江口附近，遇見一座別致的建築，三面牆上各敞開一個亭形大門，就像嵌入了一個空亭子。原來這就是著名的來遠亭。海外貿易繁盛時，“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來遠亭至三江口一帶”，其“青江相間，夜燃檣燈”的夜色，曾是寧波之勝景。
 
明嘉靖二年（1523年），寧波先後接待了兩撥日本朝貢船，為爭奪“正宗貢使”的身份，他們之間相互殘殺，殃及平民，釀成了極為惡劣的“爭貢事件”。這讓朝中海禁派找到了一個口實，上疏“禍起市舶”，閩、浙市舶司遂遭廢止。從此，朝貢貿易這道門縫也被封禁了。

然而，繁盛的海上貿易卻無法停止。時值16世紀大航海時代，以海路為連接的世界貿易圈蓬勃發展，中國所在的東方貿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蘊含着巨大的財富和商機。很快，如生命力極強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貿易迅速發展，並在雙嶼港紮下根來——此島懸居浙江外海，扼多條航線之要衝，明初時被列為“國家驅遣棄地”，島民內遷，遂成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風水寶地。不久，以雙嶼港為基地，以許氏兄弟、李光頭為首的幾股勢力較大的海商集團羽翼漸豐，葡萄牙人則在島上修路建房，開闢市鎮。鼎盛時期，雙嶼港還聚集了日本、馬來、琉球、暹羅等國海商，成為遠東最繁華的國際貿易中心。歐洲的自鳴鐘、火器，南洋群島的胡椒、香料，江南的絲綢、棉布、瓷器和數不清的白銀於此匯聚交易。
 
曾訪問過雙嶼港的葡萄牙人平托在《遠遊記》中以略帶誇張的筆調描述了它的壯觀富饒，稱這裡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醫院等；居民3000多人，其中有1200名葡萄牙人”，而同時代葡萄牙人所著的《中國志》一書中，亦稱海商在雙嶼“是如此自由”，“除了絞架和市標外一無所缺”。
 
在雙嶼港崛起的20多年時間裡，雖然走私嚴重，但浙海堪稱寧靜，海商志在利潤，並不打家劫舍；為了保護貿易安全，往往還剿滅小股海盜。而朱紈在戰後上島勘查時也發現，40餘里長的寬平古道寸草不生，足見人貨往來之多，且由於雙嶼戰事事發突然，外海不知，以至於戰後的一月間，陸續來港商船竟達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之多，其貿易規模之大可想而知。泉州名宦林希元便曾公允地說：“佛郎機（指葡萄牙人）未嘗為盜，且有利於吾民也。”

然而，這份安寧並未維持多久，雙嶼港私商的貿易繁盛，令朝廷日益無法容忍。終於，一樁血案成為了雙嶼港之戰的導火線——餘姚大族謝氏賴了走私海商的賬不還，並威脅要報官，海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便洗劫了謝氏莊園並掠殺了謝氏宗族。
 
謝氏血案觸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經，嘉靖皇帝派遣干將朱紈前來鎮壓“倭寇”。這位出身進士的官員個性耿直，軍事經驗豐富，乃鐵血的海禁派。臨危受命，他誓以全部的智謀與力量來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到任後雷厲風行，“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並培養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隨後他顛覆雙嶼港，並揮師入閩，繼續追殺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嶼後又贏得走馬溪大捷，擒殺中葡海商百餘人。

幾次大捷之後，朱紈在奏摺中躊躇滿志地寫道：“全閩海防，千里清肅。”
 
然而，他沒有想到，這短暫的勝利，正是巨大動亂之前最後的平靜，當海禁的口袋愈收愈嚴，手段也越來越殘暴之後，被顛覆的海商巢穴卻變成了巨大的馬蜂窩，捅掉之後，不知從哪裡迅速湧出了成千上萬的“倭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使“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極盛時期的雙嶼港。這張古畫濃墨重彩地展示了舟山雙嶼港極盛時期的場景——島上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被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中西建築鱗次櫛比，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數不清的白銀在這裡交換、中轉和集散。曾有歷史學者稱：“雙嶼港鄰近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藉助浙東運河可與明朝的經濟神經中樞京杭大運河連接，從經濟地理角度來說，雙嶼的價值遠勝澳門。”
 
