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周刊》2014-09-03

一等兵楊金祿，二十二歲，河北無極禮上村
下士王明義，二十七歲，山東河吉簡家集
中士范生貴，三十歲，陝西岐山東南鄉二堡二甲
下士袁冠武，二十二歲，陝西囗城鄭家營
一等兵徐治幫，二十一歲，陝西商縣治安鄉徐家村
上等兵韓根元，二十二歲，陝西口城南街
一等兵潭清海，二十五歲，陝西城固大盆壩原家坪
一等兵趙天彥，二十二歲，陝西蒲城東鄉姚堡
一等兵李祥中，二十六歲，陝西耀縣北雷家岩
一等兵王俊民二十七歲山西晉城縣
一等兵周盛泰，十九歲，陝西商南東廣鄉一保
一等兵汪家強，十九歲，陝西柞水鳳翔河村二保
一等兵陳光有，二十四歲，陝西長安三興鄉七保

4月8日早上八點，陝西藍田山腳下，西北大學老師張恆受邀去講國民革命軍“中條山抗戰”歷史。剛下車，手機鈴聲響了。電話是北京一個朋友打來的，告訴張恆，陝西省政府在網上發布消息，陝西五名國民黨官兵被追認烈士。

山里信號不好，聽得斷斷續續。張恆不敢確信，這五個“烈士”就是“後死碑”上的那幾個。很快，有西安的媒體給他打電話，“就是咱們找到的那幾個”。

“成了。”張恆連忙打電話通知幾位烈士家屬。此時距離張恆開始為“後死碑”上的烈士追尋身份已過去了四年多。

回到家，一打開QQ，一長串留言框跳了出來，有朋友，有學生，有媒體，都在恭喜他。張恆一遍遍讀着“陝西省人民政府關於批准徐治幫等5名同志為烈士的批覆”，“同志”二字讓他百感交集。

“該是水到渠成的時候了。”他說。


後死碑

張恆五十六歲，一米八的個子，身體發胖，走路顯得不太靈活。除在西北大學任教外，他大多數時間都泡在山西中條山、黃河沿岸一帶。這裡是陝西和山西的交界處，也曾是七十多年前國民黨陝軍死守三年、抵制日軍南下的戰場。

“張老師來了。”張恆每到一個村子，村裡的村幹部、熱心人和他尋訪過的老人們，就都走到村頭，聽他講故事，或說說“新發現”。

山西省南部平陸縣，黃河茅津渡以西洪池鄉西鄭村北邊300米的一個小溝岔里，佇立着一塊半人高的石碑。碑的石質不是很好，一米高，呈四稜柱體，四周上方清晰可見刻着“為國捐軀”四個大字，但碑身上的銘文和篆刻的人名已經很難辨認。

多年來，石碑與田野里的野草野花為伴，毫不起眼。即便是小時候就在碑邊玩的村里人，也不知道埋的是好人還是壞人。

2005年，墓碑被走訪中條山抗日戰場的平陸縣政協文史委富平寧“發現”，村里原本緘口的老人才說起石碑的身世：這是70年前在這裡打仗的國民黨官兵的墓。

2007年，張恆第一次見到石碑。楊虎城17路軍後代和中條山抗戰研究者的身份，讓張恆眼裡的石碑與眾人不同：“不是風化的石碑，而是活生生的陝西兵娃，在中條山戰場上戰鬥至死的畫面。”

“從1939年到1941年，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前身為陝西第十七路軍，楊虎城舊部）三萬人駐守在300里中條山，抵制日軍南下，大小戰鬥不斷，膠合、拉鋸近三年，犧牲兩萬多人，守護了陝西和大西北，進而保衛了中國的半壁江山未被日軍占領。然而由於各種原因，這段歷史一直鮮為人知。”張恆說。

實際上，只要對照縣誌辨析碑文，考證後便可知，這塊墓碑為“陸軍第一百七十七師五百三十旅第一千零五十九團第三營陣亡將士紀念碑”。

2008年，當地政府為石碑辟了一小塊空地，加蓋亭子，將其保護起來。不遠處，整齊的麥田裡立起兩棵柏樹，以往的墳頭早已不見蹤影。

張恆從村里老人那裡得知了碑的詳細由來：

1939年1月23日這天，三營的人下完操，正準備吃早飯，聽說日本人打過來了，扔下碗提起槍就上了戰場，一直打到天黑，“酣戰終日”。山北陡，山南緩，日軍北面登上山頂南下攻打，地勢有利，且武裝精良。三營在低處坑窪中抵禦，處於守勢。

