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秋。

秋风乍起，天气渐凉，苦楝树落叶纷纷，一串串丰腴的果实，似黄橙橙的马奶子葡萄在枝头摇头晃脑地炫耀，好看不能吃。

农场当年盈利却饿死人的一把手荣升， 当上了省府农垦局副局长。新调来的党委书记赵志均和场长安金铭，也是南下的老干部，但他们在农村光过屁股，接地气， 知道农民的疾苦，拨乱反正制定了让职工休养生息的政策。

农场减少上交粮，增加了职工的口粮标准，食堂“大锅饭”取消。各生产队还办起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分场设立了卫生所，各生产队设有卫生员。

队干部闻传斌“浮夸风”中强迫命令，虐待职工，被判处三年徒刑。爸爸的表弟杨树青也民愤大，怕被追究，脚下抹油逃回了老家澧县。

更为难得的是农场首次划给每家几分自留地，家家户户都种上了蔬菜水果。

新政速见成效，饿死人的现象改观， 农场出现生机，职工对生活有了希望。

队上第一次办起了学校，姐姐动员我发蒙上学，五岁多的我，还未到发蒙年龄，也就稀里糊涂混进了学校。

启蒙老师叫熊超南，是位儒雅有学问的老先生。学生来自本队和邻近的三分场九队和十队。杨树桩上支起柳条编成的“桌面”，就是课桌，上学时，学生从家带来一把椅子或板凳。

纸笔匮乏，用石板石笔替代，墨粉调成的墨水，算高档文具。 一间三十来平方米的茅房里，有一二三年级，称为“复式班”。

老师每节课都是“三段论”，给一个班讲课，得事先稳住其他两个班。他耳听八面，眼观四方，细心讲解，灵活调度，三个班安排得井井有条。记得老师每次讲课讲累了，就要我带读“乘法九九表”和课文。

记得熊先生第一堂课首先向我们解释“发蒙”，他深入浅出地说“蒙”就是“懵懂”不懂事，“发蒙”就是打发告别懵懂，从不懂事到懂事，并一脸严肃地说，你们现在就是懂事的孩子了，要好好念书。

有时老师的某一句话会影响学生的一生。熊先生的发蒙论开启我求知的欲望， 爱上了学校。

学校生活新奇而有趣，但烦恼和不堪接踵而至。开学头天，学生大都交学费领了新书，妈妈说家里困难没钱交学费。

开学数天后我还得求人和别人共一本书，这在我看来是件十分丢脸的事。妈妈越拖我越着急，每天早晨上学前急得跺脚直哭，妈妈不理，我就放声嚎哭，哭了一阵，见妈妈也流泪了，又怕迟到，便不敢恋战，衣袖抹抹泪水，跑步去上学。

眼泪终于撼动了妈妈感情的防线，一星期后，妈妈从她底层衣袋里掏出三元钱给我，新书终于领到了，但幼小的心灵上伤痕累累。

那时，一个男劳力每月的工资不到10元，要我一家同时拿出我和姐姐共六元的学费，是有些捉襟见肘。妈妈是用拖延术让老师知道我家五口人，的确困难，企盼能够得到农场给困难户的一半的学费减免。

童年贫穷窘迫的经历使人难忘，为人之父后，我宁愿自己省吃俭用，女儿上藤校，儿子上重点高中，在花钱上从不迟疑，从不吝啬，即使勒紧裤带， 都要照单全付。孩子的尊严，自信和前途比什么都重要。

队校好景不长，分场筹建完小，我得每天跑近十里路去上学。凹字形的三栋茅房骨架已搭好，学生报到每人交一担茅草用来盖房。我人小不能用扁担，就背一捆茅草， 走一段，歇一会去报到。

墙壁是芦苇制成的，师生一起挖坑拌泥，再一把一把将泥涂在墙上，一天下来，身上脸上全是泥。

完小是完全小学，师资都是从全省各地抽调来的科班出身的教学骨干，人人握金山之玉，教书育人，各有套数。课程设置除语算外，还有体育，音乐，图画和手工工艺， 每天上六节课，一周六天，风雨无阻。

春和景明， 阳光穿过窗棂，教室内书声朗朗：

春风吹，春风吹，

吹绿了柳树，

吹红了桃花，

吹来了燕子，

吹醒了青蛙，

吹得小雨轻轻地下。

我们都来种蓖麻，

我们都来种葵花。

瓷实的童音，天真未凿，似滚圆的钟声，在茅屋的梁间，在悦来河上空一圈一圈漫开。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完小正规，但毕竟离家远，天晴时中午能回家吃饭，如遇雨雪天，就只能不吃午饭，饿着肚子上课。下午六点左右到家，书包都懒得卸下，揭开锅盖， 像饿狼般将妈妈热在锅里的饭菜一扫而光。