嘉靖大倭寇的真相——反海禁的中國海商與海盜
 
上世紀末出版的權威著作《中國歷史大辭典》中有“倭寇”詞條，將其明確定義為“明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在中國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強盜，戚繼光則是掃蕩倭寇的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以嚴謹的態度來鈎沉史實，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與日本人沒什麼關係——雙嶼港的主角其實是中葡商人，而謝氏血案的肇事者則主要是葡萄牙人。最早鬧出爭貢事件的雖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卻是中國船：嘉靖時期，日本根本沒有能力造出橫渡東海的海舶，抵達中國的那兩艘朝貢船也是早年永樂皇帝贈送給日本將軍足利義滿的禮物。況且，明朝時蒸汽機尚未發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風，一年間往返次數受到極大局限，再加上當時日本正處在戰國時期，各地領主混戰不止，在這重重阻礙下，連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沒有的日本人想要大舉侵擾中國沿海，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那麼，在嘉靖大倭寇風起雲湧之後，其參與者究竟又是誰呢？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場所謂的“倭患”中領導者的身份。嘉靖年間，御倭官員王忬曾上奏朝廷，歷數了最著名的倭寇頭目：“臣詢訪在海賊首約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隨後的《籌海圖編》詳列了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盜首領名字及籍貫等，也是清一色的中國人。明朝官員，福建長樂人謝杰則在《虔台倭纂》中明明白白指出了倭寇首領的真實身份：“皆潮（州）人、漳（州）人、寧（波）紹（興）人主之也”；可以說，翻遍嘉靖年間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領中的日本人極為罕見，即使有，也是無足輕重的低等小頭目。
 
再者，中下層的“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據《嘉靖實錄》稱：“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這已經是史籍中對真倭的最高估計了，其他文獻的估計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鄭曉稱：“大抵賊中皆我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據一位被倭寇擄去50多天的崑山人的回憶：“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謂倭而錐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連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據歷史記錄，梳着倭人髮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國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過於這幫被朝廷定性為侵略者的“倭寇”，卻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民間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倭寇深入陸地時“若熟路然”，甚至“與農民雜耕於舟山山阜處”，“或披蓑頂笠，沮溺于田畝，或雲中履，盪游於都市”；連本地官兵也與倭寇裡應外合，通報軍情，“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種種異狀，讓負責“剿倭”的官員驚呼“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畫面。
 
以上這些記錄，皆出自倭寇同時代人的直接觀察，擁有很高的可信度。

可見，從首領到從屬的身份，從其對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與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謂的“嘉靖大倭寇”其實就是中國人。

解釋這一沿海動亂產生的社會經濟背景並不困難——明中葉以後，沿海地區人口過剩，加之土地兼併嚴重，賦稅繁多，很多農民破產，無以謀生，遂入海經商。可以說，利潤豐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貿易乃是東南沿海的重要經濟支柱，不僅平民以此為生，連許多豪門巨室也踴躍投資。所以，在雙嶼港繁榮的二十多年間，舟山海域風平浪靜，鮮有“倭亂”記載。而雙嶼港覆滅後，喪失生機的眾多“海商”及其從屬只好轉以劫掠為生，商變成盜。

謝杰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抗倭官員譚綸則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會被老鼠穿破。嘉靖時邊防政論家唐樞更是洞若觀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華，乃中國自為寇也。”
 
這也合理解釋了朱紈的悲劇——他顛覆雙嶼港，斷了普通民眾生路和豪門勢族的財路，很快遭遇到閩浙權貴之朝中勢力的圍攻和彈劾。他不肯接受即將到來的審訊和侮辱，留下了“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的遺言，服毒自殺。

誘殺王直，浙海再無海商

談到“嘉靖大倭寇”，“倭寇王”王直是必然要提及的重要人物。官方的《明史·日本傳》裡“嘉靖倭亂”幾乎一半全是他的記錄，各種紀略、方志和相關的民間傳說更是浩如煙海。
 
王直，徽州人，本姓汪。早期不過是許氏兄弟的僚屬，雙嶼港之戰後，王直收集餘黨，轉移到舟山烈港（瀝港）重振勢力。他讀過書，深謀勇略，思想超前，明白海洋可以富國裕民，其最大的夢想便是朝廷能改變國策，通商互市。

