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红卫兵 

红卫兵的兴起

“红卫兵”这个组织，最早是由七名中学生发起成立的。那是在1966年5月间，清华附中的一些同学 指责校方不积极引导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学校领导人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就是反党……又说：请不要忘记1957年的右派中也有学生。校方又规定：每天晚自习后 应立即回宿舍，不许串联聚会。但学生们 继续偷偷地聚在一起商讨。5月29日晚上，卜大华等七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悄悄来到学校附近的 圆明园废墟 聚集。他们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那样组织起来。有人提议小组名称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最后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名称确定后，他们一起宣读《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他们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3岁。 

接着，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各个中学出现。刘少奇、邓小平派来的工作组到校后，红卫兵们很快就与工作组产生了矛盾，并不断升级。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遭到了工作组的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二字怎么解释？”但红卫兵却是有备而来，他们高声朗读一条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 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8月3日，王任重约见他们，带来毛泽东给他们的一封回信，信中说：“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国各大、中学校里。

1966年8月18日，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参加了大会。那一天，从凌晨1时开始，百万红卫兵和群众 开始陆续进入广场，有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 登上天安门城楼，数万红卫兵 登上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9时半左右，毛泽东、林彪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他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一边等待大会的开始，一边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 审阅、修改大会的讲话稿。刘少奇也在休息室里，孤独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默默地吸着烟。   10时正，庆祝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在他的致词中，非常醒目地给毛泽东加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   接着，林彪讲话，他的声音听来有点像是声嘶力竭，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统帅”。这样，林彪又给毛主席加上了第四个头衔。（注：在会后不久，《人民日报》刊登了林彪的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   

接着，周恩来讲话。随后，聂元梓、各地红卫兵代表也讲了话。   在庆祝大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宋彬彬，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 戴到了毛泽东的左臂上。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与清华附中、北京大学、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的红卫兵代表交谈，并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的40名师生代表。  

然后，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检阅百万红卫兵。他高兴地对站在身边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当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带着林彪等人在城楼上走动，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他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军帽，向游行队伍和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致意。毛泽东的这一举动，使得观礼台和广场都沸腾起来，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数万名红卫兵举着《毛主席语录》，一起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呼声震耳欲聋。广场上，游行的群众都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青年学生们流着泪。这种场面，通过广播，感染了全国人民。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这一盛大活动。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师生 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遂于8月31日，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那一天，来自全国各地及北京的五十万红卫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活动从下午3点开始。会上，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央讲话。他号召红卫兵“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周恩来讲话以后，林彪臂戴“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发表了讲话。他要求红卫兵“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下午5时，毛泽东等领导人 走下天安门城楼，分别坐上检阅车，准备进入广场 检阅红卫兵队伍。   毛泽东的检阅车刚刚出了金水桥，由部队战士组织起来的人墙，就被狂热的红卫兵冲垮了。当时，红卫兵们拼命向前冲，向毛泽东的座车挤来。为了排除这一险情，周恩来、汪东兴紧急组织一队又一队的部队战士，从天安门里冲出来 保护毛泽东。与此同时，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 也不断地给红卫兵们做工作，这才疏通了道路，把毛泽东给抢了出来。检阅车回到金水桥前时，天已经快黑了，但红卫兵仍旧不散，还要求再见毛泽东。见此情境，毛泽东又在天安门上停留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夜幕完全降临，这次接见活动才告结束。  
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毛泽东要求对红卫兵的串联要“保吃、保住、保行”，中央据此发出一个通知，规定来京的外地大、中学生、教职员工，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并由国家财政开支生活补助、交通费用，来京以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负担。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的大学、中学的学生、教职员工，就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串联”。大串联的首要目的地就是北京，他们要到北京来 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串联的红卫兵数目庞大，火车严重超载。火车车厢里 挤满了人：茶几上坐了人，椅背上坐了人，走道上坐了人，甚至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坐着或躺着人，造成了车厢里的行李架普遍断裂，各种设备被破坏。到了10月份 毛泽东第四、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以后，更多的红卫兵涌向北京等地，交通运输部门 已经完全不堪承受。在这种情况下，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开始提倡徒步串联。这以后，一支支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联队伍 到处出现。很多红卫兵 步行来到革命圣地，如井冈山、延安。但这些地方 缺乏接待大批访客的条件。如井冈山，本来山上就没有多少人家，结果先后上去了几十万学生，很快就没有吃的了。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着急，马上动员武汉、南昌、杭州等大城市 蒸馒头、做面包、饼干、点心等，并派空军的飞机 空投这些食品。空投前后进行了半个多月。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几个人，另外 有人因饥饿后一下吃太多 而撑死了。   

在北京，一下来了那么多红卫兵，吃、住都成问题。周恩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向毛泽东请求说：“现在铁路、汽车和轮船都很紧张，粮食和住房也紧张，是否可以对串联的人数作一个限制。”毛泽东回答说：“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周恩来就不再吭声了。他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以后，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军队各部门的负责人，再次开会研究。他接着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 进行动员，号召北京市的军民，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要求各部门各负其责，要准备粮食、准备房子，搞好交通。所有的学校、机关、厂矿、招待所和宾馆统统让出来，准备接待红卫兵。就这样，毛泽东又开始接见红卫兵。

11月10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下。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排列在天安门前的长安大街、二环路上，等候毛泽东 乘敞篷吉普车检阅。   在人民大会堂第118厅，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检阅的路线。地毯上摊开放着一张北京市区地图，周恩来 双膝下跪在地图前，向毛泽东说明行车路线。毛泽东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烟，一面听着周恩来 昂起头来解说。

