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鍾：當鄉宦徐階遭遇了清官海瑞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7月14日08:53:4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2014-07-14 經歷過上世紀中葉燃燒歲月的中國人，對《海瑞罷官》這部戲，不管看沒看過，無不耳熟能詳。偉大領袖正是借着批判這部戲及其作者——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明史專家吳晗，點起了那場“大革命”的第一把火。不過，對該劇的批判，與領袖關於階級鬥爭的一貫邏輯，似亦構成了某種悖論：本來，該劇貫穿的正是一條反兼併的階級對抗主線，劇中的兩個主角——海瑞和徐階，已被作者用正反黑白二色定格在舞台大幕上；而領袖親自做出的解構——“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則將階級性內涵替換成了集團內部的權鬥，這難免給人一種游離主題的錯覺。   半個世紀過去，塵埃落定，我們不妨取一種平常心態，重新審視海劇的故事和人物。   首先必須澄清，《海瑞罷官》作為一部“新編歷史劇”，其實只是借用海瑞、徐階等幾個歷史人物之名，基本的劇情純屬虛構，與當今流行的“戲說歷史”固然並非同調，卻因其“正劇”的外殼更易於造成對觀眾歷史認知的誤導。   《海瑞罷官》的故事梗概是：明朝首相徐階告老還鄉，縱容其子徐瑛霸占民田、 氣死農民趙玉山之子，又搶走趙的孫女小蘭。小蘭母洪氏到縣衙告狀。縣令王明友受了徐府賄賂，當堂打死趙玉山，轟出洪氏。海瑞就任應天巡撫，決意覆審此案。徐階自恃有恩於海瑞，代子求情，提出交田贖罪。海瑞堅持占田必退，犯法當誅。徐階唆使朝臣彈劾海瑞，新巡撫戴風翔前來摘印。海瑞於交印之前，斷然處決徐瑛和王縣令，笑傲而去。   檢索《明史》有關記載，確有述及徐階子弟及家人劣跡的文字，最早的一條似出於御史齊康受高拱指令彈劾徐階，“言其二子多干請及家人橫里中狀”，說的是徐階的兩個兒子交結官府，家人橫行鄉里。但具體怎麼個行狀，未見詳細。所謂徐瑛霸占民田、氣死趙玉山之子、搶走趙的孫女小蘭，行賄王縣令、打死趙玉山，均出於劇作家的想像(搶小蘭一節，或是受董其昌之子強搶民女的啟發吧？)，子虛烏有。   海瑞與徐階的衝突，實因“退田風波”而起。海瑞任應天巡撫，大刀闊斧整治土地兼併，徐府作為豪門巨室首當其衝。應該說徐階起初還是有意配合的，率先退出了一部分田產，隨後致書海瑞並附上所退田冊，以為如此便可過關，甚或還有點表功的意思。不料海瑞回信說：“看了您的退田冊，更加知道您的盛德出人意表，但是所退數額不多，可以再加清理。”這讓徐階大為難堪，不只是利益攸關，面子也擱不下，遂通過朝中故人向海瑞說情。內閣首輔李春芳都出面寫了信，海瑞一口回絕：   存翁（徐階）近來為一群小人所困擾，產業之多令人駭異，也是自取其咎。如果不退出過半的田產，民風刁險怎麼制止得了？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後車之戒。……我要存翁退產過半，也是為他百年後能得安靜着想啊。   但海瑞要求徐階“退之過半”，究竟多少，並無一個定數。因為有關徐府的土地擁有量，傳言有多個版本，有說六萬畝，有說十八萬畝，有說二十四萬畝，甚至有說四五十萬畝的。而徐階本人亦有說法，隆慶五年他在致曹貞菴書中道：“家下田宅雖不敢說無，然而也沒有十萬畝，郡縣冊籍俱在，是可以查考的。其中有一部分系親友寄附，自我罷官後，各人見已失勢不能依靠，又因官府規定一律平均徭役加征貼役，對其而言有害無利，都已收回。產權明白、確定是本府置買的，除了遵奉某某（海瑞）教令退還原主以及因收不到田租而賣去的已達三分之一，其餘二分正在典賣。我只期望當個普通老百姓，能留下少量田產，優遊其間，以享天年，就滿足了。   在另一封致潘恩書中，徐階又談到自己的田產數量：我家名下的田產，載於書冊的不過二萬畝，冊外又無別的戶口，不知所謂四五十萬畝安頓何處？如果當道諸公肯加查核，有無多少即刻分明。田少則田租所入也少，所入少則家人就不能多養，只要看我家裡無歌童、無食客，便可以類推。   如此看來，徐府的田產到底有多少，莫說海瑞不知底里，就是徐階自己也只能得其大概。當然，就算是二、三萬畝，在江南這個人多田貴的地方，也應是數得上的大地主了！   明晚期，江南土地兼併現象相當突出，主要表現形式就是“投獻”。投獻有兩種，一是有些地痞、無賴或“叛奴”擅自把原田主的田“獻”給勢家豪族(顧炎武家的叛奴陸某投靠豪族葉氏，興許也摻有此種“獻田”行為)，這是一種赤裸裸的侵占行為，此類奸猾之徒自然可從新主子處得到一份回報。另一種是部分中小地主、自耕農為了逃避徭役，主動把自己的田寄獻給官僚地主。