雙嶼港之戰後，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張通商的互市派與鋌而走險的寇掠派。前者為繼承雙嶼港傳統的王直集團；後者則為林碧川、蕭顯、徐海等集團。
 
開始時，王直仍對朝廷抱有極大的期望，在地方官默許“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動配合官府，十分賣力，平定了陳思盼等多股燒殺掠奪的海盜，維持沿海秩序，逐漸確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並試圖在瀝港重建雙嶼港的繁華。然而，面對王直的誠意，官府卻背信棄義——1553年閏三月的一個深夜，俞大猷率官軍偷襲瀝港，王直敗走日本。雙嶼港和瀝港的相繼覆滅，讓浙江的國際海上貿易網絡遭受重創。自此，明清時代的浙海再無和平經營之海商的容身之地。

此後數年，王直居留於日本平戶，他帶來了中外商船，使平戶成為繁榮的國際貿易港，深受當地領主歡迎。在遙遠的東瀛，他自稱徽王，以信義取利，控制了東亞海上貿易，成為了受人尊敬的大海商。其“東方商人”的精神風貌被日本商界視為典範，被尊為“大明國的儒生”。史料描寫烘托出了王直的赫赫威儀——“緋袍玉帶，金頂五檐黃傘侍衛五十人，皆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其建造的巨艦可容納兩千人，甲板上可以馳馬往來，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海上帝王般的王直，在大海的這邊，在他的故土和祖國，卻被視為“東南禍本”，名列通緝令榜首。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東南沿海的抗倭統帥職位落到了王直的同鄉，徽州人胡宗憲的身上。此人博學深思，文韜武略，面對茫茫大海，他準確地判斷道：“海上賊惟（王）直機警難制，其餘皆鼠輩，毋足慮。”為了招降這位關鍵人物，對徽商心理極為了解的胡宗憲先將王直的老母妻兒放出監獄，優裕供養，並讓其兒子寫下血書，勸王直早降。又派了兩位使者去日本，封官許願，並答應通商互市。

在如此凌厲的招式面前，王直果然招架不住。當其得知親人無恙，他不禁喜極而泣，並謙卑地向來使訴苦曰：“我本非為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我家屬，遂絕歸路。”而對於通商互市的承諾，他更加無法抗拒。為了表示誠意，他先派義子毛海峰領軍回國助官軍剿賊，隨後率精銳千餘人，乘“異樣巨艦”回到舟山岑港，大興土木，預備開市。胡宗憲要他來接受官職，他坦然前去，沒想到，一去便被扣留了。
 
胡宗憲雖扣押了王直，但坦率地說，他最初的確是主張招撫的，並認為朝廷若能善用王直，便可使倭患不剿自平。然而殘酷的現實是，明王朝根本無法容忍這位“海上帝王”，早先為擒斬王直，便曾開出“封伯爵賞萬金授高官”的驚人厚賞。入骨的忌恨很快興風作浪，稱胡宗憲接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等讒言誣陷如潮而至。在這樣的處境裡，胡為求自保，不得不改變了態度。他很快在奏疏中表態：王直乃是禍首，罪在不赦，今自來送死，請廟堂處分，臣當督率兵將殲滅其餘黨。
 
實際上，將王直視為整個嘉靖倭難的背後總指揮這個說法是十分值得商榷的。中日間距離遙遠，又受季風限制，往返溝通難度很大。又據學者考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黃岩攻郭巨的主犯是林碧川集團，而次年所謂王直勾諸倭大舉入寇的動亂，也有很多證據顯示乃是蕭顯集團所為。這些海盜團伙本互不統屬，甚至彼此劫奪，遠在日本的王直要全盤操縱如此眾多的海寇集團，指揮成千上萬的海盜效死，也着實難以實現。
 