11月25日、26日，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连续两天。在天安门、西郊机场，他接见了250万红卫兵。接见前，西郊机场 在周恩来布置下 连夜施工，在跑道的两侧 各延伸了二百五十米的地带，并且在机场内外 筑路修桥，以便大队人马顺利进出。接见时，飞机场上所有的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真可谓是人山人海。由于人太多，到最后散场时，挤伤了好几十个人，他们被送进空军、海军医院。周恩来带领吴法宪、李作鹏等空军、海军领导人，去医院看望这些受伤的红卫兵。   每次接见红卫兵，74岁的毛泽东都感到很累。他有些吃不消了。到这次接见完了以后，精疲力尽的毛泽东终于说：“不能再见了。”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周恩来才以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 发出通知，要求外地的大、中学校红卫兵 停止前往北京串联。毛泽东总共接见的红卫兵人数 大约在1100万人左右。

在北京的大学中，有五个红卫兵头头最出名，被人们称为“五大领袖”，他们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他们五个人，当时都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们对中央文革的指示 也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

批斗刘少奇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办公室 突然打电话给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指名要其头头蒯大富 在下午2时 到中南海西门去，说中央文革要找他谈话。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受到工作组的批判，被定为右派。蒯大富为此宣布绝食，陈伯达派人 对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自此，蒯大富名声大振，拉起了队伍，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并于1966年9月24日夺了清华大学的领导权。他坚决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行动。   现在，蒯大富按时来到中南海西门，被引导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房里坐着张春桥，他一字一顿地对蒯大富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注：指刘少奇、邓小平），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连连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次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 主持召开誓师大会，发出了“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动员令。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井冈山兵团的五千余人，由广播车开路，举着各种横幅、旗帜，奔向北京市区。在天安门广场上，蒯大富主持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五千余人兵分五路，奔向王府井、西单等闹市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大字报到处张贴，并散发传单。27日，北京各高等院校的群众组织 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等人 用激烈的语言 对刘、邓进行攻击。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 纷起呼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倒刘、邓的狂潮。30日傍晚，中央文革的江青、姚文元等人 亲自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967年元旦，中南海内的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团”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 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红卫兵 设计了一个圈套：假称刘平平（注：刘少奇的女儿）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出来，抓她起来批斗。当天快到吃晚饭的时间，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王光美接过电话，听筒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王光美让另一个女儿刘亭亭 与警卫班长一起 骑自行车去医院。他们刚出门，王光美又让儿子刘源 也去医院看看情况。过了一会儿，刘亭亭打电话来，说姐姐是“粉碎性骨折”。王光美听完，说：“周总理不允许我们出去（注：即不要离开中南海，以策安全）。”刘少奇说：“你不去我去，女儿是因为我挨斗被汽车撞了。”王光美说：“那我跟你一块去。”于是，刘少奇夫妇赶往医院。但是他们刚进医院门，刘源就喊道：“爸爸、妈妈，他们骗你们呢，他们要把妈妈骗到清华大学去批斗。”王光美一听，决然把刘少奇往身后一挡。刘少奇 愣在那儿。王光美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然后使劲推拉刘少奇及其子女，最后是卫士把刘少奇给架走了。卫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这样，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批斗。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在刘少奇家里，两个女儿都哭了。刘少奇说：“不怪你们，是我犯错误了，让你妈妈去作检讨，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妈妈接回来。”第二天，红卫兵按照周恩来的命令 送王光美回到中南海的家里。同时，北京出现了 描述“智擒王光美”的大字报，并立即传遍全中国。

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此前，陶铸已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诬为“最大的保皇派”，贺龙已被林彪点名 说成是“大土匪”。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约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说：“主席，这次我犯了大错误，是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避开了刘少奇的话题，他建议刘少奇 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法国学者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3月21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有关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转交给此前已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作进一步调查。公安部长谢富治 在专案组报告上批示说：“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江青同志。”

4月1日，北京各大报纸 刊登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署名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针对刘少奇，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读后，狠狠地把报纸摔在桌上，说：“假话，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4月6日，中南海的造反派 高喊着口号 冲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住处，“勒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注：刘少奇习惯夜间工作，上午睡觉）。造反派围住刘少奇，用手里的“红宝书”（注：即《毛主席语录》，是袖珍版的，红卫兵人手一册，激动时就挥动红宝书）对他指指点点。他们就戚本禹文中所列的“八大罪状”逐条提出质问。当造反派质问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时，刘少奇一下子发怒了，他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在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啊！这事，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   坐在家门口的“小小”（刘少奇最小的女儿）看到父母亲挨打，非常害怕，“哇”地一声号啕大哭。“源源”（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见状，忙去照顾小小，被造反派拦住。源源怒目圆睁说：“你没看到一个小孩子被吓哭了吗？”   接着，王光美专案组 抄了刘少奇的家，抄走了刘少奇、王光美的笔记本等，共188本。第二天，刘少奇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并抄成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之后，被人撕得粉碎。   在武汉，汪东兴得悉了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事，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后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并让把他的话转告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林彪。   其实，毛泽东早在离开北京去武汉之前，曾在人民大会堂第118房间，召集周恩来等一些老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一起开了一个会，谈他离京后的工作安排时 说：“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  