因為明代自太祖起就規定：“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這些人經由投獻，轉為官宦之家的家人，繼續租種自己的田地，交了租稅，免了徭役，亦不失為一種交易。   “投獻”之風加劇了土地集中，如顧炎武《日知錄》所記：“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然而，既為“投獻”，此種非典型交易於事主雙方應該都是有利的，所損害的只是被轉嫁徭役的自耕農，“優免於此，勢必加派於彼”，海瑞甫一上任便每天接待不完的上訪群體，主要當是這部分自耕農。至於主動投獻者也有要求“退田”的，則系投獻後又與主人發生經濟矛盾而受欺壓者。兩者的動機有別，但都指向“退田”，可謂陌路同行。好不容易遇上了海瑞這位青天大老爺，底層蓄積已久的怒火被迅速點燃，政府主導的“退田”行動，一度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明史對海瑞此舉的評價總體上是肯定的，稱道其“素疾大戶兼併，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的田被併入富室，一概奪歸原主。徐階罷相居鄉，對其家族的追究亦無少許寬貸。下達命令雷厲風行，有關部門小心執行，有勢力的豪族都逃竄到其他郡邑躲避。又有資料顯示，當時松江的大街小巷，一些人“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為群，沿街攘臂，叫喊呼號”。此番情景，頗有類於上世紀20年代湖南農民運動中發生的一幕，輿論界同樣交織着“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爭論。《明史》在這點上也顯得頗為無奈，在標榜海瑞義舉的同時，又指責“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   《明史》撰寫者似有將海瑞樹為官員道德楷模的深切用意，不吝在冷峻的史筆下融入感情用語，諸如：“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瑞卒)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也說明在王朝官僚體制下，像海瑞這樣不懂得謀私利的官員，實屬鳳毛麟角。   《海瑞罷官》的作者為了拔高海瑞，更不惜改寫歷史：讓海瑞在罷官交印之際，先下手為強，斬了惡少徐瑛和貪官王縣令。事實是，《明史.高拱列傳》記錄在案：“(徐)階子弟頗橫鄉里，(高)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戍……逮拱去位，乃得解。”不存在徐階兒子被殺情節，雖有兩個兒子被抓並充軍，恰恰是名叫徐瑛的小兒子留下來奉養老父。事在隆慶五年，即海瑞去職後一年。主使者是徐階的政敵高拱，執行者不是海瑞而是蔡國熙。這就怪不得連當年的姚棍子都要指責吳晗“違背基本的歷史事實”了。   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飽受階級鬥爭理論浸染，不惜放棄作為歷史學者的基本操守。如此一味盲從、緊跟，最終仍為政治所棄，是為悲劇。拿政治玩歷史，自有比他更狠的角色。姚文元批《海瑞罷官》，一棍子就將對方置於死地，“永世不得翻身”矣。姚說：海瑞的“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海瑞的“平冤獄”就是要給地富反壞右平冤獄。多神！哪還用得着像你吳晗老兄瞎編故事舉證？   順帶一提，所謂海瑞的“罷官”，與真實的歷史亦有出入。海瑞任應天巡撫是隆慶三年（1569）六月，隆慶四年（1570）三月“改南京糧儲”，歷時九個月(《明史》說是“甫半歲”，半年能做多少事？焦裕？在蘭考少說也有一年半啊)。應天巡撫是四品官階，南京糧儲稱“總督糧儲”，正三品。當然，管人與管物，兩者實權不可同日而語。海瑞擬赴新任，卻因高拱重登相位，高與海瑞有隙，故意將糧儲之職併入戶部，海瑞遂以病告歸。   或許正是由於海瑞的道德形象如當今的雷鋒同志不容挑剔，徐階老先生就不得不忍辱負重，接受一些無端的指責乃至髒水。比如以三萬兩黃金賄賂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一事，僅據傳言，傳言中又有“千金”一說。後來的論者交相引證，奈何已死無對證。其實，當時徐階在朝中有張居正暗為護持，有必要花重金行賄一名小小言官麼？而戴的彈劾雖然代表了一部分官員對海瑞的看法，當時卻未能對海瑞的去職起到決定的影響。排斥海瑞的實力派人物是高拱，而高拱的目的決不在於袒護徐階，他還等着看徐階的笑話哩。   