就王直本人來說，他至死也不肯承認勾結倭寇入侵之罪，早先面對胡宗憲的指責，他便反駁道：“總督公之聽誤矣！直為國家驅盜非為盜者也！”下獄時亦連聲追問：“吾何罪？吾何罪？”在獄中還寫下《自明疏》，理直氣壯地申辯：“竊臣直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歷數自己剿賊的功勞後，他仍祈求皇上開放海禁，並承諾“效犬馬微勞馳驅”，願為朝廷平定海疆。當然，這一切都是妄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直在杭州被斬首。臨刑時他不勝怨憤地說：“不意典刑茲土！”伸頸受刃，至死不求饒。
 
如此說來，倘若王直真的沒有主使海盜劫掠沿海的話，那麼他最大的罪狀也不過是“要挾官府，開港通市”，而終其一生卑微而終極的夢想，也不過是成為一名海上的“紅頂商人”。

明代倭寇首領名錄

此倭寇首領名錄的出處為上世紀30年代由陳懋恆所著的《明代倭寇考略》，此著作被視為倭寇研究的經典代表著作，匯集了幾十種史料和地方志，可信度高。名錄按照倭寇首領的重要性、影響力、所處時期等為標準進行了排序，可以看出，絕大部分所謂的重要“倭首”都是中國人，即便是在中下級的首領中，日本人的名字所占據的比例也非常低。也就是說，所謂的明朝倭患，其領導人基本為中國人。

王直之外，其他中國海商和海盜的命運亦十分悲慘——如徐海投降後仍被官兵圍殲，走投無路，在平湖林埭鎮獨山塘投水而死。在當地，《林埭鎮志》的主編陸伯鑫將我帶到一座名叫清溪橋的古橋上，橋下的碧水就是獨山塘，眼前的田野仍是一片青翠。“沒什麼遺蹟了，”他說，“原來有座東嶽廟。老百姓都說，這裡人死太多了，東嶽廟是管鬼的。”那近萬名已經投降卻仍被屠戮的中國海盜，早已化為塵土，年年滋養着稻菽。而在徐海、王直死後，倭患也並未平息——誘殺王直，讓朝廷在海商和海盜中信義盡失，他們由絕望、怨恨而至徹底墮落，王直臨死前所說的“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一語成讖，很快“新倭復大至”。在俞大猷、戚繼光等全力攻打下，毛海峰先據岑港堅守，後突圍南下占據福建浯嶼，進行了瘋狂的報復，閩廣遂成倭患的重災區，沿海縣城紛紛淪陷，天下震驚。古來殺降不祥，就在王直死後不久，胡宗憲也被反覆彈劾並下獄，最終含恨自殺。

可以說，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萬千中國“倭寇”人頭落地，而連綿的動亂和鎮壓也極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東南沿海富庶之區遭到嚴重的破壞。朝廷逐漸意識到這一點，1567年嘉靖皇帝駕崩後，新即位的隆慶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鐵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終於從內部撕開了一道小小的裂縫，依稀透進一線曙光。而諸多找到生機的中國“倭寇”亦很快由寇轉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緩解和平息。從這個意義上說，“嘉靖倭難”實乃一場能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歷史悲劇。
 
一場虛構的異族入侵

綜合以上諸多史實，再參照中外歷史學家的眾多論著研究，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考察“倭寇”，就會發現，倭寇歷史可大致歸納為前後兩期。前期倭寇指的是14、15世紀進犯朝鮮半島，以掠奪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為目的的倭寇，以及元末明初時與方國珍、張士誠餘部勾結犯山東的倭寇，這個時期的倭寇基本為來自日本的“真倭”。而後期倭寇，即16世紀的“嘉靖大倭寇”則為“假倭”，確切地說是“中國之寇”。
 
然而，歷史的詭異在於，既然如此多的史料都證明所謂的嘉靖倭患乃明朝內部民變，為什麼史籍仍混淆是非，不加區分，一概稱之為“倭寇”。而這個巨大的謊言竟然延續了數百年，直到今天仍混淆不清，迷霧重重？
 