最終，三營打退了日本兵，28個戰士被日軍的手榴彈炸死在坑裡。

零星的戰鬥還在繼續。在槍聲與硝煙里，有膽大的村民偷偷爬入戰場，卸下戰士的綁腿布，綁住屍體，手拉着綁腿布另一頭，趴在地上，將屍體一個個硬拖了出來。

戰士的遺體被淺淺地掩埋在村外，每個墳頭上插一塊木牌，刻着姓名。戰鬥間隙，三營的指揮官托村民尋找石材木料，為戰友刻碑、做棺材。

可中條山的石頭多為沙岩，材質太軟。一村民在溝底覓得一塊較好的石柱，睡在山洞裡守了一夜，第二天和人抬回村子。村里一位姓張的石匠花了一個月時間，斷斷續續才刻好石碑。石碑上刻着28位烈士的姓名、軍銜和籍貫。

葬禮當天，村里男女老少集體出動，挖坑，抬人，蓋土。集體肅立。部隊向天鳴槍。

“後死的人為先死者立碑”，是為“後死碑”。

後死碑立起的四個多月後，日軍向據守中條山的中國軍隊發動空前掃蕩，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在此一役中犧牲近8000人，“後死碑”將士所屬“三營”也大都陣亡。他們都沒有留下姓名。

站在莊稼地里寂寞的墓碑前，望着碑上的名字，張恆萌生了一個想法：要為留下了姓名的烈士尋找他們的後人。

“得有人來給他們磕頭啊。”張恆感嘆。

“兒子來遲了”

2009年春天，張恆開始尋找給後死碑烈士“磕頭的人”。

他和發現後死碑的富平寧開車，走過陝南的商州、商南、柞水，關中的長安、涇陽等十多個市縣，找到六位烈士的家人。同時發動烈士原籍所在的五省媒體，最終共找到17位烈士的家屬。

實際上，這些戰士離家時大都只有十七八歲，被抓了壯丁，從此沒了音信，成為家中老人的心結，對後輩們來說更近乎遙遠的傳說。

任長中是商洛市商南縣富水鎮王家莊村原村民，現為一名房地產商。他的爺爺任丙楊是“後死碑”上一位烈士，可碑名寫的是“任興福”。當年村里拉壯丁，爺爺捨不得兒子，頂了大兒子的名，替子從軍。走的時候，家人只知道是去了陝北綏遠、內蒙打仗，其他一概不知。

奶奶去世的時候，囑託三個兒子接着尋找自己丈夫的下落。兒子們終老時，又把這一心願傳至下一代。小時候，每到年節，任長中總看到大伯任興福在十字路口燒紙祭奠。

75歲的徐治雲沒想到，在他有生之年還能到哥哥犧牲的地方點上一炷香。哥哥徐治幫當年新婚半年就被抓了壯丁，妻子一年後改嫁，老母親哭瞎了眼睛。

在山西，他們第一次聽當地人講自己的親人當年打仗的情景。“陝西娃，死得可憐。這支部隊很守紀律，不僅不拿老百姓的東西，還給老百姓東西。”

2009年6月6日上午，天陰沉沉的，後死碑前，一條黑底橫幅撐在半空，上面寫着“中條山抗日戰爭七十周年第四集團軍平陸西鄭戰場陣亡將士祭奠儀式”30個白色大字。

“名字在這裡，找到了找到了”，“我們來看你了”，“你安息吧”……幾十位烈士家屬第一次在“後死碑”前集結，祭拜幾十年沒有音信的“親人”。

72歲的王寶璽從甘肅天水老家趕來。他三歲時，父親王振峻參軍打仗，母親靠打零工、四處乞討養活他們兄妹三人。多年來，“父親”一直是一家人心底深處的一塊傷，誰都不敢提。母親到死也沒有等到父親的任何消息，只知道他“打日本去”了，這也是她的唯一安慰。

