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王宇恒插不上嘴，李老师见他专注而又迷惑的样子，又进一步阐述：“向外界的索取大多是物质类的，所以因资源有限而具有排他性，总要通过非此即彼的竞争、斗争、战争来解决。而人们争得头破血流所占有的物质，在很多情况下不过是个精神载体，人们在吃饱穿暖、基本生存得以解决之后，还要通过物质追求的方式来获得精神满足，精神满足就有其虚幻性，是可替代的,不是离开它就活不了。 而向内心索取的大多是纯精神类的东西，因其虚幻性而占据资源少，惠及空间又可以无限增大，可以与他人分享、共享。比如你看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或听一首好歌，总会乐于向别人推荐，也并不会因为别人的分享而使你受到损失，反倒可能增加你的快乐，没有排他性，而书或磁带的成本是极低的，可以无限复制，电影可以反复放映，只要有人看。纯精神类的东西因为是无形的，所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制约，不同地域的人可以同时享用，不同时代的人也可以共享。一座城市、一个政权可以毁灭、消亡，而一首诗歌、一部名著却可以不朽。 艺术、科学、思想、文化，这些大多是向内心索取的成果，是创造性的；而竞争、战争这些向外界索取的必要手段，虽也能间接激发创造性，但存在着大量的破坏、伤害和损耗，对自然界的开发、扩张也接近了极限。在满足了基本生存之后，我们能否适当调节索取方向，由外转内，用纯精神手段取代物质手段，使人与人、人与自然能和谐共生？当然人与人之间的争斗短时间无法消除，世界没有达到大同，人类内耗的巨大损失就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苦大多来源于此，乐也大多来源于此。为了个体生存，大自然毕竟赋予人以竞争的本能，比如征服欲、暴力欲、占有欲、名利欲等等私欲，满足就有快感，只要有现实土壤就会滋生；但人类同时又是群体动物，大自然又赋予了另一些群体动物的本能，如团结、友爱、互助、同情心等，人们从中也能获得满足、快乐；而人类自身又衍生出独立于物质追求和生理满足之外的强大的精神世界。以上的种种欲望很多是互相矛盾的，人们也是根据每个人各种欲望的比例来评价他的好坏高低，个体发展与群体和平也总是矛盾的。不管是个人也好，全人类也好，如何在这诸多矛盾的欲求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 第二篇 59 李老师这种形散而神更散的漫谈，令王宇恒的思路连滚带爬，勉强跟上。李老师没有心思进行严密论证，所以联想多于逻辑。王宇恒总算从混乱的思路中理出一个问题，问李老师： “您说西方人向外界索取，而科学是向内心索取的产物，但西方近几百年的科学成就远超中国，而中国这几百年也没见向内心索取出什么成果。” 李老师说：“这个问题提的好。西方的科学取得成就，很大程度是源于向外界索取的需要。做为科学家本人也许不是，他们在向内心索取的过程中能得到极大满足和乐趣，但对一个国家或企业来说，要生存和扩张，就会有科研的实用需求，并提供有利的体制和环境。向内心索取做为过程和手段，哪里都有，但因动机不同，方向和结果也都会不同，我们要区分的是目的。比如火药，中国人发明后仅用在自娱自乐的鞭炮上，而西方人却用在征服他人的武器上，做为向外界索取的工具。前者的用途是喜庆，后者的用途是杀戮。 至于说中国近几百年所取得的精神成果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一个民族的整体思维是有其局限性的，在与外来文明碰撞之前很难打破这种思维惯性，总是在一条路上越走越远，在一个圈子里越挖越深，而想不到还有另一个圈子另一条路。中国古代不论在思想上还是体制上，都是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拿今天的话说就是重人文、轻理工，认为前者是治国立世之大策，后者都是雕虫小技，和现在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正好相反。这并非中国人不务实，却恰恰是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思想，因为几千年前孟子就提出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的，研究如何治人的，是劳心者做的事；而科技工作者是研究物的，是劳力者，顶多是高级蓝领，在古代没有前程，科举也不考自然科学。而且前几千年人类的科学进展整体缓慢，也确实不能使一个国家的命运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被重视也有其道理。 即使是现代社会，搞人的也总是高于搞物的——人就是最高级的物；政治家肯定统治着科学家——科学家也是人；搞艺术的也比搞科研的更容易出名，因为艺术是直接针对人的，是征服人心的。”