答案是複雜而微妙的。
 
考察嘉靖朝的社會環境，在殘暴嚴厲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發，便可能株連九族，從沿海民眾的角度考慮，冒充“倭”可以保護家人。至於那些沿海官軍，遭遇動亂時，不管是不是倭，只要上報為“倭亂”，就可以把問題“政治化”，失敗了容易推卸責任，贏了則獎賞更高。而對於廟堂之上的統治者來說，將沿海民亂定義為外族入侵，將其極端仇視的海商力量與叛國者畫上等號，鎮壓起來也更為便利與合理。想想看，連高鼻深目的葡萄牙人都能被大明知縣上報為倭寇，又有哪個中國人不可以是倭寇呢？於是，一場因海禁而導致的海濱民眾的抗爭和叛亂，便被各懷目的的幾方，共同虛構、共謀為了一場異族的入侵。

而到了現當代，雖然不少中外學者，如林仁川、王守稼、戴裔煊、山根幸夫、田中健夫等紛紛在研究中指出“倭寇”的真相。可由於上個世紀日本發動了罪惡累累的侵華戰爭，對於“倭寇”概念的釐清和撥亂反正，便又被摻入了諸多複雜的民族情緒，變得更為敏感和艱巨起來。而隨着歲月流逝，當謊言被重複了千萬遍之後，那些曾代表中國走向海洋、融入世界潮流的中國海商，便真的變成了人們心中的“倭寇”，而那場轟轟烈烈的中國沿海民眾的反海禁戰爭，也終被扭曲為一場被“民族英雄”最終擊退的罪惡侵略。

中國錯失大航海時代
 
王直死後8年，福建月港開放，他的夢想似乎終於實現了，可地點卻不在浙江。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被逐出浙江後，亦輾轉在澳門紮下了根。此後的3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海上貿易中心遂從浙江轉移到福建和廣東。

就這點上來說，浙江錯失了空前的歷史機遇，不免令浙江人感到遺憾。而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這對整個中國而言又何嘗不是一個重大的損失——江南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假如雙嶼港“世貿中心”的地位得以保全，假如隆慶開海在寧波，中西交流的廣度和深度應該會是另一番模樣。當然，這也正是統治者害怕的，如果迫不得已要打開一點國門，他們也總是選擇把門開在帝國儘量偏遠的地區。

而那些在大航海時代與歐洲人同時起跑，甚至一度領先的中國海商，在歷經雙嶼、瀝港之殤、誘殺王直、“抗倭”等等殘酷的鎮壓之後，已是元氣大傷。及至明末清初，立足閩台的鄭氏海商集團依賴東亞海上貿易網絡，北拒滿清，東驅荷夷，再度將中國民間海洋力量推向巔峰，卻也在不久之後又被清廷撲滅。明清兩朝的殘酷海禁和連綿不斷的打擊，終於使野性、堅韌、強悍的中國民間海洋力量徹底失敗。中國與大航海時代失之交臂。

在一個陰雨連綿的日子，我來到了瀝港，一塊高大的“平倭港”碑矗立街衢，紀念着明軍的赫赫“戰功”。由於舟山跨海大橋通車，瀝港的客運航線已停航，只剩下與對面大鵬島的渡輪，半小時1班，船票5角。“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這裡的渡船是天下最便宜的？只收單程，你回去不要買票了。”一位漁家女孩頑皮地對我說。

灣流濁黃湍急，渡輪在寒風中孤獨行駛，我陷入了沉思。
 
瀝港人不知道，這個如今破落的小小海港，在王直為首的中國海商手中，曾差一點撬開大明帝國的國門。然而王直失敗了，隨後，在他和他的眾多追隨者們被唾罵為“倭寇”、“叛國罪人”的漫長歲月里，在國人的帆影和海上控制權在中國沿海漸行漸遠的時候，西方列強的海上霸權卻已羽翼漸豐，他們的強悍和野心正如拜倫名詩《海盜生涯》所詠唱的那樣：“盡風能吹到/海波起沫的地方/這全是我們的帝國/它的權力到處通行。”
 
終於，在19世紀，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將中國東南海疆變成這個國家最孱弱、最容易受到攻擊的邊疆和肚腹，而那些曾經強悍卻無法復活的中國民間海洋力量，仿佛是一場遙遠而沉默的海嘯，只能徒然拍打着歲月的海岸，卻再也無力蕩滌和沖刷這個老大帝國的百年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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