徐階這個人，《明史》的評價還是相當不錯的：“階立朝有相度(宰相氣度)，保全善類(保護過不少好幹部)，嘉(靖)隆(慶)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曲線救國)，亦不失大節。”還稱讚他“器量深沉”，“雖任智數，要為不失其正。”   有軼事一則，頗能見出其為人：徐階退休回鄉，宴請親友，有人偷了酒席上一隻金杯藏在帽子裡，正好被徐階看見。席散，家人發現丟失酒具，四處尋找。徐階便說：“杯子在，別找了。”此時偷杯者卻因酒醉站立不穩，帽子連同金杯掉落在地，徐階見後立刻轉過身去，叫下人把杯子放入那人帽中並送走。   看來，此公有楚莊王之德、之量。對於海瑞“退田”給他招來的麻煩，他似也不甚介意。只是在給友人的信中表示了對政策的憂慮，認為這種“罄富者之有”的做法會令“貧弱之民更無所於貸”。他的憂慮在萬曆六、七兩年江南水患中得到驗證，當時官府庫藏空虛不能發賑，富室經此前打擊也無力稱貸，民間自救能力大為削弱。也幸得徐階給內閣首輔張居正發了“救荒疏”，徐對張有提攜之恩，張遂下令“折征蘇松漕糧之半，蠲存留之半”，救了一時之急。蘇松百姓“額手稱功於徐階”。   有意思的是，徐階在這封救荒疏中再次總結了海瑞應天新政的教訓，指其“導之以囂訟，教之以爭奪”，使民間喪失廉恥之心和忠厚之俗，為一點小利而骨肉為仇，導致一些世家大族破敗。“其本意是以為將富者之財散於貧者，就可使貧者都富起來。豈知人性都是得財容易，用財也輕鬆，於是奢侈賭博之風盛行，沒多久，錢花光了，貧窮的還是貧窮，而富者一旦衰落則不可復振，鄉間的富人越來越少……”   在徐階看來，社會有富人、有窮人，和諧相處，才能達成社會的平衡。這個觀點，顯然帶有其個人身份地位的深刻烙印。但從第三者角度看，其中有沒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呢？   這就要看如何評判鄉紳在傳統中國的作用了。   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出於某種忌恨心理，對江南地區的士紳階層痛下殺手，《明史》載：太祖嘗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徏其以實京師；洪武四年，“徏江南豪民十四萬田鳳陽”；洪武五年，“徏江南富民十四萬田濠州”。但朱皇帝的政策又是自相矛盾的，他同時設計了一套依靠鄉紳(耆老)監督地方官吏的制度，甚至規定，里老若發現地方官員有不良行徑，即可赴京面奏或直接將其綁縛入京。那麼，鄉村中誰有資格充任里老呢？當然只能是識文斷字又有教養的鄉紳，不可能是目不識丁的貧僱農。所以，在被明太祖一度挖空的江南鄉紳社會，若干年後，又為新生代的鄉紳填實了，足見鄉紳在傳統鄉村中國的不可替代。   到了晚明，江南地區更呈現一種生氣勃勃的個性化發展，傳統社會架構中孕育出了一些近代性因素，鄉紳階層在固有的“四民”結構基礎上，更加重了工商的成分。其時，“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徐階家族亦“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並在蘇州、北京等地設立官肆，經營匯兌業務。其所擁有的大量田產，估計相當一部分即由工商及金融資本轉化而來。 土地兼併、土地集中的確夾雜着深刻的階級矛盾，但其損害的主要是王朝的利益。社會階層內部衝突雖時有發生(如同時期同地區的“民抄董宦”事件)，但至少在江南地區尚未上升為主要矛盾，甚至當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燃燒了大半個中國，對江南一帶卻幾乎未發生任何影響。而接踵而至的風起雲湧的江南抗清鬥爭，適足以證明鄉宦、鄉紳集團在社會各階層中的巨大號召力。   今人在有選擇地轉述那些關於徐階子弟“橫行鄉里”的史料時，切莫忘記，徐階的後人，在明亡後抗清鬥爭中曾經的義無反顧和英雄輩出。徐階的四世孫徐本高因與魏忠賢斗被削職還鄉，崇禎吊死煤山，清軍下江南，本高絕食而死。徐階曾孫徐念祖在清軍攻陷松江時全家七人自盡，同時死義的有徐涑、徐開祚、徐綬等。又有徐孚遠，是徐階弟徐陟的後人，曾與夏允彝、陳子龍三人共同立誓報國，松江城破，夏、陳自盡，孚遠奔廈門、舟山等地參與南明抗清，後隨鄭成功到台灣。至此，松江徐氏人才隕沒，精英寥落，家族從此衰敗。——為了什麼？以家殉國耳。   一個百年世家，為了某種價值目標，就這樣輕易了斷萬畝田產與合族命運，這種貴族精神，按常理很難揣度。不得不懷疑徐階當初反對“退田”的真意所在。 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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