红卫兵 要组织三十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刘少奇得悉后 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说到这里，他把手中的汤勺猛地摔在桌子上。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在家的几个孩子叫拢过来，缓缓地说：“将来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刘少奇又对子女说：“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经受住委屈，在实际劳动中接受锻炼，人民对我不理解，对你们也可能有些过火的行动，你们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国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与群众有对抗情绪。……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在三十万人的大会召开之前，清华大学的红卫兵 三次审问了王光美。第一次是在4月10日晨６时半。他们事先准备了一件很瘦的旗袍、一串用乒乓球制作的“项链”（王光美在陪同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时，身穿旗袍，戴项链，这被红卫兵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穿戴”），这时要她穿上旗袍。王光美不穿。红卫兵说：“这衣服你一定要穿上！”王光美：“就不穿！”红卫兵说：“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王光美：“反正我不穿。”“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红卫兵们哄堂大笑，说：“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王光美：“这是绸子的，太冷了。”红卫兵：“冻死苍蝇未足奇（注：这是毛泽东的诗句）。不行！都穿上。”王光美：“你们没有这种权利。”红卫兵：“我们就有这个权利！今天是斗争你，我们要怎么斗就怎么斗，没有你的自由。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论收起来吧。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阶级阵线。”这时，“捉鬼队员”硬上，给王光美穿上了“妖衣”。王光美抗议道：“你们武斗。你们违反毛主席指示。”红卫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注：这是毛泽东的语录）……”王光美：“你们用强制手段。”红卫兵：“你穿上这套衣服去印尼与苏加诺（注：印尼总统）吊膀子，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你侮辱了全中国人民。你还想倒打一耙？对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头号大扒手，对你就是要强制。”   然后，红卫兵开始正式审问：“王光美你说，你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看？”王光美：“我主观上还认识不到这个水平。反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主席许多事情委托刘少奇、书记处处理，发生的事他要负责，但现在他靠边站了，不负责了，不当权了。在反动路线时他是走过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红卫兵：“就按你的这种说法，你说说看，刘少奇走过那些资本主义道路？”王光美：“山西老区互助组的批示，是错的，是他批的。合作社发展太快，他求稳，说要慢一点。1962年他对困难的估计过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谬论他是不赞成的，单干也是不赞成的。他那时许多时刻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红卫兵：“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王光美：“刘少奇是讲了很多错话，你们是指他1950年在天津的讲话，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红卫兵：“这么讲，说‘工人就得剥削’是对吗？”王光美：“有些是错的。有的这样讲是对的，有的这样讲不好。这不能脱离环境。比如一个资本家与他座谈，说剥削是罪恶，那开一个工厂就大罪，再开一个工厂罪就更大了。刘少奇说只要对国富民强有好处，开厂剥削，这样的剥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剥削。这是在特定条件下讲的，现在有人砍头去尾地讲这句话。”红卫兵：“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散布对蒋介石的迷信是谁呢？”王光美：“那不只他一个人。根据报纸上的报导，绝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停战协定（决议）上写‘和平、民主’很明显嘛。他现在把责任担起来，勇于承担责任。”红卫兵大笑：“这么他还是英雄了？”   接着，红卫兵要王光美戴上项练，并问：“你说！江青同志叫你出国不要戴项练，你为什么非要戴上？”王光美：“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带别针，没说戴项练的事，但问题是一样的。”红卫兵强行给她戴上乒乓球串，给她打扮后照相。王光美：“你们不应该侮辱我。”红卫兵不理她。  然后，红卫兵问道：“王光美，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怎么看？” 王光美就戚文提出的十一个问题，一个一个地逐次作了回答。   最后，红卫兵问：“王光美，你怕不怕？”（注：当时王光美准备坐牢，将毛巾、牙刷什么的 都带来了。）王光美：“我怕什么？我不怕。”   当天下午1时、傍晚5时半，红卫兵又两次审问了王光美。

7月18日，北京一百多个群众组织的数十万人 在中南海西门外 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围困中南海，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中南海的造反组织 准备当晚开大会 批斗刘少奇夫妻。刘少奇得知后，默默地望着王光美，平静地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被分别揪到 中南海的两个食堂内批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被强按着头，弯腰站在会场前。他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批判持续近两个小时，年近七旬的刘少奇的脸上不断滚落汗珠，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站在他旁边的人，狠狠一掌 把手绢打落。   在武汉，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南海批斗刘少奇夫妻的事，毛泽东让汪东兴 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告诉那些群众组织：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周恩来听了汪东兴的电话后说：“主席的指示我知道了，你最好直接和戚本禹（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讲。”汪东兴就又把毛泽东的话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

8月5日，是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会相呼应，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 在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分别批斗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陶铸夫妇。批斗会分别在这三对夫妻各自的家院内举行。  在刘少奇家的院子里，造反派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作“喷气式”。他们把刘少奇夫妇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的头按下去 向两幅巨型宣传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突然，王光美挣脱了扭住自己的造反派，扑上去抓住刘少奇的双手。刘少奇也紧紧握住王光美的双手。造反派凶神恶煞般掰开了 他们的手，王光美又奋力挣脱，拉住刘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家中的办公室。他立即按铃 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机要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答。8月7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诉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刘少奇的子女也被赶出家门，有的到所在学校接受批判，有的流浪街头。刘少奇独自一人，被看管在中南海住处 福禄居的前院。精神上的痛苦、作息习惯的突然改变、安眠药用量的限制，使刘少奇一个晚上只有一、两个小时能入睡。身体变得越来越弱。