“父親，兒子來看您了。您這一去，就是70年，兒子來遲了……”王寶璽深深鞠躬，哽咽不已。

平陸縣民政局為每位到場的烈士家屬頒發了“證明”，證明他們的家人是在70年前中條山抗戰中陣亡，以石碑之名。

但要拿到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大印的“烈士證”，烈士家屬們則需要回原籍民政部門申請，逐級辦理。這是很多國民革命軍家屬後代最渴盼的一張“紙”。

興頭上的家屬們，直接拿着山西的“證明”就找到了當地的民政局，結果都碰了釘子。

突圍

申辦烈士的過程是一場“消耗戰”。烈士家屬們不斷“跑”地方民政局。學者張恆則在幕後想辦法。申報烈士需要從縣一級逐級上報到省，但讓縣級民政局接受材料已經是最難的事情了。

“沒這政策”是第一道關。

1983年民政部出台（民［1983］優46號）《關於對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國民黨人和其他愛國人士追認為革命烈士的通知》，規定“對參加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確因對敵作戰犧牲的國民黨人和其他愛國人士，其遺屬主動提出申請，並有可靠證明者，經省政府或民政部批准，可以追認為革命烈士，其家屬享受革命烈士家屬待遇。對其遺屬不發一次性撫恤金”。

但這條政策同時備註：“此精神不登報，不作公開宣傳，只供個別審批時掌握。”絕大多數普通人被“屏蔽”在外。

烈士汪家強的家鄉地處深山，家人進趟縣城都很困難，踏進“官府”大門更是心驚膽戰。“哪有共產黨給國民黨辦烈士的？”汪家強52歲的侄子汪祥禮第一次去柞水縣民政局就被趕了出來。

第二道關則是“可靠證明”：即這些烈士的原始檔案，原國民政府陣亡名單和當年頒發的“撫恤令”。

陝西省檔案館保留有一部分國民革命軍抗戰陣亡名錄，但不僅記錄的人數很少，且多是營以上軍官，加上這部分檔案在解放後經歷遺失、焚毀，更加殘缺不全。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也有一部分陝軍資料。和陝西情況差不多，南京能查到的也是極少數。

“撫恤令”也成了一道坎。“後死碑”烈士都只是普通士兵，根本沒有“撫恤令”。

家屬們跑得沒有信心了。張恆把他們召集到西北大學自己的住所，圍坐一圈，商量對策，鼓勵他們不要放棄，“申請成功是遲早的事。你們的家人千真萬確是抗日烈士，是為國家和民族犧牲的，為啥非要一張撫恤令呢？”

之所以要“撫恤令”，是為了證明“你確實是在抗日戰場上陣亡的，不可能參加解放戰爭，更不可能跑到台灣去”。張恆很清楚。

“下面”跑不動，還得從“上面”進行“疏通”，張恆想辦法見到了陝西省民政廳優撫科的幹事。“優撫科辦事的是我學生的哥們，我喊他主任，他說，哎呀，張老師，你可千萬別這麼喊。人很客氣，但他絕不敢說不要撫恤令。他也只是奉命辦事。”

張恆甚至登門拜訪過更大的領導，用乞求的語氣說：“商洛這五個人，給人家辦了嘛，材料都交到省上了，人家都能證明是在抗日戰場上犧牲了的啊。”

哪怕只是給對方講一講這段歷史，張恆也覺得沒有白跑。“意識形態的影響太大了。我相信隨着了解這段歷史的人越來越多，遲早會有變化。”

2011年3月，事情有了轉機。禮泉縣王生才烈士家人收到“批覆”，王生才成為“後死碑”上首位被追認的“烈士”。原來王生才有個侄子王崇新，是西安著名的外科醫生，外號“王一刀”，比較“有辦法”，為了儘快為叔叔辦理烈士證打通“關係”，費盡了“周折”。

在王生才的追悼會上，張恆獨自“竊喜”：有了這個“突破”，“後死碑”上的其他烈士都得辦。

2013年全國政協會議，張恆通過政協委員謝正觀向上面提交《應當政府組織搶救、整理、研究抗戰正面戰場戰役及歷史，落實科研經費投入，撫恤抗日老兵、烈士，體現對台統戰政策》的提案。

2013年3月28日，陝西省民政廳正式批准商洛市五國軍為“烈士”。4月8日，陝西省政府網站發布了這條消息，陝西省政府微博“陝西發布”同時轉發。

“共產黨為國民黨辦烈士”，“稱同志”，一下子在全國引起轟動。這是陝西省多年來首次公開發布為國軍成批追認烈士的批覆，五位烈士既不是作為“統戰對象”的高級將領，拿不出政策要求的“撫恤令”，且多不符合“需直系親屬申請”的規定，因而具有突破性意義。