冬天上学最苦。小雨小雪，就顶着妈妈缝制的披风遮风挡雨，大雨大雪，披着爸爸改制的蓑衣，虽很滑稽，但实用。没有胶鞋，咬咬牙穿着爸爸制成的草鞋，有时干脆赤脚在泥泞积雪中奔跑，到校后，老师打来热水帮我们洗脚，再穿上妈妈做的棉鞋上课。

小小年纪，却格外小资，一身补丁衣服，穿着很不自在。妈妈自制的书包，常常引来同伴的奚落，嘲弄我背的是“抓麻怪”（青蛙）的袋子。

物质极度短缺，粮票，布票，油票，副食品票，肉票，样样都要票证， 且数量极少，一家五口一月才八两肉票，每天早晨上学路上，吃了肉的学生都会显摆让大家鉴赏他们吃了肉的油嘴唇，我的嘴唇很少油过，因为妈妈每次买来肥肉后，并不炒来给我们吃，而是将肉炼成猪油，放在哪儿慢慢炒菜吃，说这是细水长流，几月不知肉味那是常事。

隔壁的“南驼子”，显然受我妈的启发，将每月的几两肉炼成猪油，惹得他老婆常常抱怨半年不知肉味，每当此时，只听见“南驼子”骂他的老婆：“我又没吃你的肉，都陆陆续续做了油的，沙牛！”（沙牛指母牛）

小伙计们常常吧嗒嘴巴在我面前炫耀肉如何好吃， 馋得我直流口水。为挽回面子，我心生一计，将妈妈炼油后剩下的油渣藏了一快，上学前就在嘴唇上像涂口红似的涂抹几下，在同学面前宣称我也吃上了肉，涂抹几次嘴唇后，这些同龄的小伙计弄不出真假，再也不敢小看我了。

贫穷和艰苦的环境使我的性格变得怯懦，敏感和自卑。一班同学，都比我大两三岁，我年小体弱，球类活动，抢不过人家，永远是观众。放学路上，常常遭人欺负，只得低三下四拜孩子王曾庆辉为“师傅”作为保护伞，就像是美国牵头的“北约”，上学路上屁颠屁颠地跟在他的后面，这师傅也还仗义，说到走到，常出手为我打抱不平，使我免遭欺侮。这师徒虽说不收保护费，但天天要叫人家师傅，心里还是有点委屈和不自在。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调皮小孩在一起，有时不免同流合污干坏事。一次见别的学生挖人家私人种的红薯，忍不住我也参与从地里掏了一个。后来家长告到学校，校长召集全校学生，将挖过红薯的人一个个叫出来，站在高高的乒乓球桌上示众，还要当着全校师生作检查。

在这群淘气鬼中，只有我是学习委员兼少先队中队长，没等轮到我作检查，校辅导员老师把我叫下球桌，向众人解释说队有队规，少先队干部在队部内接受训诫 （类似今天流行的“双规”），实际上是官民区别对待，刑不上队长，保护班干部，这样才挽回我一点面子。

我脸皮素来薄如竹纸，示众的事让我羞愧难当，几天都抬不起头，我决心不再和那帮学生混在一起，不去参与他们逃学，躲在棉花地打牌的活动， 学业终究没受到干扰，学习成绩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

前面说过学校的老师，人人都有一把金刚钻，教学上各有特色。但也有喜欢吹牛的老师。孟仲德老师教我语文，常常自诩是大哲学家孟子的后代，他能说善辩，讲课时声如洪钟，唾沫四溅。我的课桌与他的讲台毗连，咫尺之遥，唾星似霏霏淫雨，时时扑面而来，让我很不自在。

有次上课，孟夫子滔滔不绝讲述苏联园艺家米丘林，嫁接了苹果新品种。他说这水果大如拳头，艳于孙悟空偷吃的仙桃，里面软软的如鼻涕状，甘甜如饴。他眉飞色舞，郑重承诺下星期到岳阳买一筐来，每人赏一苹果。

在偏远的农村，学生不但没见过苹果，连苹果长得啥样也未见过。童心未眠的小孩，对老师的承诺深信不疑，天天伸长脖子等着孟夫子恩赐仙果。

一星期过去后，孟夫子款款步入教室，叽叽喳喳的学生嘎然停住了喧闹，人人直愣愣盯着老师。夫子不动声色，手开始慢慢在包里摸索着，学生心跳加快，嘴巴微张，眼睛睁大如铜铃。当孟夫子从包中掏出的是课本而不是苹果时，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 失望， 还是失望。

日子一天天过去，学生并没有忘记老师的苹果，有的还打赌何时老师会兑现承诺买来仙果。有一天，孟夫子由于教务劳顿，营养不良，讲课时晕倒在讲台上被送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