批斗邓小平

1967年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组织 把邓小平夫妇带走，说有事情要问。邓小平夫妇走后，他们抄了邓小平的家。但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原来，邓小平的习惯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处理文件都是 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抄家的人，未免有些失望，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7月29日，中南海一些造反派群众 以开党支部会的名义，批斗了邓小平，宣布从即日起 限制邓小平夫妇的行动自由，并限他三天内交出“请罪书”。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今日上午支部会议的情况料已知道。另，外语学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写出交待，支部限期是三天。对此类事情应如何处理，理应请示主席和中央。电话不便打，我写一封信求见主席，请代为转呈。”在所附的给毛泽东的信中，邓小平写道：“5月见主席时，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并嘱如要见主席可直接写信。我再次写信求见主席，十分恳切地希望能够当面向主席请教。我自觉这个请求是不一定恰当的，但我别无办法，只能向主席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别的同志找我一谈。”但毛泽东那里没有回应。   这里提到的“5月见主席”一事是这样的：5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中，说：“是主席让我来看看你，转达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听后，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正在睡觉的邓小平被叫醒 去见毛泽东。直到黎明时分，邓小平才返回家中。他告诉他的夫人卓琳：主席主要问他30年代离开红7军到上海去的历史情况（注：那时，红7军在广西的起义受到镇压，被迫向江西井冈山转移，途中队伍被打散，邓小平离开队伍，去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并汇报工作）。另外，他告诉卓琳：主席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但态度缓和。

8月1日，邓小平原来的秘书和警卫员都被调走了。中央办公厅派来了一个新的秘书。新秘书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卓琳叫到他的办公室，那里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他声色俱厉地 让卓琳揭发邓小平。卓琳从容地说：“小平同志从来不把工作上和组织上的事对家里人讲，我什么也不知道。至于文件，每天看完后，该处理的当天都处理了，其他的都送中办机要处了，要什么，你们自己去翻吧！”

8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会，纪念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那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 在邓小平的家院内 批斗邓小平、卓琳夫妇。他们把邓小平夫妇从屋里押出来，把他们团团围在院子中间。呼喊了一阵“打倒邓小平”口号声后，他们又连喊带叫地批判了一通，然后再七嘴八舌地质问邓小平。邓小平刚刚辩解了几句，便被粗暴地打断，说他负隅顽抗。群众组织在院内架上喇叭，播放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批判大会实况。批斗结束后，卓琳扶着邓小平走回屋里，看到邓小平脸色苍白，赶紧倒水让他喝，再扶着他躺下休息。  

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另眼看待的，他在1967年7月14日对王力说：“我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掌舵，都离不开周恩来。”   造反派头头也知道 毛泽东对邓小平另眼看待，因此批斗邓小平没有批斗刘少奇那么狠。

张霖之部长的惨死

张霖之，是煤炭工业部部长。1965年初，刘少奇 在与毛泽东争论时曾问：“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1966年12月，江青又点名张霖之是“彭真死党”。于是，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 鼓动中国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把张霖之抓了起来批斗。

1967年1月的一天，张霖之的女儿去矿业学院探望父亲。她在楼道等的时候，听见从楼下传来一阵吆喝声，急忙迎到楼梯口去 迎侯她的老爸。她看到：她老爸正被押解上来，头发被从中间剃掉了一大片，胸前、胸后各挂着一个大木牌，手里还举着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三反分子张霖之”，“彭真死党张霖之”，而“张霖之”这三个字是倒着写的，上面划了个红×。来到关他的房间后，他女儿问道：“爸爸，您还有粮票吗？”当即被造反派 怒声喝住。她不再作声，他也沉默着。 

造反派找来一个铁炉子，用张霖之的铺盖 卷裹在外面，然后用粗铁丝 挂在他的脖子上。张霖之的后颈被勒出一道血印。造反派要他站在凳子上，双手高举木牌。张霖之坚持不住，摔了下来，造反派再将他拉上去。   接着，来自汾西矿务局的几个人，弄来一个重30公斤的钟型铁帽，把它扣到张霖之的头上，作为高帽子。张霖之的头颈 无法承受这样的重量，被压倒在地，昏死过去。1月21日，张霖之被拉去游行示众。此时的张霖之 已经无力抬头，头垂得很低。回来后，造反派让他站在一个凳子上，然后踢倒凳子，使站在上面的张霖之摔到地上。他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晚，驻校进行军训的解放军军官开会，有人说张霖之有自杀的苗头，要大家“注意两条：第一，提高警惕，防止张自杀发生意外；第二，把洗漱室晒衣服的背带解下来，不然张用解放军的背带上吊自杀影响不好。”第二天早上，看守发现张霖之吊死在房内，终年58岁。造反派说：张霖之是畏罪上吊自杀，“自绝于人民”。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落了泪。他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对造反派说：“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四十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他指示公安部验尸、调查。   尸检人员在一间小房子里的水泥地上 看到了张霖之的尸体：赤膊，下身穿棉毛裤，脚穿着棉鞋，没穿袜子。验尸结果是：全身青紫，口微张，背后有三十多处伤痕，脖子上有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血痕尚在，前额偏左处有塌陷。没有进行尸体解剖。尸检报告的结论是“缢死”，至于是他杀还是自杀，则说“不在调查之列”。 

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上，周恩来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此后，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 保护各部委负责人。他以召开生产会议的名义，将各部部长集中到中南海，并吩咐安排房间让他们休息。他还规定：批斗部长 须经国务院同意，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水电部部长刘澜波 感叹地说：“霖之同志的死救了我们大伙。”