可這“突破”來得有些遲了。

四年前曾親自到山西祭拜哥哥徐治幫的徐志雲，在“好消息”到來的前幾天剛剛去世。侄子一家回到徐治幫曾經住過、如今已荒草叢生的老屋合了一張影。

“民間民政局”

今年清明節前一周，張恆正在住院，接到王寶璽老人電話，聲音很急。原來他剛剛從甘肅搭乘火車趕到西安，一下火車就聯繫張恆。

從2009年到山西祭拜“後死碑”，今年已76歲的王寶璽老人為了父親王振峻的“烈士證”，每年往甘肅當地民政局跑十幾趟。“我把材料給他四年了，報紙雜誌紀念碑照片，當地就是不收。”

在醫院裡，老人告訴張恆，甘肅的民政部門終於鬆口了，說你把部隊的去向給我們搞清楚，有個東西證明。

張恆給了老人一份1984年中組部給楊虎城舊部定性的文件資料，其中稱這支部隊是“統一戰線的典範”。老人滿懷希望地回去了。

還是不行，說非要寫清楚部隊最後去了哪。張恆又在一本書上翻出毛主席關於這楊虎城舊部改編石油師的一個命令。“毛主席的東西又不是我自己編的啊，我只能做到這一步了。”

老人因為身體原因，又派兒子來了一趟陝西，“非要說清楚部隊最後到底去哪兒了。”儘管無奈，張恆只好自己寫了一份考證說明，寫上身份，蓋上私章。

縣上總算收了材料。

就在“商洛五烈士”喜訊後不久，老人又給張恆打電話，說證明的材料上要求要蓋“公章”：“我上哪兒去蓋公章啊？”

讓張恆惱火的，還不止“外省”的拒收事件。同在陝西境內，漢中等幾個地方民政局仍然“不收材料”。接下來，張恆準備打官司，要把地方民政局告上法庭，為的是“爭口氣”。“五個國軍追認烈士引起轟動，這是政治信號。其他地方明明看到了，還死守‘規定’，給你增加很多障礙，這不是人性的做法，這是狹隘的意識形態。”

從2009年為“後死碑”公開尋找遺屬以來，張恆的家裡幾乎成了“民間民政局”。“至少每周都有一個這樣的人，到我家裡，希望我幫忙找他的家人，申報烈士。這不是我一個人應該做的事啊。但是80歲的老人來了，我能不管嗎？”一開始，張恆還會在本子上記錄來人的信息，後來太多了，也就記不過來了，“最少有上百個。”

“五一”小長假剛過完，就有位78歲的老人上門了。他是陝西省發改委一位離休幹部，從沒見過自己的父親。拿着一份證明父親1938年在台兒莊戰場犧牲的材料，聽着張恆鼓勵的話，老人頻頻點頭。“即使沒有撫恤令，您的這份材料，是上世紀60年代入黨的時候組織上調查的結果，那時候還正是國共勢不兩立的時候，怎麼不能作為證明呢？”

面對這樣的老人，張恆幾乎次次要陪他們流淚。“一般人真的不能理解啊，80歲的老人還在等待自己父親的下落。有些人甚至當着我的面要下跪，你可以想象這對他們而言有多麼重要。他們還要什麼呢？”

根據1983年民政部的文件，國民革命軍烈士家人可享受“烈士家屬待遇”，“不發一次性撫恤金。”幾年來，張恆接待過上百個尋親者，“他們要的也都只是一個說法，一個我的先輩是民族英雄的證明而已。我們的政策能不能放寬一點？能不能不那麼死板、殘忍呢？”

1988年，張恆的舅舅李丕明從台灣返回大陸。四十年前，李丕明隨國民黨部隊去了台灣，40年後才第一次與家人取得聯繫。

為了證明自己沒有忘記“回家的路”，他不願意告訴家人航班信息。張恆一家人在西安的機場空等了兩天，手裡高舉“歡迎李丕明榮歸”的牌子。

舅舅回來後，開始給張恆講他所知道的國民黨抗戰的故事，跟他以前所熟悉的“抗戰八年，蔣介石躲在峨眉山”，完全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