七机部部长王秉璋 向林彪汇报工作时，从文革的混乱 讲到张霖之的死，林彪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  

【附注：1970年７月底，周总理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作出了《关于张霖之死亡问题》的决定：“大家一致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注：作出这个决定时，戚本禹已被打倒）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的家庭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对待。”   1973年冬，在邓小平家中，张霖之夫人李蕴华 向邓小平叙述了张霖之被诬陷、迫害、惨死的全过程，她说：“霖之同志已不明不白地死去六、七年，还未得到公正结论，担心久拖不决，没有结果。”邓小平说：“霖之同志是好同志，我们不会忘记他；霖之同志的问题我会管，不会没有结果的；你不要着急，水到渠成嘛。”1975年10月８日，邓小平已复出，煤炭工业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为张霖之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明确否定了强加给张霖之的罪名，要求为其恢复政治名誉，在死因上指明是“蓄意杀害”。邓小平批示：“同意，照发。我参加追悼会。”28日下午，张霖之的骨灰安放仪式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为张霖之等八人举行联合追悼大会。次年初，追悼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邓小平主持了追悼会。   1992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 向张霖之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书》。他的夫人李蕴华表示：“我们全家之所以长期坚持为霖之同志争取烈士荣誉，是为了使他的牺牲得到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是为了告慰霖之同志的在天之灵。我已离休，自有国家照顾，我的子女自食其力，各得其所，无须国家照顾。因此，我们只领取烈士证书，不要烈士抚恤金。”   张霖之死亡的那天晚上担任看守之一的一名造反派，后来被分配到河北邯郸峰峰矿务局机械总厂工作。他只要一听说 上面来人调查张霖之死亡一事，就浑身哆嗦，后来得了精神病，死了。】

彭德怀被打断肋骨

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航空学院批斗。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名叫韩爱晶，是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参加批斗的，是几十个红卫兵，他们连声呵叱：“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彭德怀答道：“打日本鬼子呗！”红卫兵说：“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彭德怀答：“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韩爱晶厉声喊道：“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说：“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全场沸腾、高呼：“打倒彭德怀！”韩爱晶一拳 将69岁的彭德怀元帅 打倒在地，手下的红卫兵一拥而上，对彭德怀拳打脚踢。彭德怀满脸是血，他抬起头来，刚想说什么，一个红卫兵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倒了下去，他的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彭德怀忍痛喊道：“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七十岁的人！”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七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红卫兵，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下午5时50分，半昏迷的彭德怀被架回囚室，勒令他写“认罪书”。第二天，彭德怀起不了床，被送到第267医院检查。他的病志记载着：“胸部正位相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等单位的造反组织 连续“揪斗”，其中六次是在万人大会上，七次为“游街”。在被“游斗”中，彭德怀几度昏迷。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右半身麻木。   从8月16日开始，彭德怀再度被连续“批斗”，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等单位 召开批斗大会，共十二次。到1967年末，彭德怀被隔离审查，此后没有被打。

“揪叛徒”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康生指使这些组织 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线索；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 到各地查阅机密档案。

在这场“揪叛徒”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老干部，他们被认为是“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9月16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这个“薄一波叛徒集团”在历史上是这样的：1931年的时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共党干部被捕后 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长期地与敌人作坚决斗争。1936年，日本侵蚀我国华北。如果日军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中共北方局的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对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说：这几十名干部 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因此出不了狱。刘少奇认为：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于是，刘少奇、柯庆施 向中共中央建议：让这些同志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这样，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根据这一决定，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 出狱。这批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是高级领导干部。   1966年11月，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跑到西安，与西安的“炮打司令部战斗队”一起，揭发刘澜涛1936年“自首出狱”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3日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周恩来阅电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西北局的复电：“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电报拟好后，周恩来送毛泽东批发，并附短信注明：“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周恩来还在信封上写上：“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划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照办”两个字。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改变了看法。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据此，中共中央于3月16日下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打成“叛徒集团”。对此，江青很是高兴，在4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兴高采烈地说：“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军队里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林彪在军委会议上表示：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基于林彪的这个意见，军委对军队院校 如何进行文革 作出了规定：只进行正面教育，只在本单位内搞“四大”，不准搞串联。   但是，自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也涌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里去 要求允许他们进京 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并要求给予他们 与地方院校一样 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   中央文革把他们的意见，端到中央的碰头会上来 ，问道：“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林彪让叶剑英 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看看究竟该怎么办。在会上，大家提出 军队的院校师生进北京来见毛主席 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同地方的学生搞串联，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并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的师生可以分期分批地来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是接见以后，必须马上返回原单位；第二、来北京以后，一定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且一定要有领导带队；第三、来京以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  
于是，大批的军队院校师生涌入北京；但他们来了 就不肯回去了。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他们首先冲击国防部。国防部在北海公园一带，与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单位在一起。1966年11月上旬的一天 凌晨3时，军队院校学员们 突然包围了这几个军事机关，叫嚷着要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说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天，学员们在殴打了警卫战士之后，冲进总参大院，赖在里面不走，非要把李天佑揪出来不可。面对着这种局面，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 向林彪提出：问题是严重的，必须进行严肃、果断的处理，否则会对统帅机关的安全和战备工作，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他们建议：命令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头头；对冲进大院的学员，要他们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林彪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相反要求对学员们 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的方针；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对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谢镗忠等 全军文革成员，先后出来讲话，想动员学员们离去，但都是讲不了几句，就被学员们呼喊的口号声 给压了下去。最后，还是中央文革的张春桥、戚本禹 拿着陈伯达的一张便条 到了现场，向学生们宣读。陈伯达在便条上写道：“我听说你们冲进了国防部，心里很不安。国防部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地方，你们冲了不好。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但是你们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希望你们很快撤离国防部。”听了陈伯达的这几句话，学员们虽感到很意外，也很不满意，但是无人敢提出异议。不久，冲进国防部大院等地的军队院校学员们陆续散去。
从1966年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 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不但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在京军事机关都被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首先进住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占领所有的办公室、礼堂、饭厅，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机关的领导干部。另外，他们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 “炮轰”、“火烧”领导干部，并且抢档案。他们把几乎所有的军事领导机关 都搞瘫痪了。

经林彪同意，军委于1966年11月13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召开一个十万人的大会，动员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员 撤回本单位去进行文化大革命。大会由总政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主持。大会正式开始后，萧华首先请陈毅元帅讲话。陈毅在讲话中说：“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们片面地理解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你们的行动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本意。”陈毅讲完后，贺龙、徐向前、叶剑英三位元帅讲话。台下面有千把人，不满意几位老帅的讲话，在那里乱喊乱叫。萧华、刘志坚见此，立即宣布散会。
11月29日，总政治部又在首都工人体育场 举行了一次军队院校来京人员的大会。在大会正式开始前，周恩来来到会场，他绕场一周，与参加大会的军队院校人员见面。这次大会仍然由陈毅首先讲话，他说：“我接触过一些同志，他们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反而打中了同志。他们的作法就是简单化、扩大化。我对他们说，你们的作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现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掌了大权，还不整死人？将来还了得呀！我就是这样讲话，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但这是老实话、真话。”陈毅讲完话，叶剑英讲话，他说：“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但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严重的错误么？”

东、西长安街贴遍了“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中央文革认为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并通过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 一次又一次地要陈毅、叶剑英作检讨。   过了几天，中央文革准备也同样在首都工人体育馆 召开一次十万人大会，以地方学生造反派为主。他们点名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和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 出席大会。为此，叶剑英召集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 到他家里，看看究竟去不去参加会议。叶剑英本人主张去。   但与会者 都劝老帅们不要去，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去就是挨批挨斗，而且很可能会有体罚、人身侮辱；但可以让我们这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人去。可是，叶剑英不同意 由大家代老帅们挨斗。就这样，一直研究到午夜，也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来。于是，叶剑英去向林彪、周恩来请示。林彪这时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周恩来则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否决了这个大会，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还责备江青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江青没有办法，只好通知，这个大会不开了。大会取消了，使得学生们在工人体育馆 白等了一天，挨了一天的饿，火冒三丈。他们回去以后就大写特写 炮轰、火烧、打倒几位老帅的大字报。中央文革仍然坚持要叶剑英作检讨，说：“大会可以不开，但是必须在一定的会议上作检讨。”他们让刘志坚准备一个检讨稿子，要叶剑英在会议上念。   这样，在1966年的除夕之夜，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礼堂召集了一个会议，有两千多人参加，由叶剑英作检讨。他还没有念完检讨稿，下面的一些人就轰起来了：一排排的学生手持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见此，刘志坚等人 赶紧保护叶剑英 从后台走了。会议就这样散了。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关于会议的情况立即反映到了林彪那里。林彪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叶剑英在会议上作检讨，还是遭到了学生的围攻。”毛泽东说他事前不知道这个会议，当即表示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事后追查下来，中央文革、江青说 这个会议是全军文革刘志运坚搞的。1967年1月4日，刘志坚被江青点名，撤销了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不久后遭隔离审查。   刘志坚被打倒后，全军文革就没有了组长，加之一些成员也靠边站了，使得全军文革瘫痪。为此，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位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她建议，由徐向前元帅来接替刘志坚的工作。她还告诉林彪，她的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江青又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员关峰 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林彪答复说：“好，行。”事后，他又直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果然答复说：“可以。”

在全国各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 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一些将领被挂黑牌、画鬼脸。1月中旬，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很快，总政机关大楼里 就贴满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陈伯达又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说：“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很多军队干部 被揪斗。南京军区就有八个领导被揪斗、被罚跪；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为了免得被揪斗 跑去了大别山的一个军事基地，并警告说：如果有人敢来揪他，他就开枪。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说：“首都‘三司’的学生跑到福州来胡闹，弄得战备工作无法进行。如果再这样搞我，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军委领导请示林彪并得到同意：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在全国各地的负责人 接到北京来 保护起来。1967年1月上旬，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 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规定：不经过他、叶剑英、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准返回原单位。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 开了三个月，共制订了十七个文件。所有的文件都体现一个精神，即稳定军队。会议代拟并被采用的第一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该文件写道：“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家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文件经毛泽东批准后，于1967年1月14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  第二个文件是《中央军委命令》，共八条。该命令规定：军以下、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 都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在那些开展文革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另外，又规定一切外出串联的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它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   这个军委命令的八条内容，是林彪提出来的。那是在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来到林彪的住地，汇报了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林彪听了，连连点头。他当场口述了稳定军队的意见，共九条。后来，林彪又请叶剑英、聂荣臻来毛家湾，一起商议这九条。这个九条，后来整理为七条。这七条意见，送到军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可是，参加会议的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 不同意这七条，与叶剑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会后，叶剑英打电话给林彪，说是不是想个办法，找一下毛主席吧？这样，林彪立即带徐向前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这七条，并提议再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一条，这样成了八条。当毛泽东在文件上写完他的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之后，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军委八条》下发以后，冲击解放军的歪风被刹住，对保障整个军队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众多文件中，《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是一个例外。林彪对军队的文革，有个原则 是军队不介入地方的运动。但毛泽东于1967年1月21日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说：“林彪同志：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第二天，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那个决定，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也就是正式介入地方的运动了。此后，解放军的“支左”任务，又扩展为“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五项，即“三支两军”，这样 军队就全面介入了地方的运动。

周恩来保护民主人士

“民主人士”是对共产党外的著名人士的统称。章士钊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参加辛亥革命，又出任 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49年曾是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章士钊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曾借给毛泽东 数百块银元 做活动经费。建国后，每年春节的前两、三天，毛泽东都派秘书 往章府 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直到章士钊去世。 

1966年8月29日晚10时，章士钊家来了一群红卫兵，约有二、三十名，有男有女，都身穿军装式服装，戴“新北大红卫兵”臂章。他们直奔客厅，一个女红卫兵 喝令章士钊 到院子里去。家属在旁求情，说他年纪大了，晚上外面风大，是否有话就在屋里说。来人哪里容得，不容分说 抓起章士钊就往院子走去。在院子里，红卫兵历数章士钊的“罪状”：说他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是老混蛋，并命令他低头认罪。章士钊不肯低头，他们就强按他的头。接着，几个红卫兵拿出《毛主席语录》向他念了几段，并宣布其罪状。章士钊不说话，双方相持了一会儿，有个红卫兵发出命令 要他站好 不许动。然后他们回到客厅，开始“破四旧”的行动：他们到处乱翻，把很多珍贵文物、古籍、线装书 扔满一地，随后拣起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 如信件等后，撤走了。临行前，贴了许多封条，大门处贴了侮辱性的对联、横幅，并警告其家属，不许撕掉。
红卫兵走后，精疲力竭的章士钊 回到屋里，躺在床上，休息半小时后，到书房 给毛泽东写信。他在信中向毛泽东报告：北大红卫兵到他家里来批斗他，并抄了家，他请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阅后，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看后，马上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是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到章家，负责保卫工作，劝阻可能发生的红卫兵再次抄查；三是秘密将章士钊 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以保其人身安全。几天后，章士钊收到毛泽东的回信：“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既然毛泽东说了 章士钊“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乘机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1）（人大）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国家）副主席（2）部长、副部长（3）政副（注：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4）国副（注：国务院副总理）（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6）两高（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宗仁）”然后，周恩来开始落实对这些人士的具体保护措施。9月1日，他指示解放军301医院：准备接收一批特殊的“病人”。他派人 将被保护人从他们的家中接出，用假姓名住进医院。到医院后，由解放军战士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院人员 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张治中、章士钊、程潜、蔡廷锴、李宗仁等都是用这种办法保护起来了。   但是，傅作义、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等人因各种原因 不能离家。对此，周恩来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穿便衣，臂带红卫兵袖章，到被保护人的家中执勤，以阻止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周恩来又让当地派出所予以配合，与被保护人所在的机关联系。   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居住在上海。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劝她住到北京来。宋庆龄到北京后，周恩来安排她住进 北河沿46号，这是清朝的一个王府。周恩来把自己身边值得信任的人 调到宋庆龄住处，主管宋庆龄的各项事务，以确保她的安全。后来，当地派出所 向红卫兵透露了宋庆龄的住址。这样就有红卫兵来冲击她的住所大门。周恩来得到消息后，马上通知取下住所门牌, 同时增加解放军保卫, 并派出一位处级干部 坐镇在那里。周恩来又亲自找红卫兵谈话，给他们讲 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合作战斗的历史和贡献等，说服教育红卫兵尊重宋庆龄，不许蛮横无礼。经过他的工作，终于平息了上海、北京两地红卫兵 冲击宋庆龄住宅的风波。但不久, 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起来造反了：她的警卫秘书 要她跟大家一起吃大伙房的饭菜，并要她自己排队买饭菜；有人还提出 要剪掉她的发结, 说这是封建的残余。（注：宋庆龄一直梳着发结, 这是她母亲的遗命, 宋氏三姐妹 都终身梳着发结。）警卫局知道后, 立即解除了这个警卫秘书的工作，她家里的公务员也陆续换掉了。这以后，宋庆龄家中就平安了。

章士钊在301医院住了三个月后，红卫兵“破四旧”运动（注：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已过了高潮，于是他返回家门，又过起他那悠闲的生活：读书写字，并整理《柳文指要》手稿。   1967年春节过后，街上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对此，章士钊甚感不安。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少公主席座右：……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注：润公即毛泽东）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予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己，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人卜人以共见。……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责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铃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今外间之所崎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踞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豹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政绥   章士钊谨启”但章士钊不知道 刘少奇有没有收到他这封信。

章士钊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接着说：假若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少奇，等等。   章士钊的信送出后，隔了三四天，毛泽东回了一封信：“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三月十日”后来毛泽东派人把刘少奇的材料（属党内机密）送来 给章士钊参阅。章士钊看了以后对家人说：“对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置他于死地。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无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之后，他便集中精力从事著述，不再问政。

周恩来保护老干部

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 新华社送审的 新闻报道稿“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该稿有三处 点名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括 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人。他在这三处 都画了双线，然后将该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毛泽东审阅时，把这三处人名勾去，并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 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12月4日，周恩来得知：在江青、戚本禹策动下，一伙造反派 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等人。他当即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 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 向有关红卫兵组织 打探被抓人的下落。在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这种绑架行径，要求红卫兵组织：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领导同志立即放回。随后，他又指示卫戍区制定保护方案，保卫好他们的安全。经周恩来批准，卫戍区把这些干部护送到了安全的住地，如解放军驻地、京西宾馆、医院等处。

12月24日，周恩来得悉：北京航空学院等校的红卫兵 将去四川，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揪彭德怀进京。他立即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 与红卫兵一道 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30日，周恩来得知 国家经委造反派 将前往广州 揪薄一波回北京后，电告中共广东省委，应由军区派部队 按照护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薄一波来京。

1967年1月3日、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同军队院校、文艺单位造反派的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 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他严肃指出：把叶、陈当作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大会不能开。由此，造反派不得不答应 会议延期。

1月8日凌晨，周恩来接到报告：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中央领导人。他把造反派 召集到人民大会堂，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严肃指出：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你们要揪斗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的，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   同一天，周恩来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有些造反派 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时，周恩来当即背过身去，以示抗议，并且严肃指出：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

1月中上旬，周恩来得知 造反派准备抄陈云的家的消息后，立即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前去制止。接着，他让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把陈云从新六所 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4日，就安徽、贵州的造反组织 要求把钱瑛（曾任安徽、贵州省委书记，现在大常委会工作）揪回省里批斗一事，周恩来批示：“暂不必去安徽、贵州”。   25日，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的代表时，周恩来强调指出：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弃，要留一些“长”字号，保证业务畅通；否则，你们会走向反面；不打招呼，自由捉人，把那些部长随便揪走，这不是我们提倡的办法。他还说：穆欣不能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说叶季壮与黑帮有关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26日，在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时，周恩来强调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他说：余秋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在大庆艰苦创业，到“小计委”后，搞计划工作有成绩。他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需要他；主席讲过多次 余秋里要保。   在余秋里被造反派批斗期间，周恩来每次都派联络员跟随，并让联络员事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间即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把人抢走。   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造反派代表，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  29日，周恩来的联络员刘西尧 被二机部造反派扣留。周恩来得知后，嘱咐秘书告诉二机部九院的造反派头头：不能扣留刘西尧，中国科学院的事，还要他去办。   31日，周恩来就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需要治病 将被接来北京一事 批示道：“告叶剑英，赞成将秦基伟接来北京。”   2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时，批评他们对领导干部 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游街等变相体罚的做法。他严肃指出：不能认为各部委、各省市的负责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代表人物。他问道：假如各省、市统统都是“黑帮”，那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又体现在哪里呢？他还明确表示：谷牧不是“黑帮”，他在国务院有工作，不要揪来揪去。在讲到大庆油田时，他说：大庆最近很乱，反对余秋里，反对王铁人。我很着急，恨不得飞去看一看。

2月19日，周恩来收到一封信，是由“新北大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总部”、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等造反派组织组成的“斗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 ”写来的。信中要求 在2月26日、27日 召开“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信中还列出准备 于27日“揪出来示众”的28人名单：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吴晗、林枫、蒋南翔、陆平、彭云、张洁清、陆定一、周扬、吴冷西、林默涵、许立群、熊复、夏衍、严慰冰；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苏振华、徐子荣、郝治平、杨尚昆、安子文、曾三、李伯钊。   周恩来看了来信，在这些人的名字下 划了横线，并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请派人一询，这个筹备处要揪这么多人出场，是否在斗、批上有利？”当时受命保护彭真等领导人的人身安全的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后来回忆说：“造反派要批斗彭真，也是一两万人的大会，总理不给。江青批评我们，说什么你（注：指周恩来）保护的人光开红灯不开绿灯？总理没办法了，对我说：给他们吧。但你们要保护。怎么保护呢？周总理说：你们找一架直升飞机，在东郊体育馆外面找一个场子，上面用布盖起来。什么都准备好，驾驶员在门口坐着。万一这一万多人要冲，你们挡不住，就把彭真拉上飞机弄走。”

全国很多地方的党、政、军的高级干部 遭到围攻、揪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人商量后，提出一个 拟给予保护的省部级领导人的名单，报毛泽东，得到批准。这样，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二、三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 轮流住进中南海，并且把当时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江华等一些大区的书记，以及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将他们安排到京西宾馆、301医院、南苑警卫第4师驻地等处，并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力量，对外则严格保密。后来，用同样办法，保护了 许世友、陈再道、皮定均、宋任穷、黄克诚、余秋里、王震、李达、罗瑞卿、刘志坚等老干部。1967年2月间，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江华等几个人 住在京西宾馆，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分别前去看望了他们。这些老干部对国事忧心忡忡。李先念气愤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边走边说：“阶级报复、阶级报复！”谭震林的话更加直截了当：“文化大革命成了葬送老干部的运动”，他说文化大革命“搞坏了”、“搞糟了”。

周恩来明显地消瘦了。他的身体状况让人担忧。1967年2月3日，他的秘书、警卫人员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周恩来的办公室的门上：“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大字报贴出后，另有二十多人也在上面签了名，他们包括：常到周恩来那里的中央领导人 如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后来，周恩来夫人邓颖超 又在大字报上面加贴了一个小条，上面写着几条具体意见。   周恩来在大字报上面 批了八个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后来他曾无奈地说：“我不能休息。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情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周恩来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1967年夏，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有一次，周恩来对一位老干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